元嘉之治，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年号元嘉），宋文帝在继承和延续宋武帝刘裕生前推行的多项改革政策的基础上开创的一个盛世，因其政治较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终于有所恢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

宋武帝由于出身底层，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于是，刘裕从他掌权到称帝前后，推行了多项改革政策。422年，在位仅三年的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因“嬉戏失德”而遭到杀害，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宋武帝的治国方略，在位三十年间，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开创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经过宋武帝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在450年的第二次元嘉北伐中，刘宋王朝“北伐败辱，数州沦破”、“诸将奔退，莫不惧罪”、“百守千城，莫不奔骇”，军事上的溃败，导致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遭受北魏远征军的蹂躏。死去的人，不可胜数。活着的人，家园被付之一炬。长江以北的六州之地一片荒芜，就连树苗都难以找到了。为了防止这些由富转穷的地方发生民变，刘宋王朝几乎倾尽所有的国库财产都难以供应江北六州的稳固统治，所以，刘宋王朝还对其他地区大幅度地征收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故而，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第二次元嘉北伐的失败，导致“元嘉之治”衰败。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此次战争为“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但是，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败于太子刘劭弑杀文帝后，刘劭之乱标志着经宋武帝和宋文帝两代人的努力才构造的士族、庶族、宗室互相制衡以及中军与外军互相牵制的平衡体系被彻底打破。

宋孝武帝即位后，对元嘉时期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力图恢复宋文帝元嘉时期的繁荣。但作为一种政治局面的“元嘉之治”已经一去不复返。

政区方面，宋孝武帝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豫三州。

宋武帝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在政治上，他体恤民情，集权中央，整顿吏治，重用寒门，以策试选拔官吏，弥补九品中正制的缺陷，废除苛法，轻徭薄赋，赈济穷人，打击豪强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还地于民。主持“土断”，并精简许多侨州郡县，扩大政府的赋役对象。同时，发展教育，大力笼络文人，弘扬文化，广收图籍和书籍。

宋武帝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

宋武帝即位后，进行了改革。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官制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

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在军事上，由于宋武帝在晋末南征北讨，平定孙恩、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军阀势力，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国，使刘宋疆域的北部防线到达潼关、黄河一带，为江淮流域的百姓休养生息提供了北方大片缓冲的屏障地带。

这一时期，刘宋与北魏虽多次交战，但在450年之前，宋魏交战都是发生在北方的河南地区，其他地区则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宋武帝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此外，还减轻杂税、徭役等。宋武帝对政治、经济的整顿，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宋武帝去世后，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宋文帝继续实行宋武帝的治国方略，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逋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于是，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宋孝武帝在经济方面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制封山占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

史学上，这一时期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并称为“史学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最为著名。史书记载，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三国志注》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该书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文学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笔简洁俊秀，记录了魏晋人物数百位，后者无出其右，成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之作。“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范晔穷尽二十年心血所著的《后汉书》，因为资料翔实，文才横溢，被后人称为“良史”，并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此外，书画、围棋、佛教、道教等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给后世都留下了极大的影响。

科技领域，宋政权虽然短暂，却同样留下了灿烂的光芒。

医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文帝时，政府设置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专门负责医学教育工作。宋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制成《元嘉历》，此历法比以前的历法更加精密，推动了中国历法的发展。

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刘宋末年的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他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7位，这一杰出成就领先了欧洲1000年之久，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此外，他还制造了指南车、发明了使用机械开动的“千里船”，还有他发明的“水碓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元嘉之治的衰败，主要始于宋文帝刘义隆晚年的第二次元嘉北伐的惨败（450年）。在宋文帝的第一次元嘉北伐（430年）时，刘宋军队仅仅是失利而还。而在第二次元嘉北伐（450年）时，不仅仅刘宋军队遭受惨败，就连刘宋的的核心统治区都被北魏远征军给摧残得悲惨至极。

虽然宋文帝的第一次元嘉北伐，但规模并不大，时间也较短，那次宋魏主要是在相互争夺河南地，并未波及淮北、淮南和江南，缘由在于：当时北魏并未统一黄河以北，且受柔然和吐谷浑的牵制，还没足够精力和兵力侵犯刘宋的淮北。

而对于宋文帝的第二次元嘉北伐，后世史家大多认为，宋文帝倾全国之力在时机并不成熟，尚未准备充分之际，且受纸上谈兵的王玄谟蛊惑，贸然发动第二次北伐，又在人事布置和调兵遣将上失误，冤杀一代名将檀道济，自毁长城，士气大跌，引起北魏大规模反攻，是导致国力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就有了饮马长江的志向。

450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定南北朝走向的大战争。三月，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刘宋将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七月，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不克，后来被魏帝拓跋焘击溃。西路的梁坦等人，被魏将拓拔仁击溃。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十月末，魏军兵分三路，去饮马长江，并在沿途对刘宋国土大肆烧杀。一旦遇到不能迅速攻克的坚城（例如，徐州刺史刘骏所守的彭城）就绕城而去，继续军锋向南，大纵深穿插刘宋国土。一路上，刘宋军队“诸将奔退，莫不惧罪”、“百守千城，莫不奔骇”。一些幸存的宋军将士只得龟缩在几座非常坚固的城池里，来据城防守。十二月初，拓跋焘抵达瓜步（江苏六合县境），拓跋仁抵达江西，拓跋那抵达广陵，这三路北魏远征军几乎同日到达长江，并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然而，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而且有很多水土不服的魏军将士染上了疾疫，于是，北魏远征军在451年一月，从长江沿岸退走。

北魏远征军在退军途中，听闻盱眙有积粟，欲抢粮北归，于是围住盱眙，魏太武帝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近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克，并且“疾疫死者甚众”，只好忍辱退走。

这次大战争，东汉十三州，宋占7.5州，魏占5.5州，宋的国力占优。但是，刘义隆的战争决策太过仓促，“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所以，刘宋失败，而北魏获胜。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刘宋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

北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杀宋民异常残酷，少数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运，多数人都被杀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

这次大战争，在正史中，是公认的魏军胜利，宋军失败。这场战争的胜方、败方，早已被刘宋一方的《宋书》给明确定义了。

北魏远征军此次南征，并不打算占据刘宋的江北之地，而是要用烧杀抢掠的手段来削弱刘宋的国力。所以，北魏远征军在刘宋统治区展开了选择性杀戮——杀壮留弱、杀少留老。1.杀壮留弱，也就是“丁壮者即加斩截”，坚决杀死强壮的宋人，可以让体弱的宋人活着。2.杀少留老：也就是坚决杀死少年、儿童，可以让年迈的老人活着。这样的选择性杀戮，大量削弱刘宋的生产力，使得刘宋在20年之内都缺乏充裕的壮丁，而且保持人口结构老龄化长达20年，增加刘宋的赡养负担。所以，这种功利化的选择性杀戮，使得魏兵一见丁壮者立即就杀，有的魏兵还会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再加上烧掠，刘宋的长江以北的六州之地，都遭受大破坏，一片荒芜。

《魏书》高调赞扬着北魏远征军的这次选择性杀戮：“其江北之民归隆者数十万计。凡克南兖、豫、徐、兖、青、冀六州，其军锋杀掠不可胜算。”

《宋书》也表达了幸存者们在战后的处境十分艰难：“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

刘宋从此国力大损，核心统治区的大片土地被北魏远征军摧毁。北魏远征军虽然死伤过半，但北魏御敌于国门之外，北魏远征军长驱直入，将战火烧到繁荣发达的刘宋腹地。至此，曾经的南强北弱形势（东汉十三州，宋占7.5州，魏占5.5州）在此战之后被彻底扭转。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地大规模用兵。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元嘉之治，是南朝刘宋在宋武帝刘裕和宋文帝刘义隆这两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下所创造的盛世。元嘉之治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

《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