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936年—947年），是五代第三个政权，从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十一月石敬瑭受契丹册封为帝，到契丹于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契丹会同十年）灭后晋，一共经历了两帝，共11年，初定都洛阳，后迁都开封。

关于后晋国号由来，胡三省云：“石氏自代北从晋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晋阳，契丹遂以晋命之，故国号为晋。”故辽太宗在册封石敬瑭为帝的册文中也提到：“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也即强调了地域因素。

从契丹方面来说，“晋”除了地域因素之外，还代表着“晋王”，也即李克用和早期的唐庄宗李存勖。而相较于之后的后唐而言，这是一个与中原政权更为友好的时期。契丹在与庄、明二帝的战斗中屡屡失利，损失惨重。可以想见，其对唐庄宗所建之后唐充满敌意。对比之下，当年与晋王李克用把手结义的时期也就显得弥足珍贵。“晋”这一名号，对于契丹而言，也就更为友好亲切，辽太宗将其赐予石敬瑭，也是希冀双方缔结如同当年辽太祖与李克用那样亲密的盟约。

而对于石敬瑭而言，“晋”这一国号，除代表起家龙兴之地以外，亦是其自身姓氏的发祥地。此外，石氏先祖的籍贯还与国号产生了联系。石碏为卫大夫，居于卫地，石奋则是居于河内温县。而提及河内温县，恰是司马晋国号之由来，胡三省注《通鉴》云：“司马氏，河内温县人。……以温县本晋地，故以为国号。”那么既然司马氏能因河内郡望作为自己国号由来，石敬瑭自然也可因袭前例，国号与其攀附之先祖形成了统一。

后晋高祖石敬瑭是沙陀人，家世贫寒，连姓氏也没有，至于石姓，也不知其来源。石敬瑭的父亲早年跟从李克用征伐，以功授洺州刺史。石敬瑭为人沉默寡言，稳重沉厚，李嗣源爱之，遂将女儿嫁给了他。

由于这个原因，使他得以在李嗣源帐下为将。李嗣源称帝后，历任保义、宣武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嗣源晚年转任河东节度使。唐明宗李嗣源死后，后唐发生了巨变，儿子李从厚刚继位，养子李从珂就发动了兵变，领兵杀向洛阳。李从珂召石敬瑭赶来洛阳商议军国大事，石敬瑭在路上遇到从洛阳逃出来的唐闵帝李从厚，将唐闵帝的随从全都杀死，然后把后唐闵帝幽禁起来，去向李从珂请功，最后李从珂派人杀害唐闵帝。

李从珂继位以后，将石敬瑭当成最大的威胁，想尽办法要将他调离河东这块兴王之地。石敬瑭认为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于道路，遂决意谋反。大将刘知远，掌书记桑维翰也有此意。于是，石敬瑭上表指责唐末帝李从珂是唐明宗养子，不应承祀，要求让位于许王李从益（明宗四子）。唐末帝撕裂其表，削其官爵，并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将兵三万筑长围以攻太原。

石敬瑭在河东的兵力不足以抵挡后唐的进攻，因此石敬瑭决定求助于契丹。作为条件，他同意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对辽太宗耶律德光自称“儿”。于是，辽太宗决定帮助石敬瑭。但后唐君臣对契丹的来援却毫无戒备，没有及早截断雁门诸通道，致使辽太宗所率的军队顺利度过险要，进抵太原，大败后唐军队，将后唐五万大军包围于晋安寨。被围于晋安寨的后唐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心已乱，副使杨光远、大将安审琦劝主帅张敬达投降，遭到拒绝，索性将他杀害，举全军投降了石敬瑭。后晋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日（936年11月30日），辽太宗作册书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辽太宗自解衣冠授之。十一月，石敬瑭遂即位于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即晋高祖。不久晋高祖石敬瑭攻入洛阳，唐末帝自焚，后唐灭亡。天福二年（937年，契丹天显十二年）晋高祖将都城迁到开封。

石敬瑭取得帝位之后，将幽云十六州，即今天的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契丹。十六州是：幽（今北京市）、蓟（今天津蓟州区）、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音归，原属河北怀来，今已被官厅水库所淹）、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山西灵丘）、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

晋高祖依靠契丹自藩帅而夺得帝位，所以每年除了向契丹依约贡奉的财物（实际并未彻底履行：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外，吉凶庆吊，从未遗忘，使者相望于道，奉表称臣，称辽太宗为父皇帝，其实他比耶律德光还要大九岁，契丹太后、太弟、诸王、元帅以及重要大臣韩延徽等，也都有贿赂相送。每有契丹使者至，必于别殿拜受诏敕，契丹使者小不如意，多出不逊之语。对于这一切晋高祖都忍受下来了，但朝野上下咸以为耻，有的大臣也因此而拒绝出使契丹。如兵部尚书王权就是如此，晋高祖派他出使契丹，向辽太宗献徽号，王权耻于向辽太宗跪拜，宁愿丢官，也不愿充使。终晋高祖一世，契丹和后晋没有爆发任何冲突。

晋高祖石敬瑭病逝后其侄石重贵继位，即晋出帝。石重贵的亲生父亲石敬儒是石敬瑭的兄长，早年在唐庄宗部下为将，早死，所以被石敬瑭收养为子。由于晋高祖的五个儿子早死，而石重睿年纪尚幼，所以只好立石重贵为太子。

晋出帝石重贵虽然当上了皇帝，朝中大权却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掌控。景延广无勇无谋，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权以来，改变了之前晋高祖对契丹的政策，拘禁其使者，杀害契丹商人，抢夺其货物。晋出帝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起契丹的不满，战争一触即发。景延广不做好战争准备，却口出狂言，声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天下笑，当成后悔矣!”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言大怒，连年进兵侵扰中原。而后晋王朝内部也有不少军阀也想乘乱夺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乱，如晋高祖的儿女亲家杨光远，原后晋大将赵延寿、北面都招讨使杜重威、李守贞等，无不是此类人物。在契丹与后晋的战争中，幸赖广大军民的拼死奋战，才使契丹军屡次受挫而退，有时还败得很惨。

开运二年（945年，契丹会同八年）初，契丹又一次南下入侵，又是赵延寿为先锋。晋出帝本想亲征，但由于患病，就先派张从恩、马全节等人领兵分路北上抵御契丹军队。开始朝廷畏惧契丹的声势，让军队后撤，没想到引起了各军的恐慌，导致部队混乱无法整顿。三月一日，后晋几万兵马集中，列阵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安阳水以南，皇甫遇和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兵侦察前进。与契丹兵数万人遭遇于漳水，皇甫遇领兵边战边退，然后再与契丹兵决战，终于遏制了契丹军的攻势。不久，晋出帝亲自出征，进到滑州（今河南滑县），又督促各路军队北进。

到四月二十三日，都招讨使杜重威在定州集结各军，接着北进攻下泰州（今河北保定），五月二日又占领了满城（今河北满城），并俘虏了契丹一个酋长和士兵二千人。这时，契丹的降将说辽太宗又领兵八万再次南下，杜重威非常恐慌，五月四日退守到泰州固守。五月七日又向南撤退，契丹兵尾随而至。晋军退到阳城（今河北安国东南）后就开始反击，将契丹军赶得向北逃窜。但晋军继续南撤时，契丹军又以重兵压过来。

五月十一日，晋军到达了白团卫村，埋设鹿砦扎下营房。契丹兵则将晋军重重包围，还派部队截断了后晋的粮道。众将率领万余骑兵向着契丹横扫过去，喊杀声惊天动地，在晋军将士出其不意的全力反击下，契丹兵的攻势被彻底摧垮，被杀得大败而去，兵败如山倒。李守贞也命令士兵拔掉鹿砦，步骑兵一起进击契丹军队，一直向北追击了二十里。契丹兵因为是下马攻击晋军，在这突然袭击面前来不及上马迎战，丢在战场上的战马和其他装备遍地都是。

这一仗，晋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契丹军队退到阳城东南的河边，散兵稍微聚集起来。辽太宗在北逃时也很狼狈，原来乘车跑，跑了有十几里，看后晋兵追得急，就赶忙换了一匹骆驼骑上，挥鞭急逃。众将要求继续追杀敌人，杜重威这时却胆怯起来，李守贞这时也和杜重威一样，于是退回到定州。这仗靠将士的顽强抵抗才取得全胜，契丹兵损失惨重，气得辽太宗回去后把许多将领打了几百杖。但一次胜利并不能使后晋的整个形势好转，这次胜利竟是后晋的一次回光返照。

会同九年（946年），辽太宗再次征讨后晋。他指示降将赵延寿与瀛州刺史诈降，送假情报给后晋。晋出帝不辨真假，急于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为统帅，统领大军北上抗击。杜重威此次出征也想效仿晋高祖。所以借口此次出战深入敌境，必然要有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晋出帝只好给他增兵，致使禁军皆归其麾下，京师空虚。杜重威到前线后，每日置酒作乐，不议军事，只知一味地向晋廷要求增兵运粮。晋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对方，由于主帅没有任何作为，反被敌军截断粮道，形势极为不利。杜重威正想使晋军处于危险境地，以便受其裹胁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商议，派人与契丹联系请降。辽太宗虽然包围了晋军，但晋军毕竟人多势众，且战斗力较强，欲想获得全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他得知杜重威率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许愿事成后立他为帝。于是杜重威招集诸将，伏甲于营中，宣布投降契丹，诸将中虽有不愿意者，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也只好连署降表。当杜重威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全军恸哭，震天动地。

杜重威投降后，辽太宗让他穿上赭黄袍，由于他早已许立赵延寿为帝，于是也让延寿同样穿上赭黄袍，将两个卖国贼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实际上根本无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皇帝。这一回他本人要过过中原皇帝的瘾。

由于晋军主力已经投降契丹，所以辽太宗很快进入了汴梁，俘获了晋出帝及其全家，将他们迁往契丹境内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据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晋出帝石重贵墓志铭》记载，晋出帝北迁后崩于辽保宁六年（974年）。

辽太宗在汴梁的后晋皇宫中称帝，改国号为大辽。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到处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们聚集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到处打击契丹军队，杀戮契丹派来的官吏。辽太宗无力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为帝，然后率军北撤，途中一病而亡。后晋共历二帝，统治了11年。

后晋建国伊始“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天福二年（937年）朝廷下敕，令大理寺、御史台、刑部以后唐律法为基准，将其中“不动格条，不碍理义”检寻改正，其他“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天福四年（939年）编撰成书的《天福编敕》，在后世亦有着“后唐制敕晋朝编”的论断。

后晋遵奉唐礼，并务求没有疏漏。后晋天福元年（936年）闰十一月初，石敬瑭“入洛”，即“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以笼络后唐遗旧，次年正月“封唐宗室子为公”。南唐则在升元二年（938年）冬“立太学，命删订礼乐”，表示自身尊崇唐礼的本心。后晋在天福四年（939年）九月，“封李从益为郇国公以奉唐后”，并于其年冬“立唐高祖、太宗、庄宗、闵帝庙于西京”，而南唐亦立“唐高祖、太宗庙”，祭祀唐室宗庙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