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德光（902年—947年），字德瑾，契丹族，姓耶律氏，契丹名尧骨，汉名德光。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次子。中国辽朝第二代皇帝、军事统帅。

唐天复二年（90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大部落东楼之地（后设降圣州），契丹字德谨，契丹小字尧骨，后因“慕中华文字”而取汉名“德光”。他是耶律阿保机的次子。相貌端庄厚重，秉性宽厚仁慈，军国大事多由他来裁决。

契丹天赞元年（922年），耶律德光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年仅二十岁。随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参加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尤其是在率领六军南征平州、幽州、镇州、定州等后唐城池。

天赞二年（923年），契丹军队攻下平州，耶律德光俘获后唐平州刺史赵思温、张崇等将领。回军途中击破箭笴山胡逊奚，诸部全部归降契丹。

之后，耶律德光率兵攻掠镇、定等州，所到达的城池守将都坚守不敢出战。耶律德光的军队到达幽州，符存审拒耶律德光于幽州城之南。又跟随辽太祖击破于厥里诸部，安定河壖党项，又攻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东平渤海，破达卢古部。耶律德光跟随辽太祖东征西战，立下了很多战功。

契丹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以皇次子耶律德光镇守西楼（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称号为元帅太子。七月二十七日（9月6日），辽太祖在出征渤海还都途中去世，皇后述律平总摄朝政。述律皇后在皇太子东丹王耶律倍（耶律突欲）和皇次子耶律德光之间更倾向于耶律德光，想要立他为帝，到了西楼，述律皇后命耶律德光与耶律倍一起乘马在宫帐前，命契丹诸酋长拥立新帝，为自己选择的新帝执辔。契丹诸酋长深知述律皇后的心思，争相为耶律德光执辔，表示愿意拥立元帅太子耶律德光。

天显二年（927年）十一月，皇太子耶律倍无奈之下，率群臣向述律皇后请求皇次子耶律德光即皇帝位，述律皇后接受耶律倍等人的建议，立耶律德光即皇帝位，行柴册礼。群臣上尊号为“嗣圣皇帝”，即辽太宗，大赦天下。朝臣请求改元，辽太宗耶律德光仍使用“天显”年号。尊祖母皇太后萧岩母斤为太皇太后，母亲皇后述律平为应天皇太后，立妃萧温为皇后。

天显三年（928年）三月，后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遣人赴契丹，请求献上定州（今河北定州）归降。唐明宗李嗣源出兵征讨，王都遣使赴契丹乞援，辽太宗命奚秃里铁剌前去救援。铁剌在定州大败后唐将领王晏球。后唐援军迅速集结，铁剌上表辽太宗请求援军。七月，突吕不讨伐乌古部取得胜利。王都上奏后唐军队攻破定州，铁剌战死，涅里衮、查剌等数十个契丹将领都被后唐所俘，辽太宗对此次出师后唐十分懊悔。同年十一月，辽太宗亲自率军南征后唐。十二月，祭天地，唐明宗再次遣使到契丹，辽太宗在群臣劝谏之下，认为后唐多次派遣使臣是畏惧契丹的兵威，于是想要罢兵。契丹军到达杏埚的时候，唐明宗的使臣到达，于是辽太宗班师北归。

天显四年（929年）四月，辽太宗的长兄东丹王耶律倍自东丹国来朝，之前辽太宗不断想方设法削弱耶律倍的东丹国的实力。辽太宗还多次巡幸耶律倍的府邸，以窥探耶律倍的情况。为此，兄弟之间的关系恶化，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辽太宗因皇太后述律平十分喜爱第三子耶律洪古（耶律李胡），对耶律洪古十分重用。十月，因为云中（今山西大同）郡县尚未攻下，大阅六军。命皇弟耶律洪古率领军队攻打云中，讨伐那里尚未归顺的州县。天显五年（930年）正月，耶律洪古在代北攻城略地，攻打并夺取寰州（今山西朔州），大肆俘掠而回。同年二月初九日，耶律洪古从云中而回，在行宫朝见辽太宗。二月十二日，辽太宗将先前所俘渤海民户赐给耶律洪古。三月，辽太宗立耶律洪古为皇太弟，称号为寿昌皇太弟，并兼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亲征在外，京师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常常由耶律洪古留守。十一月，耶律倍带着自己的妾室与珍藏的图书从辽东渡海投奔了后唐，辽太宗统一了契丹。

天显九年（934年）四月，后唐均王李从珂废弑其主李从厚自立为帝，耶律倍自后唐上书辽太宗耶律德光请求讨伐唐末帝李从珂。八月，辽太宗亲自率军南伐。九月，契丹大军到达云州，攻陷河阴。十月，又攻打灵丘，十一月，进围武州的阳城。阳城、洼只城先后降附契丹。

天显十年（935年）三月，党项向契丹朝贡。四月，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附契丹。

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子、割让幽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辽太宗出兵助其反对后唐。辽太宗遂亲率5万骑兵，在晋阳城下击败后唐军，册立石敬塘为后晋皇帝。唐将高行周、符彦卿率兵前来叫战，辽太宗假装退却。唐将张敬达、杨光远又在西边列阵，未及成列，辽太宗以兵逼近之。而高行周、符彦卿为伏兵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张敬达、杨光远大败，丢弃的兵仗堆积如山，斩首数万级。其后，更率军南下上党，助石敬塘灭后唐。十一月，辽太宗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即晋高祖。晋高祖石敬瑭至河阳，唐末帝势穷，召耶律倍与他一同赴死，耶律倍不同意，唐末帝遣秦继旻、李彦绅杀掉了耶律倍，之后举族自焚，后唐灭亡。

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刘昫、卢重为辽太宗上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会同。同月，后晋使臣献上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献上图籍，至此“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辽太宗下诏，以皇都为上京，改名为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割取幽云十六州后，辽太宗将幽云十六州建设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分治汉人和契丹。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己为司徒，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

会同五年（942年）五月，晋高祖石敬瑭去世，养子石重贵即位，是为晋出帝。七月，后晋派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到契丹朝见辽太宗耶律德光，国书上只称孙，而不称臣。后晋大臣景延广向契丹解释：“先帝（石敬瑭）是契丹所立，而如今的皇帝是我国自己册立的。作为邻国称孙则可，奉表称臣就不可以了。”契丹客省使乔荣回国上奏，辽太宗开始有南伐灭后晋之意。

会同六年（943年）八月，石重贵之子石延煦来朝参拜辽太宗。十一月，上京留守耶律迪辇捕捉后晋间谍，得知后晋对辽朝有二心。十二月，辽太宗亲自赴南京，打算率军南下中原讨伐后晋，命赵延寿、赵延昭、耶律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等州分道而进，辽太宗率大军跟从。

会同七年（944年）正月，赵延寿、赵延昭率前锋五万大军到达任丘。耶律安端入雁门，围困后晋忻、代等州。赵延寿大军到达元城，辽太宗册封赵延寿为魏博等州节度使，加封为魏王。面对契丹大军的进攻，后晋遣使乞求与契丹重修旧好，割让河北诸州。二月，辽军攻博州，刺史周儒献城投降。后晋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秘密遣使告知辽军从马家口渡河。后晋大将景延广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荣守马家口。不久，周儒引辽军麻答在河东扎营，攻打郓州北津，以策应杨光远。后晋派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薛怀让率领万余人，沿着河水陆俱进。辽军在戚城围困后晋军队，后晋皇帝亲自率军救援，辽军退军。李守贞等至马家口，辽军麻答遣步卒万人扎营，骑兵万人守于外，其余军队屯河西。还未渡河后晋军已经杀到，辽军不利。三月，赵延寿向辽太宗进言：后晋诸军沿黄河置栅，但是畏惧辽军不敢出战。如果辽军直抵澶渊，据其桥梁，后晋都城必可取。当日，后晋军进驻澶渊，其前军高行周在戚城。辽太宗命赵延寿、赵延昭以数万骑兵出高行周之右，辽太宗亲率精兵出其左。战至傍晚，辽太宗复以劲骑突破后晋高行周的中军，后晋军大败。当时有谍者说东面后晋军的数量少，沿河的城栅也不坚固，辽太宗急忙率军攻打后晋军的东偏，后晋军崩溃出逃。辽太宗派兵追击，后晋军大败。之后辽太宗留赵延昭守贝州。四月，辽太宗回南京。五月，耶律拔里得奏攻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及将吏二十七人。后来，辽晋双方在白团卫村展开战斗，辽军大败，耶律德光先是乘坐奚车逃奔十余里，后又弃车改骑骆驼向北逃去。

契丹攻晋马家口、阳城失败后，不甘罢休，后晋则恃强而伺机反攻。会同九年（946年），契丹以欲取故予之计，派赵延寿诈降，诱晋出兵。晋出帝石重贵不察真伪，悉调宿卫禁军及诸道兵会集广晋（今河北大名），企图攻取瀛（河间）、莫（雄县南）二州，进图幽州（北京）。十一月，杜重威为帅，引兵三十万进抵瀛州，前锋将梁汉璋率先出战，未捷身亡。契丹军大举反攻，杜重威惧战，退兵武强。契丹军追击至恒州（河北正定），扼中渡桥（正定东南），与晋军夹滹沱河而峙。旋契丹出奇兵迂回至栾城，断晋军粮道。晋帅杜重威心怀异志，以腹背受敌，挟众将降。契丹以降将张彦泽为前锋，倍道疾驱，攻入大梁（开封），晋出帝被迫投降，后晋灭亡。耶律德光与后晋交战之际，“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付出了很大代价，述律太后曾警告他不要入主中原，但耶律德光没有听从。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初一日，辽太宗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其后他召集后晋群臣，表示要择一人为中原之君，后晋群臣则请愿推戴辽太宗，于是辽太宗于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初一日穿着通天冠、绛纱袍，登东京皇宫正殿，接受胡汉百官朝贺，宣布大赦。下诏建国号为“大辽”，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升镇州为中京。

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部进入东京后，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杀秦继旻、李彦绅及郑州防御使杨承勋，以其弟承信为平卢军节度使，袭父爵。以张彦泽擅自迁徙石重贵至开封府衙、擅杀桑维翰并在东京纵兵大掠为由，将其斩于市。降石重贵为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接着大封臣子，以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其次，派人将石重贵的家人送往辽朝安置。遣赵莹、冯玉、李彦韬率领三百人送石重贵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石重睿、子石延煦、石延宝等于黄龙府安置。但是石重贵身边所用宫女、庖厨等仍然跟随。改国号之后，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不久，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自立为帝，国号汉。辽太宗下诏以耿崇美为昭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昭德军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军节度使，分据要地。

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后，诸镇和后晋旧将多起兵响应。广大百姓也群起反抗，大部多至数万人，小部不下千百人，攻破州县城，杀死契丹任命的官吏。澶州起义军首领王琼，攻入州城，围击契丹将领耶律郎五；东方起义军攻破宋、亳、密三州。辽太宗很害怕，准备逃走，任命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东京。辽太宗则带着后晋诸司伎术、宫女、诸军将卒数千人，离开封北行。路过相州，因守将梁晖反复无常，耶律德光引兵攻破相州城，城中男子被杀，妇女被掳，婴儿被掷入空中，用刀尖承接，作为行乐，事后查点，凡死十余万人。辽太宗被迫退出，杀人泄愤，一路上看到荒凉景象，对蕃汉群臣说：“让中原破败到这个地步，都是燕王赵延寿的罪过。”（《辽史》记载攻打相州的是高唐英，并非耶律德光，也未记载有屠城之事）

渡过黎阳渡的时候，辽太宗对左右侍臣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得出所谓三失：各地搜刮百姓钱财，是第一失；让契丹士兵打谷草扰民，是第二失；没有早点遣返节度使去治理各镇，是第三失。”他当然很懊恼，走到栾城（河北栾城县）病死了，时年四十六岁。下葬于凤山，陵墓曰怀陵，庙号太宗。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七月，奉上尊号谥为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九月，增谥为孝武惠文皇帝。

辽太宗在政治上最突出的业绩是引进“汉法”，改革吏治，全面推行“因俗而治”的方针，确立了辽朝“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辽太宗将后晋的一整套汉族官制带到了辽朝，加上原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确立的官制，终于使辽的官制在部分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官制。

辽太宗顺时应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他不但全部保留了幽云地区的原有制度，同时，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又把一批契丹官名改为汉名，并依汉例增设新职。调整后的辽朝中央政府，形成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平行的行政机构，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负责管理契丹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政事务。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负责管理汉人、渤海人等农业人口的军政事务。

与中央两面官制相适应，辽太宗在地方上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契丹族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地区实行州县制，采取“蕃不制汉、汉不治番、蕃汉不同治”的统治政策。辽太宗对辽朝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一系列调整，标志着辽朝“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确立。

会同以来，辽太宗根据疆域广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民族关系复杂等情况，还实行“分京而治”的政策。“分京而治”是辽太宗在政权建设上的又一个创举。与改革吏治同时，太宗“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上京、南京和东京，分别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契丹人和以封建农业经济为主的汉人与渤海人的聚居中心。后来，“圣宗（建）城中京，兴宗升云中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辽朝以五京为中心，把全国划分为五道，管辖“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分京而治”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原则，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在辽朝历史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又为金朝所继承和发展。

辽太宗时期，更加重视借助汉族士大夫的经验，推行汉法，治理国家。代表者如下：

太宗改元会同后，“公卿百官皆仿中国，并参用中国人”，更广泛地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加政权。例如，赵延寿降辽后，太宗先以赵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改幽州为南京后，又迁留守，总管燕山以南之事。会同初，又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兼政事令，赵延寿自然是感恩图报，积极为契丹治理幽云地区效力。会同六年（943年）伐晋，赵延寿为先锋，多次立功。太宗“尝许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以故摧坚破敌，延寿常以身先”。赵延寿最后虽未做成皇帝，但也因功进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等职。

为了从汉族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会同以后，太宗还在幽云地区开始实行中原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以吸引汉族知识分子为辽朝效力。《辽史·室昉传》记载，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册礼，诏日方知制诰，总礼仪事”。《宋史·宋琪传》记载，宋琪“少好学，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岁开贡部，琪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穆宗）侍读，时天福六年也”。天福六年（941年）即会同四年，由此可见，辽朝在会同年间已开科举。虽然这时科举制仅限于幽云地区，制度尚不完备，但辽太宗首开科举之功不可没。后来，至景宗保宁八年（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贡院成为负责掌管幽云地区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仿唐制，在全国范围内开科取士，辽代贡举逐渐形成制度。辽太宗起用大量汉官，并首开科举选拔人才，对加强契丹贵族与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和大量吸收汉族统治人才，推动辽朝的封建化改革，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巩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开始继续父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事业，向南用兵，争霸中原。辽太宗南下中原一直等到了唐明宗李嗣源死后，而且是石敬瑭主动求救时才敢出兵，后来灭后晋也是由于后晋将领投降拣了个便宜。

石敬瑭和唐末帝李从珂发生矛盾之后，石敬瑭为保住自己的势力，称帝登基，只得向辽太宗求救。等待已久的辽太宗喜出望外，看到石敬瑭诱人的条件，赶忙亲自出兵相救。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不费吹灰之力将早就渴望的十六州拢入契丹的统治范围，而且每年还有大批的布帛输入。

晋高祖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晋态度的变化给辽太宗用兵提供了良机和充分的借口。会同七年（944年），辽太宗开始实施灭晋计划。灭晋前，他一方面加强与南唐的联系，另一方面利用汉将赵延寿欲称帝的野心，许诺他得中原后，立其为帝。赵延寿“由是为契丹尽力，尽取中原之策”，成为南下战略战术的主要谋划和实施者。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怀异志，为促降，辽太宗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于是，杜重威二十万晋军主力释甲投降。大同元年（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驾入汴。

辽太宗耶律德光也像他的先辈们一样，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天显二年（927年），太宗即帝位伊始就“阅群牧于近郊”，亲自视察国有畜群的情况。太宗时期，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国有畜群的群牧官。辽朝北面官中设有群牧使司，总典群牧使司、群牧司等机构。群牧使司设太保、侍中、敞史，总典群牧使司设部籍使、都林牙，群牧司设群牧使、副使等官员。群牧制度的逐渐完善，标志着辽朝畜牧业的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由于契丹牧民放牧技术和辽朝政府对畜牧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辽朝出现了“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的繁荣局面。

辽太宗统治时期，辽朝的农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区域的扩大。首先，天显元年（926年）辽灭渤海，改为东丹，使辽朝第一次占有大片农业区。辽朝统治者治理东丹“一用汉法”，保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制度。辽太宗时“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又把一部分渤海人迁到今辽宁辽阳一带，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其次，幽云十六州的并入。幽云地区是封建农业高度发达的汉族聚居区，幽云十六州再加上太祖时占领的营、平二州，十八州的土地联成一片，使它成为辽朝最大的农业基地。再次，太宗时期通过对外掠夺，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头下军州城，如壕州、原州、福州、贵德州、遂州、双州、榆州等，进一步增加了契丹内地的农业开发点。另外，受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北方草原地区，也有少量的契丹牧民和其他民族如奚、室韦等族牧民也在适合农耕的地区开垦荒地，兼营农业，向半农半牧的生活转化。农业区域的不断扩大，逐渐改变着辽朝经济中农业与畜牧业的比重，农业逐渐上升到与畜牧业并重的地位。

第二，会同间，太宗以国家行政手段开始在契丹族内推广农业生产。会同元年（938年），“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会同二年（939年），太宗“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会同三年（940年）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这样，契丹族就有更多的人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并把农业的开发北推至海拉尔河和克鲁伦河一带。

第三，采取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措施。如会同元年（938年），“将东幸、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朝，从之”。会同三年（940年）十一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会同九年（946年）“诏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辽太宗南伐点兵，多在幽州以北的鸳鸯湖，军队将到平州、幽州时，“遣使分道催发，不得久驻，巩践禾稼”。辽太宗采取的这些措施，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减少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巡猎活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害，并逐步改变着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轻视农业的传统思想。

总之，辽太宗时期推行的农牧并重的方针是成功的，畜牧业的发展保证了契丹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供给，同时，又为辽朝保持一支强大的骑兵提供了物质保证。农业的发展，为辽朝提供了必须的粮食，农产品和大量赋税收入。农业和畜牧业的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成为辽朝巩固与强大的物质基础。

佛教在隋唐以后已经与华夏文化溶合而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辽太宗光崇奉佛教，他在上京建安国寺。天显十一年（936年），太宗支援石敬瑭建立后晋，北返途中“入幽州，幸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会同五年（942年），“皇太后不豫……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在辽太宗的倡导下，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辽太宗时期，在上京设国子监，又在南京设太学，开始用儒家思想教育和培养统治人才。太宗为了使自己的儿子也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以会同四年（941年）的进士幽州人宋琪为寿安王（穆宗）侍读。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会同四年（941）命有司开始编纂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辽朝原无历法，大同元年（947年），太宗“自晋汴京收百司辽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辽朝开始使用的历法是太宗从后晋带来的《乙未元历》。穆宗时开始使用直至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才改用贾俊所进《大明历》。

《辽史·仪卫志》记载：“太宗皇帝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刘昫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自此，天子车服昫见于辽”。太宗第一次看到中原天子的车服、仪仗，大开了眼界。同时把行册礼所用的“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受汉制影响，“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辽太宗由国服而改穿汉服说明他的汉化倾向。

会同三年（940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以皇帝诏令的形式要求统治汉人的契丹官员也要穿汉服、从汉仪。

大同元年（947年）正月，辽太宗用中原汉族皇帝仪式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他兴奋地说：“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

会同九年（946年），太宗曾接受后晋出帝的进献，得到汉族封建王朝的“传国玉玺”。据说“传国玉玺”是秦始皇使用的玉玺，正面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鱼鸟篆字。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辽太宗得到了传国宝，自然也会认为自己是“受命于天”，而以中原“真天子”自居了。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辽太宗完全以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进行政权建设，这说明契丹政权进一步汉化，旧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辽太宗在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下，于大同元年（947年）四月被迫撤军，临走仍不忘搜罗中原的各种文物和图书资料带回北方。“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这些对辽朝文化发展和社会改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契丹北归之后“唐晋文物，辽则用之”。

依《辽史·营卫志》载，契丹族五院部和六院部都“镇南境”，其中五院部（北院）“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院部之侧，秋冬居羊门甸”，在太宗会同二年（939年）“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将四个石烈中的两个移戍于今海拉尔河、加集木尔河与克鲁伦河流域，使五院部的居住区域一分为二。

《辽史·太宗纪》中出现过一个“奚王府监军（奚监军）”的官职。太宗天显十一年（936年）“南宰相鹘离底、奚监军寅你已、将军陪阿临阵退懦，上召切责之”，说明监军亦有领兵打仗的职责，而且此职位同样是常以契丹人充任，很显然，耶律桂所任“奚王府监军太尉”正是“奚王府吐里太尉”的汉译，而“监军”则是其简称。辽朝以契丹人出任奚王府中的军事官员，监督和领导奚族的军事行动，这即是“命契丹监督兵甲”这句话的所指。

辽朝建国前，汉族的居住范围除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外，还包括辽西以及西北的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汉族对于辽政权来说已成为仅次于契丹的支柱性民族，因此对汉族统治政策的重要性也就远超对奚、渤海等民族，是辽朝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事。契丹贵族频繁发动对中原的战争，以掠夺人口和财富。

天显九年（934年）十一月辛丑，围武州之阳城。壬寅，阳城降。癸卯，洼只城降，括所俘丁壮籍于军”，“天显十年（935年）十二月庚辰，如金瓶泺，遣拽剌化哥、窟鲁里、阿鲁扫姑等捉生敌境”，“向者有汉地诸色人员随契丹北，未能归还，去国离乡，益加悯念，其本人骨肉仰所在存恤，倍加安抚”。

自幽云十六州成为稳定的辽朝领土后，汉人数量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该地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为巩固其统治，导致了对汉族法律地位的第一次确认，伴随北南面官制的确立，在对汉族的管理中援引中原法律，而不再是依契丹之俗随意处置。但是，对契丹族的管理仍与汉族不同，“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蕃氏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用传统的草原习惯法去治理契丹族，而在统治汉族和渤海族的时候，则借鉴中原王朝已经成熟的法律行事，“蕃（法）不治汉，汉（法）不治蕃，蕃汉不同治”。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汉族的法律地位比从前有了提高，得以用“汉制”来对待，但地位仍然低于契丹人，即刑罚“轻重不均”。不过辽太宗也做出过一些有利于汉族的政策，如规定契丹人如果被授予汉地的官职，就要遵循汉族的习俗，并允许契丹人与汉人互相通婚。

渤海灭亡后，高丽一改先时支持辽朝征伐渤海的态度，反而做与渤海遗民同仇敌忾之态。面对高丽对待辽朝态度如此巨大的转变，辽太宗不可能毫无察觉，但既然双方并未宣布断绝往来，高丽亦未尝公然发难，辽太宗便对高丽诸多动作故作不知，依旧时常遣使入高丽以示友好。

天显十二年（937年），“九月辛未，遣使高丽、铁骊”。在这次遣使之前，铁骊于太宗朝仅有两次朝贡。

会同元年（938年）冬，后晋遣使为太后及辽太宗上尊号并以“燕云十六州”图籍来献。次年正月，辽朝“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

会同五年（942年）六月，后晋高祖去世，石重贵继位，一改以往事辽态度，称孙不称臣，辽太宗始有南伐之意。为顺利攻晋，辽太宗特遣使高丽。其意一在试探，盖因高丽曾欲联晋攻辽，故遣使探听二者是否仍有联合之意；其二在安抚，“遗橐驼五十匹”，因高丽与后晋素来交好，高丽事后晋甚恭，辽欲南下攻晋，须提防高丽于东方声援后晋，于辽东造衅。然而高丽的反应则出乎意料地激烈，将橐驼饿死，使者流放，辽丽之间的交聘关系至此亦宣告终结。辽太宗朝仅有的三次与高丽的交往都称不上是正常的交聘往来，每一次遣使高丽皆有具体的目的，可以看出太宗对于高丽的态度了然于胸，明白双方之间已经失去了平等友好往来的平台，故而不做过多的努力以图恢复从前双方相对融洽的关系。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辽太宗对高丽的诸般非议与无视尽力姑息，但当高丽试图破坏辽朝与后晋关系，损害辽朝在中原利益时则不予以让步。

后晋灭亡后，辽太宗或曾试图调整过对高丽政策，《高丽史》记载：大同元年（高丽定宗二年，947年），仕辽高丽人崔光胤“知契丹将侵我，为书付蕃人以报”，高丽三十万光军司正是因此而设，意在防辽。但此乃高丽单方面记载，是否符合辽太宗之战略构想并不能够确定。

王夫之：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柳孟训：辽太宗耶律德光一生的主要功绩是，开拓了辽朝的疆域，统一了我国北方。这不仅为后来辽朝与北宋在长期的南北对峙中占据优势地位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为以后全国性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从契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确立了“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和“农牧并重”的经济方针，为以后辽朝历代皇帝所继承和发展；改元会同后，大力进行社会改革，主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加速了契丹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耶律德光始终站在契丹历史发展的前列，是契丹社会进步的代表，他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辽圣宗耶律隆绪可以并列为辽朝三位最杰出的皇帝。

相传述律平曾梦见一个神人戴金冠、穿素服、执兵仗，相貌丰满俊美，有十二只异兽相随。其中有黑兔跳跃到她怀里，于是怀孕，在大部落东楼之地生下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出生时，“黑云覆帐，火光照室，有声如雷”，诸部都为之惊异。后来辽穆宗就在这里设立了“降圣州”。

耶律德光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由于“慕中华文字”而改汉名“德光”。会写辽、汉文字。他和耶律倍都学过书法，所以述律后曾“命书于前以观之”，太宗还善写文章。天显十年（935年），太宗靖安皇后萧温病死，“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表示哀悼。同年，在弘福寺为皇后饭僧时，为追感以前父母兄弟在观音像前相聚“乃自制文题于壁”。由于文章感人，使“读者悲之”。

辽太宗在栾城杀胡林病死后，契丹人把他的肚子剖开，去掉肠胃，用盐填满，确保尸体不腐烂，运往北方。后晋人称之为“帝羓”。

大同元年（947年），有十余人骑马在祖州西五十里的大山中狩猎，看见辽太宗骑着白马，独自追猎白狐，并一箭将其射死，忽然辽太宗消失了，只留下所擒获的白狐和他的弓矢。就在这一天，辽太宗崩于栾城，后来人们就在这里建庙，并在怀州凤凰门绘制太宗驰骑贯狐之像。

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中土文献记载了天显元年九月部族酋首受述律后之意“推举”德光为王，失败的耶律倍做出了“出逃后唐”的“过激”举动；而以《辽史》为代表的辽朝文献却道出了另一番情况，记载了天显二年十一月耶律倍“让国”于耶律德光的一派和谐之景。关于此处差异，学界呈现两种十分鲜明的态度。一类认为《辽史》的记载有粉饰太平之嫌。如姚从吾认为：“让位的事情，与辽俗不合。这里所说，似为一种饰词，或者是记事人由汉俗而生的误解。”对此，陈述，李桂芝等也认为《辽史》所载的耶律倍让国有曲笔之嫌，并且基于中土史籍论证出太宗继立是世选的结果。另一类则认为《辽史》的记录比中土文献可靠，如蔡美彪就认为中土文献的记述是中土误传，以辽朝文献为基础提出了大元帅继任说。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却在即位只有一次这一观念上达成了共识，双方均认为中土文献与辽朝文献的记述是同一件事，对文献的差异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态度。

中土文献给出的耶律德光即位的原因是出于述律后的偏爱，可勾稽史料，会发现耶律德光与述律后并不和睦，耶律德光的心腹曾受述律后的迫害，与之相似，与述律后有嫌隙的人却在太宗即位后获得晋升。皇长子耶律倍汉文化程度较高，难以把控，二来耶律德光统辖兵权，又受诸部青睐，呼声更高。故述律后选择了耶律德光，扶植其即位，以便日后坐享其成。

对于耶律德光南征的死亡原因，史泠歌先生做了相关探讨，她认为导致耶律德光去世的原因是疟疾。史先生立论的依据是《资治通鉴》的如下记载：“契丹主至临城，得疾；及栾城，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杀胡林而卒。”

关于耶律德光之死的文献，史先生的整理并不充分，除《资治通鉴》外，尚有两种文献。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记载是：“（四月）十六日，次于栾城县杀胡林之侧，时德光已得寒热疾数日矣，命胡人赍酒脯，祷于得疾之地。”韩国所藏《太平广记详节》中有五代王仁裕著《玉堂闲话》，有《胡王》一条，不见于今本《太平广记》：“（丁未岁）三月十七日胡王自汴而北，四月中，过邢州，胡王遇疾……十六日行次栾城，其疾遂亟。二十一日，乃殂。访其所殂之地，则曰杀胡林也。初，胡王之将南也，下令陈郑间数州，悉使藏冰。至是婴疾，热作，不胜其苦，命近州输冰，于手足心腋之间皆多置冰，以至于绝。”

在患病的症状方面，《玉堂闲话》与《资治通鉴》记载或为“热作”，或为“苦热”，均指发热性疾病。《旧五代史》则明言为“寒热疾”，“寒热疾”语焉不详，但不外乎两种解释：恶寒发热与寒热交替往来。三种文献的共同之处在于：耶律德光从发病到死亡经历时间非常短，死于天福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身体高热为主要症状。耶律德光南征死亡所患疾病相当于中医学的温病，细分相当于温病中的温疫，如再细分，以暑燥疫和温热疫的可能性比较大。

怀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北，南距怀州故城3公里。葬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璟二帝，凿山为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怀陵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2.5公里，北、东、南三面环山，在山脉低洼处用石墙封堵。入谷口处夯筑高大陵门，已毁坏，仅存两个高大的封土堆。中部一道石墙将陵园分为外陵区和内陵区。外陵区有两处大型殿堂建筑遗迹。从谷口到墓地筑有6道石墙，陵墓和祭殿均建在内陵区。两座陵寝早年被盗，墓室顶部严重塌陷，祭殿等建筑也仅存台基遗迹，地表散布大量精致、考究的辽代建筑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