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昫（888年-947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河北雄县西北）人。中国五代时期政治家。

刘昫，字耀远，涿州归义（今河北雄县西北）人，风度仪容优美，和他的哥哥刘暄、弟弟刘皞，都以好学闻名于燕、蓟一带。后来，因刘暄被仇家杀死，刘昫于是避难到沧州。

唐庄宗即位，拜刘昫为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唐明宗时，累迁兵部侍郎。明宗素重昫而爱其风韵，迁端明殿学士。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昫诣中兴殿门谢，是日大祠不坐，句入谢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学士拜相，当时以此为荣。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

初，废帝入，问三司使王玫：“帑廪之数几何？”玫言：“其数百万。”及责以赏军而无十一，废帝大怒，罢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计文簿，核其虚实，残租积负悉蠲除之。往时吏幸积年之负盖而不发，因以把持州县求贿赂，及昫一切蠲除，民间欢然以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冯道与昫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愚素恶道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诮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刚介，遂相诋诟。相府史吏恶此两人刚直，因共扬言，其事闻，废帝并罢之，以昫为右仆射。是时，三司诸吏提印聚立月华门外，闻宣麻罢昫相，皆欢呼相贺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昫在相位，不习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冯道改居俭秘书监，居俭怏怏失职。中书舍人李详为居俭诰词，有“闻名心惧”之语，昫辄易曰“有耻且格”。居俭诉曰：“名讳有令式，予何罪也？”当时闻者皆传以为笑。及为仆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台吏引仆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诘吏以故事，自宰相至台省皆不能知。是时，冯道罢相为司空。自隋、唐以来，三公无职事，不特置，及道为司空，问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台官、两省入而后入，宰相出则随而出。至昫为仆射，自以由宰相罢，与道同，乃随道出入，有司不能弹正，而议者多窃笑之。

晋高祖时，张从宾反，杀皇子石重乂于洛阳，乃以昫为东都留守，判盐铁。开运中，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判三司。契丹犯京师，昫以目疾罢为太保，是岁卒，年六十。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 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

《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新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刘昫领衔编写的《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在刘昫领衔编写的《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唐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

赵翼《廿二史札记》评论说，《旧唐书》中的《封常清传》，“郁勃悲凉”，“千载下犹有生气”；裴垍所写的《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中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刘昫领衔编写的《旧唐书》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中国科技史的资料。在《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

《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了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

《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着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