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923年—936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由沙陀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传二世四帝，历时一十四年。

天祐四年（907年）三月，唐昭宣帝李柷下诏禅位梁王朱温（时名“朱晃”），同年四月，唐帝正式逊位，朱温随后登基，改“唐”国号为“梁”，史称“后梁”；晋国、岐国、吴国仍以“唐”为国号，仍称“天祐”年号。天佑二十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称帝，改元“同光”，同年底李存勖灭后梁，定都洛阳，李存勖并没有按传统以自己的王号“晋”作为新朝的称号，而是采用“唐”作为国号，史称“后唐”；且在灭梁之前，一直延用唐昭宗时的“天祐”作为年号。所以“前晋政权”和“后唐政权”的正式国号仍然是“唐”，然而为了区别李渊建立的“唐”和石敬瑭建立的“晋”，故称呼李存勖称帝前的政权为“前晋”，称帝后的政权为“后唐”。

五代十国，天下分崩，中原五朝更迭。历来皆以中原梁、唐、晋、汉、周为正统一脉相承。然五代末及宋初，皆视后梁为闰，究其原因，是因后唐以中兴唐祚为号召，用唐天佑年号，复唐立国，且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皆出自河东集团。后唐一度被视为中兴大唐的存在，且自身实力雄厚，统治版图为五代各国之最，再而庄宗也为李柷上谥号，虽然血脉不同，但有所继承。

后唐灭亡后，天福二年（937年），李昪在江南建立徐齐政权，天福四年（徐齐升元二年，939年）改国号为唐，即南唐（另说天福二年建国时国号就是唐，并无所谓“徐齐”之存在）。清人陈鳣编撰《续唐书》时，根据明人陈霆编撰《唐余纪传》的宗旨，以后唐、南唐两朝，上承唐祚，下启宋朝，应当作为五代十国之正统。

参见：柏乡之战、幽州之战、胡柳陂之战

中和三年（883年）沙陀族将领李克用因收复京师长安有功被封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中和四年（884年）、大顺二年（891年），李克用曾两次受封“陇西郡王”。乾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乙未日，896年1月1日），李克用受封晋王，建立晋国。由于朱全忠曾有意暗杀李克用，但被李克用侥幸脱身，所以李克用与朱全忠誓不两立。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李克用复称天祐年号，晋国成为后梁北方最大的威胁。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死后，子李存勖即晋王位。

天祐七年（910年）朱温企图彻底消灭义武军和成德军，派大军进攻赵地。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无法抵御后梁的进攻，向晋国求救。同时义武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也遣使表示愿意归附晋国。李存勖把握时机，派大军救赵，与梁军大战于柏乡，大败梁军。柏乡之战后，义武军和成德军都归附于晋国，使得晋国的势力逐渐强大。

天祐八年（911年）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称帝，改元应天，国号“燕”，史称“桀燕”。李存勖以平叛为名，大举进攻燕国。天祐十年（913年）晋国灭亡燕国，杀刘守光于太原。经过此战，河北之地大都归属于晋，为晋南下灭后梁奠定了基础。

天祐十二年（915年）天雄节度使邺王杨师厚去世，梁末帝企图分魏博为两镇，魏博军乱，相继以州县归降晋国。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后，魏博诸州为晋国所有。自此，河朔三镇全部都归入晋国的统治之下，使得梁晋形势发生逆转，晋国由弱势一方变为强势一方。天祐十五年（918年）晋王李存勖率军攻梁，在今河南胡柳陂一带与梁军大战，晋军先败后胜，但也伤亡惨重，无力再攻汴州。

天祐十八年（921年）赵国发生内乱，赵王王镕为其养子张文礼所杀，李存勖派大军讨伐，张文礼病死。天祐十九年（922年）李存审攻陷镇州，杀张文礼之子张处瑾，自此赵地彻底为前晋所有。

参考：杨刘之战、后唐灭后梁之战

天祐二十年（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沿用“唐”为国号，又追赠父祖三代为皇帝，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为七庙，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史家称之为后唐。

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初二，李存勖亲率大军由杨刘渡河，初三，进至郓州，以部将李嗣源为前锋。当夜越过汶水，次日晨与梁将王彦章相遇，一战而胜，并克中都（今山东汶上），擒王彦章。他又采纳李嗣源关于兵贵神速、急趋汴州的建议，命其率前军当夜出发，自率主力继后。初七，进至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梁将不战而降，朱友贞见援兵无望而自杀。初九，唐军至汴州，王瓒开门出降。十二日，段凝率军五万到封丘（今属河南）请降，后梁灭亡。李存勖入汴州后，贬郑珏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登州司户参军；杀李振、赵岩、张汉杰、朱珪，灭其族。

李存勖与伶人同台演出，并起艺名“李天下”；因喜好演戏，而对伶人特别宠信，以致出现了伶人干政的古代少有的现象。唐末宦官大批被杀，侥幸逃生的宦官多藏匿民间。李存勖登基后，宦官势力死灰复燃。李存勖身边的宦官多达近千人。且以宦官为监军，牵制军中将领。李存勖听信伶人和宦官的谗言，疏忌宿将，弄得人人自危。大将李嗣源可谓忠心耿耿，也遭到猜忌。

租庸使孔谦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李存勖反而认为孔谦理财有功，赐“丰财赡国功臣”称号。李存勖听信宦官之言，设立内府和外府；导致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当时政制混乱，政出多门。皇太后诰命，皇后教令，与庄宗的制敕交行于地方，地方官府都照办不误。

同光二年（924年）南汉国主刘龑听说李存勖灭梁，心生恐惧，派使者进贡，并窥探虚实。使者何词返汉后，向刘龑汇报说：李存勖“骄淫无政，不足畏也”。

参见：后唐灭前蜀之战

同光三年（925年）九月，庄宗命魏王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领兵六万，自凤翔走大散关入蜀；另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率荆南军攻取夔州、忠州、万州等地。

同光三年（925年）十月，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深攻克威武城；蜀将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降唐。唐军长驱直入，李继岌兵临兴州，蜀将宋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降唐；而后蜀国武定节度使王承肇、山南节度使王宗威、阶州刺史王承岳分别献城投降；只有蜀国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打算出秦州攻打唐军，至茂州，兵马仅剩两千，安重霸见大势已去，以秦、陇二州降唐。高季兴乘势率水军逆流而上，攻打施州。蜀国峡路招讨使张武用铁锁断绝长江航路，大败荆南军，高季兴乘轻舟逃走。不久，张武闻北路失败，便以夔、忠、万三州降唐。十一月，唐军昼夜兼行，至利州，王宗弼闻风弃城西逃。李继岌率大军向剑州、绵州、汉州推进。蜀国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唐。李绍琛到达绵州时，绵江浮桥已被蜀兵破坏。为速取蜀国，李绍琛乘蜀兵溃败之机，率大军骑马渡江，入鹿头关，攻克汉州，直逼成都。

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继岌率大军到达成都，翌日，蜀主王衍出降，前蜀灭亡。

参见：兴教门之变

同光四年（926年）二月，皇甫晖在邺都叛乱，李存勖命李嗣源前往讨伐。不料刚到魏州城下，所部发生哗变，与魏州叛军会合，共同拥戴李嗣源为帝。李嗣源起初托故逃出魏州城招集散兵，后来在女婿石敬瑭以及手下安重诲、霍彦威的劝诱之下起兵造反。庄宗听闻讨伐军有变，即令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骑兵扼守河阳桥，以护卫京城；又拿出金帛赏赐诸军，并亲率军趋汴梁，但为时已晚。途中闻知李嗣源已入汴梁，即仓皇回逃，至荥阳，随从士卒已散逃过半。刚抵洛阳，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亦率所部兵哗变，与京城驻军展开混战。

同光四年（926年）四月初一，庄宗率近卫骑兵出战，中流矢而死。初三，李嗣源入洛阳，被群臣拥戴为监国，不久于庄宗柩前即皇帝位，改同光四年为天成元年。

天成元年（926年）霍彦威、孔循劝明宗更换国号，明宗以兄终弟及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丙申，杀租庸使孔谦。天成四年（929年）六月，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高从诲，上表请求归附朝廷。七月，明宗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

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上表请求归附朝廷。十二月，明宗任命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兼中书令。长兴元年（930年）十一月，契丹国东丹王耶律倍归唐，明宗以天子仪卫迎接，并赐姓东丹，名慕华，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后又赐国姓李名赞华，改封陇西县开国公。长兴二年（931年）六月，明宗复置明法科，同大唐开元礼。

明宗统治时期，后唐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十分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实际上，明宗之治并不稳定。明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

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李从荣因谋反被处死。当时李嗣源病危，于次日派宦官孟汉琼到邺都召李从厚回京。十一月二十六日，李嗣源去世，秘不发丧达六天之久。十二月一日，在西宫发丧，李从厚即皇帝位，改长兴四年为应顺元年。

闵帝即位后，把潞王李从珂和石敬瑭当成眼中钉。闵帝先是罢李从珂之子李重吉控鹤指挥使，外任亳州团练使。又将李从珂改镇河东，将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改镇成德，将成德节度使范延光改镇天雄，让自己的堂兄弟李从璋调任凤翔，接替李从珂的节度使职务。因此李从珂在部下的鼓动下，拒绝了朝廷命令，起兵造反。

应顺元年（934年）三月，朝廷军马兵临凤翔城下。李从珂登城哭诉，言其无罪，被奸人所害。禁军将领杨思权为一己私欲，遂煽动禁军兵变，率诸军投降了李从珂。李从珂尽出凤翔所有用来赏军，并许诺攻下洛阳后，再给予重赏。潞王大军很快攻下长安、华州、陕州，侍卫亲军纷纷归顺潞王。闵帝无奈，只好仓皇向魏州逃去，途中遇到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石敬瑭引兵尽杀闵帝亲随，将闵帝软禁在卫州。

应顺元年（934年）四月三日，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从珂假意不从。次天，曹太后下诏废李从厚为鄂王，命李从珂为监国。六日，又立李从珂为帝，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

参见：后晋灭后唐之战、封李从益为郇公敕

清泰二年（935年）末帝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牵制并监视石敬瑭。清泰三年（936年）末帝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拒绝调任。于是，石敬瑭叛变，同时石敬瑭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末帝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任命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杨光远为副使，率大军讨伐石敬瑭。唐军包围了太原，筑长围以围困晋阳。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五万兵马增援石敬瑭，唐军与辽晋联军大战于团柏谷，唐军大败，死伤万余人。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途中先锋指挥使安审信、振武守将安重荣、彰圣指挥使张万迪等将纷纷归降石敬瑭，后唐统治岌岌可危，处于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夕。

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末帝见大势已去，带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太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

天福四年（939年）九月，石敬瑭封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旧制。开运四年（947年）三月，耶律德光率辽军北归，命萧翰留守汴州，后晋大将刘知远起兵太原，萧翰矫诏封李从益为权知南朝军国事，六月，刘知远派郭从义杀王淑妃和李从益于开封。

后唐于923年灭后梁，除南汉、南吴、前蜀外，其余各国皆称臣纳贡；926年又灭前蜀，南平、南楚于928年、930年先后内附后唐，后唐一度统一汉地大部，对中原王朝最终统一全国具有历史推动意义。

后唐极盛时期的疆域，东接海滨，西括陇右，北带长城，南至岭南。约有今河南、陕西、山西、宁夏、北京、天津、山东、湖南、湖北等省市，河北省张家口以南地区，四川省岷江、大渡河以东地区，甘肃省东部，贵州北部，江苏省徐州地区，安徽省西北部、广东省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南部。

后唐起自河东，东平燕人，取灜、莫以北诸州，遂定幽、蓟之地，复南下灭梁。初庄宗即位，以魏州为东都，号兴唐府；以镇州为北都，号真定府；太原为西都。灭梁后，迁都洛阳，号为东都，时称洛京。因以长安为西京，太原改为北都，而魏州、镇州如故。同光后，称洛阳为兴唐府，魏州别号邺都；天成以后，废邺都，仅西北东三都存焉。其疆域较梁略广，兼有九道之地；唐字灭燕臣岐，破西蜀后，仅余吴、吴越、南平、楚、闽、南汉诸国，及孟知祥以蜀地称王，与唐共八国，其时“东际于海，南至淮、汉，西逾秦、陇，皆唐境也。共得州一百二十有三。

后唐立国后，先后有新罗国国王朴昇英、渤海国国王大諲譔、 奚族首领李绍威、黑水靺鞨首领兀儿、黑水国、回鹘、吐浑白承福、党项、突厥、契丹、吐蕃、鞑靼、遣使朝贡。

同光二年（924年）四月，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释迦、副使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共六十六人来贡方物，并献善马九匹。六月，庄宗册封其为英义可汗。天成三年（928年）正月，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120人入贡。同年，明宗册封其为顺化可汗。

同光三年（925年）十二月，后百济国王甄萱遣使向后唐称藩，庄宗册封甄萱为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海东四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后又被加封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军事。

长兴二年（931年），权知高丽国事王建派王仲儒出使后唐，请求册封。长兴三年（933年）三月，明宗派遣使臣王琼、杨昭业前往高丽，册封王建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上柱国、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封神惠王后柳氏为河东郡夫人。王建遂停用天授年号，改用后唐长兴年号。

晚唐五代中枢体制演变的重要环节是后唐枢密院的建立。据《五代会要》卷二四《枢密使》条载：“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记载与此同。此后学者亦多认为后唐枢密院是直接继承后梁之崇政院而来。然而从职能演化的角度来看，后唐枢密院的建立与后梁的崇政院并无直接渊源。从职能上看，后唐的枢密院自建立之初就与梁之崇政院有着明显的差别。最大差别在于它已经走向外朝，与中书门下分领政事 ，其主要的职掌是军政。

与崇政院主要参与谋议而少行事于外相反，后唐时期的枢密院广泛参与行政事务，尤其是军政事务，例如调发军队、除授军职、主征伐、掌马政等，实际上已经担当其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的角色。武事归枢密院，文事归中书的职责划分在当时已经是为中书所认可，而不如晚唐那样是对中书权力的侵夺。

后唐时期中书 、枢密对掌文武的另一表现是枢密院有了自己处分公事的文书。枢密院之“宣”与中书之“敕”并行 ,在文书运行上体现了两者的对等地位。

后唐的枢密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被赋予了军政方面的领导权而与中书分秉朝政，其直接的渊源即是后唐原藩镇体制下所设置的中门使。李存勖意在仿唐制而设的中门使在继承了枢密使的基本职能的同时，又与自己本镇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结合，赋予了它掌握军政的新功能。当庄宗灭梁，化家为国，原先的藩镇体制转化为国家体制，中门使也转化为枢密使，从而开启一代新制。

同光元年（923年），重建枢密院。废崇政院，以亲信外臣任枢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职权，侵夺了中书的职权。

后唐亦设租庸使统领财政。天成元年（926年）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盐铁、户部、度支。长兴元年（930）八月，明宗决定使用三司使职名，三司使遂成为最高财政官员。

府、州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刺史州，州长官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单任刺史的较少。节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辖州，称为支郡，上述各类长官几乎都由武将担任。都城、陪都称府，长官称尹，陪都设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设判官、推官为上佐，录事参军掌庶务，户曹、仓曹等分理诸事。

县设县令，下设主簿、县尉分理民事、刑狱，后以镇将理刑狱治安，县尉遂废。

同光二年（924年）二月，刑部尚书卢质奏呈纂集的《同光刑律统类》13卷。

天成元年（926年）十月，根据御史大夫李琪奏请，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奉命共同“详定一件格施行”，后经过“集众商量”，明宗批准行用内容涉及刑狱的唐代《开成格》。天成年间，《天成长定格》1卷，《天成杂敕》３卷，立法情况不详。长兴四年（933年）六月，明宗敕令御史中丞龙敏、给事中张鹏、中书舍人卢导、刑部侍郎任赞、大理卿李延范等详定《大中刑法统类》。

清泰元年（934年）十月，立有《明宗朝敕》。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六月，中书门下奏称：“今诸司每有公事，见执清泰元年（934年）十月十四日编敕施行，称明宗朝敕”。清泰三年（936年）四月，御史中丞卢损等进清泰元年以前11年内制敕，将其中“可久远施行者”编为30卷，末帝敕令御史台颁行。

后唐刑事法制具有典型的唐宋变革期的承启性。后唐处于五代乱世中段，又以唐代法统继承者自居，嬗变与继承的合力，致使后唐法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绝对意义的法制创新，而是在继承唐代（准确说是唐中后期）法制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并影响到宋代的：刑书编纂形式中，“刑统”是继承唐制发展而成，“编敕”则属创新为之，两者皆影响至宋。同时，变革又促使后唐法制矛盾运作，官方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之间、不同层次的司法实践之间出现强势背离，故法史教科书中所称五代滥刑现象凸显。

后唐禁军实源于李克用创建的河东镇之军队。其军队主要由沙陀、契苾、吐谷浑和代北汉人和河东土著人为主，其中坚力量便是李克用所收养的所谓义儿军。李克用最初的军队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李克用被任命为雁门节度使，募兵八万，皆代北军兵。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主要为吐谷浑、沙陀、回鹘、奚、室韦、鞑靼之属，由于少数民族的游牧特性，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常能以少胜多，是河东军队的中坚力量。李克用就是依靠这只军队，在镇压黄巢起义军以及后来与朱温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河东军队的另一组成来源便是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在兼并战争中收编的其他方镇的军队，尤其是李存勖攻取河朔地区后，收编的幽州、成德和魏博等镇的军队。这些部队弥补了沙陀、吐谷浑等擅长野战而不长于攻城的弱点，极大的提高了后唐军队的作战力。923年灭梁，又大规模的收编了后梁的禁军部队，使其成为后唐的禁军部队。

后唐以唐朝继承者自居，故其在军制上自然不会完全沿袭后梁之制。庄宗在灭梁后，即以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左右神武等为六军。明宗时期，后唐对左右羽林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顿，从而使羽林军的兵力得到了加强。长兴二年，左右羽林军被改编为左右严卫军，龙武、神武改编为左右捧圣军；次年，神捷、神威、广捷等军改编为左右羽林军。

后唐的侍卫亲军之制，在庄宗统治时期较为混乱，庄宗除了将河东军队升格为禁军外；还将在战争中收编的河朔诸镇的军队改编为禁军；对于归降来的原后梁禁军，经过收编后仍保留了其禁军军号。这些禁军除了六军以外，其余的均属于侍卫亲军系统，因此这一时期的后唐侍卫亲军下属的军队众多，军号繁杂，显得较为混乱。明宗统治时期一度对禁军进行过整顿，并给侍卫步军和侍卫马军授予了军号，初步改变了这种混乱状态。

明宗不仅减轻了赋税，天成四年（929）还规定，全境按季节早晚，分别规定几种纳赋期限，自气候比较温暖的黄淮地区，“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纳足，最北部的沿边地区，则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纳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于税户纳税，这是两税制（田赋）实行以来最重要的改革。

后唐以恢复唐朝正统为号召，灭梁之后铸行新钱，仍沿用开元通宝之称，中间屡遭变故，旧钱日少，所剩不。而之后的后唐庄宗时，兵事渐少，商业略盛，市场中钱少不便，乃于天成年间铸“天成元宝”，以便流通。此钱径2.4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浑厚凝重，轮廓阔壮，较为精良。但此钱民间有私铸者。另外有“清泰元宝”，是末帝李从珂于清泰年间所铸。钱径3.4厘米，钱文隶书，顺读，书法平平。后唐十余年间变动迭起，似不应铸钱。所以学者有认为此钱乃仿自北宋 “崇宁重宝”，并不是后唐清泰年间所铸。

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户不顾条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钱（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转换长钱（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须使八十陌钱”（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现钱缺乏，后汉乾祐中，“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

长兴元年郭在徽曾建议：“铸造新钱，或一当十，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但被认为“以一当十，真谓将虚作实”而否定。

后梁与晋连年征战，使河北地区岁无宁日，后梁先后两次决黄河以阻挡晋军，致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后唐灭梁后多次修复酸枣县（今延津）境内河堤。尤其是长兴元年（930年）张敬询任滑州节度使后，“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

明宗时注意兴修水利，长兴三年（932年）五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胜漕船千石”，可以通航60吨左右的船只，在当时内河航运中这是较大的船只。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区重要漕运河道，自后晋时起本地区属于辽朝。

后唐为解决军需，恢复“营田”。明宗时，利用闲田兴置的军屯，不仅利用兵士，而且还用无地民户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在解决军队粮食供应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防止军队抢占民间良田及强迫民户耕种，以及有些民户投靠“营田务”，以致官府税收损失。长兴二年（931年）九月规定：“应三京、诸道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

为了鼓励逃户归业恢复农业生产，天成三年（928年）规定“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的优惠。长兴三年还对因水灾而外逃农户的房屋、树木及“动使什物”，由各村邻居保管，待逃户回乡后归还，春耕时业主还未回来，允许邻户耕种并承担赋税，如业主归来，则等秋收后归还土地。保护原业主的财产并减税以鼓励农民归业，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唐宰相冯道等奏准刻版印卖儒家群经，作为儒生学用的标准文本。当时，自长兴三年（932年）始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九经》（《易经》、《书经》、《诗经》、《三礼》和《春秋三传》），历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共用二十余年时间方告完成。这“九经”世称《五代监本九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

后唐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坑冶由私人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后唐冶铁业十分发达。明宗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

天成三年（928年），兴元府重修通向关中的“斜谷阁道二千八百余间”，洋州又“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夔州也开新路至房州，加强了后唐边境与腹地的陆路交通。

长兴三年（932年）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1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天成五年（930年），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为之首”。

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同光三年（925年）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

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数量等都有规定。

虽然战乱不断，后唐仍沿唐制设史馆。修撰《庄宗实录》、《明庄宗录》、《（后）唐功臣列传》，还有庄宗曾祖朱邪执宜、祖李国昌、父李克用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

后唐时，又规定时政记、起居注，以及各种行政措施，包括法令变更、州县废置、中高级官员的任免、仪制礼乐等文件，并送史馆存档，当为晋、汉、周三代所沿袭。不仅成为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实录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各志的依据。

尽管李克用对于契丹的背盟耿耿于怀，临死时曾嘱其儿子、继位为晋王的李存勖，要他继承父志，报仇雪恨。但是，晋既无力消灭契丹，又要倾全力于对后梁的战争，因此，即使不能争取到契丹的援助，至少也要争取契丹保持中立，以免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狼狈境地。因此后唐建立后，庄宗李存勖一方面极力通过认亲的方式争取与契丹建立和睦关系，以减轻背后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加强北边的防御，对于入犯的契丹军队进行坚决的反击。

庄宗死，明宗继立。明宗为了与契丹搞好关系，遣供奉官姚坤出使契丹。由于契丹方面提出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后稍作让步，要求割让镇、定、幽三州） 作为停战修好的条件，不能为后唐方面接受，因此，后唐继续加强边防。

鉴于契丹的频频扰边，长兴三年（932年）十一月，李嗣源以石敬瑭为北京（太原）留守 、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 、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进一步增强了防御力量 。清泰二年（935年），后唐又命振武节度使杨光远徙镇中山，兼北面行营都虞候，“御契丹于云、应之间”。

清泰元年（934年），明宗养子李从珂夺得帝位。这时，镇守幽州的赵德钧及镇守河东的石敬瑭，皆自恃拥有强兵， 阴谋进一步积蓄实力，伺机夺位。其中石敬瑭不断向朝廷要求增兵运粮，歹迹已明显暴露。后唐朝廷中，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大臣已经意识到，石敬瑭如果反叛，必然会勾结契丹为援。他们建议李从珂采取与契丹和亲的策略，想通过和亲、输财的办法，搞好与契丹的关系，这样，即使石敬瑭反叛，契丹也可能不会给予援助，还可能会与后唐合作，消灭叛军。应该说，这一策略是现实可行的。就契丹方面而言，不仅有几十名契丹将领被俘羁留于后唐，契丹曾“卑辞厚币数遣使聘中国”，请求归还之，而且阿保机的长子突欲，因不能继立而叛逃至后唐，其母述律后朝夕思念，盼其回归，契丹具有与后唐和亲的愿望。另外就后唐而言，为防御契丹南侵，朝廷调兵遣将戍守北方，军费支出浩大，如和亲成功，压力减轻，边备可以稍弛，费用可以大减。故后唐大臣认为即使每年送给契丹价值10余万缗的“礼币”也是值得的，正如计相张廷朗所言，和亲“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十九，计无便于此者”。后唐废帝起初赞成此策，后受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舍不得以宗室女为“和蕃”公主，舍不得“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改变了初衷，还以为大臣们是居心不良，要追究提议和亲的大臣之罪。结果，“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 。后唐废帝错过了“和蕃”的机会，却为石敬瑭的“联蕃”创造了机遇。后唐终于在石敬瑭与契丹联军的打击之下崩溃。

天祐十五年（918年），王建取代弓裔称王后，其所建立的高丽政权，尚未同后梁建立隶属关系，后梁便于王建称王六年后（923年）就灭亡了。至王建称王九年（926年）、十年（927年）和十五年（932年），高丽相继三次遣使后唐，贡献方物。在第三次遣使过程中，后唐明宗正式宣布：“以权知高丽国事王建为检校太保，封高丽国王”，双方正式确立了隶属关系。翌年三月，后唐明宗命王琼、杨昭业为册封使，到达高丽，向王建宣诏授封。

924年至925年，渤海国王大諲撰曾遣使朝后唐4次。

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后唐庄宗讨伐前蜀，前蜀王降，前蜀亡。后唐灭前蜀后，为了经略西南，派遣徐蔼出使大长和国，逾以威德，欲招抚大长和国归附臣属，但未能成功。其后，后唐屡番遣便前往长和国，大长和国亦曾派过便者前往后唐，但到大渡河便返回。天成元年（926年），大长和国国主郑仁旻卒，其子郑降亶嗣立，即不振作，无暇遭使至后唐。天成三年，杨干贞弑郑隆亶，大长和国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