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皇帝的
侍从、护卫人员， 由皇帝最信任的士兵担任，一般由贵族子弟和京城百姓子弟组成。
词语释义
古代官名，又称“侍卫、
亲卫”，从秦朝时正式产生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只是称谓不同，五代以后，侍卫亲军成为皇帝的亲军。
古代侍卫亲军
唐朝侍卫亲军
在唐朝叫金瓜
武士，是皇帝金殿上的仪仗兵兼侍卫，属于正五品带刀侍卫。又分成南北衙
禁军。
南衙禁军是政府军，北衙禁军才是真正的皇家军，北衙禁军的规模比较小，分为左右
屯卫，仅部署在
玄武门。
宋朝侍卫亲军
五代和
宋朝的军事机构设有“
侍卫司”。全称为侍卫亲军马步军
都指挥使司，和
殿前司分领禁军。五代时，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自此，侍卫亲军成为皇帝的亲军。其统官是侍卫亲军马步军
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及侍卫亲军马步军
都虞候。
北宋时期，侍卫亲军司，地位在殿前司之上，长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掌管禁军的大部分，下设马军、步军二司，亦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建隆三年，石守信辞职后侍卫司长官常空缺而不任命，后期也只设长官中权位最低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侍卫亲军司“自（景德二年，1005）王超罢职（马步军都虞候），无复任者，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而马、步二军始居殿前司之下焉”。三衙分管全国禁军，还分管首都开封的治安，殿前司管宫城（大内）内，马军司管旧城（里城）内，步军司管新城（外城）内。侍卫亲军司与殿前司分领禁军，并兼管
厢军，分侍卫亲军马军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皆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官。掌马、步军诸指挥之名籍，有关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诸政令，侍卫扈从，大礼宿卫。南宋仅掌管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军队，长官为主管侍卫步军司军队，长官为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与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有时仅为虚衔。侍卫司实际分成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各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侍卫司三个军职不常设，到真宗时全都废除。南宋时资浅者充任马军司和步军司长官时，叫做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侍卫步军司公事。
侍卫亲军设马军
都指挥使正五品，马军副都指挥使正五品，马军都
虞侯从五品，步军都指挥使正五品，步军副都指挥使正五品，步军都虞侯从五品，另设诸军指挥使。
清朝侍卫亲军
康熙时特设
御前大臣和
御前侍卫、
乾清门侍卫职务，没有固定的员额和等级限制，由皇帝亲自选授。这些人基本主满洲、蒙古王公勋戚子弟、宗室子弟及主皇帝所赏识的侍卫中擢其优者。御前侍卫、
乾清门侍卫不归
领侍卫内大臣管辖，均归御前大臣管理。御前大臣真实均由勋臣和
军机大臣充任。自乾隆朝任命蒙古
科尔沁贝子札尔丰阿兼任后，经常由满蒙古亲贵王公兼任。此外，还设有“御前行走”、“
乾清门行走”的职务，也属于侍卫制度中的一部分。虽说是一种虚衔，但“行走”带有“见习”、“预备”之意，赏此衔者，可与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一样，成为内廷近御之臣，并经常奉差、执事。如乾隆四十年赏给乾清门行走的有
贝勒永福、贝子弘午；道光七年赏乾清门行走的有贝勒奕纶；光绪十五年赏御前行走的有载濂、载泖、载漪、载泽等。因此，御前侍卫、御前行走、
乾清门侍卫、乾清门行走等作为一种不固定的侍卫制度，因其接近皇帝，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意义是无比重要的。 而作为清朝常备的侍卫机构——侍卫处，曾改称“领侍卫府”，负责统领侍卫、亲军。其管理人员有：
领侍卫内大臣——
正一品，六人，
上三旗中每旗各二人担任。其职责是挑选侍卫、亲军，训练弓马骑射等技艺，侍卫的考核升降，日常的宿卫值班，朝会、御门听焉得地列侍，皇帝出巡时
随扈守卫等等。领侍卫内大臣均由皇帝直接钦选，通常由内大臣、
散秩大臣及满洲
都统、
大学士、
尚书、将军中选授。
隶属于侍卫处的侍卫品级及编制为：
此外还有随旗行走的宗室侍卫编制：
一等侍卫9人，二等侍卫18人，三等侍卫66人。后来增加了从五品的四等侍卫一职，这一职务仅仅作为宗室侍卫中三等侍卫被降职的一个等级。
在清朝的宫廷侍卫官中，有御前侍卫、
乾清门侍卫、大内侍卫等，其中以内廷侍卫（御前侍卫及
乾清门侍卫，后者可视为御前侍卫的一种延伸）待遇最高。按照清制，这种侍卫官都是选拔满蒙勋戚子弟及武进士充任。作为御前侍卫，生活待遇优厚，除本身俸禄外，还有各种形式的补贴和恩赏，如帝后寿诞或扈从出行的话，还有相当多的赏赐。更重要的是，御前侍卫靠近皇帝，职位清高，升迁容易，由侍卫出身而官至卿相的，在清代占有很大比例，比如当下诸多清宫戏中频频出现的明珠、
索额图、索尼、
隆科多、
和珅、
肃顺等。何家祖传下来的“御前侍卫府”竖匾，就是
何礼被宣召进宫当上“御前侍卫”后，其族人为炫耀门庭，光宗耀祖，特在其家门前悬挂的。
草原民族侍卫亲军
一、侍卫亲军的产生
氏族社会末期，“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养活他们，奖赏他们，并且按等级制来组织他们；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象后来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包含着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萌芽；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引文中的“扈从队”，在另外的汉译版本中作“侍卫兵”，所以，文中的“扈从队”或“侍卫兵”都可以理解为侍卫亲军。
恩格斯是在研究了许多民族早期历史之后得出以上结论的。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侍卫亲军产生时的如下特点：1、他们是“一种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2、在氏族社会末期，它“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3、他们与其首领互相效忠；4、在小规模战斗中，他们是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在大规模征战中，他们是现成的指挥作战的各级军事首领，实际上，他们既是小规模的常备军，又是大规模战争中的军事骨干；5、他们的出现促进了王权的产生；6、他们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来源。
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在我国北方草原，侍卫亲军也伴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而出现。据《史记》记载，周襄王之际（公元前651年－前619年），居住在北方的赤翟（赤狄）、白翟（白狄）、义渠、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等部族“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些部族“自有君长”，又“莫能相一”，大概正处在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自有君长”又说明王权的萌芽和出现，那么，在这些部族中，贵族首领侍卫亲军的形成已然可能。
到了匈奴冒顿时代，在北方草原上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侍卫亲军活跃的身影。《史记》载：头曼单于曾经把冒顿质于月氏，冒顿逃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透过冒顿杀父自立的血腥，我们可以发现，冒顿的“左右”是一个“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并且是一个经常性的团体，他们效忠于冒顿，在他们的帮助下，冒顿建立了“王权”——登上了单于之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冒顿所统领的“万骑”的侍卫亲军的性质。可以说，冒顿的“万骑”是见诸我国史籍最早的北方民族的侍卫亲军。
二、侍卫亲军是北方草原民族古代历史中一项传承不断的军事制度
考察匈奴之后北方草原民族古代历史中侍卫亲军的传承情况，应该首先分析鲜卑大联盟的情况。那么其情况如何呢？限于资料，要得出较全面的结论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是，由于拓跋鲜卑同样曾经是鲜卑大联盟中的一员，他们的情况，应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所有鲜卑各部族的情况。《魏书》载：登国元年（386年）“是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巳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都统长的职责为“领殿内之兵”，幢将则是“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二者都是侍卫亲军长官，即使是无常员的“外朝大人”，从其职责看，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职责偏重于文职而已。文武不分，侍卫官兼掌文职，这正是草原贵族侍卫亲军的特色之一。登国元年，北魏政权还在草创之际，其侍卫军长官的称号、职责亦都颇具草原军职色彩，说明他们是效忠于拓跋珪的侍卫亲军，他们履行职责的“殿内”、“王宫”、“禁中”，也只不过是拓跋珪的牙帐而已。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正式称帝，“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开始建立中原王朝规制。数年后，拓跋珪着手对宫廷侍卫队进行调整和整顿：“天赐二年（405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陈卤簿。列步骑，内外为四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旗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槊内，子在刀盾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此时的宫廷侍卫队已经细分为“钾骑”、“幢”、“步槊”、“刀盾”等队列。其中“幢”有“幢将”，从官员的职掌分类看，幢将是武官。有学者指出：幢将的设立“这是中国古代武官制度史上的创举，其字面含义即是统率君主身边仪仗侍卫的将领。”幢将由侍卫亲军将领兼有了仪仗队首领的身份。可见，随着拓跋鲜卑侍卫亲军的发展，其职能有了演化和扩展，而为君主司职仪仗与作为侍卫队最初职能之一的“扈从”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
几乎与拓跋代国同时出现的柔然汗国，不仅同样继承了草原上的侍卫亲军传统，而且其侍卫亲军的名称也与北魏侍卫亲军的名称有相似之处。据记载，社仑可汗时期，在征服高车等部落后势力大振，乃“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幢帅”即幢将。有学者认为，幢、幢将实际上就是柔然可汗宫帐的卫队和卫队长，这里的“幢帅”即社仑的“汗庭禁卫之旅”、“宿卫之士”或“亲兵护卫”，即可汗的侍卫亲军。
在侍卫亲军传承方面，突厥、回紇亦不例外。《暾欲谷碑》载：“我（暾欲谷）成了他（颉跌利施）的谋臣和侍从官”。暾欲谷是后突厥汗国的开创者之一，他辅佐了后突厥汗国颉跌利施、默啜、毗伽三代可汗。暾欲谷在与颉跌利施起事之初，召集亡散，始则仅有十七人，后来发展为七十人，最后，也只不过得到七百人的队伍，暾欲谷即成为颉跌利施的“谋臣和侍从官”。显然，他们这支从十七人到七百人的队伍发挥着颉跌利施可汗侍卫亲军的作用。颉跌利施死后，“默啜可汗二十七岁时，我（暾欲谷）辅佐他即位。……我也派出了远征（军）。我扩大了禁卫队。”此时，后突厥汗国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领土扩展，人民增加，具有了较好的生存条件，因此，可汗的侍卫亲军也得到扩大。《阙特勤碑》载：“我突厥毗伽可汗让自己的侍卫守护我弟阙特勤（的陵墓）。”说明在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时代，可汗的侍卫亲军不仅存在，而且其职责也在扩大。对于突厥的侍卫亲军，汉文史籍中也有记载：“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有学者认为，这些人“是可汗的扈从队伍，它原为阿史那氏即狼氏族的亲兵”。总之，突厥人对北方草原侍卫亲军制度的传承是确切无疑的。
回紇与突厥为同一语族之人民，回紇人曾经长期处于突厥汗国统治之下，是突厥汗国人口构成的重要部分，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十分相似或相同。回紇的军政组织情况，史料中记载较少。回紇汗国建立后，几乎全盘继承了突厥汗国的各项制度，即“贞观二十年，……时吐迷度已自称可汗，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突厥汗国的侍卫亲军制度应该也被回紇汗国所继承。《铁尔痕碑》是记载回紇第二代可汗磨延啜事迹的重要碑铭之一。该碑记道：“……九百人长托依汗·乌鲁赫·达干·卜古赫的队伍”。有人认为“托依汗”“这是一个守卫汗庭之官”，即回紇汗庭的侍卫亲军。
史载，唐肃宗即位后，回紇汗国遣使前来请助讨安禄山，“帝诏燉煌郡王承寀与约，而令仆固怀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俄以大将军多揽等造朝，及太子叶护身将四千骑来，惟所命。”其中，太子叶护的“四千骑”完全听从唐朝的调遣，当然，首先必须惟太子叶护之命是听。这支队伍很可能具有太子叶护侍卫亲军的性质，大约与匈奴冒顿单于的“万骑”相当。另外，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的侍卫亲军被称作“怯薛（kešig）”，而这个单词是从畏吾儿（蒙元时期对回紇的称呼）语中借来的，原意为“番直”。既然有“番直”这个词汇，就应该有“番直”组织存在，而这种“番直”组织显然是回紇时期侍卫亲军组织的继续。综上所述，也可以对回紇汗国的侍卫亲军制度管窥一斑吧。
辽金之际，契丹、女真也都保持了这个传统。据《辽史》记载：“初，太祖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落豪健千余人，置为腹心部。”这支“腹心部”就是他的宿卫，他们平时守卫官帐(“斡鲁朵”)，战时则是阿保机亲自掌握的一支精锐部队，后来演变为作为辽朝宫廷侍卫军主干的“皮室军”。922年（天赞元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析分契丹主力迭剌部，彻底解决迭剌部“强大难制”问题。此后，“而亲卫缺然。（辽太祖）乃立斡鲁朵法，……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形成了“宫卫骑军”。大约在此前后，皇后述律氏组建了“属珊军”。皮室军与属珊军合称“御帐亲军”。此后，终辽之世，宫卫骑军负责守护九帝二后等人留下的宫帐，称为“宫分军”。从上述诸军的职守和性质看，他们显然都是契丹统治者的侍卫亲军。金朝设有“侍卫亲军司”，它大概是承袭了辽制。据记载：金朝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谋克”为百夫长，“猛安”为千夫长。二者分别与表示侍卫亲军的“合扎”结合在一起，构成金朝侍卫亲军前后不同时期的名称，说明他们的侍卫亲军规模的发展。另外，可以由此推断，大约在女真建立政权之前就已经有了被称为“合扎谋克”的贵族侍卫亲军组织了。
考察北方草原民族侍卫亲军制度的传承，蒙古汗国时期及其以前的怯薛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怯薛”蒙古语kešig的音译，轮流值宿守卫之意，指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后发展为封建制的宫廷军事官僚集团，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部分。怯薛的前身是蒙古汗国建立前聚集在成吉思汗身边的一批被称为“那可儿”(nokor，意为伴当、伙伴)。“古代蒙古的那可儿，首先是氏族、部落首领的战士；也是罕、勇士及蒙古草原贵族阶级其他首领、以及这些人的兄弟与能够获得相当地位的其他亲属属下的亲兵。”可见在古代蒙古社会中，首先是以“那可儿”的形式继承了草原上古老的侍卫亲军制度。1204年，在迎战乃蛮部之前，成吉思汗正式组建了自己的侍卫亲军：“又设八十个做宿卫的人，七十个做散班。……又教阿儿孩合撒儿选一千勇士管着，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1206年成吉思汗即大汗位后，将这支侍卫亲军扩充成10 000人的怯薛，包括1 000名宿卫,1 000名箭筒士和8000名散班。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人值，每番三昼夜，总称四怯薛。成吉思汗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担任四怯薛之长，并由子孙世袭。
在蒙古贵族身旁聚拢一批“那可儿”的现象，早在成吉思汗之前就已存在。再深究之，其实它也不是当时蒙古社会的首创，而只不过是对自匈奴以来北方草原上传承已久的贵族侍卫亲军的继承、发展而已。如前所述，侍卫亲军制度在匈奴以降诸多建立过政权的民族中均有传承。那么，在其他北方草原民族中情况如何呢？史籍中对奚族的记载具有一定代表性：“奚国，盖匈奴之别种也，所居亦鲜卑故地，……胜兵三万余人，分为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风俗并于突厥。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居有氈帐，兼用车为营，牙中常五百人持兵自卫。”其中的牙帐应该是奚族五部各自分设的，而各牙帐均有首领用以自卫的、披坚执锐的数百人。奚族的风俗“并于突厥”，奚族曾经是突厥汗国的臣民，其风俗显然受到突厥的强烈影响。突厥汗国时期，控制着突厥军队基层的地方部落贵族各自拥有一批“同伴”和“好汉”，并由他们构成自己势力的基础。突厥的“同伴”和“好汉”，大约与蒙古汗国之前的“那可儿”、“把秃儿”（英雄）相当。那么，作为在草原文化传承中上承突厥、下传蒙古的民族之一的奚族，他们首领牙帐中的“持兵”者的性质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把他们比作蒙古的“那可儿”或突厥的“同伴”，不会有太大出入。而奚族这方面的情况，大约对其它未曾建立政权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有普遍意义。
三、侍卫亲军的性质、地位、作用
上述北方草原贵族的侍卫亲军，就其性质而言，与世界上各民族历史上的侍卫亲军一样，首先是具有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恩格斯在研究日尔曼古代历史时，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墨罗温朝的国王们，在他们的亲信中间都有他们的扈从人员。当时的显贵们，同样地，也不会没有护卫人员的。在加罗林王朝，国王的这些侍卫们叫做家臣、臣仆或仆役；……这同一的称呼，也适用于贵族们的随员。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到处出现，而且在社会与国家中，成为一种人数目益众多、地位日益重要的成分了。”“显贵们”的护卫人员，“贵族们”的随员，对于国家、国王来说，当然会表现出私人所有的属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引用了一段当时贫穷的自由人投奔某个主人的契约，其中他们对主人说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无衣无食，所以求您(主人)慈悲为怀，允许我处于您的庇护(mundoburdum——等于监护)之下，投靠于您，请您负责以衣食周济我，而我，只要在我活着的时候，就要按照一个自由人的样子，听候您的使用和传唤；并且，我一生一世都不脱离您的权力与保护，一辈子都停留在您的权力与保护之下。”这样的契约已经把日尔曼贵族侍卫队的私有属性表现得一览无余了。
在我国历史上，这种投奔并宣誓效忠于某位首领，从而成为其侍卫或随从的现象，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存在。当时，一些人通过“委质为臣”，投奔于贵族首领麾下，成为该贵族的私人扈从。“‘委质为臣’即是确定新主从关系的手续。”“委质为臣”的手续肯定与日尔曼穷人投奔主人的手续会有很大不同，但其本质则是相同的：一旦委质，虽死不贰，终身成为主人的所属。在北方草原，这样的情况也很普遍。匈奴冒顿单于的“万骑”，不仅随其鸣镝射杀了其良马爱妻，而且射杀了冒顿之父、匈奴当位单于头曼。如果此“万骑”不是冒顿的私人武装，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不可想像的。辽朝宫分军的形成，明确地表现了即使在建立了国家政权之后，辽朝皇帝、皇后侍卫亲军还具有私人武装属性的一面。而奚族首领们各自帐下的数百人扈从，则完全是首领的私人武装。
古代蒙古那可儿的私人武装性质表现得也非常明确。“蒙古史的各种资料经常提到伴当，即主要以战士的资格为氏族和部落首领服役的自由人。古代蒙古的伴当在许多特点上，一方面类似古代日尔曼首领们的亲兵，另一方面也类似古代罗斯诸侯们的卫士。”《蒙古秘史》作为难得的北方草原民族留下的历史记载，在这方面也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据该书记载，在铁木真（成吉思汗）丧父后处于困境之中时，“有札儿赤兀歹老人自不儿罕山前，……引着者勒蔑名字的儿子来，说道：……如今这儿子（者勒蔑）教于你，备鞍子、开门子。说着，与了。”从此之后，者勒蔑成为成吉思汗的那可儿，无论后来成吉思汗的命运和事业如何坎坷，他再未离开成吉思汗。当成吉思汗登上汗位、建立蒙古国时，把者勒蔑称作“是我有福庆的伴当（那可儿）”。者勒蔑的情况可以比较典型地说明包括者勒蔑自己在内的成吉思汗的所有那可儿们都是成吉思汗的私人武装。《蒙古秘史》载，克列部被成吉思汗击灭后，克列首领桑昆的一个那可儿阔阔出抛弃了其主人，来投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说：“这等人如何教他作伴当”，将其杀死。显然，在当时蒙古草原上，那可儿与主人的关系也是一旦委质，虽死不贰的。
侍卫亲军的私人武装性质已如上述，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其属性的另一面，是在一定条件下侍卫亲军还具备国家常备军的性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常备军是以某种贵族的侍卫亲军演变而来的。在追寻侍卫亲军演变为国家常备军历史轨迹时，不妨借鉴一下英国学者泰勒所提出的一种人类学研究方法，即：把文明民族复杂的政治机构回归到其原初形式，再对它进行研究。遵循这一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中外早期历史发展中，比较准确地了解侍卫亲军向常备军演变的一般过程。公元前6世纪末，大流士夺取波斯国王位后，面对巴比伦、亚述、埃及等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一面加紧镇压，一面推行改革。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常备军。这支常备军的主力和核心即由波斯人组成的国王的侍卫亲军。恩格斯在论述军队时，提到了大流士建立的常备军，他写道：“大流土·希斯塔斯普建立了常备军，以控制被征服的各郡和防止各郡的萨特拉普即总督的頻繁的叛乱。……这支常备军中还包括皇帝的近卫军——1万名精选的、披着金碧辉煌的盔甲的步兵(“敢死队”Athanatoi)。”其中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波斯帝国常备军的建立出于镇压被征服的异族人民的需要；二、波斯国王的“近卫军”即侍卫亲军成为帝国常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二点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对被征服异族人民反抗的长期军事斗争，使国王的侍卫亲军转化为帝国常备军的一部分。
在我国历史上，夏代还没有国家常备军，对王室的护卫由少数贵族上层成员组成的卫队负责，“这是后世常备军的雏型”。发生战争时，贵族卫队就成为军队的核心和骨干，由他们统领临时征集平民组成的军队进行战斗。商代武乙时期，出现了以贵族为骨干、被编为右、中、左三师的国家军队，由商王直接指挥。对照夏代王室卫队的组成情况，这些以贵族为骨干的国家军队大概是贵族卫队发展的结果。及至武王克商前后，周朝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即“宗周六师”和“殷八师”，这些军队由周王直接指挥，当时被称为“虎臣”的周王侍卫队，构成了周王朝常备军的重要部分。可见在中外历史上，首领、贵族们的侍卫亲军与国家常备军从来就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历史上是否也有常备军，如果有，他们是如何产生的？过去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匈奴后期开始实行“胜兵”制度，所谓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任务的常备兵。在我国史籍中，对匈奴之后北方民族多有“胜兵”若干的记载。这样看来，他们普遍实行了常备军制度。但是，据后来的研究显示，“胜兵”并不能理解为常备军，而“首先是力能操兵的意思；‘胜兵’又作‘胜兵者’，是力能操兵的人的意思。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即:能拿得起兵刃或武器的人，引申为能操兵作战的人。”论者对“胜兵”作了深入分析，结论比较令人信服。如果照此解释北方草原民族的“胜兵”，就相当于匈奴“士力能弯弓”者，战时他们充军作战，平日则牧马放羊，谈不上是常备军。尽管对“胜兵”的解释可以改变，可以存异，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政权或国家就没有常备军。
草原贵族、部落首领侍卫亲军发展变化的过程，为考察草原民族政权或国家常备军产生及其形态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恩格斯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及作战方法以及与之一起的军队的胜负，都是依靠于物质的亦即经济的条件的。”一般而言，草原游牧民族及其政权并不具备建立大规模常备军的必要和可能，这是由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分散性决定的。在战争条件下，大规模军队的动员与组建，完全可依赖族兵制集兵方式去完成。然而，自从北方草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居民自动的武装”成为不可能之后，居于统治地位的草原贵族首领及其政权必须持有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用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
阶级利益的冲突是长期的，草原贵族的武装力量也必须是常备的。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当一个草原民族政权与邻人的政权相对峙，或处于几个国家或政权的夹击之下时，一定规模常备军的存在更加必要。因此，尽管在开始阶段，贵族、首领们的侍卫亲军往往表现出私人军队的特质，然而，伴随着某些草原贵族、部落首领开展的军事征服，伴随着他们成为政权或国家首脑过程的发展，他们的侍卫亲军也在逐渐从私人军队向政权的或国家的军队演变，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而对内镇压反抗，对外征服异族长期军事活动，又使他们“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这样，那些草原民族政权或国家首领的侍卫亲军又具备了国家常备军的性质及形态。在匈奴国家建立过程中，先后征服了众多民族。出于长期征服战争的需要，匈奴国家没有一支常备军是难以设想的，更不用说统治和镇压其他民族反抗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在建立匈奴国家过程中，冒顿的“万骑”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镇压反抗，维持匈奴国家秩序的斗争中，他们大概还会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这样，冒顿的“万骑”就自然具备了常备军的性质。
以辽太祖建立的侍卫亲军为例，也可说明这一过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初设“腹心部”作为自己的侍卫军，后来演变为辽朝宫廷侍卫军主干的“皮室军”。辽太宗继位后继续强化“皮室军”，结果它发展为“凡三十万骑”的一支常备军。西夏王朝常备军由中央侍卫军、地方军和生擒军组成，其中，中央侍卫军就是从原来扈从酋长的“牙兵”和部族兵演化而来。蒙元时期的“怯薛”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变化。起初，他们只是一支成吉思汗的小规模亲兵卫队。蒙古汗国建立时，它被扩充到一万人，成为一支精锐部队，又称“大中军”，“怯薛作为蒙古大汗直接掌握的一支常备精锐军事力量，平时宿卫汗廷，战时是全军的核心力量”，具备了蒙古汗国常备军的性质。元朝建立后，“怯薛”成为中央宿卫军的核心。史载：“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方太祖时，以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朮为四怯薛，领怯薛歹分番宿卫。及世祖时，又设五卫，以象五方，始有侍卫亲军之属，置都指挥使以领之。”忽必烈在“怯薛”的基础上扩充了中央宿卫军。到文宗朝，这支队伍员数达到20万，占到元朝100万军队的五分之一，是一支朝廷用以“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
通过上述可见，北方草原各民族实行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兵民不分的族兵制兵役制度，从军事斗争的角度看，尽管全体人民除妇孺老弱外，都被组织成为一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军队。但是，对于任何民族人民来说，物质资料生产才是维持其生存第一位的活动，须臾不可离弃。正是这个人类社会基本的共同规律，象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一样，也决定着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国家军队的存在形态，即：在没有较大规模战争时期，草原上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牧人，他们逐水草而居，牧放自己的畜群，只有包括贵族首领们侍卫亲军在内的一些少数人继续组成常备军，护卫主人，维持秩序；当大规模战争爆发时，牧人们才跨马弯刀，成为战士，随军出征，贵族及其侍卫军成员则分别担任各部军队的各级军官，指挥作战。而只有当征服了诸多其他民族、建立了汗国或政权之后，建立较大规模的常备军才成为必要，这时，伴随着草原贵族、部落首领向单于、可汗或皇帝转化，他们的侍卫亲军就会演化为一支该国家或政权精锐的常备军，一旦有大规模战事爆发，作为由单于、可汗或皇帝直接指挥的精锐部队，往往起到主力核心的作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42～143页。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40页。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魏书》卷129，《官氏志》。
《魏书》卷2，《太祖纪》。
《魏书》卷108，《礼志四》。
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666、667页，中华书局，2004年。
《魏书》卷109，《蠕蠕传》。
陶克涛：《毡乡春秋》，柔然篇，第291页。
《暾欲谷碑》第7行。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9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暾欲谷碑》第51、53行。
《阙特勤碑》西面。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37页。
《周书》卷50，《突厥传》。
蔡鸿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
林幹、高自厚：《回紇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旧唐书》卷194下，《回紇传》。
《铁尔痕碑》第8行。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210页。
林幹、高自厚：《回紇史》第63页。
《新唐书》卷232，《回鹘传上》。
［法］伯希和：《<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载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第
2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辽史》卷46，《百官志二》。
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第33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辽史》卷46，《百官志二》。
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第143～144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
《辽史》卷35，《兵卫志中》。
王曾瑜：《金朝军制》，第3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金史》卷44，《兵志》。
韩儒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第7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刘荣焌译，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额尔登泰等校勘：《蒙古秘史》第191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吴柏春等：《试述蒙古汗国时期的怯薛制》，《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旧唐书》卷199上，《北狄传》。
蔡鸿生：《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
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第87页.
许倬云：《西周史》，第16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刘荣焌译，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额尔登泰等校勘：《蒙古秘史》，第97节。
额尔登泰等校勘：《蒙古秘史》，第211节。
额尔登泰等校勘：《蒙古秘史》，第188节。
连树声译，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401页。
参阅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00～201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三卷，第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三卷，第10页。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三卷，第20页。
参阅许倬云：《西周史》，第216页。
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么？——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1
期。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42页。
《辽史》卷34，《兵卫志中》。
徐勇、张焯等编著：《简明中国军制史》，第24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第376页。
《元史》卷99，《兵志二》。
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第381、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