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877年1月31日—943年7月4日），即高丽太祖（고려 태조），字若天，朝鲜半岛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高丽王朝开国之君（918年—943年在位）。

乾符四年正月十四日（877年1月31日），王建降生于新罗汉州松岳郡（今朝鲜开城特级市）的一个土豪家庭，父亲王隆（追封高丽世祖），母亲韩氏（追封威肃王后）。史载王建自幼聪慧，脸型方正，额头宽大，具备“龙颜日角”的帝王之相。同时“气度雄深，语音洪大，有济世之量”。

王建即位后自称“出自侧微”，可知他的家族在新罗骨品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王建成长之际，正值新罗衰落之时。文德二年（889年，龙纪元年），新罗沙伐州（尚州）爆发元宗、哀奴起义，揭开乱世的序幕。此后新罗各地豪族割据，呈现碎片化局面，最强的有两大势力，分别是割据百济故地的甄萱和割据高句丽故地的弓裔，他们与在朝鲜半岛东南苟延残喘的新罗鼎峙，构成所谓“后三国”的局面。乾宁三年（896年），时任新罗松岳郡沙粲的王隆归顺弓裔，被拜为金城郡（今朝鲜江原道金化郡）太守，并向弓裔建议：“大王如果想称王于朝鲜、肃慎、卞韩之地，不如就在松岳筑城，让我的儿子王建做城主。”弓裔听从，于是王建奉命修筑勃御堑城，并担任城主。翌年五月，王建之父王隆死于金城郡。

乾宁五年（898年，光化元年），弓裔从铁圆（今朝鲜江原道铁原郡）迁至松岳，王建来拜见他，被弓裔封为精骑大监，讨伐杨州（今韩国首尔特别市）、见州（今韩国京畿道杨州市）。

光化三年（900年），王建又奉命攻取广、忠、清三州及唐城、槐壤等郡县，因功升为阿粲（第六等官阶）。

天复三年（903年）三月，王建率水师沿西海岸而下，占领了朝鲜半岛西南角的锦城郡（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市）等十余郡县，改为罗州，在后百济后方开辟了一块飞地。同年，良州（今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城主金忍训告急，王建被调去救援。回来后，弓裔询问边事，王建陈述安边拓境的方策，得到弓裔及其他臣僚的赞赏，遂提拔王建为阏粲。

其后弓裔定国号为摩震，建元武泰、圣册，从松岳迁回铁圆。圣册二年（906年），弓裔命令王建率精骑将军黔式等领兵3000，攻打尚州沙火镇，击溃后百济甄萱。

圣册五年（909年），王建因弓裔日益暴虐，请求外调罗州，以避风头。正好弓裔也担心后百济夺取罗州，便批准了王建的请求，并拜为韩粲、海军大将军。王建把罗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威惠并行，士卒畏爱”，对后百济有很大震慑作用。王建曾于光州盐海县捕获甄萱出使吴越国的船只，得到弓裔嘉奖，又奉命修治战船于贞州（今朝鲜开城特级市开丰郡），领兵2500人攻取后百济之珍岛及皋夷岛，又在罗州浦口以火攻战术大破甄萱所率水师，斩获500余级，其后计擒海盗能昌，从而确保了对罗州海域的制海权。其时将领金言等抱怨“功多无赏”，王建则说：“千万不要懈怠，不要产生背叛之念，才能获得福气。如今主上暴虐，滥杀无辜，告密之风盛行，朝中人人自危，不如专心在外打仗，才能保全性命。”诸将赞同。

水德万岁元年（911年），弓裔改国号为泰封。水德万岁三年（913年）召还王建，以其战功卓著，拜为百官之首——广评侍中，并晋阶波珍粲（第四等官阶）。王建为官谨慎，力争人心，遇到有人被诬陷就极力搭救，赢得了很高的威望。王建担心弓裔猜忌，又请求外放。正好弓裔也认为统领水军的金言出身卑贱，不足以震慑后百济，便于翌年命王建再掌水师，号“百船将军”，在贞州浦口修治战舰70余艘，载水兵2000余人，南下罗州，果然震慑了后百济。王建回朝后汇报了情况，弓裔大喜说：“我的将领们还有谁比得了王建呢？”于是任命步将康瑄诘、黑湘、金材瑗为王建的副手，追加100余艘小船和十多艘大船、3000水兵，载着粮饷，在王建的率领下再次前往罗州，并赈济当地灾民。

后来，王建又回到铁圆当侍中，其时弓裔愈发倒行逆施，不仅滥杀臣民，连自己的妻儿都残忍杀害，人们都盼望王建能够主政。政开五年（918年）六月十四日夜，骑将弘述（后被王建赐姓名为洪儒，以下三人同）、白玉衫（裴玄庆）、能山（申崇谦）、砂瑰（卜智谦）拜访王建府邸，谋划政变。他们看到王建的夫人柳氏（神惠王后），便说：“园中有新瓜吗？有的话就摘来吧！”柳氏知晓其意，出来后又偷偷从北户潜入帐中。这时四骑将正向王建阐明推戴之意，说：“自从三韩分裂，群雄割据，现在的主上振臂高呼，消灭草寇，三分辽东（此处为泛指）已有大半，建国定都二十余年，如今却滥杀无辜，生灵涂炭，大家对他恨之入骨，即使桀、纣也比不上他，废昏立明是天下的大义，请王公实行殷、周的易姓革命之举！”王建变了脸色，拒绝道：“我一向自居忠信，主上虽然暴虐，但我怎敢怀有二心？所谓革命就是以臣伐君，我实在没有这个德行，怎么敢效仿商汤、周武王？只怕后世将会以此为口实！古人说‘一日为君，终身为主’，延陵季子也说‘当国君不是我的节操’，就去种田了。我的节操能高过延陵季子吗？”四骑将继续以“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来劝王建举事，这时柳氏出来，对王建说：“举义推翻暴政，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现在听到诸将这么说，连妾身都奋发起来了，何况大丈夫呢！”于是手提甲领，披在王建身上。四骑将便扶拥着王建走出来。

六月十五日黎明，王建坐在谷堆上，四骑将对他行君臣之礼，然后向外传出“王公已举义旗矣”的消息，铁圆官民奔走来投，并有万余人围在宫外，等待王建入宫。弓裔自知众叛亲离，乔装逃出北门，躲在峡谷中，后被斧壤百姓杀死。当天，王建在众人簇拥下进宫，即位于布政殿，宣布改国号为“高丽”，建年号为“天授”。十七年前，弓裔以据有高句丽故地而建号高丽，王建重拾这个国号，寓意“值金鸡（新罗）自灭之期，乘丙鹿（高丽）再兴之运”。虽然此国号含有“兴灭继绝”之意，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高氏高丽）性质迥然不同，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即位不久，王建着手拨乱反正，废除了弓裔的虐民政策，诛杀了弓裔的亲信宗侃、犾鈇等，并先后粉碎了马军将军桓宣吉、伊昕岩、徇军吏林春吉及清州豪族陈瑄等的叛乱阴谋，从而稳固了新生政权。天授二年（919年）正月，王建迁都故乡松岳，改称开州（后称开京），创建宫阙及官署，设立市场和坊里，分为五部，设置六卫。

王建建立高丽之际，北有渤海国，南有后百济和新罗。王建以平壤为西京，修筑城池，派堂弟王式廉镇守，稳住北疆，同时与后百济、新罗都修好通聘。天授三年（920年）十月，后百济入侵新罗，新罗景明王派阿粲金律来高丽求救，王建出兵救援，甄萱退兵，但高丽与后百济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此形成。

此后王建高举“尊王”旗号，奉新罗为宗主，对抗后百济甄萱。天授七年（924年）七月，甄萱派儿子须弥康（可能是甄神剑）、良剑攻打曹物郡（今韩国庆尚北道善山郡一带），王建派将军哀宣、王忠前去救援，哀宣战死，但曹物人死守，后百济未能攻下。翌年，王建派征西大将军庾黔弼进攻后百济燕山镇，杀将军吉奂，又攻任存郡，杀获3000余人，王建也亲至曹物，被甄萱围困，庾黔弼引兵来救，双方遂议和结盟，甄萱送出外甥真虎、王建送出堂弟王信为人质。王建还称甄萱为尚父，打算邀请他来营中议事，经过庾黔弼和新罗的劝阻，才打消此念，没有过分与后百济亲近。

天授九年（926年）四月，甄萱的人质真虎病死，甄萱认为是王建杀了他，便杀了王信，两国关系再度破裂。甄萱陈兵熊津，进攻高丽，王建命诸城坚壁不出。新罗建议王建一举消灭后百济，王建说：“不是我害怕甄萱，而是要等他恶贯满盈而自取灭亡。”翌年正月，王建联合新罗夺取后百济的龙州，三月打败运州城主兢俊，取近品城，四月派海军将军英昌、能式等率水师攻打康州（今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市），占领突山等四乡。王建又亲征熊州（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但未能攻克。其后王建亲自前往康州，城主兴达及后百济官吏都投降了高丽。

天授十年（927年）九月，新罗国相金雄廉打算邀请王建来新罗都城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强化对后百济的围堵，甄萱遂率兵进攻新罗，新罗景哀王遣使告急于高丽，王建派侍中公萱领兵10000人救援，途中得知金城被甄萱攻破、景哀王自杀的消息。王建大怒，亲率精锐骑兵5000人，在公山（今韩国大邱广域市八公山）桐薮邀击从金城凯旋的甄萱，反被甄萱击溃，大将申崇谦、金乐为掩护王建而战死，王建仅以身免。甄萱乘胜取大木郡、侵碧珍郡，烧毁田野积聚，这是王建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其后吴越国派班尚书来调停高丽和后百济的冲突，王建和甄萱互相致书，指责对方背盟。

天授十一年（928年）五月，甄萱袭取康州，杀三百余人。七月，王建征讨三年山城（今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没有攻下，便前往清州，遭百济军围攻，庾黔弼率军来救，击退百济军，杀获300余人，经此胜利，王建才稍微心安。十一月，甄萱率精兵夺取乌于谷城，杀一千人，将军杨志、明式等六人投降甄萱，王建令军队集中于毬庭，在全军面前将六人的妻子弃市。天授十二年（929年），甄萱入侵义城府、顺州等地，至十二月，甄萱又包围古昌郡（今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王建率兵往救，于翌年正月在古昌郡瓶山大破甄萱，杀8000余人，一举扭转了高丽被动的局势。

古昌大捷后，王建与新罗敬顺王金傅通好，同时将新罗东部沿海从溟州（今韩国江原道江陵市）到兴礼府（今韩国蔚山广域市）110余城纳入版图。天授十四年（931年）三月，王建亲至金城，会晤金傅，金傅送堂弟金裕廉为人质。

天授十五年（932年），王建派王仲儒（王儒）出使后唐，请求册封。天授十六年（933年）三月，后唐明宗所派使臣王琼、杨昭业来到高丽，册封王建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上柱国、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封神惠王后柳氏为河东郡夫人。王建遂停用天授年号，改用后唐长兴年号。王建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其地位随之大为巩固，从而进一步迈向一统三韩的目标。是年夏，王建派征南大将军庾黔弼阻止百济入侵新罗，在槎滩、子道等地大破甄神剑所率的百济军，保住了新罗。

清泰元年（934年）九月，王建亲征运州（今韩国忠清南道洪城郡），甄萱求和，庾黔弼主张“今日之势，不容不战”，便以数千骑兵大破后百济5000甲士，斩获3000余级，熊津以北30余城都归降高丽。

清泰二年（935年）三月，后百济发生宫廷政变，甄萱之子甄神剑囚父自立。六月，甄萱逃到罗州，投降高丽。王建派庾黔弼等从海路将甄萱接到开京，尊为尚父，位在百官之上，赐杨州为其食邑。受此影响，新罗王金傅也于十月纳土归降，十一月亲自入朝开京，王建起初推辞，最终接受让国，遂封金傅为政丞，位在太子之上，以金城（后改称庆州）为食邑。

清泰三年（936年）二月，甄萱的女婿朴英规秘密通款高丽，愿为内应。其后甄萱也请求王建出兵消灭逆子。王建经过权衡，于六月派正胤（太子）王武和将军朴述熙领兵一万前往天安府，预备征讨后百济。其后王建亲自率领三军共87500余人出征，九月八日在一利川（今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的洛东江支流）与神剑展开决战。刚开战便有百济左将军孝奉等倒戈投降，后百济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被斩5700余级。高丽军乘胜追至马城（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弥勒山城），神剑等被迫投降，后百济灭亡。随即王建进入后百济都城全州，一路“存问将士，量才任用，军令严明，秋毫不犯”。其后凯旋开京，登威凤楼，接受文武百官及百姓朝贺。至此，王建完成了一统三韩的大业。

一统三韩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应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对于前者，王建总体来说采取无为而治的妥协方针，维持与功臣、豪族势力共治高丽的局面，比如他想将沦为俘虏的奴婢释放为良民，但考虑到会触动功臣利益而没有推行，此外他还试图向地方派遣流官，以牵制半割据的豪族势力，也没有实现。对于后者，王建则毫不留情地切断与契丹的关系，并构想联合后晋北伐契丹（详见“为政举措-外交”一节），亦因去世而落空。

天福八年（943年）四月，王建自知时日无多，便召大匡朴述熙于内殿，亲授《十训要》，令后世君主遵守。五月二十日，王建以汉文帝遗诏的精神告知宰相廉湘、王规、朴守文，表示自己“视死如归”，要求他们与太子王武裁决内外机务后再上报。五月二十九日（7月4日），王建病危，在神德殿命学士金岳起草遗诏。起草完毕后，左右官员失声痛哭，王建询问其意，他们说：“圣上给臣民当父母，如今却要抛弃臣民，臣等悲痛欲绝。”王建笑道：“浮生自古然矣！”说完后过了一会儿就溘然长逝了，享年六十七岁。死后庙号太祖，谥号神圣（后累朝加谥为“应运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圣大王”），葬于显陵。

王建所缔造的高丽国被称为“豪族联合政权”或“具有豪族联合性质的政权”，基本特征就是功臣、豪族势力主导政局，王建相当于各地豪族的盟主（他本人也出身豪族），这是统一新罗时代末期及后三国时期统治秩序瓦解、各地豪族割据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恢复中央集权体制的过渡形式。王建开国后，封洪儒等“四骑将”为一等功臣，坚权等7人为二等功臣，三等功臣多达2000多人。此后在统一后三国的过程中，王建“分遣单使，重币卑辞，以示惠和之意”，笼络了大量地方豪族势力（将军、城主），保障他们的自治权。为了统合数量庞大的功臣、豪族，王建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王建成功强化了功臣、豪族的凝聚力，确保他们都能效忠于自己，为消灭后百济、统一后三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功臣、豪族势力尾大不掉，成为牵制乃至威胁高丽王权的最大隐患。王建在统一之后，采取无为而治的妥协方针，维持与功臣、豪族共治高丽的局面，尽量不触动他们的利益，将这个难题留给后代君王去解决。

王建建立高丽后，大体上沿袭泰封旧制，同时参酌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制度，确立了高丽初期的国家机构。起初，高丽有六省（广评省、内奉省、物藏省、珍阁省、白书省、元凤省）、四部（徇军部、兵部、仓部、内泉部）、一台（义刑台）、一司（都航司）、一军（内军），以广评侍中为百官之首。王建在位中期，又参照中原王朝的中书省而增设“内议省”，参与机务，地位仅次于广评省。

在官阶上，王建一度废除泰封时期的大宰相、重副、台司训等官阶，恢复新罗的十七等官阶，但不久就在摩震官阶的基础上改为三重大匡、重大匡、大匡、正匡、大丞、佐丞、大相、佐相、元甫、正甫、元尹、佐尹、正朝、正位、甫尹、军尹、中尹的一套高丽初年特有的官阶体系。

王建认为“让为礼宗，敬乃德本”，因此很重视官员队伍的素质。王建即位不久后，割据尚州的豪族阿字盖（即甄萱的父亲阿慈个）遣使归附高丽，在高丽君臣演习迎接仪式时，广评郎中柳问律与直省官朱瑄劼争列，王建毫不留情地将两人流放边疆。统一后三国之后，王建于清泰三年（936年）撰写并颁布《政诫》一卷和《诫百寮书》八篇，以整顿吏治。

王建不仅重用武将为他一统后三国，还起用文人儒士，包括泰封文士王儒（朴儒）、崔凝，新罗文士崔彦㧑、崔承老以及从吴越国来的酋彦规、朴岩等，并沿用泰封之制，以元凤省为汇聚文士的机关。

王建即位三个月后，就在高句丽故都平壤设大都护府，迁徙盐、白、黄、海、凤诸州民来充实，命堂弟王式廉镇守。随后定为“西京”，从天授五年（922年）起，花了六年时间修筑西京“在城”（王城），天福三年（938年）又营建西京罗城（外城）。相比之下，开京罗城的营建则迟至一百多年后的高丽显宗时期。王建在位期间，至少十次巡幸西京，显示出他对西京的格外重视，他甚至明确表示“平定三韩，将都于此”， 尽管到他去世为止都没来得及迁都西京，但他去世前也在《十训要》中强调“西京水德调顺，为我国地脉之根本、大业万代之地”。王建高度重视并积极经营西京，根本目的在于北拓。事实上，王建在位期间就不断在西京以北修筑城池，于天授十一年（928年）在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市一带筑城，三年后在此设安北府，使高丽疆域从大同江扩张到清川江。

除了北拓之外，王建还在统一后三国后设东南道都部署使于庆州，设瀛州观察使于古阜，设排岸使于临海（今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以加强对新罗、百济故地和东南沿海地带的控制。

天福五年（940年），王建改诸州、府、郡、县名。根据南唐使臣章僚的记载，当时的高丽有二京、六府、九节度（州）、百二十郡。王建本欲向各州、府、郡、县派遣流官，但未能如愿。直到四十年后他的孙子高丽成宗才全面落实。

王建在即位当天就把弓裔批判一番，并宣布将停止弓裔时期“徭烦赋重”的虐民政策。随后就废除弓裔时期“一顷之田，租税六硕（石）；管驿之户，赋丝三束”的重税，降至一顷二石，又宣布蠲免三年赋役。他在位时还设立“黑仓”，用来赈济贫苦百姓。后世评价王建的赋役政策是“取民有度”。

王建在位前期，仍沿用新罗的禄邑制，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作为食邑。天福五年（940年），王建实行“役分田”制度，对于统一后三国的有功人员，不按官阶，而按性行善恶、功劳大小来依次分配。这项制度被认为是后来高丽的土地制度——田柴科制之渊源。

天授十三年（930年）十二月，王建巡幸西京，并在西京创建学校，任命秀才廷鹗为书学博士，又另外创立学院，聚集六部学生来教授。后来王建下赐彩帛以鼓励兴学，同时设置医、卜二业，又下赐仓谷百石作为“学宝”（相当于奖助学金）。

王建确立佛教为高丽的国教，大力推行崇佛政策。他本人笃信佛教，认为自己能安邦定国全靠佛教。平定后百济之前，王建在开京建七层塔，在西京建九层塔，祈祷借助佛力“合三韩为一家”；平定后百济后于天护山（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连山面）新创开泰寺，举行华严法会，亲制疏文，感谢佛祖保佑他成就一统三韩的伟业，并对佛发誓“生生世世，终攀般若之慈航；子子孙孙，永作法门之檀越”。

王建定都开州以后，就在城中建立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并舍故居为广明寺。据说到晚年修了3500余所佛寺。

王建行军打仗时，以能兢等“四大法师”为军事顾问，称“行军福田”，并尊佛僧为王师和国师，顶礼膜拜，其中一位王师忠湛圆寂后，王建还亲撰碑文。他尤其尊重求法僧和印度僧。丽严、玄晖、兢让、璨幽、庆猷、庆甫等入华求法僧回国后都得到王建的召见与礼遇，印度僧侣三藏法师摩㬋罗和弘梵大师㗌哩嚩日罗（室利缚罗、袜罗）东来高丽，王建也陈设盛大的仪仗来欢迎他们。王建的一个儿子还出家为僧（证通国师），开启高丽王子出家之先河。

王建开国后，还规定每年举行佛教盛会——八关会，成为高丽特色的风俗。

王建在位时期，模仿唐代府兵制，设六卫，下辖三十八领，每领1000人，以兵部和徇军部为掌兵机关。同时亦设内军为君主宿卫机关，但人数不多。

王建即位之初，女真人常常骚扰高丽北疆。王建即位后，先招降了勾结女真黑水蕃入侵边境的鹘岩（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西）城主尹瑄，又派庾黔弼去鹘岩城解决女真问题，恩威并施，招徕了1500余名女真人，并找回3000余名被女真俘虏的高丽人，保障了北疆的安宁。天授六年（921年），王建又派坚权全歼了从登州（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入侵新罗的171名达姑狄。

在平定后百济的过程中，女真为高丽出了大力，王建向女真买来10000匹马，同时由庾黔弼率领黑水、达姑、铁勒诸蕃劲骑9500人参战。

不过，王建对女真人还是相当防范，认为他们“人面兽心，饥来饱去，见利忘耻”，即使归顺高丽，也不能放心，所以不准他们进城，要求所经州镇在城外修建馆舍来安置他们。

天授九年（926年），高丽的北邻渤海国被契丹所灭。在渤海亡国前一年九月，渤海礼部卿大和钧、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谟、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就率民一百户归顺高丽。渤海灭亡后，高丽更是迎来了渤海难民潮。清泰元年（934年）七月，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数万人投奔高丽，王建赐大光显姓名为王继，编入高丽王室，特授元甫官阶，安置于白州（今朝鲜黄海南道白川郡），以便他能继续祭祀祖先，并赐予其下属官员爵位、军人田地房屋。

王建在位时期，中国处于五代十国时代。王建对中原王朝采取事大政策，于天授六年（923年）派福府卿尹质出使后梁，得五百罗汉画像。后唐建国后，王建又于天授八年（925年）派广评侍郎韩申一、春部少卿朴岩出使后唐，但那时王建还不打算正式向中原称臣，所以中国史书中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其后，王建又派张彬、林彦等出使后唐，献方物，并在天授十一年（928年）正式以“权知高丽国诸军事王建”的名义与后唐交往。天授十五年（932年）又派王儒（王仲儒）出使后唐，请求册封，得到后唐明宗批准，翌年就被后唐册封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上柱国、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同时去天授年号，奉后唐正朔，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石敬瑭建立后晋以后，王建就派王规、邢顺祝贺登极，送质子王仁翟到中原，并于天福三年（938年）开始使用后晋天福年号。后晋于天福六年（941年）加封王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的官位，并赐食邑一万户，由国子博士谢攀前往册封。其后王建又三次遣使朝贡后晋。另一方面，王建正筹划北伐契丹，遂以被后晋封为“弘梵大师”、后来东游高丽的印度僧人㗌哩嚩日罗（室利缚罗、袜罗）为纽带，让他给石敬瑭捎话，说高丽和渤海是“亲戚之国”，渤海被契丹所灭，所以高丽要为渤海报仇，并请后晋出兵，与高丽两面夹击契丹，但石敬瑭不予理睬。

十国之中，与高丽有往来的是吴越国、吴国、南唐、闽国。弓裔时期就与这些国家交往，王建即位后仍然延续，其中与吴越国关系尤深。天授十年（927年），吴越曾派班尚书调停高丽和后百济的纷争，王建在答复甄萱的书信中称吴越国为“上国”。其后王建接受后唐册封，高丽与吴越的政治联系弱化，但佛教交流却方兴未艾。清泰二年（935年），吴越僧侣子麟到高丽、百济、日本等国传授天台宗教法，王建非常重视，派李仁旭送子麟回吴越。清泰四年（937年），王建派张训出使吴越国报聘。

王建即位第二年，就派佐良尉金立奇出使入贡吴国。张训出使吴越国期间，听说了南唐取代吴国的消息，王建便于天福三年（938年）派广评侍郎柳勋律出使南唐祝贺南唐烈祖李昪，所上文书称“笺”，内容如表，但不称臣。天福五年（940年），王建又派广评侍郎柳兢质出使南唐，贡献方物。

王建亦同闽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他曾派新罗僧人洪庆从闽国请来《大藏经》，亲赴礼成江迎接，奉为至宝，也有高丽向闽国遣使献宝剑、铜佛、石笋、小木塔的记载。

王建在位时期，契丹勃兴于中国北方。起初王建也与契丹有过友好往来。天授十一年（922年），契丹来高丽献骆驼、马及毡。天授十四年及十五年，高丽亦遣使向契丹进贡。天授十五年（926年），契丹灭渤海，王建听说后为之震惊，认为契丹“无道”，深感契丹是一大威胁，于是开始对契丹采取敌对态度。他称契丹为“丑类”，并企图联合后晋北伐契丹，与契丹发生划界纠纷，甚至在天福七年（942年）十月将契丹所赠送的50匹骆驼饿死在开京万夫桥下，并将契丹使臣30人流放海岛。临终的《十训要》中也称契丹为“禽兽之国”，告诫子孙不得效仿契丹文化习俗。

王建统一后三国以后，于清泰四年（937年）遣使日本，递交牒文，表达修好的愿望（日本认为是“朝贡”）。当时的日本平安朝廷不愿与大陆往来，拒绝了王建的修好请求。天福四年（939年），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忠平命文章博士大江朝纲撰写大宰府致广评省的返牒，交给高丽使臣，令其打道回府。天福五年（940年），王建又送去牒文，但未见日本平安朝廷答复。

天授八年（925年），位于今济州岛的耽罗国遣使朝贡高丽。高丽统一后三国以后，耽罗太子末老于天福三年（938年）入朝高丽，王建按前代惯例封耽罗国主为星主，副王为王子，从此耽罗成为高丽的属国。

天授十三年（930年），位于今郁陵岛的于山国派白吉、士豆来高丽献方物，王建封白吉为正位、土豆为正朝。

相传王建出生前，入唐学习风水地理之学归来的新罗高僧道诜登上白头山，望见龙建家有王气，龙建听说后将道诜请至家中，一起登山望气，探讨风水，道诜对龙建说：“此地脉自壬方白头山水母来，落马头明堂。你又是水命，应该遵从水之大数，修六六三十六个房屋，这样符合天地之大数，明年必生圣子，名字就叫王建。”于是写了封信，信封上写着 “谨奉书百拜献书于未来统合三韩之主大原君子足下”（大原即太原，为王氏郡望，代指王氏）。王建十七岁时，道诜又来，对王建说：“你生逢乱世，生于宝地，三季苍生，等你救济。”于是教给王建排兵布阵、天时地利的方法和祭祀山川、感通保佑的道理。因此，道诜备受王建及后代高丽君主的崇拜，后人称“丽朝尊信道诜，甚于先王宪章”。

王建在弓裔政权中做了最高职位——广评侍中，但不能摆脱弓裔对他的猜忌。有一次弓裔召见王建，说他昨夜“聚众谋叛”，王建坚称无此事，弓裔便自称有观心之术，然后背着手闭上眼，仰天很久，弓裔的文学侍从之臣崔凝故意坠笔，下庭拿笔时悄悄对王建说了“不服则危”，王建恍然大悟，连忙谢罪，才使弓裔放他一马。

王建开国早有征兆，他在三十岁时，曾梦见九层金塔立于海中，自己登上去。最有名的征兆是古镜谶言。政开五年（918年）三月，中原客商王昌瑾在闹市中看到一个头戴古冠、穿居士服、相貌不凡的老人，左手拿着三个案板，右手拿着一面半径一尺许的古镜，要王昌瑾买他的镜子。王昌瑾用二斗米买来，发现在日光照耀下，镜子上有147个字，内容是：

“三水中，四维下，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此谓运满一三甲。暗登天，明理地，遇子年中兴大事。混踪迹，沌名姓，混沌谁知真与圣？振法雷，挥神电，于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现形黑金东。智者见，愚者盲，兴云注雨与人征。或见盛，或视衰，盛衰为灭恶尘滓。此一龙，子三四，递代相承六甲子。此四维，定灭丑，越海来降须待酉。此文若见于明王，国泰人安帝永昌。吾之记。”

王昌瑾感到惊奇，便将镜子献给弓裔。弓裔让王昌瑾寻找卖镜老人，找了一个月都没找到，只是发现东州勃飒寺炽盛光如来像前有填星古像，跟老人当时的形象如出一辙。王昌瑾回来禀报弓裔，弓裔也为之惊叹，命文人宋含弘、白卓、许原三人破解镜文。宋含弘等研究的结果是：“三水中，四维下，上帝降子于辰马”一句中的“辰马”指辰韩、马韩，“于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身青木中，一则现形黑金东”中的“青木”就是松，指松岳郡人，名字含“龙”的人的子孙可以做君主，说的就是王隆（龙建）之子王建；“黑金”是铁，指泰封国的都城铁圆，认为这是弓裔灭亡之意。“先操鸡，后搏鸭”预示王建建立高丽后，先得新罗（鸡林），其后北拓至鸭绿江。三人商量后认为弓裔猜忌嗜杀，如果如实告知，王建一定遇害，就换了套说法蒙过弓裔。不久，王建推翻弓裔，建立高丽，后来高丽疆域不仅涵盖新罗，还达到鸭绿江，古镜谶言果然得到应验。

王建开国后，拜亲信部下桓宣吉为马军将军，经常将精锐宿卫交给他统率，对他非常信任。不久，桓宣吉在妻子怂恿下，图谋造反。另一马军将军卜智谦得知桓宣吉的阴谋后，密告王建，王建不信。有一天，王建正与几名学士讨论国政，桓宣吉突然率50多名乱兵闯入内庭，企图弑杀王建。王建面对这一突发事态，并未惊慌失措，而是策杖而立，厉声呵斥道：“朕虽然是靠你们的力量才有了现在的地位，但难道不是天命吗？天命已经确定了，你敢怎样？”桓宣吉见王建辞色自若，怀疑有伏兵，便赶紧撤走，卫士追到毬庭，把他们斩尽杀绝。

天授七年（924年）八月，后百济国主甄萱遣使，送给王建一匹绝影岛的骢马。一年多以后，甄萱听说了“绝影名马至，百济亡”的谶语，便深感后悔，派人要王建还马，王建“笑而许之”。

王建妻妾见于史籍者29人（王太后3人、王后3人、大夫人1人、夫人4人、院夫人18人）：

王建有25子（以下排序非长幼顺序，按生母排序）：

王建有9女：

（以上参考资料）

王建留下的主要作品有《开泰寺华严法会疏》、《兴法寺真空大师碑》。此外还曾亲撰《政诫》一卷和《诫百寮书》八篇，但已亡佚。

王建的民族出身是一个谜团。他即位后，只追尊三代祖先——父亲为世祖威武大王、祖父为懿祖景康大王、曾祖父为国祖元德大王，更早的祖先则语焉不详。12世纪中叶的高丽毅宗朝，有一个叫金宽毅的高丽史官写了《编年通录》一书，记载了关于王建祖先的传说：有一个叫虎景的人，自称圣骨将军，自白头山游历至扶苏山左谷定居。虎景生子康忠，康忠生子宝育，天资慈惠，入智异山修道。宝育之女辰义邂逅“大唐贵姓”（微服东游的唐肃宗），生作帝建，作帝建渡海赴唐寻父，因舟行不顺而被舟中人选中抛进海里，却意外知遇于西海龙王，娶其女翥旻义，上岸后定居松岳，生龙建等四子。后来，新罗高僧道诜登上白头山，望见龙建住宅，说这是“种穄之地”，龙建听说后，与道诜交流风水之学，按照道诜的建议以王为姓（在当地方言中，穄的读音类似“王”），取名王隆，并给未来的儿子取名王建。王建祖先传说也有其他版本，如高丽大臣李藏用在陪世子王谌（后来的高丽忠烈王）与蒙古官员笔谈时，说王建的祖先是唐顺宗十三子，逃难来到高丽，因为出身王爷而改姓王；闵渍则在《编年纲目》中将原来故事里的唐肃宗置换为唐宣宗；《圣源录》一书记载所谓“龙女”是平州人豆恩坫角干之女。总之，按照高丽后期的官方叙事，王建的曾祖父是唐朝某皇帝或皇族，而被尊为“国祖元德大王”的宝育则是王建的外高祖父。

王建是唐朝皇室后裔的传说，在现代一般不被采信。朝鲜及韩国的学者则主张，王建是高句丽（高氏高丽）遗民后裔。其理由是：

因此，朝韩学者认为，王建就是流落新罗的高句丽遗民后裔（具体来说是白山部高句丽人），其建立高丽就是为了继承和复兴高句丽的国统，这也可以解释他建国后格外重视平壤并计划迁都平壤。并且朝韩学者都认为，王建家族依靠从事黄海上的贸易和军事活动而发家，培养了自己的财力和私兵，所以王建后来在泰封时期发挥特长，统领水师，做了海军大将军。不过，关于王建祖先南下新罗的时间，朝韩学者则有分歧。朝鲜学者认为虎景在7世纪后期唐灭高句丽并镇压了高句丽复国运动后南下新罗，定居松岳。韩国学者则认为王建的祖先在高句丽灭亡后被唐朝迁至营州，以王为姓，后来爆发安史之乱，高句丽遗民中的李正己集团南下山东，而另一部分高句丽遗民则回到新罗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王建祖先正是后者中的一员，也就是在8世纪后期迁入新罗。后来王建祖先经营山东和新罗之间的海上贸易，可能与李正己集团有婚姻关系，因而推测王建祖先传说中的“大唐贵姓”并非唐朝皇帝，而是李正己集团。

中国学者则否认王建是高句丽遗民后裔，并提出了王建是汉人的观点。孙进己、杨保隆等学者推测王建可能是汉晋时期乐浪郡大族——乐浪王氏的后裔。署名“史长乐”的学者则作出了详细论述，其依据主要有：

有韩国学者对此作出回应，认为“长淮”是用东夷中代表性的“淮夷”来借指东夷，意为王建出身东夷大族，并非实指江淮地区。

高丽王朝后期大臣、学者李齐贤针对王建祖先传说中的疑点，认为王建家族一直以王为姓，不会在王建降生之际才使用王姓。同时对王建与其父龙建（王隆）、祖父作帝建三代联名表示质疑，认为“建”与“干”、“粲”、“餐”等均属同音异译，是新罗时期对男子的尊称后缀，连用于名字之后。碰巧王建以“建”字为名，好事者就加以附会为“三世一名，必王三韩”，也就是说李齐贤认为王建父亲、祖父就叫王隆、王作帝，“龙建”、“作帝建”是将尊称后缀译为“建”而连用于其名字后的产物。

现代韩国学者尹京镇认为，王建的本名不是王建，而是中国史书及《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新罗泉州节度使、知康州事王逢规。史载后唐初年，新罗泉州节度使（后为权知康州事）王逢规两次遣使朝贡后唐，被后唐庄宗封为怀化大将军，其中第二次所遣使臣的名字留下了记载，恰好就是《高丽史》中所载的王建派到后唐的使臣林彦。尹京镇据此指出，王逢规和王建是同一人。他认为，王建的本名是逢规，在与中国交往时称姓为王逢规，因为在高丽建国初年，对外还高举“尊王”旗号，奉新罗为宗主，所以在对中原王朝的外交中也是以新罗地方官的身份向中原王朝派遣使臣，“泉州节度使”、“权知康州事”也可能是中原王朝封授的官位。天授十一年（928年），王逢规决定在对中原王朝的外交中不再依附新罗名下，以“权知高丽国诸军事”的名义与后唐交往，与此同时改名“王建”。

史书记载，王建临终前口授《十训要》，作为家法，传之子孙。然而，日本学者今西龙指出了《十训要》的许多漏洞，认为并非王建口授，而是后世高丽大臣崔沆（崔彦撝之孙）、崔齐颜（崔承老之孙）伪托王建名义所作。高丽显宗年间，高丽初年文献档案多被毁于高丽契丹战争，显宗不得不在民间访求高丽初年史料，以便重修史书。崔齐颜利用这个机会，将崔沆和他炮制的《十训要》冒充王建遗训献给显宗，得到认可，修入史书，故被后世当作王建遗训。不过，朝韩学者一般认为《十训要》确系王建遗训，多方撰文驳斥今西龙之说，但都不能从根本上推翻“伪作说”。

王建的陵墓号称“显陵”，位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城特级市开丰郡。王建遗诏依汉文帝、魏文帝故事，陵园制度“悉从俭约”。历史上契丹、蒙古入侵高丽时，王建的梓宫都会从显陵移出，安置在负儿山香林寺、开京奉恩寺或江华岛泥板洞，战乱结束后移回显陵。朝鲜王朝时期继续保护、维修显陵。日本近代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在游览显陵后有诗咏云：“统一肇基功绝伦，裔孙犹自荐蘩苹。满山松槚护幽宅，刻石依稀十二神。”

主体81年（1992年）5月5日，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视察显陵，对王建给予很高评价，指示要好好维护显陵。显陵得到整修后，金日成以汉字亲笔题写“高丽太祖王建王陵改建碑”。显陵（王建王陵）被指定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宝第179号，主体102年（2013年）作为开城历史古迹和遗址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高丽光宗光德三年（951年），铸造太祖王建铜像，安放于开京奉恩寺（太祖愿堂）真殿，供后世高丽国王膜拜。朝鲜王朝建国后，将铜像移到麻田县（今韩国京畿道涟川郡麻田面）的高丽太祖祠堂（仰庵寺），朝鲜世宗宣德四年（1429年）以改定祭礼法为由，将铜像埋进显陵。主体81年（1992年）10月重修显陵时，铜像重见天日，不过朝鲜起初以为是青铜佛像，其后发现铜像头戴帝王专用的通天冠，并结合相关史料，才确定这是王建的铜像。王建铜像高138.3厘米，头戴二十四梁通天冠，反映出高丽初年所使用的皇帝制度。原铜像身穿绛纱袍、腰束玉带，但出土时绛纱袍已腐烂，仅剩玉带残件，通天冠亦有磨损。王建铜像被收藏于朝鲜国立中央历史博物馆。

由于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现存唯一一尊君主铜像，所以被朝鲜半岛南北奉为至宝。主体95年（2006年），王建铜像曾被借给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展览。主体107年（2018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行名为“大高丽 918-2018：辉煌的挑战”的大型展览，纪念高丽建国1100周年，并准备利用朝韩关系缓和的机会，向朝鲜交涉借王建铜像，同时计划将海印寺的王建师父希朗大师造像放在王建铜像旁边，实现师徒二人“1100年的重逢”。但朝鲜没有答应，于是希朗造像旁边的位置就一直空着，最终未能实现“1100年的重逢”。

朝鲜王朝建国后，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将王建及其余七名高丽君主（高丽惠宗、高丽成宗、高丽显宗、高丽文宗、高丽元宗、高丽忠烈王、高丽恭愍王）的牌位移至麻田县仰庵寺供奉，后改为太祖、显宗、文宗、元宗四王及十六功臣，景泰二年（1451年）改称崇义殿，每年春秋遣官致祭。万历四年（1576年）将丰基龙泉寺所藏王建画像移至崇义殿。朝鲜战争时期，崇义殿遭烧毁，1971年重建，被韩国政府指定为史迹第223号。

韩国海军KDX-2级驱逐舰（忠武公李舜臣级驱逐舰）中的第四号被命名为“王建”号。王建号驱逐舰于2005年5月在韩国蔚山现代重工业集团举行了命名和下水仪式，随后该舰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试航和移交评估。该舰命名为“王建”号是为了纪念和弘扬建立高丽国的太祖王建的进取精神，也是韩国海军根据国产驱逐舰第二阶段计划建造的第四艘军舰。

王建号驱逐舰舰长150米、舰宽17米，最大航速为30节，排水量4500吨，舰上装有5英寸的主炮、反舰导弹、防空导弹和鱼雷等武器。该舰号称为韩国海军中最精锐的国产驱逐舰，不仅具备向陆地进行舰炮火力支援能力，还具备全防御战斗能力，可以远离韩国本土执行海上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