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韩语：신라，英语：Silla，公元前57年～935年），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国家之一，其母体为三韩之中的辰韩，首都位于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

由于新罗的国号并非来自汉语，故在早期存在不同的汉字标记，如徐罗伐、徐耶伐、徐那伐、新罗、斯罗、薛罗等，其中仅见于中国史料的是斯卢、新卢，仅见于日本史料中是新良、志罗纪。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一词出现于公元307年。从史料年代来看，实际上最早出现于公元414年的《好太王碑》中。公元503年，智证王以“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意，正式确定国名的汉字标记为“新罗”。

而关于“新罗”一词的语源，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是“新国”之意，有观点认为是“东方（或东土、东国）”之意，有观点认为是“首邑”、“上邑”之意，还有观点认为是“金铁之地”之意。还有学者考证，徐罗[†sara]、薛罗[†särra]是新罗的早期称谓，在古韩语中意为“东土”（“伐”为“原野”之意，徐罗伐即“东土之原”），显示新罗发祥于阏川以东。随着新罗疆域的扩大，徐罗、薛罗不适合作为国号，取而代之的是斯卢、斯罗[†sira]或新卢、新罗[†sirra]，在古韩语中意为“新土（新国）”。

新罗还有一个别称为“鸡林”，据《三国史记》记载，该称呼源于金氏始祖金阏智被发现于鸡鸣之林。后来唐朝在新罗设置鸡林州都督府，作为对新罗进行羁縻统治的机构。

统一新罗时代，新罗以唐朝诸侯国自居，往往会冠以唐朝国号作为全称，如“有唐新罗国”、“大唐新罗国”等。

新罗的母体是古代朝鲜半岛南部“三韩”中的辰韩。据中国史书《三国志》记载，公元3世纪，辰韩分为十二个“国”（其实是部落或酋邦），其中一个叫“斯卢国”，就被认为是新罗的前身。据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记载，“斯卢国”以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北道庆州为中心，由六村组成，分别是杨山村（及梁）、高墟村（沙梁）、珍支村（本彼）、大树村（渐梁）、加利村（汉祗）、高耶村（习比）。

《三国史记》记载，朴赫居世居西干于公元前57年四月十五日被六村推戴为王，国号徐那伐（又作徐罗伐），是为新罗立国之始，早于高句丽和百济。但这条记载未必可靠。现代学界一般认为，“斯卢国”远离大陆，所以其文明发育较迟，形成国家政权的时间也应晚于高句丽、百济。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斯卢国”长期停留在部落联盟的酋邦形态，由朴、昔（始祖为昔脱解）、金（始祖为金阏智）三个氏族轮流出任酋长，其酋长头衔有“居西干”、“次次雄”、“尼师今”。在这几个世纪中，随着来自马韩、弁韩、中原、高句丽、倭等地的移民陆续迁入包括“斯卢国”在内的辰韩地区，极大刺激了当地文明的发育与社会的发展，“斯卢国”也逐渐扩张，统一了辰韩诸部。到了公元4世纪，作为正式名称的“辰韩”不复存在，“新罗”之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意味着辰韩原有的十二“国”已被统一于“斯卢国”，并且“新罗”也逐渐取代“斯卢”而成为其名称的汉字标记，这从4世纪末新罗遣使前秦的记载与高句丽好太王碑的碑文中可以得到确认。

与此同时，新罗内部也具备了形成国家政权的条件。4世纪后期，金奈勿成为酋长后，使用“麻立干”（又作“寐锦”）作为君主头衔，并确立了金氏世袭的政权体制，他就是奈勿麻立干。至此，新罗才从部落联盟过渡为国家政权。随着新罗形成国家政权，其文明化的进程也不断加速。智证麻立干即位后，于503年正式定国号为“新罗”，废弃了之前混用的“斯卢”、“斯罗”、“徐罗伐”等名称，同时使用来自汉语的“王”取代新罗固有名号“麻立干”，作为君主头衔。此时的新罗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或酋邦，已经发展为朝鲜半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罗形成国家政权的公元4世纪，周边分布着高句丽、百济、伽倻、倭等国家或势力，可谓强邻环伺。4世纪末，新罗受到倭国的侵略，向高句丽求救，高句丽好太王于399年发兵五万援救新罗，驱逐倭人。到了5世纪，随着高句丽迁都平壤、重心南移，新罗又在433年同百济结盟，以对抗高句丽的南下。经过长期的蓄势待发，一向弱小的新罗在进入6世纪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兴盛时期。智证王之后的法兴王时期，于520年颁布律令，制定百官公服，536年建年号“建元”，此外确立了17官等的位阶制度，设置兵部和上大等（新罗的贵族议事机关和白会议的议长）等机构或官职，从而初步构建起中央集权的体制。法兴王还采用佛教作为新罗的国教，对巩固新罗社会秩序、促进新罗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世纪后期，新罗建立花郎制度，用于培养贵族、确保兵源，奠定了其国力强盛的人才基础。

对外方面，新罗大肆扩张，512年取于山国（今韩国郁陵岛），532年开始进入洛东江下游，陆续吞并伽倻诸部，到562年完成了对伽倻的征服。550年，新罗联合百济攻击高句丽，翌年取得汉江上游，553年与百济反目，夺取汉江下游。554年，百济圣王亲征新罗，败亡于管山城（今韩国忠清北道沃川郡）。其后新罗真兴王又挥师北上，占领高句丽东南沿海的大片土地，于556年设置比列忽州（今朝鲜江原道安边郡），最远扩张到今朝鲜咸镜南道的盖马高原，真兴王在新开拓的疆域里四处巡狩，并在今昌宁郡、北汉山、黄草岭、磨云岭四地勒石留念，这四块碑铭诉说着6世纪后期新罗异军突起、凭借自己的力量称雄三国的霸业。

新罗虽然在6世纪后期一度称雄三国，但好景不长，高句丽、百济迅速反扑，新罗所开拓的土地在7世纪以后逐渐丧失。善德女王时期，新罗所面临的压力更加剧烈。642年，百济攻占新罗西部四十余城，进而夺取了大耶城（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打开了洛东江流域的门户，并威胁着新罗西部出海口、对华往来的门户——党项城（今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善德女王派金春秋前往高句丽求援，高句丽却要求新罗先归还原属高句丽的土地才能出兵相助。于是善德女王一面任命金庾信为押梁州（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军主，严防百济进一步威胁新罗腹地，多次击退百济入侵；一面遣使赴唐告急，但不得要领。647年，新罗发生试图推翻善德女王的毗昙、廉宗之乱，叛乱被金春秋、金庾信镇压，而善德女王也在乱中去世。

善德女王死后，其堂妹金胜曼被拥立为王，是为真德女王，实权则掌握在金春秋、金庾信手中。真德女王时期，新罗一方面改革内政，加强王权，设执事部、仓部、理方府，将实权从和白会议的议长上大等转移到执事部长官中侍（后称侍中）手中，极大削弱了和白会议的权限，从而削弱了贵族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地推进亲唐外交路线，金春秋于648年亲自入唐乞援，并引进唐朝官服作为新罗官服，唐高宗即位后，新罗以真德女王的名义上《织锦太平颂》，并停用新罗自己的年号，开始奉大唐正朔、行永徽年号，金春秋之子金文王、金仁问也先后留唐充当宿卫质子，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关系。

654年，真德女王去世，金春秋继位，是为新罗武烈王，新罗的历史阶段由“上代”进入“中代”。武烈王时期，新罗的外部形势更加严峻，百济、高句丽频繁入侵，武烈王继续向唐乞援，并不断揭发百济与高句丽同盟的事实，到660年，唐朝终于应新罗请求派苏定方率军灭亡百济。661年，武烈王去世，太子金法敏即位，是为新罗文武王。文武王继位之初，延续其父的亲唐路线，出兵帮助唐军消灭百济残余势力，668年又应唐朝之要求，出兵协助唐军灭亡高句丽，实现了三国统一。670年，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试图全面控制朝鲜半岛，引起新罗的不满。文武王派兵攻击驻扎熊津都督府的唐军，兼并了百济故地（唐罗战争），同时接纳高句丽遗民，扶植他们建立“报德国”，以牵制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此时唐朝陷入与吐蕃的战争泥潭中，不得不收缩海东经略，而文武王也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遣使入唐谢罪。唐朝顺水推舟，默认新罗对朝鲜半岛浿江（大同江）以南地区的控制，于676年将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至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的国家政权，新罗此后的阶段也就被称为“统一新罗时代”。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后的100余年间，政治较为安定，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并在与唐朝保持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大量吸收盛唐文化，由此步入了第二个兴盛时期。681年，文武王死，神文王立，他即位之初，利用岳父金钦突谋反未遂之机肃清了一批先朝旧臣，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专制王权，随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他在中央强化了以执事部为中心的官僚体制，在地方构建了九州五小京及郡县制，在经济上废止禄邑制，分配文武官僚田，在文化上模仿唐朝国子监而设立国学，在军事上设立中央军“九誓幢”和地方军“十停”。神文王还于689年试图迁都达句伐（今韩国大邱），但未能如愿。神文王迁都是为了摆脱在金城根深蒂固的旧贵族势力的羁绊，而迁都计划失败则反映了当时新罗王权尽管得到强化，却依然不能完全凌驾于贵族之上，这埋下了后来新罗统治集团内讧不断的伏笔。

到了圣德王时期（702年—737年），新罗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黄金期，与唐朝的交流也达到高峰。景德王继续推行汉化政策，于757年将九州改为汉式单名，759年又将部分官职、官称调整为唐风称谓，进一步同唐朝接轨。

765年，景德王去世，8岁的惠恭王继位，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君主，新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开始浮上水面，贵族势力蠢蠢欲动，觊觎并挑战王权。惠恭王即位当年就发生了大恭、大廉之乱，全国各地有96名高级贵族（角干）响应叛乱，持续三年之久，虽然失败，但拉开了新罗后期大小内乱的序幕。775年，贵族金隐居和廉相相继叛乱，亦被镇压。780年发生金志贞之乱，惠恭王在乱中丧命，上大等金良相镇压叛乱而继位，是为宣德王。宣德王是奈勿麻立干的10世孙，他的即位标志着金春秋一系王统的断绝。

宣德王以后，新罗进入“下代”阶段。宣德王在位五年而薨，与他一起平叛的金敬信即位，是为元圣王。元圣王任内着手强化王权，效仿中国唐朝的科举制度，于788年实行“读书三品科”，通过对国学学生实施考试来选拔官吏。但是由于骨品制度的根深蒂固再加上渡唐留学生的竞争力远强于新罗本土学生，这种对科举的初步尝试收效甚微。

809年，上大等金彦昇弑哀庄王而自立，是为宪德王。822年，金春秋后裔熊州都督金宪昌起兵，建立长安国，虽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却被认为埋下了新罗中央集权瓦解、地方豪族割据的伏笔而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836年，宪德王之弟兴德王死，新罗发生王位之争，短短三年内就经历了三位国王（僖康王、闵哀王、神武王）的更迭，进一步消耗了新罗的元气。在中央内乱的过程中，地方豪族势力迅速成长，清海镇大使张保皋即是其代表，他凭借在黄海上多年经营的雄厚实力，扶助神武王赢得了王位之争，因而功高震主，到神武王之子文圣王时，于846年借口国王不肯纳自己的女儿为妃而举兵叛乱，文圣王派人暗杀张保皋才遏止此乱。874年，新罗景文王平息了贵族近宗发动的叛乱，新罗统治集团百年来的内讧至此画上句号，但新罗王室的衰微和地方豪族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后景文王、宪康王试图重振王权，然而无力回天。到了新罗第三位女王——真圣女王时期（887年—897年），出现了“诸州郡不输贡赋，府库虚空，国用穷乏”的局面，女王便派人到地方催税，结果于889年引发元宗、哀奴在沙伐州（尚州）揭竿而起。于是，新罗全境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地方豪族也纷纷自立，新罗中央政府难以收拾乱局，统治秩序迅速崩溃，朝鲜半岛随之再度陷入分裂状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到10世纪初，朝鲜半岛中部和西南部分别形成了弓裔建立的后高句丽（后改称摩震、泰封，918年王建建立高丽）和甄萱的后百济两个政权，与保有东南一隅的新罗形成对峙，史称“后三国”。新罗在“后三国”中处于劣势，927年国都金城被后百济军队攻破，景哀王自杀。文圣王五世孙金傅被甄萱立为王，是为新罗末代国王敬顺王。敬顺王在高丽与后百济的夹缝间苟延残喘数年之后，于935年归顺高丽。翌年，高丽灭后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重新统一。敬顺王归顺高丽后，新罗国号被保留了一段时间，金城地区到939年才开始使用高丽国号。940年，高丽正式废除新罗国号，并改金城为庆州。

新罗兴起于今韩国庆州一带，4世纪时统一辰韩诸部，形成国家，其疆域仅限于今韩国庆尚北道大部（辰韩故地），5世纪时扩展到江原道南部（被新罗征服的东濊部落“河西良”）。6世纪以后，新罗疆域大幅扩张，向东于512年征服了于山国（郁陵岛），532年开始进军洛东江下游（今韩国庆尚南道），到562年兼并了当地的伽倻诸部。553年占领汉江流域，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取得出海口，到560年代又北拓至盖马高原，达到统一前新罗疆域的巅峰。此时的新罗国土为除开济州岛、忠清南道和全罗南、北道的韩国和朝鲜的江原道、咸镜南道大部，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

7世纪以后，由于高句丽、百济的攻击，新罗新开拓的国土逐渐丧失。后来乞师于唐朝，借唐朝之手灭高句丽和百济，其后唐朝势力退出朝鲜半岛，新罗统一了浿江（今朝鲜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以大同江口到永兴湾一线与唐朝（后与渤海国）接壤，国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此疆域从676年一直保持到10世纪初新罗分裂为“后三国”之际。

新罗在505年实行州郡制。据《梁书》记载，6世纪前期的新罗有6州（啄评）、52郡（邑勒）。其数量随着疆域变化而变化。新罗统一以后，神文王于685年整备为九州五小京的行政体制；景德王于757年将九州改为唐风名称，并将小京改称为“京”，部分名称亦略作调整。以下为统一新罗时代“五京九州”的简表：

新罗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骨品制度，也就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身份制，该制度渊源已久，但真正实现制度化大约是在7世纪。具体而言分为针对统治集团（主要是金、朴二姓）的“骨制”和针对一般臣民的“头品制”，前者分为“圣骨”和“真骨”，后者则分六个等级，从六头品降序排列至一头品。圣骨以后的各等级原则上世袭不变，而且各等级只能内部通婚（因此王室有近亲结婚的习俗），所用服饰、房屋、车马、器具也按等级严格加以区别。

“圣骨”为具有王位继承资格的直系王族，“真骨”则为旁系王族。7世纪前期，因“圣骨”中没有男性成员，所以出现了两位女王（善德女王、真德女王）。而这两位女王也无子嗣，于是“圣骨”断绝，武烈王金春秋以“真骨”身份登上王位，此后王位便在真骨贵族中传承。新罗末期出现了三位朴氏国王（神德王、景明王、景哀王），虽然他们并非金氏，但因为出身真骨，所以也拥有王位继承权。此外，上大等、侍中等高级官职也必须由真骨贵族担任。因此有人抱怨说：“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

六、五、四头品主要由新罗六姓（崔、郑、李、薛、裴、孙）构成，在新罗的国家机器中出任中下级官职。三、二、一头品跟一般平民无甚区别，甚至可能就是平民。在骨品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平人”（百姓）和为数众多的奴隶与贱民。新罗末期，被排斥于骨品体制之外的地方豪族逐渐兴起，最终摧毁了骨品体制以及新罗的统治。

新罗君主早期的头衔有“称居西干者一，次次雄者一，尼师今者十六，麻立干者四”。据说，居西干是辰韩对王或贵人的称呼，次次雄是对巫师的称呼，尼师今为“齿理”之意，引申为继嗣者，麻立干之麻立则为“橛”之意。中国学者罗新认为这是“官号（居西、麻立）+官称（干）”的政治名号结构，是高句丽带来的内亚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干”即高句丽之“加”，为内亚草原民族常见官称）。同时早期新罗君主与其他新罗贵族在称号上的平等（共同以“干”为官称），反映了王权尚未确立，王室还没有从贵族集团中超然而出。503年，智证麻立干采用来自汉语的“王”作用君主头衔，此后历代新罗君主皆称王，不过也混用一些帝制，如法兴王建年号（真德女王时废止），国王有时称“朕”，命令有时称“制”、“敕”，王妃亦享有“皇后”之尊号等。另外，新罗早期君主没有尊号，法兴王到真德女王的王号都是生前就制定的佛教称谓，武烈王金春秋以后采用汉式谥号。新罗君主亦有庙号，但是仅限于太祖“星汉”（具体人物不详，有金阏智、金势汉、味邹尼师今等多种说法）和太宗武烈王，后因“僭越”之嫌而受到唐朝干涉，故不再上庙号。

新罗早期为贵族合议体制，决策机构是“和白会议”，史载“事必与众议，号‘和白’，一人异则罢”。531年置“上大等”（又称上臣，别称宰相）作为和白会议首脑，亦为百官之首，而百官则按十七等官阶排列，分为伊伐餐（又作角干）、伊尺餐（又作伊餐）、迊餐（又作苏判）、波珍餐（又作云海干）、大阿餐（以上只授予真骨贵族）、阿餐、一吉餐、沙餐、级伐湌、大奈麻、奈麻、大舍、舍知、吉士、大鸟、小鸟、造位。新罗早期还设“葛文王”作为副王。6世纪后期以来，新罗在保留原有官制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原的典章制度并加以改造，新设诸多官僚机构，从而加强专制王权，到7世纪后期的神文王时终于完成了官僚体制的构建。统一新罗时代，以执事部（829年改称执事省）作为事实上的决策机关，其长官中侍（747年改称侍中）分割了上大等的权力。此外还有位和府（类似唐的吏部）、调府（类似唐的户部）、兵部、礼部、仓部、左右理方府（孝昭王后称议方府，类似唐的刑部和大理寺）、例作府（类似唐的工部）、司正府（类似唐的御史台）、领客府（类似唐的鸿胪寺）、国学（类似唐的国子监）等。每个机构由令、卿（兵部称大监）、大舍、舍知、史等官僚组成。

新罗在505年实施州郡制，但似乎不是直接导入的中国制度，而是用新罗固有语言来称呼，如州被称为“啄评”，“郡”被称为“邑勒”，并且州的长官称军主，郡的长官称幢主，军事色彩非常浓厚。此外，新罗自514年以来，陆续设置5个小京（陪都，景德王时称“京”），长官称仕大等（后称仕臣，别称大尹）。统一新罗时代，在唐制影响下，将州、郡长官分别改称总管（不久后改为都督）、太守，并在郡下设县，其长官称县令或小守。新罗还规定“以外州之吏一人上守京中诸曹”，类似人质，是为上守吏制度。

新罗法兴王在520年颁行律令，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的刑政基本与高句丽、百济相同，而高句丽、百济的刑政又受晋泰始律影响，所以新罗早期的律令间接受中国影响。7世纪中叶以后，新罗大量引进唐朝的律、令、格、式，但依然是以“土俗”为主。

新罗经济以农业为主，《梁书》记载新罗“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

据记载，智证王于509年在金城开设东市，置市典以管理，695年又开设西市和南市，显示出当时新罗国内已经初具商品经济。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市皆妇女贸贩”，使用布、米等展开物物交易。新罗商业更突出地表现在对外贸易上，新罗与唐、日本展开频繁的贸易往来。828年，新罗设清海镇，张保皋任清海大使，成为当时唐与日本转口贸易之枢纽，亦是当时新罗海外贸易繁荣的象征。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大臣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撰《道里邦国志》中提到了新罗，甚至有些穆斯林已经在新罗定居，可知当时新罗人已与阿拉伯世界有了贸易接触。

新罗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机构繁多，有朝霞房、锦典、绮典、毛典、染宫、铁鍮典、漆、皮典、机槪典、瓦塼、瓦器典、物藏典、南下所宫、给帐典等。统一新罗时代，新罗手工业大为发展，能制作朝霞绸、朝霞锦、假发、海豹皮、金银器、珠玉等特产。

新罗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为食邑，贵族再向国家缴纳贡赋，是为“禄邑制”。689年，神文王废除禄邑制，分配文武官僚田，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亦等于实施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722年，圣德王下令给百姓分配丁田。但由于贵族势力的反抗，到757年，景德王不得不恢复禄邑制。统一新罗时代，国家对农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严格的管理，每三年要登记一次帐籍，其中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发现的西原京新罗帐籍成为研究新罗社会经济的宝贵史料。

新罗早期信仰萨满教（即“巫堂”）。5世纪，佛教从高句丽传入新罗。528年，法兴王在异次顿以身殉教的感召下，正式将佛教定为新罗国教。法兴王之后的真兴、真智、真平、善德、真德都是以佛教称谓作为王号，王自居为佛陀的化身来统治新罗，王室成员也普遍取佛教名字，如摩耶夫人、铜轮太子、金龙树等。武烈王之后，虽然国王不再使用佛教尊号和名字，但仍然尊崇佛教，并且佛教信仰从王室贵族扩散到庶民。新罗涌现了诸如圆光、慈藏、元晓、义湘等高僧大德，形成了涅槃宗、戒律宗、法性宗、华严宗、法相宗五派并立的格局，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禅宗（南禅）。新罗著名的佛教寺刹有佛国寺、尼姑庵、皇龙寺等。

新罗接受儒学较晚，但不会晚于6世纪，因为在568年真兴王北巡所立的碑文中，就引用过“修己以安百姓”等孔子话语。同时，“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理念也被灌输给花郎徒。推测新罗是从高句丽、百济等先进国家那里接触了儒学。统一新罗时代，出于强化王权的需要，儒学更加得到重视，神文王于682年正式设立国学，传授儒家经典九经，当然还有大量留学生直接在唐朝接受儒学教育。到了8世纪时，儒学在新罗已经蔚然成风，因此唐玄宗才会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并制诗称赞新罗“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然而，儒学在新罗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始终低于佛教，并且主要流行于六头品及其以下身份的人士中，尚未发展到“以儒治国”的程度，新罗也没有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儒学家。

新罗的文学主要分为汉文学和乡歌两类。新罗早期无文字，刻木为信，大约5世纪左右开始通过高句丽、百济而接触汉字，1989年韩国庆尚北道迎日郡冷水里出土了503年的新罗碑铭，上有231个汉字，反映了当时新罗已经初步使用汉字。新罗接受佛教促进了汉字的进一步推广，汉文学也随之诞生。545年，真兴王命居柒夫广集文士，修撰国史。这反映出当时新罗对汉字的运用已比较成熟，并出现了一批通晓汉文之士。650年，新罗以真德女王的名义向唐朝上五言诗《织锦太平颂》，为现存的新罗第一首汉诗。与此同时，强首、薛聪、金大问等文学家也陆续登场。经过长期发展，到新罗末期孕育出了“文章感动中华国”的文学巨匠——崔致远，他留下的《桂苑笔耕》也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文集。

不过，新罗语毕竟与汉语不同，于是新罗人创造了吏读、乡札等用汉字标记新罗语的方式，前者用于行政文书，后者用于记录乡歌。现存的新罗乡歌有《三国遗事》保存的11首，代表作有《薯童谣》、《处容歌》、《献花歌》等。

在建筑艺术方面，新罗留下了一些美轮美奂的石塔，如庆州佛国寺的无影塔与多宝塔、华严寺的四狮子塔等，同时石窟庵里的造像也反映出当时新罗建筑艺术的水准。

在书画艺术方面，新罗受中国影响，出现了一批书画家，如书法家金生、画家率居、金忠义等。从流传至今的众多新罗碑铭可以窥见其书法的成就，而庆州天马冢和皇南大冢（98号古墓）出土的天马图、骑马人图和瑞鸟图则反映了新罗绘画的水平。

新罗早期的兵制为“六停”。统一以后，设置中央军九誓幢，其中三个由新罗人组成、三个由高句丽人组成、两个由百济人组成，一个由靺鞨人组成，此外还在九州驻扎十停（汉州驻扎二停，其他州各一停），是为统一后新罗兵制之基础。新罗还设有驻扎在五个州的五州誓和戍守北方边境的三个边守幢等部队。

6世纪，新罗为了培养贵族、确保兵源，实行了花郎制度，要求贵族子弟加入花郎组织，灌输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鼓励他们冲锋陷阵，为国牺牲，花郎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黄山伐之战中以身殉国的官昌。金大问在《花郎世记》中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因此花郎制度被认为在新罗统一海东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统一以后，花郎的军事性质逐渐褪色，转而侧重于宗教意义，唐人记载新罗“择贵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可知花郎已成为类似仪式吉祥物的存在。

新罗的主体民族是辰韩人，但并非单一民族国家。在统一以前，国内就“杂有华夏、高（句）丽、百济之属”，此外还包括其兼并的弁韩人的伽倻联盟，这些族群在统一前就融合为新罗人。

随着新罗统一海东，大量高句丽和百济遗民成为新罗的国民。新罗将高句丽和百济的贵族安置于五小京，按原有官阶授予相应的新罗官阶，维持他们的贵族地位，同时将高句丽和百济遗民编入军队（九誓幢）中。其中流亡新罗的高句丽遗民约33万人，他们是今日朝鲜（韩）民族的一个来源，但不是主源。

在骨品制下的新罗社会，王室与贵族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代。当时金城修建了临海殿、雁鸭池、鲍石亭（内有曲水流觞）等园林建筑，供王室享乐。《新唐书》记载新罗“宰相家不绝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马猪称之”。贵族所居的王京在9世纪后期发展为拥有178936户、1360坊的大都市，“城中无一草屋，接角连墻，歌吹满路，昼夜不绝”。然而与王室和贵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背负沉重赋税与徭役负担的平民与奴隶。随着新罗贫富悬殊的扩大，最终引发了9世纪末的土崩瓦解。

据中国史书记载，新罗最重视元日，每逢正月初一不仅庆贺欢宴，还会祭拜日月神。此外，八月十五日也是新罗的一个重要节日，新罗王在这天“设乐饮宴”，还会举行射箭比赛。据《三国史记》记载，该节日始于新罗早期儒理尼师今时期，是为女子织麻竞赛的“嘉俳”活动而设。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圆仁亦在日记里记载了“八月十五日之节”，并称“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他还转述一位新罗老僧的话，说此节是为纪念新罗与渤海国打仗获胜而设。但此节主要是宴乐庆祝，跟中国以赏月为主的中秋节有所不同。

新罗早期服饰比较单调，史载“朝服尚白”，官员所戴之冠类似中国古代的皮弁，与高句丽、百济服饰相似。而国王则戴着一种新罗特色的金冠。648年，金春秋出使唐朝，获赐大唐衣冠，翌年回国后，真德女王采纳其建议，下令将新罗官服改为唐式。664年，文武王命妇女也穿唐服，“自此已后，衣冠同于中国”。唐朝亦称赞新罗“中夏轨仪，衣冠素袭”。但从中国史书的记录来看，其服饰仍有若干特色，如《新唐书》载新罗“男子褐裤，妇长襦……不粉黛，率美发以缭首，以珠彩饰之”。

新罗多山，也非常崇拜山岳，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好祭山神”。新罗贵族商议国家大事，必选四灵地——东青松山,、南亏知山、西皮田、北金刚山，其中三处均为山岳。新罗统一后，即效仿中国封三山五岳，三山为奈历、骨火、穴礼，为上祀；五岳为东岳吐含山、南岳地理山（智异山）、西岳鸡龙山（鸡笼山）、北岳太伯山（太白山）、中岳父岳，属中祀；此外还有属于下祀的24座山岳。

统一新罗时代，唐朝的大量风俗传入新罗，流行于贵族阶层。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饮茶。据说在善德女王时，新罗就有茶，但并不流行。828年，新罗使臣金大廉在获唐文宗下赐的茶种，新罗兴德王下令种植于智异山。从此，饮茶之风开始盛行于朝鲜半岛。此外，围棋也在新罗非常流行。唐玄宗听说新罗人善弈，专门派围棋高手杨季膺充任吊祭（圣德王）兼册立（孝成王）副使，击败所有新罗棋手。不过在9世纪后期，一位叫朴求（一作球）的新罗人曾成为唐朝的棋待诏，说明当时新罗的棋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新罗与高句丽有一定的渊源。据中国史书记载，有说法是新罗为公元3世纪魏将毌丘俭破高句丽后所遗留的高句丽难民后代。虽然此说未必属实，但也反映出新罗和高句丽之间很早就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员流动。6世纪新罗的强盛，据说也与大批高句丽人来投奔有关。因此，新罗受高句丽影响较深，梁元帝《职贡图》记载新罗“其俗与高（句）丽相类”，《隋书》记载新罗“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句）丽、百济同”，新罗的君主头衔“居西干”、“麻立干”和十七等官阶也被认为是高句丽官制影响下的产物。

新罗早期从属于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所以高句丽在倭国入侵新罗时出兵五万相救，而新罗君主也为感谢高句丽再造之恩而首次亲赴高句丽朝贡。《三国史记》也记载于新罗曾派王族实圣、卜好等到高句丽当人质。1946年，在庆州的一处新罗古墓中出土了刻有“乙卯年国罡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壶杅十”铭文的铜壶，推测为高句丽的下赐品，也是当时新罗与高句丽密切关系的物证。1979年，在韩国忠州发现的一块5世纪的高句丽残碑中，提到高句丽和新罗两国君主结为兄弟关系，但又有高句丽赐服于新罗君臣的记录，显示出高句丽居于新罗的上位；并提到“新罗土内幢主”，推测为高句丽在新罗境内的驻军首领；又称新罗为“东夷”，可知高句丽似乎并未将新罗视为同族之国。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标志着其重心南移。在高句丽的压力下，新罗又在433年与百济结盟，以抗衡南进的高句丽，5世纪中叶后逐渐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551年，新罗与百济联合夺取了高句丽汉江流域，而后新罗又挥师北上，占领大片高句丽土地，将疆域拓展到盖马高原。进入7世纪以后，高句丽开始反扑，此后两国间战争频繁。642年，以大耶城为首的新罗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济夺取，新罗谋求与高句丽合作来对付百济，但高句丽趁机向新罗索要竹岭（今韩国忠清北道丹阳郡一带）以西、以北的高句丽故地，于是新罗转而请求唐朝出兵相救，并声称高句丽与百济结盟，希望借唐朝之手灭此二国。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际，新罗就出兵五万呼应，占领高句丽水口城（位置可能在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655年，高句丽又占领了新罗33城。660年，唐朝决定先灭百济，再灭高句丽，新罗亦出兵配合，于660年灭百济，668年灭高句丽。然而，新罗不愿唐朝久驻朝鲜半岛，于是又利用起高句丽残余势力来牵制唐朝，不仅在高句丽灭亡第二年就接纳了高句丽王族安胜（安舜）及4000余户高句丽遗民，还派薛乌儒北上援助高句丽遗民与唐军作战，失败后仍继续收容高句丽遗民。670年，新罗以“兴灭继绝”为由，封安胜为高句丽王（674年改封报德王），安置于西南部的金马渚（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680年，新罗文武王嫁妹于安胜。683年，神文王取消报德国，赐安胜姓金，徙居金城。翌年，国王安舜的族子大文率金马渚的高句丽遗民作乱，神文王出兵平叛，彻底解决了统一海东后的遗留问题。

中国史书记载新罗国王是从百济跨海而来，但似乎没有旁证。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2、3世纪，百济和新罗之间就时有战争。4世纪末，百济联合倭国入侵新罗，被高句丽击退。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后，新罗才与百济逐渐联合，433年两国结盟，新罗在百济的支援下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475年，高句丽大举进攻百济，尽管新罗应邀出兵1万来救，百济都城汉城（慰礼城）还是为高句丽所破，盖卤王亦死于战乱中。不过新罗救兵的赶到还是迫使高句丽撤军，使百济得以从容迁都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保全国脉。迁都熊津后百济需要强化与新罗的同盟关系来恢复国力，于是百济东城王在493年向新罗求婚，炤知麻立干将伊飡比智之女嫁给他，使两国关系升级为联姻关系。此后六十年间，两国关系虽然有过波折（如501年百济设栅于炭岘，以备新罗），但总体而言还是维持着同盟关系。

551年，新罗与百济联手攻打高句丽，夺取了汉江流域，其中新罗占领了汉江上游10郡，百济占领下游6郡。新罗又觊觎汉江下游，于553年夺取了百济所属的6郡，554年又在管山城打败了前来报复的百济军队，杀百济圣王。从此新罗和百济间120年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两国反目成仇。7世纪以后，恢复国力的百济开始向新罗反扑，此后两国战争不断，百济成为新罗的主要敌人。新罗起初尚能抵御百济，但同时也遭到高句丽的入侵，可谓腹背受敌，于是渐难招架。642年，大耶城为首的新罗西部大片土地被百济占领，连新罗通往中原的出海口党项城也受到百济威胁。此后，新罗积极谋求借唐朝之力来消灭敌国，化解危机。新罗不断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句丽结盟的事实，以加剧唐朝对百济的恶感。现代有学者认为，所谓百济与高句丽结盟是新罗捏造的一面之词，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新罗利用唐朝对高句丽的敌意来嫁祸百济的一种外交策略而已。

660年，唐朝发兵讨伐百济，新罗亦积极出兵配合，于黄山伐（今韩国忠清南道论山市燕山面）与百济军决战，最终歼灭了阶伯所率的百济精锐，从而实现与唐军会师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灭亡百济。其后三年，新罗又与唐军联合镇压了百济复国运动。然而，唐朝复立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新罗文武王迫于唐朝要求，在就利山与扶余隆会盟，约定新罗与百济（熊津都督府）互不侵犯。但新罗对百济故地觊觎已久，于是在670年悍然出兵侵略唐朝熊津都督府，以其地为所夫里州，到672年完全兼并了百济故地。

新罗早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疏远。西晋太康年间，曾有两次辰韩朝贡的记录，据推测很可能是新罗（斯卢国）。377年和382年，新罗遣使朝贡前秦，其中第二次朝贡的使臣名叫“卫头”，国王被记录为“楼寒”（即奈勿麻立干），贡品则是美女。502年和508年，新罗遣使朝贡北魏，国号被记录为“斯罗”。521年，新罗朝贡南梁，国王被记录为“募秦”（即法兴王）。549年，南梁遣使新罗，送佛舍利。《梁书》记载，新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准确来说是因为新罗没有西海岸的出海口所以才不能“自通使聘”，只能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来实现与中国的交往。因此，新罗遣使前秦、北魏是随同高句丽使臣，而遣使南梁则是随同百济使臣。

553年，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取汉江下游，取得了西海岸的出海口，从此得以独立遣使中原。此后，新罗两次朝贡北齐，五次朝贡南陈，其中北齐武成帝高湛于565年册封真兴王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这是新罗君主首次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在中国南北朝时代，新罗与北朝的关系以政治联系为主，因此才能获得册封；而与南朝的关系则以文化联系为主，因此有觉德、明观、智明、圆光等人进入梁、陈求法，梁、陈也遣使新罗赠送佛舍利与经论。

隋朝统一中国后，真平王于594年遣使入隋朝贡，隋文帝册封真平王为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进入7世纪，随着高句丽、百济日益强烈的攻击，新罗所面临的国际格局日益险恶，真平王打算借助中原的力量来击退高句丽，遂于608年命僧侣圆光作《乞师表》，向隋乞师。唐朝建立后，新罗于621年遣使入唐朝贡，唐高祖甚为礼遇，并派庾文素回访，624年册封真平王为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同时册封高句丽、百济两国君主）。626年，新罗、百济上书告发高句丽的南侵，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海东三国调停，高句丽被迫允诺与新罗修好。642年，因百济侵占新罗西境，新罗求助高句丽不成，转而乞师唐朝，请唐朝讨伐高句丽、百济，唐太宗提示三策，但新罗使者不得要领，因此新罗未能如愿。645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命新罗出兵呼应，新罗遂出兵五万至高句丽南界，占领水口城。648年，真德女王派金春秋出使唐朝，获得唐朝厚待，金春秋留其子金文王宿卫，并携大唐衣冠归国，在新罗全面推广，从而极大密切了新罗和唐朝的关系。650年，新罗取消自建的“太和”年号，改用唐朝的“永徽”年号，并献《织锦太平颂》于唐高宗。至此，新罗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唐朝的诸侯国。

接着，新罗就图谋借用唐朝的力量来消灭百济、高句丽，因此武烈王金春秋即位后，连年遣使于唐，声称百济、高句丽结为联盟，共图新罗。唐朝本来就视高句丽为眼中钉，在新罗的不断请求之下，决定先灭百济，再南北夹击，消灭高句丽。

660年，解决了西突厥问题的唐朝终于剑指海东，出兵13万讨伐百济，武烈王亦被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派金庾信领兵5万与唐军夹击百济，迅速灭亡百济，其后又同唐军合力镇压百济复国运动。然而，唐朝在灭亡百济后设置了熊津都督府为首的五个都督府，实施羁縻统治，令觊觎百济故地的新罗心生不满，663年，唐朝更以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让新罗文武王兼任鸡林州大都督，更让新罗对唐朝产生警惕，正如金庾信所说“犬畏其主，而主踏其脚则咬之”，说明新罗已经有了与唐朝开战的觉悟。尽管如此，还有高句丽尚未平定，因而新罗并未与唐撕破脸，还于665年迫于唐朝压力与百济王子扶余隆会盟于就利山。

668年，唐灭高句丽，新罗亦派兵会师平壤，与唐军一起入城。此后唐朝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试图控制整个朝鲜半岛。新罗便开始接纳安胜（安舜）为首的高句丽遗民，并援助他们捣乱。670年开始入侵唐朝的熊津都督府，挑起唐罗战争，到672年完全兼并了百济故地，并屡次袭击唐朝船队。674年，唐朝派刘仁轨、李谨行讨伐新罗，新罗兵败七重城（今韩国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其北部防线被突破，翌年刘仁轨被召回，李谨行屯驻买肖城（今韩国京畿道杨州市），三战皆捷。在唐罗战争期间，文武王三次遣使入唐谢罪，此时唐朝西部因吐蕃入侵而再次吃紧，唐朝的精力转移至对付吐蕃，只好顺水推舟，收缩海东经略，撤回征讨新罗的兵力，于676年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辽东，默认了新罗对浿江（大同江）以南地区的控制。

尽管670年到676年间，新罗和唐朝因共同利益的消失而产生过摩擦和冲突，但两国的宗藩关系并未因此中断，新罗仍奉唐正朔、入唐朝贡、受唐册封，自称“大唐新罗国”、“有唐新罗国”，并在685年在国都创建望德寺以“奉福唐室”，并立祠祭祀苏定方、薛仁贵等灭百济或高句丽的唐将，新罗末年的兴德王陵碑依然提到“帝为我灭高（句丽、百济）”，可见新罗对协助其统一海东的唐朝始终怀有感恩意识。到了8世纪，唐罗关系全面升温，新罗于733年帮助唐朝讨伐渤海国，唐朝也在735年正式承认新罗对浿江以南的主权。这种朝贡-册封关系比较稳定地保持至唐亡。终唐一世，有据可查的新罗遣唐使达178次之多，频度居唐朝外藩之首，甚至唐玄宗、唐僖宗幸蜀之际，也有新罗使臣奔赴行在所——成都朝贡。即使在唐朝灭亡后，新罗也坚持不懈地向后梁、后唐朝贡，直到其灭亡前夕为止。

除了政治上的封贡关系外，新罗在经济、文化上同唐朝也往来也十分密切。许多新罗人前往唐朝贸易或发展，因此在唐朝登州、楚州、扬州等地形成了新罗侨民社区——新罗坊或新罗所。在文化上，新罗多次请唐朝赐书，最重要的途径是派遣留学生。新罗自唐贞观年间开始派遣子弟入读唐朝国学（国子监），此后两百多年间，至少有2000多名新罗人留学唐朝。9世纪以后，不少新罗留学生还参加唐朝科举考试，中宾贡进士，最杰出的代表者是崔致远。这些新罗留学生回国后往往受到重用，极大促进了新罗对唐文化的吸收。除了留学生外，还有大量留学僧入唐求法，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最有名的当属修行于九华山、被视为地藏王菩萨化身的新罗王子金乔觉，此外还有经唐朝西行印度取经、留下《往五天竺国传》的慧超。洛阳龙门石窟也有新罗人开凿的像龛。总之，新罗与唐朝持续200年以上的密切而友好的交往不仅冠于唐代中外关系，纵观整个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上也可谓是空前绝后。

新罗早期与倭的关系不详。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早期大臣、发现金氏始祖金阏智的瓠公就是渡海而来的倭人，还记载了4世纪以前新罗与倭国的和战（基本上是倭国入侵新罗）。而日本方面则记载新罗王室始祖为日本开国之君神武天皇之兄稻饭命，并且仲哀天皇之妻神功皇后于公元200年亲征新罗，迫使新罗国王“波沙寐锦”向日本俯首称臣。这些记载虽然都流于传说，不足取信，但也可反映出早期新罗与倭之间的人员流动及军事冲突。

4世纪末，新罗遭到倭国侵略，高句丽好太王于400年出兵援救新罗，驱逐倭人。但当时新罗甚为弱小，仍只能屈服于倭国，所以奈勿麻立干在402年派王子未斯欣入倭为质（后被新罗义士朴堤上救出）。438年，倭王珍向南朝宋朝贡时，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此后济、兴、武三位倭王也从南朝受封此号，显示出倭国对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以宗主国自居的事实。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罗的逐渐兴起，与倭国的关系也不再居于被动地位，因此日本史书有新罗（斯罗）“不事中国（倭国）”、“不畏天皇（大和大王）”的记载。当时洛东江下游的伽倻诸部被倭国称为“任那”，视为“官家”（直辖地），新罗自6世纪以来不断蚕食伽倻，倭国无力援救，最终伽倻于562年被新罗吞并。倭国咒骂新罗“西羌小丑，逆天无状，违我恩义，破我官家”，并扣留新罗使臣，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恢复伽倻，结果失败。新罗亦不断遣使倭国，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但是到了7世纪中叶，随着新罗倒向唐朝，与百济结盟的倭国再次疏远新罗，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651年倭国借口新罗使臣知万穿着唐朝官服而驱逐出境，甚至企图讨伐新罗。660年，百济灭亡，倭国出兵援助百济复国军，被唐军打败，其势力也彻底退出朝鲜半岛。

668年高句丽行将灭亡之际，新罗文武王派金东严出使倭国，试图恢复与倭国的关系，此举被认为是新罗要借倭国以牵制唐朝。此后至8世纪，新罗与日本（670年，倭改国号为日本）往来频繁，不仅新罗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援，日本亦希望从新罗的途径输入唐朝典章文物，以建设律令制国家，同时也通过新罗购入大量唐朝乃至西域物品，根据奈良正仓院所藏古文书“买新罗物解”，日本从新罗输入的物品有香料、颜料、染料、药材、绵、丝、绢、镜、人参、松子等。进入8世纪后，唐与新罗的关系升温，新罗与日本的关系随之降温，并且新罗拒绝对日本行“蕃礼”，因此日本在737年和759年两次议论讨伐新罗，新罗国王也在742年和753年两次拒见日本使臣。两国关系在9世纪时逐渐中断。

9世纪以后，随着新罗中央集权的衰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削弱，新罗地方豪族逐渐兴起，其中不少豪族势力干起海盗的勾当（韩寇），劫掠日本，甚至夺取日本官府贡物，日本清和天皇于870年遣使奉告各大神宫与山陵，哀叹“彼新罗人、我日本朝久世时相敌来，而今入来境内，夺取调物，无惧沮之气，量其意况，兵寇之萌自此而生。我朝久无军旅，专忘警备，兵乱之事，尤可慎恐”，祈求神明佑助，击退韩寇，从中可知新罗入寇对当时日本所造成的冲击。

7世纪末，渤海国兴起于白山黑水，起初也曾与新罗修好，新罗授渤海开国之君大祚荣以“大阿餐”的官阶。但其后与渤海关系恶化，并在733年应唐朝要求出兵讨伐渤海。此后，新罗和渤海的关系并未好转，新罗于826年在浿江筑长城三百里，以防渤海南下。不过，新罗也曾于790年和812年遣使“北国”（渤海），说明其并非完全与渤海绝交。总体而言，新罗对渤海极其蔑视和敌视，在9世纪与渤海人在唐朝发生过争长事件，新罗称渤海为“粟末小蕃”、“楛矢国”、“丑虏”，从中可见一斑。

位于今济州岛的耽罗（乇罗）长期为百济属国，百济灭亡后，其君主徒冬音律于662年遣使称臣于新罗，新罗册封为君主为“星主”，从此成为新罗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