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与
新罗的民间交往非常密切，而且得到官方的优待。新罗是个半岛国家，三面环海，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他们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发展得很快。他们擅长海上运输和经营商业贸易活动。他们从新罗的汉江口或从灵岩出发，进入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淮河流域的楚州、以及扬州、明州等地，通过水路或陆路直抵唐都长安。
新罗坊侨民中主体部分是
商人、海外运输业者，以及
船员、造船工匠。唐代新罗侨民选择楚州建立新罗坊，首先是因为楚州的地理条件。新罗人的主要职业是造船、航海，和海上贸易，修造船只和停泊可供航海的大船，必须靠近淮河，以便很容易地通过淮河入海。楚州地处近海，又在淮河之滨，具有通海、煮盐之利。很古以来，淮河就是我国重要的通海孔道。唐代东邻朝鲜、日本等国与中国政府的正常交往，往往都从淮河进出。特别是民间文化交流、经济商贸、交通运输方面，出入淮河更为频繁。楚州又处在古运河与淮河交汇处，交通十分方便，成为沿海一带的交通枢纽、政治经济中心、商贸中心，成为一个港口城市。楚州新罗坊则是沿海一带新罗人的社会中心，而新罗侨民区也是以楚州为中心向海州、胶州、登州、如皋等地散开的。楚州新罗坊拥有一批可供航海的水手和船只，圆仁法师回国的路线便是从楚州出海。当时“日本国朝贡使皆从此间上船，过海归国”。（圆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末口是古运河与古淮河的联接处，是联系楚州城与淮河的良好位置，是天然的楚州良港（今天新城以北的两淮公路即当年淮河故道）。由此向西去是北辰坊（今新城村），向东是下关，均是繁华的商业区，新罗坊处于二者之间是个良好的选择，据《圆仁法师入唐巡礼行记》记载，圆仁每次乘船离楚州时，总是头一天晚上将船进入淮河，第二天一早再由淮河出发。
楚州新罗坊的规模是很大的。圆仁法师雇用新罗人的海船，一次就从楚州新罗坊雇用了9条船，并雇用新罗“谙海路者60余人”。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窥知，当年楚州新罗坊规模肯定是很大的，他们造船、修船、航海的技术和能力是具有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的。一次可雇水手60余人，一共有多少水手？如果加上修船造船的木工、铁工、油漆等匠人，还有行政管理、信息联络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的人员，当年的楚州新罗坊的新罗侨民一定是非常多的。在这个侨民区内，应当有相当规模的修船造船的场地，还有停泊许多能在海上航行的海船的船坞。因此，它的规模一定是非常大的。
信息是交通航海、经济贸易的重要条件。楚州新罗坊的信息是十分灵通的，它与沿海一带新罗人之间信息交流是迅速准确的，相互之间联系比较紧密。圆仁法师到了楚州，天台、扬州的书信和来访者就随之而来；到了山东，又可以通过书信和人员来往，随时知道楚州的情况，知道新罗海船出海去日本或去新罗的信息，以便决定搭乘什么样的船只回国。信息交流迅速准确，给开展商贸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这个信息网络，是新罗人与中国人在这些活动中共同建立起来的。新罗人在沿海一带的运输业也很正常活跃，例如，圆仁曾雇新罗人郑客的车子到密州，在诸城遇上新罗陈忠载炭到楚州的船，便搭他的船到楚州。以后又搭楚州新罗坊王可昌船赶往山东，追上新罗人金珍的海船过海回国。由此可见，新罗侨民在楚州一带的生产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与唐人一起，创造了楚州的文明，使楚州这个天然良港，成为世界东方大港，与明州、泉州等地方一样，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交通贸易中心之一。
张保皋是新罗清海镇的一个平民，来到中国后因作战有功，30岁时被中国任命为徐州武胜军小将。他对这一带侨民的关顾是自然的，文登县赤山法花院就是他建起来的。后来他回国，被任命为清海镇大使，与唐政府合作，有效地解决了海贼掠卖新罗人口问题。楚州、涟水等地新罗人与张保皋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本人也在用商船对日本、对唐贸易中积累了巨大财富。杜牧特地为他写了一篇传记，收在《樊川文集》卷六内，张保皋对促进中国与新罗的友好关系作了重大贡献，受到了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