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都护府（公元668年～761年），是唐朝六个主要都护府之一，原为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灭亡高句丽之后，建立的管理高句丽故地的机构。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搬到辽东，成为唐朝管理辽东，渤海国等地的一个军政机构。

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年），中国唐朝灭亡高句丽后，将其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统领高句丽故地，并任命当地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又命薛仁贵率军两万镇守安东都护府。

上元三年（676年），将安东都护府治所移至辽东郡故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仪凤二年（677年），又将治所迁治新城（今辽宁新宾）。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周在东夷都护府发生的营州之乱中战败，辽西营州被契丹占据，唐朝与安东都护府的陆路被阻断。圣历元年（698年），改名为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705年），复名安东都护府。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安东都护府治所内迁平州（今河北卢龙）。天宝二年（742年）年迁治辽西郡故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受安史之乱影响，唐肃宗至德（756年-758年）后，安东都护府废止。

东北作为中国辽阔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统一中国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对东北享有无可争议的行政管理权。在征服高句丽，安抚册封渤海、契丹、库莫奚、靺鞨、室韦等民族的基础上，唐朝在东北先后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营州上都督府，饶乐都督府、松漠都督府、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室韦都督府等。以都护府、督都府、州、道等行政体制对东北进行行政管理，开发建设东北。

安东都护府初隶河北道营州都督府；武则天初年以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长安四年（704年）以幽、营州都督兼安东都护；开元七年（719年）以平卢节度使兼领安东都护；开元二十年(732) 以幽州节度使兼领安东都护及平卢节度使；天宝元年（742年）幽州节度使改为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从中划出，以平卢节度使兼领安东都护，直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安东都护府废止。

安东都护府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接受唐中央政府双重体制管辖。一方面，都护府作为河北道辖区的一级政府受治于河北道采访使，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唐在边境置节度使、经略使，扼控四夷，安东都护府也在其列，辖于平卢军节度使。

有唐一代，大同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新罗的疆域仍然在大同江及平壤以南。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唐与新罗联合灭亡高句丽。十二月，“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任命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兵2万镇抚辽东。所辖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原百济故地。

吐蕃和新罗的介入打乱了这一局面。是年，吐蕃北犯吐谷浑部，朝西陲震动。就在唐廷商议西援吐谷浑时，新罗开始侵扰唐熊津都督府所辖的前百济旧地，唐朝遣使问罪，新罗“遣钦钝角干、良图波珍餐入唐谢罪”，同时暗中却在鼓动高句丽遗民叛乱，唐朝新罗战争爆发。唐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唐廷派薛仁贵率军西援吐谷浑，辽东防务一时空虚，高句丽遗民“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主”。这样，唐朝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局，而新罗利用唐军暂无暇南顾之机，于唐咸亨二年（671年），攻占了泗沘要塞，并建立了所夫力州，占领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

唐咸亨元年（670年），唐朝派高侃、李谨行率偏师前往辽东平叛。经过四年的战争，才最终平定了高句丽遗民叛乱。唐上元元年（674年）正月，唐朝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南伐新罗。在累战不利的情况下，新罗王金法敏被迫遣使入朝谢罪。唐朝既往不咎“复法敏官爵”。唐上元三年（676年）二月，又正式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辽东故城（即今辽宁辽阳）。

唐朝战胜新罗，为什么还要将都护府北迁呢？这应与两国在半岛的实力消长有关。虽然唐朝整体国力远胜新罗，但随着吐蕃在西南的崛起，唐廷已经不能全力经营半岛。是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就在都护府迁离平壤的次年，“仪凤二年（677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将刘仁轨调往西线以防御吐蕃。唐倾力与吐蕃交战，对东境自然采取守势，不愿与新罗在半岛长期对峙，空耗人力、物力。因此，在新罗称臣谢罪的有利条件下，将都护府迁离平壤，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稳定：迁治新城

唐仪凤二年（677年）二月，唐朝将安东府再次迁治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同时任命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史称：“（高藏）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高句丽族人）皆原遣。”金毓黼先生认为，高句丽遗民的反抗迫使唐廷在辽东采取羁縻政策。唐灭高句丽后，为防其东山再起，曾强制迁离大批高句丽族人，人数达40万之多，唐朝削弱当地高句丽势力的决心可见一斑。平叛后，据杨军先生估计，高句丽族人在辽东者，尚有10多万户。

唐朝让高藏这时返回辽东，无疑是羁縻政策的具体表现。但同时将大批已迁中原的高句丽族人遣归辽东，却与当初削弱高句丽的初衷背道而驰，无疑为辽东再次增添了不安定因素，也为高藏日后谋叛埋下了伏笔。抚顺新城位于辽东城的东北方向，从战略地位上考虑，可随时监督高丽王高藏的反叛行为，并对大批降唐的高句丽人实行严密的监视，以备应急而动。唐朝任高藏为辽东州都督，而不是安东都护，这说明唐朝并未完全信任高藏。

新城是当年高句丽的西境边城，地势极为险要，安东府治所迁到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于掌控整个辽东局面。高藏回到辽东后又密谋反叛，史载：“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叛乱未及发动便告失败，高藏及其族人又被遣返中原。

派遣高藏的同时，唐朝派遣泉男生为安东都护，泉男生到任后“安抚辽东，并置州县，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民悦其宽”。他采取精简机构、召纳流民、整顿赋役等举措，短短数年即稳定了唐朝在辽东的统治。唐调露元年（679年）正月二十九日“（泉男生）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其后20年间，史书不见关于安东都护府重大事件的记载，说明辽东此时应处于恢复和发展的稳定时期。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辽西契丹族突然叛唐，史载：“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

契丹在初胜唐军后即向辽东大举进攻，据《新唐书·许绍传》载：“方围安东，胁令（许钦寂）说属城未下者。钦寂呼安东都护裴玄珪曰：‘贼朝夕当灭，幸谨守！’贼怒，害之。”辽东形势危在旦夕，时任辽东都督的高德武挺身而出，“以数百之兵当两万之寇”，“破逆贼孙万斩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高德武挫败了契丹进据辽东的企图，从战略上切断了契丹进据辽东的企图，鼓舞了唐军的士气，“使国家无东顾之忧”。

对高德武军的战功，唐廷褒奖“各赏金带绯袍，答诚效更自录奏拟加荣官”，唐军更准备“某月日百道齐驱，分五万番汉精兵，令中郎将薛讷取海路东入”，从辽东方向包抄契丹，同时命令“安东诸州刺史并诸将部族、官属等训励兵马，共为犄角”。此后唐朝联合突厥，最终平定了契丹叛乱，“契丹余众不能立，遂附突厥”。辽西从此成为战场。营州都督府被迫南迁，从圣历二年（699年）侨治渔阳，又于开元五年（717年）还治柳城，近20年间，唐朝只能通过海路沟通辽东。

平定契丹后不久，唐朝内部开始出现放弃安东都护府的舆论，唐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上疏唐廷：“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不久，狄仁杰再次上疏要求：“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狄仁杰的主张并不是正确的，他只看到安西、安东都护府给唐朝带来的财政负担，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二府的存在对唐朝的战略意义，简言之，即建二府以分敌势，因为有安西四镇，吐蕃才不能全力犯唐，也正因为安东都护府的存在，契丹始终不能东据辽东，而是流窜在唐与突厥之间，部族离散，不能坐大。

武则天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她既没有罢四镇，也没有撤安东府，为平息舆论，将安东府降格为都督府，让有保辽战功的高德武出任安东都督。唐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任命唐休璟为幽、营都督兼安东都督，神龙元年（705年），再次恢复了安东都护府的设置。之所以由唐休璟兼任安东都督，是因为唐廷希望由他统一领导辽东与幽州两地唐军，使之配合默契，“训励兵马，共为犄角”，进而收复辽西，恢复与辽东的陆路交通。

契丹叛乱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渤海地方政权的建立。史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张广才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余党大祚荣已经不愿意卷入唐与契丹之间的战争中去，而且是选择了东奔远迁、远离战祸之路。武则天在契丹反唐后，曾派军在冬天进行征剿，却被大祚荣利用地理优势战败，由此，大祚荣得以在东北立足。这是高句丽灭亡后唐东北边疆的最大变局，直接促成了其后安东都护府的迁治。

唐开元二年（714年），安东都护府再次迁治平州（今河北卢龙）。以前安东府治所虽数次迁移，但都未离开辽东，为什么唐玄宗在继位伊始就要发生如此重大变化？这与此时东北局势的变化直接相关。渤海地方政权建立后，唐朝在辽东仍有相当力量，之所以没有再次征剿，主要由于唐将主要兵力用于对突厥、契丹作战。大祚荣迫于形势通使突厥，但仍然倾向归顺唐朝，比如大祚荣就以武则天所赐封号“振国公”为号，并且仅满足于“保阻以自固”，因此中宗即位后，唐与渤海的关系很快有了改观。

《旧唐书》载：“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将加册立，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但有研究者认为，中宗和睿宗时期未能册封渤海，应与大祚荣对唐在辽东的驻军心存忌惮有关。对渤海而言，唐在辽东驻军是渤海的直接威胁，与唐境接壤,随时可能遭到唐军的打击。而唐朝此时尚倚重辽东以牵制契丹，辽东仍然具有战略地位，二者在此问题上无法立即达成妥协。

唐玄宗先天二年（开元元年，713年），唐朝遣郎将崔訢从海路前往辽东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正式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次年（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平州（今河北卢龙）。

之所以如此，在于唐朝长期只能以海路联系辽东，这就削弱了唐在辽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渤海通过联合契丹、奚、后突厥、扶桑及向唐朝示好，此时已有长足的发展，成为“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的海东大国。二者实力对比，唐朝应该已经处于劣势。而此时渤海在关键时刻突然出卖契丹及后突厥，导致契丹险被灭族，从此辽金世仇。为了争取渤海并借助其力量牵制契丹，唐朝在册封渤海的同时，对渤海作出重大让步，将安东都护府迁往平州，从而解除渤海对唐朝的戒心，这应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而促成唐朝册封渤海的关键人物，应该是大祚荣之子大门艺，前文曾提及大祚荣曾遣子入侍，其人正是大门艺，“门艺曾充质子至京师，开元初还国”，他在长安居住六年，在此期间，深受唐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是渤海内部亲唐派的代表人物，唐朝册封大祚荣的同时，让大门艺返回渤海，正是希望亲唐力量主政渤海，使渤海成为唐朝稳定东北边疆的有力屏障。

唐安东都护府迁治平州的消极后果是动摇了当地居民继续留居辽东的信心，大批高句丽遗民转而投附新兴的渤海地方政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 等，高氏君长遂绝矣。”

安东都护府内迁后，唐与渤海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渤海不断派出使团入唐，从事文化和贸易交流活动，并从中受益甚多，而唐朝对渤海也愈加重视。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辽东地区事实上仍是唐朝的领土。

成书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幽、营、安东各管羁縻州”，说明这个时期安东都护府在辽东地区仍然管辖着羁縻州。《旧唐书·地理志》载有安东都护府所管羁縻州：“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苏州、木底州、盖牟州、代那州、苍岩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凡此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天宝领户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六。

有学者根据《册府元龟》里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唐玄宗敕曰：“封大昌勃价襄平县开国男”的记载，认为“襄平县即今辽阳”就认为如果此前渤海人没有入据辽东的话，则唐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此册封，反之，如果没有得到唐朝的默认，则当时的渤海人也不大可能进据其地。”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唐朝封爵的解读有欠妥当。比如：奉口□是唐朝幽州下属的军镇将领，《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记载其开元二十四年(736)的职衔：“经略军副使口口□口军上柱国辰韩郡开国公奉口。”经略军“置于范阳城内，延载元年(694)置。”辰韩郡，唐朝无此地名。辰韩是古代朝鲜半岛南部民族部落之一，辰韩地区是新罗的兴起之地，始终在新罗政权的控制范围内，辰韩民族是新罗政权的主体民族之一。虽然唐朝军将奉口口受封辰韩开国公，但不能说明新罗已经被纳入到唐朝版图内。以文献所及，一个爵号无法真正代表一个地区的归属。有的学者仅凭“襄平县开国男”的孤证就说明辽东地区不再为唐朝所有，这根本没有说服力。

唐开元二十年（732年），渤海统治者大武艺因不满此前唐朝设立黑水都督府，“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唐朝）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

不过，渤海建国的重心不在辽东。前已述及，当营州爆发契丹反唐战争的时候，与契丹不同，渤海酋长选择了“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这样远走他乡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没有显示出对辽东的重视，此后将拓境的重点放在了鸭绿江南境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当唐朝将黑龙江下游的黑水部纳入版图后，大武艺竟然不惜与唐开战，对新罗也是如此。渤海没有选择夺取辽东，因为全面占领辽东即意味着与唐朝接壤，一旦唐朝实力恢复，难保不重蹈高句丽的覆辙。在唐朝收复辽东的战争中，粟末民族也被深深地卷入其中，战争的残酷和高句丽灭国灭族的教训使渤海统治者对辽东地区不能不三思慎行。大门艺曾对大武艺言：“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此外，渤海自身的实力决定了其不能全面占领辽东。

安史之乱后依然有唐朝以卢龙镇及辽西来统治辽东地区的文献记载：

821年：唐穆宗《处分幽州德音制》：“上帝念我，赉予忠贤，尽献提封，恢缵旧服，使辽阳八州之众，重睹开元之仪者，则予侍中总之力也。……又念八州之内，九赋用殷，庆泽旁流，所宜沾贷，其管内八州百姓，并宜给复一年，仍令给事中薛存庆往彼宣慰，亲谕朕怀。”

850年：《全唐文·授幽州留后张允伸充节度使制》（大中四年，850）记载：“幽州节度留后检校左散骑常侍张允伸，性禀诚明，才推倜傥。……况辽阳甲兵之雄，幽都控驭之远。假机谋以董杂俗，资刑赏以靖朔邻。由是锡钺之正名，授喉舌之显秩。……可检校工部尚书幽州节度使。

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

去素州都督府（居素州都督府）

初置42州，史书记载其名的14州

平壤（总章元年至仪凤元年，668年—676年）

辽城（仪凤元年至仪凤二年，676年—677年）

新城（仪凤二年至圣历二年，677年—699年）

幽州（神龙元年至开元二年，705年—714年）

平州（开元二年至天宝二年，714年—743年）

辽西故城（天宝二年至上元二年，743年—761年）

在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中，都护府是最高层次设置，其次为都督府。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朝都护府分为大都护府、上都护府、下都护府。关于安东都护府的级别，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从史书中关于安东都护府长官的记载看，绝大多数时期只见“安东都护”的任职者，不过至少开元十五年（727年）以后，安东都护府的级别应为大都护府。

关于都护府官职，根据《新唐书·百官四下》记载，大都护府的长官为大都护，其下为副大都护、副都护、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录事，以及功、仓、户、兵、法五曹参军事和参军事等官职。上都护府较之大都护府少了副大都护、法曹参军事、录事等官职。大都护府各级官员的官品自从二品到从九品；上都护府官员的官品自正三品到从八品。虽然都护府的级别有差别，但其职掌是相同的。《旧唐书·职官三》载：“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长史、司马贰焉。诸曹，如州府之职。”《新唐书·百官四下》载：“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为了加强对所辖地区的军事控制，唐朝在安东都护府之下设有怀远军、保定军和安东守捉，常驻军队为8500人，马700匹。

安东都护府（下属都督府及其以下的官员除外）的官员从都护到司马、录事参军，各级官员都是朝廷任命的汉官。首任都护薛仁贵在唐朝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中，骁勇善战，勇冠三军，“身帅士，遇贼辄破”，“威震辽海”。“高丽既降，诏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仍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朝廷以其率重兵二万，镇守安东，说明在安东都护府设置之初，具有较强的军事统治色彩。

薛仁贵之后，安东都护的继任者除颖王李璬是亲王以外，其他诸位基本上都是武将出身，如高侃、薛讷、唐休景等皆为其军功佼佼者。显然，安东都护府的职能军事色彩比较浓重，这与安东都护府之下实行羁縻统治的方式有关。唐朝对羁縻府州的统辖，实行因俗而治的方针，“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朝廷不直接管理羁縻府州内部的政务，重在维护王朝边疆统治秩序的稳定，令少数民族“畏威怀惠”，“翕然向化”。要达到固人心而维邦本的目的，以军事强力做保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安东都护府之下，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是“擢其（高句丽）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各级地方官员既有亲唐的高句丽官，也有汉官，与驻守各地的唐朝军将共同统辖之。《旧唐书·职官二》曰：“羁縻州所补汉官，给以当土之物。”

安东都护府之下，羁縻府州的汉官的俸禄与一般府州的官员俸禄不同，以当地土产支付。高宗上元三年（即仪凤元年，676年），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郡故城后，“先有华人任官者，悉罢之”。这是指在羁縻府州任职的汉官，皆由高句丽人取而代之，即完全以高句丽官员管理本族百姓，这表明唐朝对安东都护府统辖政策发生了变化。

唐制，羁縻府州以少数民族任“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安东都护府之下羁縻府州的高句丽族官员，亦实行世袭制，《唐右武卫将军高府君墓志铭》曰：“公讳钦德，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怀，袭爵建安州都督。以开元廿一年九月十有九日，终于柳城郡公舍。”高句丽人高钦德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其曾祖高瑗可能是安东都护府建立初期，被任命的建安州都督，高瑗死后，由其子高怀袭任建安州都督。第一任安东都护薛仁贵在任期间，对“有干能者，随才任使”。说明安东都护府属下由高句丽人担任的都督、刺史、县令等各级官吏，不是由朝廷委任，而是由都护府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