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907年～978年），又称义忠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统治者为临安钱氏。由钱镠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所建，定都杭州。吴越国历三代五王，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立国72年；从唐景福二年（893年）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算起，至灭亡前后存86年。

天复二年（902年），唐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钱镠请改封为吴越王，遭拒后经朱全忠奏请，改封吴王。后梁开国，钱镠以拥戴之功，改封为吴越王。后唐同光元年（923年），“镠始建国”，初步建立了政权。

吴越的开国君主钱镠（Liú）在唐乾符年间为石镜将董昌的部校，后渐由偏将而升掌一州之兵。他在剿灭地方叛臣的过程中，经过两次杭越之战占有了两浙之地，维护大唐一统。中和二年（882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矛盾激化，刘汉宏命其弟刘汉宥与都虞候辛约进驻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北），欲吞并杭州。钱镠率八都兵渡过钱塘江，偷袭刘汉宥，大破其部。光启二年（886年），董昌命钱镠进攻越州，表示自己占据浙东后会将杭州授于钱镠。钱镠遂率军出平水，开山路五百里，直趋曹娥埭（今绍兴东南约四十余里），收降浙东将领鲍君福。他屡破浙东军，进屯丰山，而后攻破越州。董昌占据浙东，遂自称“知浙东军府事”，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于钱镠。

唐景福二年（893年），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乾宁二年（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建立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同年五月，唐昭宗削除董昌官爵，又封钱镠为浙江东道招讨使、彭城郡王，令其讨伐董昌。遂灭董昌，得越州。乾宁四年（897年）钱镠前往越州，而后返回杭州，以越州为“东府”。从此，钱镠基本控制了两浙，正式形成割据势力。

钱镠在平定了两浙内部的敌对势力后，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征讨。但由于三面受敌，仍经历了多次边境保卫战，主要对手就是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天复二年（902年），唐昭宗封钱镠为越王。天佑元年（904年），钱镠上表朝廷，求封吴越王，却被朝廷拒绝，后因朱温斡旋，被改封为吴王。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钱镠不听属下官员“拒梁命”的建议，接受了梁朝册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钱氏王朝，占据了两浙十三州，成为江浙一带颇有实力的割据者。钱镠领浙江西道、浙江东道两道节度使，设西府杭州、东府越州为道治，定都杭州。由于吴越一隅偏安东南，吴越始终尊奉中原为正朔，梁朝封钱镠为吴越王、诸道兵马都元帅。

龙德元年（921年），钱镠又获赐殊礼，可“诏书不名”。此时，前蜀、南吴、南汉、闽等地统治者先后建国称帝，群臣都劝钱镠据吴越称帝，钱镠拒绝。

龙德三年（923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王，正式建立吴越。他改府署为朝廷，设置丞相、侍郎等百官，一切礼制皆按照皇帝的规格。不久，晋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钱镠又遣使进贡，并求取玉册。后唐郭崇韬等大臣都极力反对，认为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册。但李存勖最终还是赐予钱镠玉册、金印。新罗、渤海国等海外诸国皆接受钱镠册封，尊其为君长。

同光四年（926年），李存勖在兵变中遇害，李嗣源即位。中原局势混乱，中原朝廷诏命难以到达吴越。钱镠遂改元宝正。关于钱镠改元一事，因后人尊奉中原正朔，对此颇有讳言。而洪迈所著《容斋四笔》则称，钱镠在宝正年号之前，还曾改元天宝、宝大。长兴二年（931年），李嗣源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并命监门上将军张篯前往杭州谕旨。长兴三年（932年），钱镠去世，终年八十一岁，后唐朝廷赐谥号武肃。

钱镠之后，第五子钱元瓘即位，在位十年，善事中原后唐、后晋政权，保土安民。长兴四年（933年）七月十三日，后唐赐封钱元瓘为吴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四月，钱元瓘恢复建国，地位和待遇如同后唐同光年间一样。任用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管教令。十一月，后晋皇帝石敬瑭下诏，加任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为吴越王。天福六年（941年）钱元瓘去世，后晋赐谥号文穆。

钱元瓘去世后，钱元瓘养子钱弘侑的乳母勾结内牙指挥使戴恽，重臣章德安把钱元瓘去世的消息封锁，伏兵将其戴恽杀死，废钱弘侑为平民。同日，将吏根据钱元瓘的遗命，奉第六子钱佐为节度使。九月初三日，钱佐继承王位。后晋仍封以钱佐为吴越国王。钱佐性格温和谦恭，喜好读书，礼贤下士，亲自勤理政务。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南唐出兵攻打闽国，闽国君主王延政派遣使者向吴越上表称臣，请求作为吴越的附庸以求得救援。钱佐为恤邻保境，不顾臣下反对，下令发兵三万相救，终于取得胜利，保障南部边境安宁。钱佐早年即位后，因尚年幼，无力控制下属的骄横，又曾宠信谄媚之人，然而终能摘奸发伏，亦不失果断。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十一月，钱佐诛杀内都监使杜昭达、内牙上统军使阚璠，由此吴越吏民都畏惧恐慌。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钱佐去世，谥号忠献王，庙号成宗。因其子尚年幼，故由其弟钱倧继位。

开运四年（947年）八月，后汉任命钱倧为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吴越王。十二月，李孺赟谋反，钱倧派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等人攻打李孺赟，将其擒获后诛杀。当时内衙统军使胡进思跋扈，干预政事，钱倧深感厌恶，内衙指挥使何承训建议诛杀胡进思，钱倧犹豫不决。何承训怕事情泄露，向胡进思告密。胡进思先发制人，和指挥使诸温等以内衙兵发难，将钱倧软禁在义和院，假传命令，说钱倧因突然中风，传位给其弟钱俶。

吴越钱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民本”思想。钱镠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不仅自己不称帝，还反对强藩称帝。他谆谆地教诫子孙要恪守臣节，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

宋开宝八年（975年），钱俶应赵匡胤约，出兵与北宋会师南唐金陵。十二月，钱俶入朝表贺。宋太祖赵匡胤最后消灭了割据政权南唐，十国之中仅剩吴越。高僧延寿乃德韶之法嗣，此时沉疴在身。吴越王钱弘俶前往探病时，对宋灭南唐危及吴越走向，征询延寿的意见，延寿则尽力劝谕钱弘俶“纳土归宋，舍别归总”。

钱俶审时度势，遵循祖宗武肃王钱镠的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采纳了延寿临终遗言，为保一方生民，采取“重民轻土”之善举，毅然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入宋京开封，遵从祖训，决定纳土归宋，将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宋朝，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

由此，吴越的生产力免遭破坏，人民也免遭生灵涂炭，从而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北宋著名诗人苏轼曾评说：“其民（指吴越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这是对吴越钱氏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吴越钱氏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千年前的古人具有如此的历史远见和宏大胸怀，实属不易。

吴越地域狭小，极盛时，只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十三州；另又设有镇海、镇东、中吴、宣德、武胜、彰武等节镇。一军十三州分别是：

吴越在地方制度上，总的来说沿用唐制，采用州、县两级地方行政体制。由于五代时期战乱较多，又滋生出一个崭新的地方行政单位——军。它如同今日的警备区设置，但权力更大，在地位上相当于州级行政单位。

同光元年（923年）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丁卯，始建国”，“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丞相系统的建立。这样，吴越国的权力结构由丞相系统、两军系统、元帅府系统构成，形成了由三系统构成的复合体制，即王国体制。

吴越建国后的王国体制由三个系统构成，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两军系统不再专擅地方大权，两军的地位为王国所取代，藩镇徒有其名，其体制在吴越国已经解体。诸州升军，也不符合方镇作为州以上的道级行政实体的固有特征。从各种权力关系来看，吴越国已形成集权政治，体制的转换已经完成。

中央制度上，吴越官制大抵仿效唐制，除了对中原王朝称臣，不设枢密院与枢密使以外，和唐朝时期的官制相似。丞相系统的官职甚多，丞相之外，仅见于史籍的就有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侍郎、金部郎中、职方郎中、国子祭酒、盐铁发运使、谏议大夫、给事中、著作佐郎、司勋郎中、通儒院学士、客省使、右补阙、内供奉等。

自钱镠建国后，吴越的丞相系统是一直存在的。长兴三年（932年）三月庚戊，钱镠卒，钱元瓘袭位，“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天福二年（937年）四月，钱元瓘进封吴越国王。其间的五年中，钱元瓘任命曹仲达为权知政事，丞相系统实际上仍在继续运转。天福六年（941年）九月庚申，钱佐即王位，十二月，进封吴越国王。其间的三个月中，丞相曹仲达摄政事，与钱元瓘袭位之初的情况相同。与元帅府系统不同的是丞相系统发生过变化，变化集中在丞相的建制和地位上。钱镠建国之初，仅设左丞相、右丞相两名，左丞相为杜建徽，史称杜建徽“累从征伐，所至辄取立功”，在讨董昌、平定武勇都之变和睦州刺史陈询叛乱中都建有殊功，“及春秋高，尚能骑射”，显然是军将出身，擢任丞相的实质是酬功。杜建徽身居相位，实际上并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丞相许明除了“舍富春宅为寺，名曰许明寺”外也别无记载。

丞相系统的变化发生在文穆王时期。《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载，天福二年（937年）夏四月，钱元瓘复建国，“以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军节度判官林鼎掌教令”天福三年（938年）“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又据《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与《吴越四·忠献王世家》可知天福四年（938年）到天福六年（941年）是曹仲达、皮光业、林鼎三相。文穆王复建国后，丞相人数增加到三名，而且始终保持这样的建制。此外，又新置同参相府事二人（陆仁章、仰仁诠）。忠献王钱佐时期，天福六年（941年）到天福八年（943年）仍为曹仲达、皮光业、林鼎三相。天福八年（943年）二月到开运元年（944年）正月三相相继而亡。此后的丞相为元德昭、钱倧，也有同参相府事一人（郭师从）。忠逊王时期的丞相为元德昭、吴程，钱倧则为同参相府事。忠懿王时期的丞相是元德昭、吴程、钱弘亿、钱弘儇、裴坚、沈虎子、崔仁冀。此外，又有同参相府事鲍修让。忠懿王时期的丞相虽多，但由于忠懿王统治时期长达三十二年，诸相任职时间有先后长短。所以，同一时段里一般仍是两至三名丞相，也有同参相府事，体现了吴越中央集权的程度。

法律制度上，吴越的法律体系同五代其他国家一样，沿用隋唐时期形成的律、令、格、式四种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在唐律基础上进行修改，以适应地方实际。

吴越元帅府有不少军务。《十国春秋·吴越十一·沈韬文传》云：沈韬文“为元帅府典谒，参画军务，时时有所裨益”。此外，元帅府在平时也常负有外交使命，如《十国春秋·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载，天宝十三年（920年）三月，吴越王命元帅府判官皮光业出使于吴；《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载，显德二年（955年）十二月，“王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贡于周，周谕我出兵会击金陵”；《吴越备史》卷4《今大元帅吴越国王》载：乾德五年（967年）冬十月，“王又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入贡”；开宝五年（972年）秋九月，王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再次入贡；《十国春秋》卷82《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载，开宝九年（976年）十一月，王遣元帅府牙内都指挥使子惟渲赍通天犀带、金器五百斤、玳瑁五百斤、涂金银香笼等诣宋称贺。

元帅府有文武僚属，如元帅府判官、掌书记、典谒、牙内都指挥使等，所置官属大多“补授军职”，但吴越元帅府与马楚的天策上将军府有明显不同。马楚的天策上将府在马楚政治中有特殊的地位，集中最高权力，掌握军政大权，天策府学士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如李皋，在楚王马希范置十八学士时，以李皋为“学士之首，且执政柄”，而吴越元帅府的对外职能决定它的权力地位作用远不如马楚的天策上将府重要。

吴越的军队是在所谓杭州八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黄巢于乾符五年（878年）八月攻杭州，九月克越州，当时所谓“两浙豪杰”于此时组织起来对抗黄巢义军，义军南下后，他们随之组建了正式的八都。董昌的临安都势力发展最快，董昌本人也成为八都的实际领袖，于是任命钱镠为八都都指挥使。钱镠最后在八都的基础上发展到了十三都，所谓“八都之外有紫溪、保城、龙通、三泉、三镇，是为十三都。”八都正确名称应该是：临安县为石镜都，余杭县为清平都、嘉兴都，於潜县为於潜都，盐官县为盐官都、海昌都，新城县为新城都、武安都、东安都，唐山县为唐山都，富春县为富春都、静江都，钱塘县为钱塘都，浙江都等。再加上钱镠后来组建的五个都，构建了钱镠创建霸业的军事基础。钱镠创建霸业后，八都兵的名号仍然保留。

这支军队是以孙儒的降卒为基础组建的，杨行密在钱镠的支持下攻破孙儒部，时在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六月，孙儒部卒大部分被杨行密收编，钱镠只收编一小部分。武勇都组建后编入中军，中军即牙军，是藩镇部队的中坚力量，战斗力往往强于其他部队。而武勇都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孙儒原为秦宗权的部将，其军队以蔡州兵为核心，士卒勇悍，为久战之兵，但军纪败坏，掠夺成性。钱镠组建武勇都的时候，其行军司马杜稜说：“狼子野心，它日必为祸，请以士人代之”。钱镠不以为然，后来武勇都果然发生了叛乱，钱镠本人也险遭不测。武勇都自组建以来屡立战功，许多重大战役其都有参加。当然钱镠对武勇都也不是不加防备，他派心腹爱将顾全武为武勇都的都指挥使，统率这支军队。顾全武被吴国俘后，钱镠才先后派陈章、许再思为都指挥使，这两人均为孙儒的降将，这就为武勇都后来的叛乱埋下隐患。武勇都分为左、右两军，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人为统帅，如徐绾曾任武勇都右都指挥使，许再思任武勇都左都指挥使，说明其军力后来有所补充。

上直、中直、右直：吴越避钱弘佐之讳，凡是提到左字，均改为上字，故上直都为左直都，中直都已见相关记载，唯独没有右直都的相关记载，应为史材散失的结果。中直都不见于吴越前期，从频繁出征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是吴越后期比较有战斗力的军队。

镇武、镇国、向明：向明都本是钱镠的敌人刘汉宏的旧部，钱镠将其收编后取名“向明”。镇武、镇国二都在吴越前期不见出现，应该是在钱镠之后新组建或者改编的军队。

上右厅、佽飞、匡武：上右厅、佽飞、匡武这三支部队很少见于记载，也很少参加征战。

亲从、亲卫：所谓亲从、亲卫等军，是当时吴越的亲军，唐末的藩镇皆置有牙军，作为节度使的亲信部队，牙军待遇优厚，但不易掌控，经常发生兵变，所以节度使们纷纷在牙军之外，另组建亲军，作为节帅的亲信部队。

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动员大批劳力，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用木桩把装满石块的巨大石笼固定在江边，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并且由于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得江边农田得获灌溉之利。钱镠命兵卒民夫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名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内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称为“混柱”，奠基作成石塘。“筑塘以石，自吴越始”。这条捍海古塘，从六和塔筑到艮山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外加土塘，内筑石堤，费时两个多月，耗资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近一亿一千钱。

此外，钱镠设撩湖军，开浚钱塘湖，得其游览、灌溉两利，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与运河相通。钱镠还在太湖地区设“撩水军”四部、七八千人，专门负责浚湖、筑堤、疏浚河浦，使得苏州、嘉兴、长洲等地得享灌溉之利。

由于吴越较少有战争，浙江越窑的瓷业生产能够继续发展，产品质量仍独步天下。器物造型釉色、装饰及装烧工艺等方面继承唐代风格，器形繁多，胎比普遍减薄，造型变得轻巧优美，折射出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时尚风格。

吴越保存下来的印刷品，所见的都是佛经。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于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956年）丙辰岁记”可谓是大规模的印刷活动，仅此广顺三年（953年）完成的儒家经典书籍略晚三年。

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砖内再次发现《宝箧印经》。经卷有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关系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记”。乙亥是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同时还发现了藏在砖塔内的塔图印本。塔图全长一米，每层画一塔，四塔连接，画有佛经故事。记文中有丙子记年，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图经刻印比佛经晚一年。论时代已入宋朝，但这时吴越并未纳土，仍应为五代时期的印刷品。

吴越的文学发展，在五代十国中也是比较兴盛的国家之一。由于政治的安定，经济的景荣，所以文化也发达。人才辈出，文学家有罗隐、皮光业等。罗隐一生作品很多，著作有《谗书》《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江南甲乙集》《灵壁子》等。罗隐的诗很有境界，对人生的认识也很深刻，如《孟浩然墓》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书生的冷遇：“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雨凄凄。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坟墓的高低显示了人死后礼遇的高低。

卑微出身的钱镠，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所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这也必然不利于钱谬对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臣民们的统治。为此，他必须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来“神化”自己的出身，佛教便是他利用的一种手段。曾国富在《五代吴越崇佛的原因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面对钱谬，一石屹然而立，这不是普通之石，它是佛的化身。这显然是钱谬有意借助佛以神化自己而炮制出来的神话。吴越统治不到百年，可在杭州境内却兴建了150多座寺院与数十座塔幢，可见钱镠对佛教的重视。

同时，钱鏐在发迹过程中，得到道士的秉力支持。钱鏐执政后，推行崇奉道教的政策，兴建宫观，笼络道士，常行斋蘸。其崇道的原因，是要借助道士神化自身，巩固其统治；借道教向民众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祈求得到道教神灵对其军队的襄助及对吴越民众的福佑。道教对吴越军事、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吴越时期的佛塔内往往发现有众多佛教遗物，包括舍利容器、佛经、造像等，尤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最富特色。吴越时期杭州西湖周边洞窟开凿了大量的佛教造像，这些造像主要分布在西湖南山石窟群和飞来峰石窟群，从题材上看，明显可见当时净土宗、禅宗思想的影响，造像风格上袭晚唐，同时具有明显的江南特色。

吴越时期的印刷技术非常高。历史记载，江南诸国的书籍刊刻曾十分兴盛，杭州、金陵和成都是当时三大印刷业中心。吴越王钱俶时期，杭州等地印制了《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8.4万卷。

天祐元年（904年），“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钱镠牵制杨渥，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人劝他拒绝梁命，“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于是他由联杨转变为联梁攻杨。朱温则于开平二年（908年）加钱镠守中书令，开平三年加守太保以示荣宠和拉拢。杨渥派周本等围攻苏州（今属江苏），结果为钱镠所败。乾化元年（911年），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朱友珪上台时曾册尊钱镠为尚父。朱友贞于贞明三年（917年）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次年，杨隆演攻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陆路交通，钱镠就从海上入贡京师。梁末帝于龙德元年（921年）赐镠诏书不名。

李存勖称帝建后唐，钱镠遣使到洛阳贡献，求赐金印玉册，后唐群臣都认为要求过分，但李存勗曲从其意，勉强答应。钱镠于是“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后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诲当权，钱镠遣使致书称“吴越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言辞悖慢，安重诲怒其无礼，削去钱镠的“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以太师致仕”。安重诲死后，李嗣源才恢复其原有官爵。

吴越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接触的国家。吴越共向契丹遣派使者九次，分别在：后梁乾化五年（辽太祖九年，915年）、贞明二年（神册元年，916年）、贞明四年（神册三年，918年）、贞明六年（神册五年，920年）、龙德三年（天赞二年，923年）、吴越宝正七年（天显七年，932年）、后晋天福四年（会同二年，939年）、天福五年（会同三年，940年）、天福六年（会同四年，941年）、天福八年（会同六年，943年）。

龙德三年（923年）四月，吴越最后一次以梁朝藩属的身份，向契丹遣派使者。同月，李存勖称帝，后唐建立。十月，后唐灭后梁，吴越随向后唐称臣。因为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和契丹的矛盾很深，关系紧张。再由于吴越尊奉中原王朝的国策，所以吴越与契丹的关系也就渐渐疏远。这种情况持续至后晋建立才得以改善。

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仰仗契丹，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晋，改年号天福，同年灭后唐。吴越开始向后晋称臣，由于石敬瑭是契丹扶持起来的儿皇帝，吴越与契丹的关系也慢慢恢复从前了。再到石敬塘去世，其子石重贵继位，向契丹告哀，表示对契丹只称孙不称臣，从此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恶化。在契丹和后晋交恶后，吴越于天福八年（943年）最后一次向契丹遣使，此后双方的官方交往便终止了。

在中国进入五代乱世时，朝鲜半岛同样进入了战争繁多的后三国时代。即高丽、后百济、新罗。

三国之中，后百济与吴越的关系最为亲密，后百济国王甄萱也多次向吴越遣使。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朝鲜半岛的战争多发生于高丽与后百济之间，后百济与新罗也小战不断，甄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政治依靠。

因一年，后百济攻陷新罗的首都，导致高丽国王王建兴兵讨伐，后百济在与高丽交战中处于劣势，被迫同高丽求和，后百济国王则请求钱镠出面调停。钱镠不仅把颁发给他们的文书称作诏书，还在诏书里把甄萱、王建等称之为卿，显然吴越是以宗主国的身份在处理事情的。

当时先后占据中原的五个王朝，虽然更有能力担任这个角色，可由于常年处于内乱中，与外国的交往了相对减少，甚至是中断。吴越作为沿海地区的国家，在这个特殊时期下便代表中国担任这个角色了。

唐朝是中日交通史上的一个高峰，即有日本官方遣派的遣唐使，又有民间的学者、商人和僧人。当时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非常高涨。但自开成元年（838年），日本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后，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完全终止。至此，日本民间来华的人也逐渐减少。至五代时期，日本对发展中日关系已不再像唐朝时期那样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多数情况，都是吴越先派遣使者到日本，出于礼尚往来，日本再遣使者回访。

吴越时期社会繁华程度较高。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

民族以汉人为主体，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自5000年起就已成为文化共同体。吴越国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江南话”，学术上称为“吴语”、“吴言”，“徽州方言”则也是汉语吴方言的一个分支（徽严片）。

江浙地区因唐末战乱，人口耗损大。钱氏建立吴越定都杭州后，人口才开始增长。以杭州城为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曰：“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

在吴越近百年保境安民的国策下，发展生产，拥有在籍户55万684户，接近唐朝天宝时的在籍户。说明这里的人口比其建国之初有很大的增长，为北宋江浙地区人口的高增长，提供了较高的人口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