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年—1424年在位）。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年号“永乐”。

元末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生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五月，陈友谅兵寇池州，不久又传来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的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就要接着进攻应天。军情紧急，朱元璋甚至对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作战。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将在下一年称帝，十二月二十四日，祭告太庙，为自己渡江后生的七个儿子逐一命名，第四子命名为“棣”，此时朱棣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元璋不仅为儿子命名，还制定了后世子孙取名的规则，每一支拟定了二十字辈分，朱棣一支的字辈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同年，朱棣与众兄弟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元璋认为七个儿子“宜习劳”，命令朱棣与兄弟们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不时还要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

由于朱元璋十分重视文教，朱棣与兄弟们幼年入学，接受了大儒教导的正统儒家经典教育，早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就在宫中的白虎殿为诸子安排了专门的读书场所，登基称帝后，太子与诸皇子读书的地方改为文楼，直到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宫中建成“大本堂”，广集藏书、延请名儒，朱棣等皇子和勋贵子弟便开始在其中读书学习。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册封诸皇子为王，封朱棣为燕王，又设立大宗正院，即后来的宗人府，掌皇族内部事宜。朱元璋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分封诸王便是要让藩王拱卫皇帝，以维护朱家皇朝的统治。

洪武六年（1373年）三月，朱元璋颁布《昭鉴录》，四月，颁布《祖训录》给朱棣等藩王，令他们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书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优劣事迹，以对皇子们进行宗法教育。朱棣在宫廷中要遵守繁琐的礼仪制度，经常要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

洪武九年（1376年），朱棣与魏国公徐达长女徐氏（即明成祖仁孝皇后）成婚。朱元璋以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即将前往封地，便派遣朱棣和秦、晋二王前往“中都”凤阳，观摩祖宗肇基之地，使他们了解明朝的基业由何而兴。自此之后，朱棣先后三次被派往凤阳常驻，在练兵演武的同时，还要充分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载朱棣在凤阳时“民间细事，无不究知”，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朱棣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有时也要受到亲王的节制。

诸王初封时，明太祖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朱棣赐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与学识的人，洪武十五年（1382年），道衍随朱棣北上燕邸，后来与他交往密切，十分投缘，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朱元璋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命朱棣担任右宗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

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挥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却认为天降大雪，敌军必然意料不到明军将至，应当乘雪速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发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旧识，正在劝降时，明军已大败元军，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邀请乃儿不花一同到明军营帐中请降，果然被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

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自后，朱棣威名大振，更受倚重，屡次被朱元璋授命参与北方军事，节制士马（一说乃儿不花实为晋王朱棡招降，关于此事的争议，参见“人物争议-早年战功”目录）。

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朱棣率颍国公傅友德出征，收捕番将阿失里等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朱元璋命晋王节制山西、燕王节制北平各卫将士，凡军中事务，都要启奏朝廷和晋王、燕王。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朱棣率军北征至彻彻儿山，擒敌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又追击至兀良哈秃城，遇敌哈剌兀，打败敌军凯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晋王死后，朱元璋命朱棣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辽东都司及辽府护卫兵马，令他总率诸王防备边患。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随着时间的发展，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他们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棣招降乃儿不花后，晋王忌惮朱棣的功劳，到太子朱标处发告朱棣不听自己的约束“劳师冒险”，使朱标将此事汇报给朱元璋。朱棣入朝，晋王又言语冒犯朱棣，还派人在燕王府内监视，搜求朱棣的“国中细故”，燕王每入朝，太子“数以语见侵”等等，其间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接受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去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前夕，晋王去世，朱棣成为了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超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

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及诸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遗诏诸王在封国，不得到京师奔丧。燕王朱棣自北平去南京，因朱允炆诏令而停止。

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接着，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市），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对燕王防范措施。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为了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以装疯麻痹张昺、谢贵二人）擒杀张昺、谢贵，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朱棣先后下居庸关、怀来，捕获南军将领宋忠。趁势攻下遵化，永平投降。

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30万伐朱棣。大军到达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9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又大败。

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九月，江阴侯吴高带领辽东兵马围困永平。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军至河间扎营。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

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村坝大破李景隆军。李景隆退军德州。朱棣趁机攻打蔚州、大同，引李景隆派兵救援、劳师无功。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九月，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市），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

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恢复齐、黄官职。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在滹沱河打败盛庸，再在藁城打败吴杰等。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他们外出募师勤王。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

建文三年（1401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大军。五月克泗州、盱眙，兵指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拜谒孝陵，然后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七月初一日，祭告天地，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朱棣即位后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占南京后，开列“奸臣榜”，诛杀了一部分建文朝臣，例如方孝孺及其宗族亲友被杀者八百七十三人，其门生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殉难；黄子澄、齐泰等被诛杀灭族，练子宁之死，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家族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陈迪之死，远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司中之诛，姻族从死者八十余人；胡闰之死，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人；董镛之死，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与此同时，朱棣并未将“奸臣榜”上的人全部诛杀，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等人皆被宽宥任用。

　朱棣对待朱标、朱允炆一系和其他藩王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改封吴王朱允熥为广泽王，衡王朱允熞怀恩王，徐王朱允𤐤敷惠王，随母妃吕氏居懿文太子陵园。朱允炆追尊的兴宗孝康皇帝，仍称懿文太子。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凡在建文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却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与此同时，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凡建文年间贬斥的官员，一律恢复职务。建文年间制定的各项法律规定，凡与太祖相悖的，一律废除；并大赦天下，除了犯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不赦外，其余罪无大小，通通赦免。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规定也被废除，如建文二年下令减轻洪武年间浙西一带的极重的田赋，至此又变重。

朱棣即位后，大规模对靖难功臣进行封赏。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再论靖难的功劳，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陈懋等六人为伯。并广求贤才，对山林隐逸的怀材抱德之士，令官府寻访，量材擢用。

靖难之役后，“淮以北鞠为茂草”，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明成祖着手恢复民生、蠲免赋税，下令山东、北平、河南遭受战祸的州县，有无法耕种的人民，免去三年的差税。不曾被兵祸乱的地方，也与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一同蠲免秋夏税粮，其余直隶府州、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各蠲免一半，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一应钱粮、盐课等一并免除。河南、山东、北平、淮南北流移的人民，令他们各还原籍复业，需要的种子牛具，令官府给付。建文年间废除的北方学校依旧开设，不令其废弛。

明成祖一再劝民于田亩，千方百计地招抚流民复业。明成祖一即位就遣人四出，招流民复业，要他们尽力田亩。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明成祖对户部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明成祖还特地颁布诏令，各地都不得对逃徙的老百姓治罪。流民复业后，有的地方官向他们追征累年拖欠的粮刍。明成祖听后很生气遂对户部臣说，农民不得已才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羯免”。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很开明的，它使大批流民很快回到田间，使残破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土地大量荒芜，无人耕种。那些战争较少波及的地方，例如江南和山西的某些地方，则又显得人多地少有的人甚至无地可耕。为了使农民和土地相结合，使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发，明成祖也像朱元璋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移民。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明成祖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明成祖在位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同时，提出“为治之道，在于宽猛适中”的原则。

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过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同时营建北京，五征漠北、南征安南，派郑和下西洋，修撰《永乐大典》等典籍，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永乐四年（1406）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进入安南，传檄数胡季犛、胡汉苍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

成祖下诏，改安南为交趾，设立交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明成祖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

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丘福先率领千余人马到达胪朐河，轻敌冒进、指挥失当，与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一同战死，其所率领的人马也在胪朐河覆没。朱棣震怒，决意亲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五月，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鲁台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

后来，阿鲁台降顺，成祖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明成祖已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

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明成祖再度出塞亲征瓦剌。六月，忽兰忽失温之战，答里巴汗与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王，率骑兵分三路列阵距明军十余里的山头上，约三万余人，每人带从马三四匹。

明军派兵向马哈木挑战，马哈木派蒙古骑兵冲下山坡迎战，被明军密集的“神机铳炮”射回，只好聚集在山顶。此后明军的东西两翼部队挺进，双方互有死伤。

傍晚，朱棣指挥数百精骑为前锋，火铳随后齐发，骑兵乘势力战，瓦剌部大败，王子等十余人阵亡，数千人被杀，答里巴、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脱身逃亡至土剌河。明军大破瓦剌后，向阿鲁台宣谕捷报，阿鲁台不久后便遣使来朝。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明成祖朱棣亲征鞑靼，其主力部队至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的鸡鸣山时，阿鲁台得知明军来袭，乘夜逃离兴和，避而不战。

七月，明军到达煞胡原，俘获鞑靼的部属，得知阿鲁台已逃走，停止追击，在回师途中，朱棣又率军击败一贯支持阿鲁台的兀良哈部，捕斩甚众，兀良哈部的余党诣军门投降。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秋七月，明成祖再次亲征阿鲁台，九月，明军听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其部落溃散，便未出兵开战。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领部落投降，朱棣封其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十一月明军回到京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至七月，明成祖最后一次亲征鞑靼，鞑靼部首领阿鲁台率军进犯明山西大同、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等地。

朱棣遂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之兵于京师（今北京）和宣府（今河北宣化）待命。获悉阿鲁台已逃往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之哈剌哈河下游），朱棣令全军急速追击。

六月十七日，明军进至答兰纳木儿河，搜索方圆三百里却不见阿鲁台部踪影，因所获甚微，明军粮尽，朱棣只得下令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确切位置有争议）。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明成祖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炽（即明仁宗）即位，明成祖被安葬于北京天寿山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

明世宗嘉靖时，明廷认为其“再造之功，同于开创”，改为明成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简称文皇帝。

明成祖即位伊始，不仅恢复了诸王的王爵，还对他们大加封赏，如赐谷王朱橞钞十万锭、赐周王朱橚钞八万锭、赐齐王朱榑二万锭、赐辽王朱植钞二万锭等等，这同样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朱棣在利用藩王集团巩固皇权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藩王集团对皇权的威胁，一面在对诸藩王封赏的同时，另一面则在严密注视着藩王的动向，进一步便着手削藩，只是他的手段较建文帝更加雷厉风行，其中较强有力的措施有三：迁徙边疆要地的藩王于内地，削夺藩王的护卫，废黜藩王为庶人。

永乐时期，明成祖将宁王朱权的封地由大宁迁往南昌，谷王朱橞由宣府重镇迁到长沙，辽王朱植由广宁重镇迁到内地荆州，韩王朱松封地由开原迁到平凉。与此同时，代王、岷王、辽王及朱棣同母弟周王的护卫均被削夺，使其军权不足与朝廷相抗。

被废为庶人的有齐王朱榑、谷王朱橞，齐王朱榑在建文时也被废为庶人，朱棣恢复了他的旧封，但他恶性不改，“阴蓄刺客，招异人术士为诅咒，辄用护卫兵守青州城，并城筑苑墙断往来，守更不登城夜巡。”后被人告发，朱棣将他召回京师，朝臣有人弹劾他的罪过，齐王却当廷蛮横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朱棣断然将其禁锢于南京，革去三护卫，将他及其子孙都废为庶人。谷王朱橞起初被迁往内地，常因有金川门迎降之功而自傲，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于他阴谋打建文帝的旗号谋反，被废为庶人。

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设立东厂，合称厂卫机构，天下臣民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宦官集团不仅被引入参政，政治势力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将宦官集团的管理部门独立出来，不再由吏部负责，而是由宦官集团的内部机构——司礼监管理，强化了皇权和专制统治。

锦衣卫加东厂，使朝廷侦察工作日益严密，宦官也由此得以上下其手。为防范驻防军将专权，成祖派宦官赴外地监军，甚至委派宦官出任军职统军镇守。出使外国也虑臣僚不忠而任用宦官。《明史·宦官传序》说：从永乐年间开始，宦官得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宦官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心腹，明朝的心腹之病不可免了。如果说，内阁的设置，开始了阁臣执政的端绪，宦官的倚用又开创了内臣干政的恶例，影响是深远的。

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朱棣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但内阁品级不高，一般要经过翰林院庶吉士锻炼。永乐朝内阁文臣虽只是正五品，从职权上看也仅备顾问，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决策，都要咨询他们的意见，内阁的出现弥补了自中书省废除后，中央机构在结构上的脱节，终明一世没有被废除。正统至正德年间，内阁中枢决策的权位愈发巩固，权力也开始超过六部，内阁首辅开始出现，其地位与作用也日益显著。

明成祖在审判制度上的创举颇多，审慎用刑，复行死刑五复奏，并以“令”的形式将其确立为法律制度，且良好地落到实处；各省死囚百人以上者，派遣御史去地方决囚；外地死囚亦可以赴京师会官审录，扩大了会审的对象范围；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错案。明代的热审始于始于永乐二年（1404年），即在夏季炎热时集中审理罪犯，除犯斩、绞罪立即处决之外，其余徒、流以下罪犯，都令所在发遣减罪，以免罪囚在狱中淹滞而死。热审的开创性实行，发挥了源头作用，推进了明代恤刑制度的发展。

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朱棣在此经营多年，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由南则可统领中原，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

永乐元年（1403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北京的营建工程主要分为内城、皇城和紫禁城。永乐九年（1411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大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正式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明年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从此，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今天北京紫禁城的规模就是当时奠定的，整个北京城布局严谨，极为壮丽，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史上的杰作。北京新都城的建筑物在“规制”上遵循南京，是汉族政权的文化延续，除此之外，从拱卫京师的塞上长城，到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以及南北贯穿、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北京在整体风貌上与因势就形、自然布局的南京有了很大的区别。

明成祖由掌握军权而夺得皇权，深知军兵的重要。尤其是京师的军兵，更是皇权的重要支柱。明太祖时，京师设有京军，是最精锐的兵力。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共有二十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其中精锐，据说只有七八万人（《典故纪闻》卷十七）。京军分编四十八卫，由五军都督府统领教练。明成祖为加强京军，在京师组建三大营。

一是“五军营”，即原由五军都督府教练的军兵，分为步兵与骑兵两个兵种，包括京师卫所军和各地抽调来京的班军。

二是“三千营”，由边境少数民族即所谓“边外降丁”组成，主要是骑兵。原来只作为仪仗，后来主要用于巡哨。

三是“神机营”，用火器装备起来的步兵军团。据说当时采用安南神机枪的制造方法，制成神机枪和神机炮两种火器，炮利于守，枪利于战。神机营成为作战力较强的机械兵种。

三大营都设有“提督内臣（宦官）”或“坐营内臣”，另有武臣及坐营官、司官、把总。神机营还设有“监枪内臣”。京军三大营兵多用于朝廷的重大军事行动，平时捍卫京师。

朱棣对北部边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不仅使边防指挥系统和沿边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以京军为后盾的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初步形成。

朱棣为了彻底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详见“明成祖北伐”词条）。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

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朱棣班师回朝。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明成祖第四次北伐，再次亲征阿鲁台。明成祖听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大军驻师不进。十月，于上庄堡接受也先土干投降，封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部进犯边关，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明成祖五次北伐致使蒙古势力进一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后来朱棣亦在第五次亲征得胜回朝途中病逝。

永乐初年，朱棣遣在宫中担任亲卫的义子安定王后裔脱脱空降哈密，设哈密卫，以畏兀儿马哈麻火者为指挥，辜思诚、哈只马哈麻为经历，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

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一日壬子，宋晟奏哈密头目陆十等作乱，忠顺王脱脱已杀之，恐有他变，遣人请兵为守备。朱棣敕宋晟以兵五百或一千，选才能之将率领，赴之。且令熟计使相更代。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上遣内官李信、林春齎勑谕，哈密忠顺王卜答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

建文元年（1399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杀其主自称太上皇，立子苍为帝，并改名胡一元。明廷误信安南王陈氏嗣绝，封季犛为王。

不久，故安南王之孙陈天平来奔，季犛佯请陈天平归国为主。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明成祖遣都督黄中以兵5000送陈天平归，三月遭季犛伏兵袭击，黄中败还。

七月，成祖命朱能为征夷将军，张辅，沐晟为副将军，率兵号称80万征讨安南。永乐五年（1407年）正月，明军追安南兵至黄江，攻破其江中兵寨，后又连战木丸江、富良江获胜，俘黎季犛父子。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明朝令改安南为交阯，设交阯布政使司。

这场战争最后以明朝胜利、胡朝灭亡告终，越南被并入明朝领土，标志着安南属明时期的开始。最终安南独立，明封黎利为安南国王，从此朝贡不绝。

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朝廷任命刘江为辽东总兵官，负责辽东防务。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于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头等地修建烽台七座，派兵防守，以防倭寇。

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在望海埚发生战争，此战总计杀死倭寇742名，生擒857名。刘江令用50辆大车载运俘虏，胜利地结束了望海埚战斗。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

永乐三年（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在永乐二十二年间，“税粮总入达691，312，600石，平均岁入超过三千三百万石，而且总的趋势是增长的。这是有明一代的颠峰时期。”

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因原本淤塞的大运河会通河段全面疏浚，明朝停止海运，改由大运河漕运，由陈瑄负责，驻节淮安。从此，长达1794千米、沟通五大水系、跨越十个维度的大运河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期，成为明代都城北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明史》卷85《河渠志·运河》云：“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

当时，江南漕船沿大运河抵达淮安后，须通过陆路运输翻过河坝，再经淮河抵达清河，既辛苦又花费巨大。陈瑄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起，开凿二十里河渠，命名为清江浦，将湖水导入淮河，并修筑四座闸门，定时启闭，大大节省了挽运之苦。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为标榜文治，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

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0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除《永乐大典》外，朱棣还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编书活动，命侍臣辑录自古以来的“格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编纂成《文华宝鉴》颁授给皇太子朱高炽。永乐七年（1409年），编成《圣学心法永乐八年（1410年），敕令雕印佛经《永乐北藏》，是现存完整大藏经中最为精美的一部。

永乐十三年（1415年），理学书籍《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编成。命黄淮、杨士奇等主持编纂《历代名臣奏议》，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完成，全书350卷，搜罗历代典制沿革、政治得失，此书至今仍是历史工作者的参考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下诏编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原吉、杨荣和金幼孜领其事，以纪天下形势、各地沿革、物产等。永乐十七年（1419年）三月，编成以劝善教化为目的的《为善阴骘》。永乐十七年（1419年）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编纂了颁行于明英宗正统年间的《正统道藏》。

明成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成功地登基为帝，他认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于是开始史无前例地大修武当，费时十二年之久，在武当山建成了9宫8观，72岩庙等33处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还修成39座桥梁，12座亭台，形成了明代诗人洪翼圣所说的“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光，林岫回环画境中”的宏伟景象。此外，还铺砌了全山的石道，使整个武当山成为一座真武道场。

据说当年武当山最鼎盛时，道士曾达到2万之众。道观殿阁与山色风光浑然一体，使武当山成为一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之中，如此大规模地规划和建造雄伟的建筑群，除武当外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主词条：西藏八王、乌斯藏都司

河州卫口外的边都沟（今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土司，是十世班禅大师所出身的文都千户家族。该家族原在西藏，与萨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随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为当地的藏族首领。明朝初年该家族归附明朝，其首领赏思曾进京朝贡，受到朱棣的封赏。

朱棣还试图把当时宗教人物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请他来朝廷。宗喀巴拒绝了，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释迦也失从永乐十二年（1414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

明太祖所创制的治藏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到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更趋完善。这一政策的核心被概括为“多封众建，因俗以治”。自明成祖开始，在藏区各教派中先后封了三大法王、五个王及其他各级僧官若干，“俱给印诰，传以为信”，为朝廷效力。册封情况如下表：

加上又封了若干大国师、国师、禅师，它们分属于萨迦和噶举派的噶玛、帕竹、止贡等支派，所辖区域几乎覆盖了整个西藏地区。受封的诸王和国师等僧官，都得到皇帝颁赐的印鉴、宝物，并允以世袭延续，定期朝贡。

朱棣通过搞瓦解、赏赐和军事平定蒙古不听命于他的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朱棣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蒙古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他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他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三百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元旦。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派人至奴儿干地区招抚，次年各部归附，朝廷任命各首领为指挥同知等职，其后数年，明朝即以此为基础，逐渐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成立了一百三十一个卫，永乐七年（1409年），在当地官员忽剌修奴的建议下，在黑龙江入海口一带成立都指挥使司以统辖各卫，以康旺为都指择同知，王肇舟为指挥佥事。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统治范围，东南起日本海，并包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今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其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并非直接掌管，而仅是在重要地点设军事据点及发展交通路线，各族实质上仍由各部族自行统治，而除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军人员由当地部族人民担任，中央间或派遣人员加以巡视宣慰各族人民。

明成祖之后，明朝对于东北的经营较不重视，该地官员大多成为世袭而不受中央控制，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撤销奴儿干都司。

朱棣在位时期把女真诸部落纳入纳贡体系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野人女真。

明成祖有四大目标：保持辽东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东北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

早在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

朱棣在位时期，在辽东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廷。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贡外交。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了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至近百个。前来朝贡者可分为三类：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或地区贡使；一是仰慕中国文化，想亲眼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一是以贡使身份来华贸易的商人。

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四夷馆下设有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剌加、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同时设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

永乐时期，共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访，共有来华使节318次，其中，浡泥国王、苏禄国王和古麻剌朗国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国境内，其陵墓至今犹存，成为中外友好的历史见证。这种情况是历朝历代都不曾见过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永乐年间的海外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到了浡泥，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自来朝，十月一日，浡泥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特命工部为浡泥王准备棺椁、明器，将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的石子岗，立碑勒铭，并于墓旁建祠，谥号“恭顺”。

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与该国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一起带领超过三百四十人之使团来到中国朝贡，在回国途中，东王病卒于德州，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明成祖赐谥号为“恭定”，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辞归，四月到达福建，干剌义亦敦奔病死在当地，明成祖闻讣后，遣礼部主事杨善前往谕祭，谥号“康靖”，赐坟墓，以王礼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继承王位，率众回国。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交流（详见“郑和下西洋”词条）。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

朝鲜

建文四年（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永乐元年（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宣德四年（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世子以荣誉的称号。

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

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年），明廷六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七次入明。关系十分密切。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三天。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儿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向明朝首贡，明朝给予了丰厚的赏赐，这标志着明、帖朝贡贸易关系正式建立。此后，明、帖朝贡贸易在洪武年间密切发展。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帖木儿势力壮大，野心滋生，遂羁留了明朝派出的傅安使团。从此，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最后发展到兵戎相向的对抗态势。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兵东征，明朝方面也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加强边备力量，导致明、帖关系陷入白炽化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傅安等人的归国以及双边的努力，明、帖朝贡贸易得以恢复，并在永乐年间走向繁荣。

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夺取帝国统治权，以赫拉特为中心，明称为哈烈国，其子兀鲁伯驻于撒马尔罕。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使臣往来频繁，贡赐贸易活跃，彼此的友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永乐五年（1407年）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统治期间，帖木儿王朝前往明朝的使团共多达次，不断向明朝贡奉马、驼、玉石及狮子等贡品，明朝则则一一予以丰厚的回赐。这一时期，明朝也多次派傅安、陈诚、阿儿忻台、鲁安、郭敬、李贵等使臣访问中亚撒马尔罕等地。

建文永乐交替之际，朱棣多次提及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了中华“垂统”的贡献；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对武臣敕令时，朱棣曾称赞忽必烈的武备强盛、天下安宁。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永乐帝是以元世祖忽必烈自居。日本另一位明史专家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朱棣憧憬的君主梦，两位史学名家俱言之凿凿，持论的理由有三：

一、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二、元朝以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元朝以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接替国家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朝与明朝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三、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样让“四夷来朝”。

明太祖朱元璋游马苑，朱棣（其四子）与朱允炆（其长孙）同侍，其时朱允炆已被属意为皇位继承人，太祖即兴出句令两人对曰：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曰：“雨洒羊毛一片毡。”太祖以为“气弱”。朱棣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后一对句比前一对句气象雄浑得多。后来朱棣取代朱允炆登上帝位并把国都由南京迁到了北京。其实，从对联一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朱棣和朱允炆的性格差异。

贵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蒋廷瓒进言，朱棣北征班师的消息传出后，思南府婺川县的大岩山发出了连呼万岁的声音，人们都说是皇上的恩威使得山川显灵，礼部尚书吕震也请求上表祝贺。朱棣却认为山谷之间发出声响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异事，是当地官员失察，吕震谄媚阿谀，非君子事君之道，拒绝了他的请求。

瓯宁县有方士向朱棣进献金丹和方书，朱棣说:“这是妖人啊，秦皇汉武一生都被方士欺骗，妄求长生不死之药，他又想来骗我，我不会用，金丹令他自己吃下吧，方书也一并毁掉，不要让他再欺骗别人。”

朱棣在治国理政之余，对音乐戏剧也有一定的兴趣和欣赏能力，有“知音天子”之称。当时的戏剧家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等曾侍朱棣于燕王府，编撰了数量众多的杂剧供朱棣欣赏。

《坚瓠集》记载，永乐时期，京城里有位著名的歌女名叫齐亚秀，曾经在宫里侍奉朱棣宴饮，朱棣吃饭时，便在一旁唱曲，齐亚秀出宫后跟人说:“这是一位知音天子啊，每当我唱到关键情节的地方，他便举起酒杯向我致意。”

朱棣爱好书法，据记载，其书法“甚奇崛”，时常以御笔书法赐给宠眷的大臣，闲暇时也喜欢练字自娱、援笔肆书，欣赏书法作品时，又为其匠心独运的精妙制作而赞叹，朱棣最欣赏大学士沈度，沈度的书法丰腴温润，被朱棣赞为“我朝王羲之”，凡是朝中的金简玉册，以及一切大制作，必命令沈度来书写。

朱棣登基后，欲模仿宋代制度建立书、画二院，还喜爱画家郭纯“布置茂密”的绘画，偏爱布局较为茂密丰满、气势雄伟的北宋山水画风。

在现今北京朝阳东坝地区有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许多与马字和帝王行迹有关的地名，这些和朱棣有关。朱棣迁都北京后，东坝以其水草丰美，宜于牧养皇家马匹，而一度成为明朝的御马苑。这里每隔三四里建一个马厂，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个，养马若干，可谓遍地开花。每个马厂都有围墙，墙里盖有马棚，墙外草地平旷，马群悠闲自在。母马怀孕产崽，就盖了驹子房负责接生。马厂、马房、驹子房、行宫庙等与马字和帝王行迹相关的地名，留存下来了。

永乐十年（1412），朱棣下令在南京开工建造气势恢宏的大报恩寺，先后动用10万工役，耗费巨资，历时19年建成。大报恩寺为明初“金陵三大刹”之一，华丽精美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呈九层八面，高约32.9丈（一说约24.6丈），明末文人张岱称其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

根据《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因天禧寺的重建将要完工，朱棣正式赐名“大报恩寺”，并亲自撰写了碑文。清末太平天国战争中，大报恩寺毁于战火，现存琉璃拱门构件，藏于南京博物院。

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明朝政府设天津卫，天津正式筑城。相传，朱棣为了纪念“靖难之役”的胜利，而赐此地名为“天津”，意谓“天子经由之渡口”。

20世纪60年代初，在南门外大街发现了一座明代嘉靖年间所立的名为《修建三官庙碑》的石碑，记载：“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卤之区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所立焉。”此碑详述了天津赐名、筑城、设卫之经过，也证实了史料的说法。

郑和下西洋期间，带回了多个国家特产的奇珍异兽，其中最特别的当属“麒麟”。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向明朝进贡实际上为长颈鹿的瑞兽“麒麟”，这一幕被绘制为沈度序本的《瑞应麒麟图轴》和曾棨序本的《明人画瑞应图卷》，它们以图画形式记录了榜葛剌国进贡麒麟一事。

这种以麒麟为主题的瑞应图像在永乐时期的政治领域扮演了一定角色，将长颈鹿认为“麒麟”并非简单的认知错误，“麒麟”的出现为朱棣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依据，被用来树立帝王权威以及教化民众，宣传太平盛世的“祥瑞”，图中特殊的麒麟形象也是中国明代与亚非国家间友好交往的见证。

（表格参考资料）

《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中收录了朱棣的部分作品，传世两卷（卷三、卷四），是明内府精抄本。其中卷三为序，内容依次为：1.太祖高皇帝宝训序，2.太祖高皇帝实录序，3.永乐大典序，4.圣学心法序，5.大诰武臣后序，6.文革宝鉴序，7.性理大全序，8.为善阴骘序，9.为善阴骘后序，10.孝顺事实序，11.古今列女传序，12.太微济世经书序。

卷四为序二，内容依次为：1.普庵语录序，2.普庵实录序，3.金刚经集注序，4.道藏经序，5.传心妙诀序，6.传心妙诀后序，7.大齐瑞应录序，8.淮安施经瑞应序，9.报恩寺施经瑞应序，10.五台山施经瑞应序，11.神仙传序，12.神僧传序，13.水懴序，14.般若论序，15.喜金刚本续序，16.正宗大觉妙经序，17.四部经序，18.佛顶经咒序，19.大悲经咒序，20.华严经序，21.真实名经序，22.观世音普门品经序，23.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序。

《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二首）》《勃泥长宁镇国山诗》《日本国寿安镇国山诗》《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诗》《孝子诗》《赐孝子侯义诗二首》《赐孝子韩伯俞诗二首》《赐孝子翟普林诗二首》《孝子孟宗诗二首》《赐夏侯孝子诗二首》《赐周世子有燉纯孝歌》《阙里孔子庙诗》等。

明成祖生母的异闻传出较晚，最早见于《南京太常寺志》，朱彝尊指出是天启三年（1623）所修，距朱棣出生已有二百六十余年。在此前的《明太祖实录》记载，马皇后生皇子五人，“长曰标，懿文太子，次樉，封秦王，次棡，封晋王，次今上，次橚，封周王”。皇女二人“宁国公主、安庆公主。”《明史·成祖本纪》因之，云：“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朱棣也自称是马皇后所生的嫡子，《燕王令旨》说：“顾予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建文帝朱允炆也曾说，朱棣是孝康皇帝朱标同母弟。朱希祖在《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中认为，《南京太常寺志》中对于朱元璋众皇子的生母记载失实不可信，朱棣生母应为马皇后。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朝鲜使臣权近一行人途经北平，拜谒时为燕王的朱棣，写下《奉使录》，其中记载七月十八日为“先太后明忌”，朱棣到佛寺烧香，所谓“明忌”即逝去亲人的生日，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马皇后的生日即为七月十八日。

《南京太常寺志》记载，朱棣生母为碽妃，孝陵神位的摆布为左一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根据史料，李淑妃不可能是太子朱标生母），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朱棣。明末何乔远之《闽书》、谈迁之《国榷》《国史异考》李清之《三垣笔记》中都记载过，根据是明汪宗元撰《南京太常寺志》。近人傅斯年、吴晗等也皆主此说。

一些说法认为，碽妃为朱元璋后宫的高丽人，学者陈作霖写到:予幼时游南城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问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碽妃殿也。妃本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遂赐妃死，有铁裙之刑，故永乐间建寺塔以报母恩。”《南京太常寺志》记载朱棣生母为碽妃，却并未说明她的来历。何乔远、谈迁、张岱、沈玄华、潘柽章都是据此记载和亲验奉先殿陈设加以转述，只有朱彝尊称之为“高丽碽妃”，说是出自《枣林杂俎》，但《枣林杂俎》并无此说，当是朱彝尊的误记，陈作霖听到的传闻也来源于此，也就失去了依据。

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明成祖生母是谁”，展开了以傅斯年、吴晗、李晋华为一方，而以朱希祖为另一方的大论战。朱希祖在《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中引述了现存雨花台的《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事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铭》：

“公讳杰，字茂实，世居寿州霍邱县之寿安乡。丙申之岁，渡江来属，上（指朱元璋）悦，使隶大将军（指徐达）麾下，洪武元年（1368年），诏大将军入中原，山东西河南北州郡相继而下，独所谓孔山寨者，贼恃险以抗我，公奋然先驱，与内贼接战，而贼众大合，援不及继，公遂死焉，时冬十有二月乙亥也。享年三十有八。洪武二年八月庚午，葬于京城南聚宝山（即今雨花台）之阳。公聚茆氏，封太夫人。子，男二人，长即都督公也，次即指挥使也；女一人，今为皇淑妃。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立。”此时朱棣尚未登基，因此，应该说此神道碑铭是绝对真实的。

朱希祖根据碑文判断，至正十五年，太子朱标出生，李淑妃之父李杰时年二十五岁，从年龄差距上来看，李淑妃此时最多也不过十岁，不可能已经生下朱标，足证天启《南京太常寺志》中“李淑妃生懿文太子、秦晋二王之说”实属无稽之谈。自然，《南京太常寺志》　中所载：“右碽妃，生成祖文皇帝”之说，也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宋松华考证了周王朱橚的生母，论证其为庶子，而朱棣与周王同母，认为朱棣、周王生母实为碽妃。碽妃是蒙古族女子。

明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记：“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甚明，而野史尚谓是元主妃所生。”清萨囊彻辰撰《蒙古源流》则说朱棣是元主妃弘吉喇氏所生，为元顺帝遗腹子：“先是，蒙古托兖特穆尔乌哈噶图汗（元顺帝）岁次戊申，汉人朱葛诺延年二十五岁，袭取大都城，即汗位，称为大明朱洪武汗。其乌哈噶呼图汗之第三福晋系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女，名格呼勒德哈屯，怀孕七月，洪武汗纳之。越三月，是岁戊申生一男。”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主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据学者考证，此种说法应为无稽之谈，关于“朱棣是否是元顺帝之子”的问题学界已有定论。傅斯年、朱希祖、吴晗均有专文论及，他们一致认为朱棣不可能是弘吉剌氏所生。根据《明太祖实录》《国榷》等文献的记载，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朱元璋攻取大都在洪武初年（1368年），这时朱棣已经九岁了。洪武二年六、七月克开平（《明史·常遇春传》），三年五月陷应昌（《明史·李文忠传》），确有掳获元室成员的事，如有后妃几个月后生子，已与朱棣生年相差十年，所以朱棣生于元顺帝妃之说绝不可靠。

《奉天靖难记》《明太祖实录》等官修史书均记载朱棣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击败北元、招降乃儿不花之事，朱元璋盛赞“清沙漠者，燕王也”。而同时出塞的晋王朱棡则“不见虏而还”。《奉天靖难记》还记载朱棡“素畏惧，出近塞，不敢进”，并在战后与太子朱标勾结起来贬低朱棣的战功。朱棣即位后北征蒙古时，还将擒获乃儿不花的地方命名为“禽胡山”（擒胡山），纪念这次战功。

然而，在蜀献王朱椿的文集《献园睿制集》中收录了一封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闰四月朱椿写给晋王朱棡的书信，里面提到“近得书，知大军于四月初十日至孥温海子驻扎，伪官太尉乃尔不花、丞相、知院等相率归款”，称赞朱棡“慰抚之有方”。有学者认为朱椿的书信所言属实，此次战功应归属朱棡，而非朱棣。“燕王清沙漠”的说法是朱棣的史臣们精心编造的谎言，目的在于塑造朱棣英勇神武、深受朱元璋喜爱的完美形象，强化其继统的合法性。

关于朱棣对方孝孺“诛十族”的说法，有学者提出质疑。南开大学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中沿用“诛十族”的说法。此外，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的《永乐皇帝大传》、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也用此种说法。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方孝孺殉难事迹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奉天靖难记》。至《立斋闲录》成书的成化末至弘治中后期，“诛十族”的说法还没有出现。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信息自明中叶以后有增加的趋势，尤以郑晓所记《文学博士方孝孺》为综合诸多说法的代表。而“诛十族”一说自弘治、正德年间以文本形式出现后，开始被人们引用或重视，但也仅是作为一种说法，并未成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至明末，方孝孺殉难事迹与“诛十族”联系得非常紧密，很少有文献在涉及他的殉难事迹时不谈及“诛十族”的。入清之后，清代官方史书未采行“诛十族”的说法和叙事，但大致保留了方孝孺殉难事迹中的其他信息。此时在民间和私修史书中“诛十族”情节仍然与方孝孺殉难事迹紧密结合且广泛流传。

通过梳理明代几种主要文献中的方孝孺殉难事迹，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加入，其中就包括“诛十族”说。综合考量历史和法律、制度文献，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过程是由很多因素综合导致的。

其一，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心中确实很冤，他践行儒家的忠义，最后死于气节，符合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所以明朝历代均有对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并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起逐渐被平反，而平反的过程又促进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丰富。

其二，方孝孺的持节守义彰显了士大夫的忠义精神，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楷模，也成为伸张士大夫政治的精神象征，在启、祯两朝更是成为东林人士的精神榜样。

其三，明末关于方孝孺的殉难叙事中均有“诛十族”的内容，入清以后更是广泛流传。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才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诛十族”在内的方孝孺殉难事迹。故而有学者认为，“诛十族”只是一种传说，并非史实。

虽然朱棣在位时期，明朝国力达到顶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忽略的是，这期间同样存在着社会问题，五征蒙古、出兵安南、以及迁都北京等浩大壮举同时也耗费了很大民力。尽管朱棣竭力爱抚百姓、体恤农民，减免赋税并赈济灾害，但其仍是好大喜功之人，由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落后性和固有的阶级矛盾，其耗费民力的重大举动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导致民乱、农民起义时有发生。永乐十八年，山东地区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民不聊生的局面，爆发了唐赛儿起义。

明成祖发动了征讨安南的战争后，朝鲜国王李芳远在与臣下议论时提出：“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礼曹判书许稠所言：“今皇帝凡所施为，多非有道之事。”可以说，在“永乐盛世”的风光背后，依靠的是辅臣夏原吉等人的苦心经营，消耗的是百姓的辛劳汗水，后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富庶曾说“永乐初年，承废弛之后，府库空虚，一时赐赉功臣，大封亲藩，而又招集诸儒编辑大典，未几而有安南之役，有营建京兆宫殿之役，费以万万计，而户臣夏原吉殚力经营，未尝告之”。

朱棣的“五出三犁”有得亦有失，晁中辰认为此举“有力地抵御了蒙古诸部的侵扰，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北部边境的安宁，北边鞑靼和瓦剌的均势基本得到恢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力对中原大举进犯。同时，明成祖对降附人员采取开明的优抚政策，致使蒙古诸部不断有人内附，从而加快了蒙汉人民间的融合和交流，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无疑是个重要的贡献。”毛佩琦则对朱棣五出漠北基本持否定态度，“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叹惜朱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惟独对北征蒙古留下遗憾，并在著作中细致分析了北征蒙古的不可取性。滕新才认为，这是朱棣好大喜功性格的产物，劳而无功，导致明朝国库空，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明成祖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被评价为“知人善任，表里洞达”，身边围绕了一批贤臣良佐，在驾驭群臣过程中，各方面都考虑周全，区别对待旧臣，量才任用藩邸旧部，削除威胁中央政权的藩王，实施内阁制，加强吏治建设，驭臣有方。但也有一些用人方面的过失。对于真心归降的建文旧臣，明成祖能够做到不计前嫌、择才用之，而对于那些不肯归降的人则大开杀戒。他任用酷吏打杀异己，如解缙、周新等忠臣便死于酷吏之手。其乾纲独断的为政风格，也使得不少敢于直言的朝臣因言获罪，主事萧仪因反对其迁都北京便被下狱而死，“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俱下狱，御史郑维桓、何忠、罗通、徐瑢，给事中柯暹俱左官交址”，兵部尚书方宾因反对其北征劳民，迫于压力而自杀身亡，对于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杨士奇、黄淮、夏原吉等，也都曾经因忤逆其意，或遭人弹劾而被下狱。

尽管明成祖并行厂卫，广泛地使用特务刺事，出现了宦官作威作福、凌驾于大臣之上的现象，但由于明成祖威柄自操，刚果有为，特务们并未作恶太甚。例如永乐四年（1406）五月，一个宦官“以私财寓外人”，明成祖随即予以严惩，并敕各衙门卫士，宦官“出入之际，遵旧制严搜”。一个宦官私役工匠，明成祖遂命锦衣卫将这个宦官逮治。

但随着明成祖之后的明代统治者权威减弱，或懒怠国事，便对宦官集团日渐倚重。明太祖曾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自明宣宗时起，设内书堂隶属司礼监，“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为司礼监权力的提高提供了文化保障。

这种现象在明英宗朱祁镇在位的正统时期凸显出来，据正统以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先后出现了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在朝中弄权的局面，永乐时期，派宦官出任监军、镇守虽还属个别现象，但自从正统时期，已不再局限于监军、镇守，而是深入到地方生活的各个角落。如史载：“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

明代曾几度出现宦官权倾朝野、持政弄权的政治局面。可以说，自朱棣任用宦官参政开始，加之后世君主对宦官的培养与放任政策，明代宦官势力的膨胀，乃至干政乱政，已成为必然趋势。

明十三陵的长陵碑记及《明史》等均记载朱棣病逝于榆木川。对于榆木川的确切位置，有河北沽源县北说、多伦县西北蔡木山与克什克腾旗交界说、多伦县东南三道沟林场说、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东南说等。从蒙元时期多伦诺尔的地理概念和朱棣逝后遗体运回京城的路线来看，榆木川当在多伦县西北。

主词条：明长陵

明成祖朱棣死后葬于长陵。明长陵是北京十三陵之首陵，朱棣及皇后的合葬墓。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明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南麓，在十三陵中建筑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

《明史·本纪第五·明成祖一》

《明史·本纪第六·明成祖二》

《明史·本纪第七·明成祖三》

《明太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