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皆设有朝廷接待宾客的机构，汉以后的鸿胪寺，即专司其职的衙署，至元代改为隶属礼部的会同馆。明清仍设鸿胪寺，但其职责为专司朝仪班位，不再管理接待事务，只是会同馆的主管官员加鸿胪寺少卿衔。

元 、 明 、 清 三朝接待藩属贡使的机构。

《元史·百官志一》：“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 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之。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为定制。”

《明史·职官志一》：“﹝兵部﹞所辖，会同馆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

《清史稿·职官志一》：“ 顺治 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 满 汉 各一人提督之。”

北京皇都制度仿自南京。据《洪武京城图志》所载南京楼馆图，在皇城之西有“会同馆”，其西邻为“乌蛮驿”。

《大明会典·兵部·驿传》规定，“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送所。”但洪武时南京为京城，应只设会同馆，不应设驿，江宁府及所属四县也无名“乌蛮”之驿。

按明代朝贡制度，贡使可携带一部分特产，由礼部规定时间，在驿馆开市交易，所以乌蛮驿又称乌蛮市，是一处专为外邦贡使(主要是南方)和商人居住贸易的处所；而会同馆则是专门接待外地或外邦来京公干人员居住的馆舍。

在洪武京城的“楼馆图”中，会同馆和乌蛮驿是相邻两组自成格局的建筑。但它们都是馆舍而不是衙署，据《日下旧闻考》载：“兵部公署，国朝因明旧址建，大门向西，门内为会同馆”。

北京官署仿自南京，南京的会同馆衙署也应设在兵部衙署之中。

明初北京为北平府，设水马驿，名燕台驿。《大明会典·兵部·会同馆》载：“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三年，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

《日下旧闻考》谓：“明代会同馆之制，永乐初改燕台驿乌蛮市之地为之”；又引《大清一统志》谓：“会同馆在大兴县东王府街，明永乐六年改顺天府燕台驿为之”。

综上可知，明初北平府有燕台驿，其址在元大都澄清坊大街，即后来的王府街东侧。永乐元年，诏以北平改称北京，设置各类“行”中央机构，燕台驿也升格为会同馆。但燕台驿也有供贡使商团开市贸易的功能，其名沿用南京，从贸易功能说，可称乌蛮市，从接待功能说，也可以称乌蛮驿。

永乐三年，馆、驿合并，通称会同馆，六年，北京主要宫殿建成，会同馆也改造完成。所以北京会同馆的建馆时间有永乐初年、三年、六年三说，会同馆的前身，有燕台、乌蛮两驿之说。此处会同馆的位置，在明万历《北京城宫殿之图》中有所反映。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六年九月丙辰，命于玉河西堤建房一百五十间，以馆迤北使臣，七年二月壬子，造会同馆”。

在万历《北京城宫殿之图》中，这处会同馆标注的名称是“乌蛮市”，可见正统六年建造的这一百五十间房是专为安置“迤北使臣”(主要是蒙古人)居住交易的乌蛮驿(市)，次年在此正式设立会同馆，但仍保持贸易功能，习惯上还称为乌蛮驿。万历宫殿图中所标的，有不少是习惯的名称，如观象台标为“观象亭”，文昭阁、武成阁标为“文楼”“武楼”等。要之，正统六年以后，北京建成了两处会同馆，一处是由原燕台驿改造的，另一处是在玉河西岸新建的乌蛮驿。

《日下旧闻考》引明《兵例》：“北会同馆在澄清坊大街东，正统六年盖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三百七十六间。南会同馆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亦正统六年盖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三百八十七间。”又据《明孝宗实录》：“京城设两会同馆，各有东西前后九照厢房，专以止宿各处夷使及王府公差内外官员。但北馆有宴厅、后堂，以为待宴之所，而南馆无之，每赐宴止在东西照房分待，偏迫不称。……将近日拆卸永昌等寺木料改造宴厅于南馆。”

据以上记载，结合清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可知北会同馆的四界为，北至十王府，即清初第一代怡亲王府，后为贤良寺之南，今帅府园胡同；南至西三条胡同，今东单三条；东至诸王馆，即清初信郡王府，后期豫亲王府，今协和医院之东的校尉胡同；西至王府街，今王府井大街；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50米，共约3公顷。

明代南会同馆一部分为清代沿用，位在翰林院以南。其东界为玉河西岸，翰林院东墙南延；南界即东江米巷；西界为明上林苑监东界；北界不详。

但在清乾隆《京城全图》中，东江米巷东南角有一地块，东西约120米，南北平均约115米，共约1.4公顷(约20亩)，可能就是正统六年新建的乌蛮驿所在地。其房屋布局，一部分可能按照北馆馆舍形式，另一部分可能是带铺房的市场。正统七年改为南会同馆，续有兴建，至弘治五年改造完成，共有房387间，用地必然向北扩大，参照乾隆《京城全图》中建筑的界限，南北总长延至约260米，总占地2.9公顷(约43亩)。南北两馆房屋数基本相同，用地面积接近，由此可以推断，会同南馆大约在弘治五年以后也扩大为六组馆舍。北馆占地约3公顷，房屋376间，以每间房23平方米计，共约8650平方米，建筑密度仅为28.8%，显然太低，若以50%计，则房屋占地约1.73公顷(26亩)，所余1.27公顷(19亩)大约就是市场用地，与南会同馆的市场用地接近。

至于会同馆内房屋的格局，文字记载极少，乾隆《京城全图》所绘，早已不是260年以前的状态，因此只能从一般建筑规制作大致的推测。

北会同馆六所，依中轴线排列六组相同的馆舍，正中为乌蛮市。每组馆舍占地宽约48米(15丈)，长约51米(16丈)。住宿的房屋，正向为“照”，两侧为“厢”，“九照”、“九厢”，当是指每房九间，可能是一明两暗，三间一个居住单元，三个单元连成一房。宴厅居中，面阔七间；后堂在后，中间用二间连廊相接成“工”字厅；另有净房四间。这样一“所”馆舍共房54间，六所共房324间，376间中多出的52间，就是乌蛮市的铺房。南馆六所，如果也按北馆各馆舍的布局，则387间多出了63间，多出的房屋可能是乌蛮市的临街铺房。

以上推测，并不是对原状的考证，因为根据现知的资料，不可能作出准确的考证结论。这里只是提供一种空间的计算方法，侧重认识会同馆的位置和用地规模。

清代会同馆较明代有了很多改变，在隶属关系上分为三类。

办公衙署沿袭明制，仍在兵部衙门内南侧。馆舍在王府大街东，即明代的北会同馆。

《日下旧闻考·兵部》谓：“会同馆在大兴县王府街，明永乐六年改顺天府燕台驿为之。今为在京牧养驿马之所，有馆大使”。

《光绪顺天府志》兵部会同馆“注”：“至明之诸馆皆废，惟大兴县东王府街会同馆，专属兵部，犹永乐时旧馆也。”据乾隆《京城全图》，此馆似只有明代北会同馆中部约三分之一的范围，两侧已成民宅寺庙。清末至近代已完全改造成商业楼房。

理藩院是清朝新设立的中央一级部院，专司蒙、藏、回部、廓尔喀(尼泊尔)和俄罗斯交往事务，其中以接待内外蒙古来京人员事务最繁。蒙古“年班贡使”和“来京听事”台吉等人员，最多时有几千人，所带驼马万余。大量人员驼马货物需有馆舍场地安置，其中大部分是搭设蒙古包，但也有一部分需居住房屋。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罗斯获准通商，每三年可派少于200人的商队来京贸易，开市80天，也需要有足够的馆舍场地。至于回部和廓尔喀，来京人员不多，间隔时间也长，都是临时安置，没有固定的馆舍。据道光二十一年(1814年)《理藩院则例》载，理藩院共有会同馆三处。

一是外馆。因在城外故名外馆，主要安置年班外札萨克各部，地址在安定门外黄寺东侧。近代有“外馆斜街”(今青年湖北街)地名，可知外馆在这一带。据清代末年一张北京城及近郊的地形图，在黄寺东侧有一个方形地块，涂红色，注名“外馆”，它的周边有一些不规则的街道。

黄寺是专为接待西藏、蒙古活佛兴建的喇嘛寺，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即黄教，在黄寺旁设馆，接待贡使商队，正是为了便于他们就近拜谒。这个外馆在1943年的航拍照片中尚能看出一定规模，但上世纪50年代以后，黄寺主体残破拆除，外馆也成了新建街区。当年的景况，据《天咫偶闻》描述：“西黄寺之东，为蒙古外馆。市廛栉比，屋瓦鳞次。充街隘巷，祇见明驼，列肆连箱，惟陈服匿，而居人除蒙古外，皆贾人也。”可见到清末，这里仍是一处非常热闹的市场。外馆的规模，从清末地形图上测得，红色方形地块的范围约为170×140米，约合36亩。外面规模大约相等的街区，是延伸出来的街市。

二是里馆。因在城里故名里馆，主要安置年班内札萨克各部。据《天咫偶闻》：“御河西岸尽南，名达子馆。蒙古年例入都所居，携土产于此贸迁焉。贾肆栉比，凡皮物、毳物、野物、山物、荋物、酪物，列于广场中而博易焉。冬来春去，古之雁臣也，此为里馆。安定门外为外馆，更钜于此。”

在乾隆《京城全图》中，銮驾库以南，原明代上林苑监的地方有一个围合的空场，标字为“骚达子馆”，应即是外馆。但《光绪顺天府志》载：“鞑子馆，俄罗斯馆也，会同馆俗称鞑子馆”；又载：“俄罗斯馆，明会同馆故址。”《宸垣识略》载：“四夷馆在东江米巷中玉河桥西。”

《日下旧闻考》则谓，(礼部)“朝贡使人之馆舍，……一在东江米巷御河桥。”因此，在玉(御)河桥西的这个地块里，就有理藩院所属的外馆和俄罗斯馆，还有礼部所属的会同馆舍。

而《宸垣识略》所谓的“四夷馆”，则是对外馆和俄罗斯馆的俗称。对此合理的解释是，《京城全图》中的“骚达子馆”，既是蒙古人每年来京，搭建蒙古包居住和交易货物的场所，也是俄罗斯人三年一次来京贸易的场所，既可以错开开市时间，也可以在同一场内开市。而礼部的会同馆舍，则是在其东面和路南的房屋。

三是俄罗斯馆。俄罗斯在北京有两馆。一在东直门内胡家园，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安置雅克萨战役中被俘人员而设的馆舍，后来这些俄国人被编入“旗”(镶黄旗)，他们居住的这个小区称为北馆。另一处为“南馆”，即玉河桥西的俄罗斯馆。

1904年后，北馆范围向南扩大，扩展的部分也称南馆，现在当地尚有名“南馆公园”之地。但它们都不是会同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国获准与中国通商，在京设立办事机构，次年商队入京，暂以原高丽馆为俄人来京馆舍。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商定建立俄罗斯馆(南馆)。

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辑记载：“这所房子是中国式的，有四个门，院子中央是一个大客厅，四周是一排类似营房的厢房，……在第二个门与西面第三个门之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庙”。但该书中有一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南馆”的图画，与文中描述的并不一致，从该画右上角(东北方)绘有北京城东北角楼判断，它应是胡家园的北馆。而前引史料所描述的，则和《京成全图》中“骚达子馆”以南的部分相似。只是文中所说的“庙”，在雍正十年改建成了一座欧式小教堂，名圣玛利亚教堂(又名“奉节教堂”)。

1900年以后，这一片全部划入俄国使馆，小教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拆除。在《京城全图》中，东江米巷路南有一组建筑，标名“高丽馆”。此馆是康熙三十三年暂时作为俄罗斯人居住的高丽馆，抑或是雍正时新建俄罗斯馆之地原为高丽馆，而此处为乾隆时新设之馆，尚难以判断。

礼部所属，数量最多。原来礼部主管接待宾客的衙门是主客清吏司，会同馆是住客的宾馆而不是衙署。与它有关的衙门是主管翻译事务的四译馆，即明代的四夷馆。明代四夷馆在东华门外，清代初年设于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京城全图》标名杨媒斜街)。乾隆十三年，“遵旨议定，将四译馆归并礼部会同馆。今新设会同四译馆衙门，即以四译馆充设，毋庸更建。所有四译馆册籍番书，仍于馆内收存。”

在《京城全图》中，杨梅竹斜街中段偏西，有一处标名“四译馆”的建筑。主院正中为一座三间大厅，应是官厅，临街有一排铺面房，其中一间为大门。偏(西)院只有一排7间东房，应即是办公室，西北角开一偏门。有学者在1998年5月曾赴现场调查，以《京城全图》和现状比较，基本认定现在114、116、118号为其故址，但建筑已完全不是原物。匪夷所思的是，清初提督四译馆的官员加有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衔，品级高于一般知府，但衙署却置于外城市井之中，而且用地不足二亩，建筑也不成规矩。

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旧四译馆衙署一所，日久坍塌，实属闲旷之区，应交内务府收管。”房子虽倒塌，衙门却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才撤销，其间搬到何处未见记载。乾隆十三年后，这个衙门只有10个人，估计都安排到礼部衙门中去了。

礼部会同馆的演变过程

清代的会同四译馆是礼部下属的一个“司”级衙门，会同馆是接待宾客的馆舍，但清代许多文献，包括官方文书，常把会同馆、会同四译馆、四译馆混用，但都是指的接待宾客的馆舍而不是衙署。由于清代接待来京的“外藩”、“属国”甚多，规定来京的间隔年数和人员不等，安排馆舍相当复杂。其中，蒙古各部和朝鲜都是一年一次，人数最多，事实上形成了固定的馆舍，因此《京城全图》中就明确标出了“骚达子馆”和“高丽馆”。

清代会同馆的馆舍，都是朝廷拨出的“官房”。所谓“官房”的来源，一是收缴明代废弃的衙门和官员府第，二是工部或内务府在空闲地上新建的房屋，三是顺治五年由内城迁出汉人强“买”的民宅。因此作为会同馆就没有固定的格局。综合清代《会典》、《则例》等文献，礼部会同馆概况如下。

“顺治初年，设会同馆，以待外国贡使”。未记馆舍置于何处，可能仍沿用明代南、北二馆。

康熙至乾隆初年，“京师设有会同馆二处，一在御河桥为南馆，一在安定门为北馆。”南馆即明代南会同馆一部分，清代文献中的“正阳门内东城根会同馆”、东江米巷会同馆”、“玉河桥官房”、“东城根官房”等皆指此处。北馆具体位置不详。乾隆二年，拨安定门大街内务府官房为会同馆，有房74间，至乾隆十三年，因“房宇虽多，皆系奇零凑合，又久未修理，……仍交还内务府。”此馆以后未再使用。

雍正二年(1742年)“别拨乾鱼胡同官房一所交该(礼)部管理。……乾隆二年，将此房缴还工部。”乾鱼胡同现名甘雨胡同，在王府井大街之东，会同馆位置不详。以后也未见使用的记载。

乾隆七年(1724年)，将“内务府官房内石大人胡同官房一所，四层共计五十六间，……移交礼部会同馆监督。”此官房即明代石亨旧宅，以后改为鼓铸公署，清代沿用为工部宝源局。原石亨宅占地很大，石大人胡同即因石宅而得名。宝源局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他都是内务府的“官房”。此会同馆一直使用到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裁撤会同馆，宣统二年在原址改建成了全部欧式的迎宾馆。民国时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宾馆主体在上世纪60年代被拆除，原址建造了宿舍，只有一座穹顶欧式大门遗存至今。

清代文献中有一所“公议胡同四译馆”，未见设于何时的记载。据道光八年(1828年)《内务府档·来文》：“查公议胡同四译馆房间均经坍塌，不堪居住，现移于正阳门内东城根官房，作为四译馆。”遍查北京地名志乘，都不见何处为“公议胡同”，但清代官方文书中，又确有公议胡同之名。《北京文博》1996年第一期载戈斌先生《清代北京馆舍概述》，披露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该文以为公议胡同的会同馆(四译馆)即是明代南会同馆，清代东江米巷或玉河桥会同馆，但未说明认定的依据。按此房在道光时已“均经坍塌”，作为会同馆，迁至“正阳门内东城根官房”。

查《光绪顺天府志》，内城南城有“正阳门内东城根”之名，街中有会同四译馆、高丽馆，可见此处所说的“官房”，也就是礼部会同馆和高丽馆。公议胡同可能另有其地。查《京师坊巷志稿》，西安门外有“公仪胡同”，是否即公议胡同讹称，因房屋已全部坍塌，详址也无从考察。

又，《清代北京馆舍概述》，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四译馆站用房间门座墙垣等工情形做法清册》，认为此清册记载的即是公议胡同也是东江米巷会同馆的建筑情形。但经笔者核对原档，此《清册》一无地点，二无年代，纸质颇新，其中记载的房屋与道光二十四年和光绪二十七年《礼部则例》记载的东江米巷会同馆格局完全不同。据《清册》中有所谓“站用”的工程名称，此处“站用”似应为“占用”或“暂用”，也就是临时使用一所官房修缮后暂时接待宾客，《清册》中的这所房屋，有游廊42间，还有花厅，但主房为三间(东江米巷会同馆为五间)，估计是一所规格不高，但很考究的宅院。

乾隆十三年(1748年)，撤销了安定门内的北馆，同时，以“地安门外有原建正一真人公馆一所，计八十一间，整齐完固，已属闲旷，将此处充设贡使馆舍”。这所公馆是明代道教正一派首领在京的府第。明嘉靖三年(1524年)，封龙虎山道人邵元节为“真人”，赐一品服俸，开府于帽儿胡同永乐十三年建造的灵明显佑宫西侧。清代贬抑道教，“真人”降为五品，真人府也收为官房闲置。此府在乾隆《京城全图》中绘得很清楚，仍然标注为“真人府”，房屋数与记载也基本一致。(图15)但到了乾隆二十一年，又将此馆与京畿道胡同的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衙门互换，但房屋扩大为142间，可能是扩大到了真人府西侧，占地约2600～2800平方米。

乾隆十三年合并会同、四译两馆后，固定属于礼部的会同馆共有三处：《日下旧闻考》引《礼部册》：“朝贡使人之馆舍三，一在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门外横街，一在东江米巷御河桥”。三馆概况如下：

东江米巷御河桥会同馆

第一处，东江米巷御河桥会同馆，在《宸垣识略》绘的京城略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南北对应；嘉庆七年(1802年)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绘》中也标明了此馆的位置。(图17、18)此馆有房72间，按前述每间23平方米，密度50%计算，占地约3300平方米，约合50亩。从《京城全图》中位置推测，其东西两面与翰林院一致，约20丈(64米)，则南北占地应为16丈(51米余)，它南面西邻有一小块属于俄罗斯馆，北面一块空地也可能属于会同馆。

但记录这72间房格局的是道光二十四年的《则例》，《京城全图》绘的是乾隆十五年的状况，两者相距九十多年，其间至少在道光九年公议胡同会同馆迁来后有过改动。本文附图所标示的，只是大约的空间概念，准确的界限已无从考据，建筑格局更难说清。

不过，《京城全图》中翰林院与会同馆之间缺了一座淳王府。1860年英国在东江米巷设立公使馆，“租”的是“梁公府”，即淳亲王胤祐的裔孙，镇国公奕梁的府第。此府现在仍存有宫门、正殿、翼楼、寝宫等十几座古建筑，只缺少了前部轿厅、阿斯门和后部罩楼等少量建筑。

胤祐为康熙第七子，康熙四十八年封郡王，雍正元年晋亲王，八年逝，其子降袭为郡王。绘制《京城全图》时应是郡王府，现存规制与郡王府等级相同，但不知何故未绘入图中，有一种可能是允祐封为郡王、亲王后，其府不在此处，乾隆十五年以后才建成郡王府。

京畿胡同会同馆

第二处，京畿胡同会同馆。道光二十八年《礼部则例》记载有房60间。此馆位于今复兴门内大街，即清代刑部街以北，西单北大街以西。因两街相交处有牌楼名“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因此清代文献中常把此馆地址写为“宣武门内瞻云坊”，具体街道在《京城全图》中标为“京畿道街”，官方文献又称“京畿道胡同”。

雍正十二年，”奏准将瞻云坊内务府官房九十四间给为步军统领官，旧有安定门大街公署，仍交内务府收管。”《京城全图》中的京畿道街近代已无，近代的中京畿道是《京城全图》中九门提督衙门北面的横街，两街南北相距约30丈(96米)，从图中占地比例推测，东西约为45～48米，共占地约4000平方米，按雍正十二年时有房94间计算，共有建筑约2200平方米，密度恰为50%左右。《京城全图》中绘的房屋数大约是60间，与道光时数量相同，估计是从雍正十二年到乾隆十五年的十几年间倒塌了或划出去三十几间房。现在此处已全部建成新楼，毫无遗迹可寻。

宣武门外横街

第三处，宣武门外横街。此馆在《光绪顺天府志》中已注明，“旧有礼部所属会同馆，今废”。由于此馆在前些年被热炒过一番，而且言之凿凿，认定一处古建筑就是清代住过琉球等国使者的“国宾馆”，还引来了琉球后人，今日本冲绳的人士前来拜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