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Toghon Temür，蒙古语意为“铁锅”，1320年5月25日—1370年5月23日），元朝第十一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五位大汗，也是元朝作为中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元明宗和世㻋长子，元宁宗懿璘质班长兄。生母是迈来迪。

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妥懽帖睦尔出生于西北察合台汗国所属的金山（阿尔泰山）一带。他是元朝周王和世㻋（后来的元明宗）的长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六世孙，其世系依次是真金（元裕宗）、答剌麻八剌（元顺宗）、海山（元武宗）、和世㻋（元明宗）。至大四年（1311年），元武宗海山（妥懽帖睦尔的祖父）驾崩，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继位，是为元仁宗。按元武宗与元仁宗的约定，继承仁宗皇位的是武宗长子和世㻋，但仁宗即位后却反悔了，试图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后来的元英宗）为皇太子，而把和世㻋封为周王，命其出镇云南。延祐三年（1316年）十一月，和世㻋行至延安时，与武宗旧臣图谋恢复皇储地位，结果招来仁宗的追杀，和世㻋被迫奔往西北的金山（阿尔泰山），得到察合台汗国的庇护。在和世㻋避难金山期间，纳了一名回回女子、郡王阿儿厮兰的后裔罕禄鲁迈来迪，并与她生了妥懽帖睦尔。迈来迪生下妥懽帖睦尔后便去世了，后来被追尊为贞裕徽圣皇后。

妥懽帖睦尔出生那年正值元仁宗驾崩之年。此后至天历元年（1328年），元朝皇位更迭频繁、内乱不断，先后经历了元英宗、泰定帝、天顺帝三位皇帝，皇位又落入了武宗一系的手里，这就是在两都之战中取胜的和世㻋之弟图帖睦尔（元文宗，即妥懽帖睦尔的叔叔）。图帖睦尔宣称将皇位禅让于自己的哥哥和世㻋，和世㻋在天历二年（1329年）即位于漠北，是为元明宗，没来得及去大都便被图帖睦尔一伙毒死于王忽察都。图帖睦尔再次登基，是为元文宗，元明宗留下的孤儿寡母的地位岌岌可危。天历三年（1330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妥懽帖睦尔的嫡母）被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杀害。至顺元年（1330年）七月，元文宗将妥懽帖睦尔流放到高丽大青岛加以监禁，不许与外界接触。第二年，有人向文宗密告辽阳与高丽要奉妥懽帖睦尔造反，文宗乃昭告天下，声称妥懽帖睦尔不是元明宗的亲生儿子，并在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派遣枢密院使尹受困、中丞厥干等从高丽接回了妥懽帖睦尔，转而流放他到广西静江（今桂林）。

妥懽帖睦尔在静江居住了一年左右，在这期间他寓居于大圆寺中，受该寺的秋江长老教导，学习了《论语》《孝经》，并每日练习写字两张。后来妥懽帖睦尔被召回大都时，还将他学习所用的书册文具藏入小皮匣中，随时翻看。妥懽帖睦尔性格亦活泼好动，常常掘地为穴，撒尿其中，然后活成泥，做成各种玩具。又喜欢养“八角禽”，有时鸟飞到池塘中的枯树枝上，妥懽帖睦尔竟顾不得脱靴，下水捕捉，秋江长老多次加以制止。他还经常做孩子王，带领二三十个小孩做纸旗杆，插在城上。秋江长老还注意培养妥懽帖睦尔的言行举止，教导他：“太子乃国家金枝玉叶，不比凡民，见大官人来，切不可妄发言，亦不可不自重。”于是每当有官吏来寺里巡查时，妥懽帖睦尔就正襟危坐，官吏一旦离开，就嬉戏如初，所以是“一时勉强，素非涵养有之”。妥懽帖睦尔即位后，为报答秋江长老的恩德，不仅大加赏赐，还将大圆寺改为万寿殿（现址为靖江王府）。

元文宗驱逐妥懽帖睦尔以后，便于至顺元年（1330年）十二月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可是一个月后太子就死了。这对信仰藏传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的的元文宗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他们还有儿子燕帖古思，但文宗在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驾崩时遗言：“昔者晃忽叉（即王忽察都，“乃明宗皇帝从北方来饮毒而崩之地”）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懽帖木儿来，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

当时，把持朝政的权臣太平王燕帖木儿没有立年长的妥懽帖睦尔，而是立了就在大都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妥懽帖睦尔异母弟）继位，是为元宁宗。不料当年十一月，元宁宗就驾崩了。燕帖木儿欲立燕帖古思继位，但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坚持立妥懽帖睦尔。于是派遣中书左丞阔里吉思前去静江接妥懽帖睦尔回京。到了良乡，燕帖木儿率人持卤簿来迎接他。燕帖木儿与妥懽帖睦尔并马徐行，说明了拥立他为皇帝的意思。妥懽帖睦尔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一时吓得不敢回答，所以燕帖木儿怀疑他，到大都后也没有立他为帝，再加上司天监的太史也说妥懽帖睦尔不可立，立则天下乱，所以元朝皇位空缺了半年之久。

元代藏文史料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的占卜者说：“如果和世㻋的长子妥懽帖睦尔在鸡年等待六个月然后再登上皇位，那么皇运将和薛禅汗（元世祖）一样久长。”对此说法，众位大臣们说：“这样将皇位空置，国家的责任由谁来担负？”这时燕帖木儿说：“你们对天神的预示再好好测算，如果真是如此，能使皇帝圣寿久长那就再好不过，皇位空悬时期国家重任由我来承担。”

在这半年间，卜答失里临朝称制，燕帖木儿的弄权也登峰造极。至顺四年（1333年）五月，燕帖木儿因纵欲过度而亡，卜答失里在内定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为妥懽帖睦尔继承人以后，决定正式奉妥懽帖睦尔为帝。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日，妥懽帖睦尔即位于上都，是为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即位后改年号为“元统”，并封燕帖木儿之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卜答失里为太皇太后、燕帖古思为皇太子。

妥懽帖睦尔登基后，是一个“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的傀儡皇帝，继燕帖木儿而兴的权臣伯颜以右丞相的身份专擅朝政，但是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大，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女儿答纳失里还拥有皇后之尊。到元统三年（1335年）时，撒敦死去，唐其势升为左丞相，欲与伯颜争权，遂与撒敦弟答里密谋发动政变，杀伯颜，废顺帝，另立元文宗的义子塔剌海（燕帖木儿之子，唐其势之弟）。同年六月，伯颜粉碎唐其势的政变，消灭燕帖木儿余党，同时将答纳失里皇后逐出宫中，并将她杀害。同年十一月，妥懽帖睦尔以“祖述世祖”为名改年号为“至元”。

当时，伯颜被封为秦王，一手遮天，“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他大肆排斥异己，甚至杀了自己的老主人郯王彻彻秃一家，并贬谪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他聚敛财富，穷奢极欲，甚至出入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宫中，与其私通，以致大都传诵“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着”的讽刺伯颜的歌谣。伯颜最被人诟病的是排汉的民族压迫政策，在他的主导下，蒙古、色目殴打汉人、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之戒，严格控制汉人做官的限界，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在伯颜当权下的中书省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三人做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地方上甚至还没收汉人铁制农具及禁止汉人文化活动。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伯颜取消了科举考试，也是一大倒退。在面临汉人反抗时，伯颜甚至提出了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所幸元惠宗没有听从。

伯颜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原本就十分尖锐的元朝更加动荡不安，广西、山东、四川、江西、福建、河北、河南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彭莹玉就是在至元四年（1338年）发动袁州起义，失败后广泛传播白莲教，埋下了十多年后全国性动乱的火种。而至元五年（1339年）在河南更发生一起“假传圣旨”的闹剧，河南吏员范孟自称有圣旨，杀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以下一干官僚，不久后范孟被杀。此事可以看出当时元朝纲纪松弛到了何等程度。

伯颜专权所导致的乱象都被妥懽帖睦尔看在眼里，他与伯颜的侄儿脱脱早已图谋除掉伯颜。而伯颜也蠢蠢欲动，与卜答失里合谋以燕帖古思取代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惠宗与脱脱利用伯颜出猎之机，发动政变，罢黜伯颜，先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再流放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至此伯颜时代落下帷幕，妥懽帖睦尔得以亲政。在政变中，妥懽帖睦尔坐镇玉德殿，主符檄，发号令，其间杨瑀等文臣在御榻前起草贬斥伯颜的诏书时，有“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的语句，顺帝指示说：“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充分显示出他的果断与精明。同年六月，妥懽帖睦尔为报杀父之仇，下诏毁太庙文宗室，废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并将她赐死，流放燕帖古思，还缴销了当年元文宗宣称他不是元明宗儿子的诏敕。妥懽帖睦尔完成复仇之举后，“被服衮冕，祼于太室”，祭告父亲元明宗，并追上谥号。次年正月，元惠宗改元“至正”，任命脱脱为右丞相，宣布将“与天下更始”，准备大展宏图、中兴元朝。

进入至正时代，妥懽帖睦尔“图治之意甚切”，脱脱为挽回元朝统治危机，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史称“脱脱更化”。脱脱恢复了科举制度，颁行《农桑辑要》，整饬吏治，征召隐逸，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实行儒治，包括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活动。在妥懽帖睦尔的励精图治与脱脱的勤勉能干之下，至正初年的元朝一度呈现回光返照的局面，在伯颜时代受压抑的汉族儒生也为之振奋，当时的欧阳玄写道：“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杏园花发当三月，桂苑香销又七年。豹隐山中文泽雾，鹏搏海上翼垂天。明时礼乐须奇俊，莫道儒生自圣颠。”

就在“更化”如火如荼的至正四年（1344年），脱脱以多病而欲隐退，再加上萨满说流年不利，所以连续十七次上表请辞，妥懽帖睦尔终于同意。此后五年间，妥懽帖睦尔又任用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贺惟一（太平）等人为相，他们虽然不是奸臣，但能力都不如脱脱。在此期间，妥懽帖睦尔继续推行了以廉政建设为中心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颁行《至正条格》、定荐举守令法、派遣二十四名官员巡视宣抚全国各地等。妥懽帖睦尔亦未丧失图治之心，他十分重视地方守令的任用，必须亲自过目，考察其贤愚，并谆谆告诫那些陛辞的地方官说：“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在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遣官奉使宣抚时，又命其“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可是当时奉使宣抚的官员除了苏天爵、王守诚等少数人较有政绩以外，其余反而加剧了官场的腐败与民间的疾苦，特别是江西、福建一带，更流传着“九重丹语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天”、“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等民谣。可见元朝的腐败已是无可救药了。

对妥懽帖睦尔打击最大的要数当时罕见的天灾。自至正四年（1344年）以后，元朝进入了灾害多发期，尤以腹里和河南行省最为严重。那时候，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就连大都也受到影响，当时客居大都的高丽人李谷写道：“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妥懽帖睦尔命官府加以赈济，并颁诏罪己，至正九年（1349年）又重新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希冀挽回元朝的颓势。

此时由天灾引发的后遗症正困扰着元廷，首先是由河患引发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漕运、盐税锐减，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跌，国库渐虚；其次是河患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农民起义频繁发生，特别是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兄弟啸聚海上，对元廷赖以生存的海道漕运构成威胁，元廷无法镇压，只得加以招抚；同时，吏治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反而在灾荒时期变本加厉，史载“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总之，元朝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乱一触即发。脱脱第二次拜相后，试图力挽狂澜，但他采取变钞和起用贾鲁治河两大政策，却为元朝掘好了坟墓。时人讥讽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刘福通等红巾军引爆元末农民起义，顺帝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六千蒙古精锐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但对阵时见红巾军声势浩大，急呼“阿卜！阿卜！”（跑），根本无力镇压。史载“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凡浙西、江东南、湖南北，以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元朝在许多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

妥懽帖睦尔也不再有至正之初的那种勤政朝气，开始宠幸佞臣康里人哈麻，但仍然过问政事。妥懽帖睦尔问责脱脱：“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脱脱面临元末农民起义的乱局，一方面加紧防汉措施，军机一概不让汉人与闻；一方面依赖地主富豪的捐献及其组织的“义兵”来对抗红巾军，造成了元末军阀混战的恶果，同时，脱脱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月亲自南下督师，镇压徐州的芝麻李红巾军，九月破徐州，屠其城。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红巾军一度转入低潮。以妥懽帖睦尔为首的元朝统治者忘乎所以，为脱脱建生祠于徐州（当时已改名武定州），立平寇碑，又封赏各有功将领。此时元廷开始商议立高丽贡女奇皇后所生的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脱脱对此有微词，哈麻趁机挑拨离间，为元宫廷的内乱埋下伏笔。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崛起，在高邮建立大周政权，同年九月，妥懽帖睦尔再命脱脱出师，不仅包括蒙古、汉军，还囊括了西域、吐蕃、高丽等地的军队，号称百万之众。张士诚无力支架，只能死守孤城高邮。哈麻利用脱脱不在朝，又进谗言诬陷脱脱及其弟也先帖木儿，顺帝听信了哈麻等人的话，下令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脱脱深受忠君思想影响，接诏后便交出兵权，而他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红巾军势力大振，元朝官军再也无力组织起来镇压起义了，只能依靠地主武装。脱脱全家被流放，他本人先后被安置于淮安路、亦集乃路、云南镇西路，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二月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哈麻矫旨杀害。

自脱脱被逐杀以后，妥懽帖睦尔彻底堕落，他受哈麻蛊惑，声色犬马，沉溺密宗，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还在宫中建清宁殿，绕殿一周建百花宫，每五日一移宫，朝政则交给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至正十六年（1356年），哈麻企图让妥懽帖睦尔禅让于皇太子，被其妹夫秃鲁帖木儿捅给妥懽帖睦尔，妥懽帖睦尔大怒，说：“朕头未白，齿未落，遽谓我为老耶？”遂贬斥哈麻。此后又有朴不花、搠思监等搅乱朝政。史载“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于娱乐，不恤政务”。当时元朝已丧失半壁江山，就连都城也处于危机之中。

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元朝陪都上都被破头潘、关先生所率的红巾军攻破，宫阙被焚，此后妥懽帖睦尔停止了每年到上都避暑的传统。至正十八、十九年，由于农民起义导致漕运断绝，大都发生饥荒，饿死数十万人。这一状况直到张士诚降元运粮才有所好转。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漠北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起兵作乱，直逼上都，并遣使告诉妥懽帖睦尔：“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国玺授我，我当自为之！”次年被镇压。

此时奇皇后与皇太子渐萌异心，企图让妥懽帖睦尔禅位。他们害死了反对内禅阴谋的左丞相贺惟一，又以宦官朴不花、丞相搠思监为倚靠，赶走直言进谏的陈祖仁、李国凤等大臣，逐渐控制了朝廷。外部则是元廷倚赖镇压红巾军的察罕帖木儿（后由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继承）与孛罗帖木儿两支军阀相互争抢地盘，中原大地民不聊生。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受皇太子一党陷害的妥懽帖睦尔的母舅老的沙出奔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大营，皇太子一党追索不成，要求顺帝讨伐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和七月，孛罗帖木儿两度进攻大都，先迫使妥懽帖睦尔交出朴不花与搠思监，将其杀死，后又使妥懽帖睦尔拜他为右丞相，并赶走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逃到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大营中，元朝一度呈现两个朝廷的局面。孛罗帖木儿当政之初，杀掉了秃鲁帖木儿等教妥懽帖睦尔淫乐的奸臣，赶走宫中的西番僧侣，裁汰宦官，减省钱粮，一度颇有作为，但后来秽乱后宫，酗酒杀人，而且在皇太子一方来攻时，吃了几个败仗，妥懽帖睦尔也对孛罗帖木儿极其不满，命威顺王子和尚伺机暗杀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二十九日，孛罗帖木儿入宫时被杀手伯颜达儿等刺杀于延春阁李树之下。刺杀行动进行时，妥懽帖睦尔躲在密室内，约定事成则放鸽铃声。听到鸽铃声后，妥懽帖睦尔走出密室，下令民间杀尽孛罗帖木儿的部下（即所谓“川军”），同时命人将孛罗帖木儿的人头装进匣子里，送到太原的皇太子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扩廓帖木儿护送皇太子还京，妥懽帖睦尔任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宫廷内斗告一段落。

而后，妥懽帖睦尔又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南下肃清江淮，不料却引发了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等诸多军阀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混战的局面。妥懽帖睦尔怀疑扩廓帖木儿有异志，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领天下兵马，开大抚军院，讨伐扩廓帖木儿。这场军阀混战一直持续到大都失守前夕，极大损耗了元朝的有生力量。妥懽帖睦尔虽昏庸，亦知国难当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秘密在高丽济州岛建造宫殿，以备将来逃难之用。在元朝内乱的期间内，朱元璋坐大于南方，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次第削平，并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发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北伐战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自称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明军高歌猛进，势不可挡，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时，妥懽帖睦尔才与扩廓帖木儿和解，但为时已晚。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明军抵达直沽，二十六日，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出大都迎战明军，被擒杀，太庙牌位也被收集好，在逃难时一起带走。二十七日，妥懽帖睦尔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自己则做好逃难的准备。二十八日，妥懽帖睦尔驾临大都清宁殿，召见众臣及三宫后妃与皇太子，正式宣布将逃往上都。知枢密院事哈剌章（脱脱之子）力谏不可，妥懽帖睦尔说：“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宦官赵伯颜不花跪地痛哭进谏说：“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妥懽帖睦尔叹息说：“今日岂可复作徽、钦！”到了这天夜里，大都健德门开，妥懽帖睦尔与皇太子、后妃及一百多名大臣出奔上都。妥懽帖睦尔一路上如惊弓之鸟，连山峰塌方都以为是明军到来。八月十五日，妥懽帖睦尔一行终于抵达上都，此前大都已经在八月二日被明军攻占，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殉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北元时代开始。

妥懽帖睦尔在北逃时感慨道：“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到上都后又“昼夜焦劳，召见省臣或至夜分”“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颇有重新振作的姿态。当时，哈剌章请求妥懽帖睦尔命扩廓帖木儿入援，得到妥懽帖睦尔的同意。扩廓帖木儿果然不负妥懽帖睦尔的期望，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十月初，在韩店与明军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妥懽帖睦尔被这一胜利冲昏头脑，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并命令他挥师收复大都，明军趁机偷袭，扩廓帖木儿大败，仅以十八骑逃走。此后妥懽帖睦尔再度消沉，身体每况愈下，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元旦朝贺时，他就托病不出，此后经常因病缀朝。当时元军连战连败，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六月十三日，妥懽帖睦尔又弃上都奔应昌，其间许多大臣进谏速奔和林，但由于阿鲁辉帖木儿事件的阴影，妥懽帖睦尔都没有采纳。

至正三十年（1370年），妥懽帖睦尔病重，由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揽军国诸事。同年四月二十八日（1370年5月23日），妥懽帖睦尔因痢疾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死后庙号惠宗，明太祖朱元璋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了“顺帝”的谥号。蒙古汗号“乌哈笃汗”（Uqahatu，一作乌哈噶图汗，意为明智的）。

至正元年（1341年），元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订元仁宗年间的监察法规《风宪宏纲》的基础上，将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汇编为《宪台通纪》。

元顺帝时期，还编纂了《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代法规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尔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元刊残本《至正条格》，包括条格12卷、断例近13卷，以及断例全部30卷的目录。其中，条格存374条，断例存426条，总数共计为800条。

元顺帝亲政后，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修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正统之争，辽、宋、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

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尔诏修辽、宋、金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决定辽、宋、金皆为正统，并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揭傒斯、欧阳玄，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党项族的余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蒙古族的史学家泰不华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脱脱命掾史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元顺帝穿着礼服迎接，“观者以为近代无之”。不久后脱脱去职，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鲁图领衔，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顺帝召见阿鲁图等人于宣文阁，阿鲁图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顺帝对他说：“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由此可见，顺帝非常重视三史的编修。

顺帝亲政之初，任用脱脱进行“更化”，其经济政策主要是蠲免赋税、削减盐额、立常平仓等。但当时元朝统治已十分腐败，加之天灾连年，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第二次拜相，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脱脱采取了变钞与治河两大政策。对于变钞之法，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后，脱脱仍决意变钞，设宝泉提举司来掌管。所谓变钞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的印，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钞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是至元宝钞的两倍；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形成钱钞并用的局面，并以钞为母，钱为子，以钱来实钞法。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钞买钞”，即用新钞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用铜钱“以实钞法”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白银作为准备金，是不可兑现的。变钞之法实行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史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其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宝泉提举司为了军需而大量印钞，使至正宝钞的价值更加贬低，“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脱脱不顾众臣反对，起用贾鲁治河，使黄河恢复故道。顺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治河，由贾鲁指挥15万民夫和2万戍军展开浩大工程。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时间，大功告成，贾鲁献《河平图》。但就在治河期间，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势力制造独眼石人、发动元末农民起义，为元朝挖好坟墓，因此后世将元亡归因于治河。事实上贾鲁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没有民夫响应起义，只是白莲教势力利用了治河来发动起义而已。正如《元史》所评论的那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

罗马天主教廷所派遣的汗八里总主教孟高维诺于致和元年（1328年）逝世，随后元朝的阿兰人在至元二年（1336年）写信给本笃十二世，请求派遣新的大主教。同年，妥懽帖睦尔也派遣留住在中国的拂郎国人安德烈等十五人回访欧洲，并致书圣座。罗马教皇应约于至元四年（1338年）派以马黎诺里为首的数十人的使团来到中国，将近三年后，于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抵达元上都，七月十八日在上都慈仁殿觐见顺帝。马黎诺里向妥懽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马，这匹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引起满朝惊叹。后妥懽帖睦尔命令文学侍从之臣赋诗作画，以记其盛况，如揭奚斯的《天马赞》、欧阳玄的《天马赋》、周伯琦的《天马行应制作并序》、陆仁的《天马歌》等等。画家周朗则奉旨作《佛郎国献马图》，流传至今。

至元四年（1338年），德里苏丹国苏丹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派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作使者访问元朝。礼物包括200名印度教徒奴隶，在河间冲积地平原遭到了印度教信徒的袭击，德里苏丹国4000骑兵全部遇难，失踪78人。他们被分割、捕捉、有的被杀害。伊本·白图泰幸运抵达中国。然而他说，他到中国时，可汗死了，他继续向北行走，和他的伙伴经过京杭大运河到北京，谒见妥懽帖睦尔。

元顺帝时期高丽抓获一日本渔船，认为该渔船是间谍船，并将该船送往宗主国元朝，妥懽帖睦尔命令释放回国，足利幕府派遣由一名和尚带领的使团访问表示感谢。

倭寇在这一时期频繁骚扰中国沿海，据泉州地方志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正七年（1347年）惠安县衙两次被倭寇烧毁；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门登陆，于马坪附近各乡村大肆焚掠，因台风沉船，被当地群众全部歼灭。至正十八年（1358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初一，倭寇骚扰蓬州，被守将刘暹击败。

清朝宗室昭梿：元顺帝亡国之君，无足置议，然有二三政事远胜前人者。巴延擅权，举国依附，帝能识托克托于行间，密与之谋，一旦立解兵柄，贬谪远方，颇有英飒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发其逆谋，将雅尔特尔穆子孙咸置于法。虽迁逼太后，谋害皇弟，不无太忍，然较唐敬宗敬礼陈宏敬，明天启之不究诘方从哲、崔文升，反将劾奸诸臣屈陷成狱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汉人贺惟一为相，改革蒙古勋臣专擅之风，亦良能也。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绝人巧智，惟事荒恣；纲纪懈弛，用殄厥世；稗史所称，非明宗嗣；附会诏书，事近暧昧。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世有畏其子之悍戾而柔之以秘密佛法者乎？昔隋炀父子相忌，至死而俱不悟，可哀也。宠妾骄子，目羸豕蹢躅之戒而忘为潜龙，至于屠戮将相，擅兴兵戎，脱脱、太平因是陨身丧家，而激孛罗、扩廓之辟，如人之有肢体，而构之伤残，雀彀未成而社稷墟矣。然以秃鲁帖木儿之言，杀合麻、雪雪，而曾不察废立之谋之出自宫闱也。则帝亦谚所谓莫知苗硕者也。犹复徘徊塞下，考终沙漠，非不幸矣。

清代蒙古贵族善巴：失可惜之政教于汉人，不聪慧而名为惠宗（乌哈噶图汗）。

清代蒙古族史学家拉喜彭楚克：在汉籍中将元朝的灭亡说成是在顺帝手中，愚昧的我不那么认为。……现在可汗没像汉献帝那样没落，没像晋惠帝、晋愍帝那样被敌人俘杀，亦没像宋徽宗、宋钦宗那样被别人虏获，而是以身逃出镇守蒙古国，所以怎能说是元朝灭亡了呢？……应该写成顺帝失去汉国而镇守蒙古国，继续传承元朝。……那时，所谓汉国是被我们虏获的国家，如果坐镇大都而死，就像上述几位皇帝一样成为耻辱。如果死亡，蒙古国的传承将会被断破成乱，成为汉国的战利品。因此，不关心蒙古国而守住汉国从而舍弃生命有何用？……如至正时期，蒙古人的英勇没有衰弱，汉人的英雄亦没有增加，而且汉地变乱的时候亦没有从北方来蒙古兵进行作战，而是阿鲁辉帖木儿反叛了。此即由于顺帝失德而众人之心变坏之征兆，由此观之，要想永久打消对权力的骄傲须勤于德事，众皆知之。……明太祖皇帝作为臣民而背叛自己的主上，所以无法逃避破坏纲常伦理的谋叛大罪。

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帝冲龄践阼，颇能尊师重道，自诛伯颜，躬裁大政，一时有中主之目。久之昵比群小，信奉淫僧，肆意荒嬉，万几怠废，宫庭亵狎，秽德章间。遂令悍妻干外政之柄，骄子生内禅之心，奸相肆蠹国之谋，强藩成跋扈之势。九重孤立，威福下移，是非不明，赏罚不公，水旱频仍，盗贼滋起。人心既去，天命随之矣。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惠宗自以新意制宫漏，奇妙为前所未有，又晓天文灾异。至元二十二年，自气起虚后，扫太微垣，台官奏山东应大水。帝曰：‘不然，山东必陨一良将。’未几，察罕帖木儿果为田丰所杀。其精于推验如此。乃享国三十余年。帝淫湎于上，奸人植党于下，戕害忠良，隳其成功。迨盗贼四起，又专务姑息之政，縻以官爵，豢以土地，犹为虎傅翼，恣其抟噬。孟子有言：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呜呼，其帝之渭欤！然北走应昌，获保余年；视宋之徽、钦，辽之天祚，犹为厚幸焉。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顺帝是有权能的政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帖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民国小说家蔡东藩：

历史学家邱树森：妥欢帖睦尔登上皇帝宝座，从他自己掌权开始，近30年政治生涯中，似乎判若两人：第一个妥欢帖睦尔是与脱脱组合在一起的，给历史上留下了一度是有生气的、立志革除弊政的、有作为的年轻皇帝的形象，另一个妥欢帖睦尔是与哈麻、搠思监组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荒淫无度、昏庸无能、制造内乱的昏君。

历史学家雷庆：顺帝是一个由好变坏的皇帝，应该有所肯定，也应该有所否定，不能用‘昏庸不堪’一词作为他整个一生的评价。

历史学家张朋：作为元朝在位时间最长，且被《元史》记载为亡国昏君的元顺帝，对于亡国的确难辞其咎。但他在元朝发展中就教育、文化和科技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

美国历史学家鲁大维：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妥懽帖睦尔在位初期曾打算复兴大元兀鲁思，但更多人则大肆渲染他的缺点。时人指责妥懽帖睦尔，说他无意国政，病态地沉溺于藏传佛教、房中术和繁缛仪式。也有人竭力想证明他的才能和智慧并没有达到儒家圣贤的理想标准。后世史家更是指责他心机深沉、擅弄权术，一旦发现其重臣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其势力强大到危险地步，就弃而不用。在某种程度上，妥懽帖睦尔是一位奇人。他不像大多数蒙古贵族那样嗜酒，而是从绘画、书法和泛舟中寻找乐趣和慰藉。但无论如何，他最终还是以统治中原的蒙古末代皇帝为世人所知，一手断送了忽必烈打下的基业。

元顺帝有三首汉诗流传于世。他在位时，福建上报了孝子王荐的事迹，顺帝御制诗歌两首以旌表他。诗曰：父疾精虔祷上天，愿将己算益亲年。孝心感格天心动，恍惚神将帝命传。母渴思瓜正岁寒，那堪山路雪漫漫。双瓜忽产空岩里，归奉慈亲痼疾安。

元顺帝被赶出大都以后，朱元璋遣使招降他，顺帝作《答明主》一首，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万里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圣恩无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此外顺帝还曾制一联：“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史载“天下诵之”。

17世纪以后的蒙古史籍《黄金史》、《蒙古源流》、《金轮千福》等都记载了元顺帝北逃时所作的一首蒙文诗歌，各版收录内容大同小异。其中《蒙古源流》版本的是：

诸色珍宝修成的我那宝贵宏伟的大都城哟，

惬意消夏而居的我那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哟，

古时诸圣的夏营地我那上都的失喇塔喇（即金莲川）哟，

在那万物枯黄的戊申年，我误失了大国哟！

九色珍宝装修成的我那宏伟的大都哟，

可执缚九十九匹白马的我那上都开平哟，

广受众惠的我那政教二道的福乐哟，

称为天下之主我那可惜的美名哟，

起早登高举目远望，烟霞缭绕，前后眺望观赏，景色悦目，

不分冬夏，居住无忧快活，

是我自在薛禅皇帝建立的宝城大都！

先祖享乐的我那宽广宏伟的大都哟，

有缘相聚的我那众王侯、宰相和属民万众哟，

不听亦剌忽丞相明谏之言，是我的遗恨，

听信反叛而去的朱哥官人，是我的昏昧！

误杀具足智慧的脱脱太师，

逐回大德上师，是我的罪过。

可惜我万众之主的皇帝的名声！

可惜我那尽情享受的快乐！

具有神力的薛禅皇帝多方营建的，

福禄汇集的我那大都城哟！

被汉人朱哥官人收占去了！

恶名落到我妥欢帖睦尔身上了！

据权衡《庚申外史》记载，宋恭帝赵显降元后受封瀛国公，后又奉忽必烈命令赴吐蕃为僧。当赵显驻锡甘州的一个寺庙时，赵王前来游玩，怜惜赵显年老又孤独，赠了一名回回女子（即迈来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生了一个儿子，正巧当时还是周王的和世㻋途经此地，见寺上有龙纹五彩气，便将该母子收为己有，这就是元顺帝的出身。后来明代的袁彻又记载明成祖朱棣曾览历代皇帝画像，发现元顺帝长得像极像宋朝皇帝，验证了元顺帝是宋帝之子的说法。这一故事在明代广为流传，被认为是宋朝德泽绵延、天道报复元灭宋室，才让宋恭帝生了元朝的亡国之君。出现这种传闻的原因，大概与元文宗曾昭告天下、称妥懽帖睦尔非元明宗之子有关，现代学者多认为这一说法仅系野史记载，荒诞不经。

至正中叶以后，顺帝逐渐怠政，并宠信佞臣哈麻。宣政院使哈麻及其妹夫秃鲁帖木儿引进藏传佛教密宗于顺帝，他们推荐了印度和尚及吐蕃喇嘛僧伽璘真等人，又引入了老的沙（顺帝母舅）、巴郎（顺帝之弟）等10人，称为“十倚纳”，教顺帝“演揲儿法”。所谓演揲儿即汉语“大喜乐”之意，“大喜乐”又名双修法，即男女双修气功。这些人倚高丽姬妾为耳目，专门刺探贵族家的命妇，或民间良家妇女，带到宫中，供顺帝修炼“大喜乐”时享用。顺帝等人在一间名为“些郎兀该”（汉语“事事无碍”，据记载该“秘密法堂”就建在宣文阁旁）的室内“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在上都更是建穆清阁，数百间房屋里充斥着女人，都用来修“大喜乐”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原本对此深恶痛绝，但在顺帝的影响下也沉湎此道了。史载：“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时任宣政院判官的张昱作诗讥讽道：“似将慧日破愚昏，白日如常下钓轩。男女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

顺帝与“十倚纳”在修炼“大喜乐”时，帽带金玉佛，手执数珠，让宫女十六人首垂发数辫，戴象牙冠，身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袄，云裙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唱“金字经”，舞“燕儿舞”，称之为“十六天魔舞”。又有美女百人，亦皆缨络，各执乐器，其中一人执铃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捶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乐器用龙笛、头管、小管、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让宦官长安不花作为领班。每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奇皇后曾劝顺帝远离十六天魔，顺帝生气地说：“古今只我一人耶？”竟然两个月不理奇皇后。顺帝所酷爱的十六天魔舞甚至传入宫外，张士诚之弟张士信也是“天魔舞”的爱好者。

元顺帝在建筑工艺、机械工程等方面是一个天才，建造宫殿时，顺帝自画屋样，又亲自削木构宫，让工匠按他的图纸来搭建。建龙船时，也是亲自出马，绘制其样本，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与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龙船建好后，顺帝坐着船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船行驶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高约六七尺，宽大约是其一半，造木为匮，藏在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间到了以后，就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到了夜晚则神人自动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鸣叫时，在侧的狮凤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随后又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顺帝还自制五云车，也是精巧绝伦。因此，大都人都管顺帝叫“鲁班天子”。

明军攻入大都时，曾缴获元顺帝自制的宫漏，作为战利品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看了后说：“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将其捣毁。

元顺帝“善观天象”，并笃信“天命”。据说顺帝对脱脱从信任到怀疑的原因是司天监观测到“连夕相星犯帝座”。

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红巾军攻破上都，大臣劝顺帝避难，顺帝知天象无伤，镇定地说：“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来，朕何避之有？”

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谋反的消息传来时，顺帝神情自若，说：“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有白气如索，长五百余尺，起危宿，扫太微垣，司天监太史奏山东将有大水，顺帝却说：“不然，山东必失一良将。”于是派人急往山东的察罕帖木儿处警告他勿轻举，不料使者还没到，察罕帖木儿就遇刺身亡了。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北伐逼近大都时，左右又劝顺帝固守大都，等待援兵，但顺帝夜观天象之后，坚定了出逃的决心，任谁劝说都无效。他逃到上都以后，有几只狐狸窜入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剌不沙对顺帝极言亡国之兆，顺帝也说：“天意如此，朕将奈何？”可见顺帝是非常相信“天命”的人。

皇后

妃嫔

《元史》中对顺帝后宫语焉不详。史载顺帝“后宫约千余人”，又载“顺帝宫嫔进御无纪，佩夫人、贵妃印者，不下百数”，《庚申外史》还说顺帝“令诸嫔妃百余人，皆受大喜乐佛戒”，可见顺帝的后宫是非常多的，嫔妃有上百人之众。后来这些后妃都随顺帝出逃上都和应昌，至正三十年（1370年）五月在应昌被明军全部俘获。其中只有寥寥几位在陶宗仪《元氏掖庭记》等史料中留下记载。她们是：

元顺帝子女数难以考证。《元史》记载他有三个儿子，长子为爱猷识理达腊，剩下两个早夭。但顺帝皇子的数量很明显不止三个，至于有多少个女儿也无法确认。有记载的皇子如下：

元顺帝幼时曾在广西静江受过一年的汉文教育，即位后“寻召奎章儒臣侍讲六经禁中”。但是权臣伯颜反对汉化，主张“休教读汉儿人书”，因此顺帝的汉学水平一度停滞。顺帝联合脱脱扳倒伯颜以后，脱脱请求顺帝“留心圣学”，于是顺帝开经筵，后又将文宗朝的奎章阁改为宣文阁，作为经筵的固定场所。顺帝以丞相脱脱领经筵事，其下有兼经筵官、参赞官、译文官及译史三人、检讨四人、书写五人、宣使四人，进一步完善了泰定帝以来的经筵制度。顺帝在经筵上随各族儒臣“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顺帝的经筵是月讲三次，每次讲解时间不定，乌古孙良桢曾批评当时“数日一进讲，不渝数刻已罢”，但也有讲的比较长的时候，如当时经筵官张以宁的诗句“宣文阁下仗初移，讲彻鸡人报午时。……儒臣有戒陈忠荩，圣主无为宝俭慈。”叶衡也作诗：“水晶宫殿柳深迷，朝罢千官散马蹄。只有词臣留近侍，经筵长到日轮西。”可知经筵时间长短是依顺帝的兴趣而定。元顺帝还十分注重对自己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培养，为他开端本堂，让他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

由于元顺帝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因此汉文化造诣相当高，在元朝诸帝中仅次于元文宗。他非常擅长书法，陶宗仪评价其字“严正结密，非浅学可到”。曾旁观顺帝作书的胡震宦如是评说：“及见始作字时，落笔如宿习，每精意审订，然后振臂一扫，不复润饰。”王沂所见略同：“臣沂忝待诏宣文阁，窃观皇上运笔之妙，鸾翔凤翥，势若飞动，而从容法度之中……天纵之圣，肆笔而成，已见于居潜之日。”顺帝留下的墨宝很多，有“闲闲看云”、“模以文梓，饰以云龙”、“元成宫”、“山斋”、“九霄”、“明良”、“庆寿”、“方谷”、“圆觉”、“江南忠义之士”等，还以“真草千（字）文碑本颁赐臣下”。当时的书法家盛熙明曾编《法书考》八卷，顺帝”览之彻卷，命藏禁中”。元顺帝如此热爱书法艺术，所以许多诏书都由他亲笔书写，而臣下得到御笔诏敕，亦是受宠若惊。在顺帝的带动下，元廷刮起了书法之风，不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精通书法，就连顺帝的佞臣哈麻也擅长写大字。

除了书法之外，元顺帝还喜欢绘画，康里儒臣巙巙利用顺帝喜爱古名画的机会，献上郭忠恕《比干图》，并以商纣王受不听忠言而亡国之事劝谏顺帝。有一天，顺帝在看宋徽宗画作时连连称善，巙巙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顺帝问：“何谓一事？”巙巙回答说：“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在《金华集》里也记载了拔实以徽宗画作进谏顺帝之事。此外顺帝还能作诗，在叶子奇《草木子》中，即录有他所作的佳句“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此外他还有三首汉诗流传于世。

元顺帝还遵用汉族礼乐制度，至正以后，他穿着冕服亲享太庙，并在至正三年（1343年）十月和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一月两次亲自南郊祀天，在此之前亲自祭天的元朝皇帝也只有元文宗而已。在一次祭祀上，顺帝行至元宁宗牌位时，问道：“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礼仪否？”博士刘闻回答说：“宁宗皇帝虽是弟，然曾承宗器而为皇帝，时陛下亦尝作他的臣子来，当拜。又春秋时，鲁国的诸侯有闵公、僖公。闵公是弟，先作诸侯；僖公是兄，在闵公后作诸侯，宗庙四时祭祀，未闻僖公不拜闵公。比这例儿，陛下合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