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军事指中国明朝时期的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明朝的国防、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的总称。

明代军事机关体制是经过几度调整变革然后才比较固定下来的。以中央军事领导机关来说，起义时期，朱元璋以都元帅身份自主行枢密院事，亲自指挥全盘军事，以后，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设大都督一人，名义上是“节制中外诸军事”，一切大小军政，包括军官任免、军队调遣、战役指挥、战略考虑等，都由都元帅决定，大都督府不过是主持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考绩、马政等日常事务。大都督当然也要统军作战，但只能奉命进止，不许擅作主张。当时，朱元璋在行中书省内设户、礼等四部，独不设吏、兵二部，正说明人事和军事大权不容假借于人。

即使如此，到吴元年（公元1364年）还是对此作了部分的调整，虽然仍保留大都督府，但裁免去大都督一职不设，改设左、右都督、同知都督、副都督、佥都督若干人，均为大都督府的长官。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众设多官而分其事权。

明朝建立后，在中书省下的六部已有兵部，这对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来说，是实不可少的。明初，将原来由大部督府掌管的武官任免、考绩、荫袭、军队的训练、后勤给养、军丁军户管理等军事行政工作划归兵部掌管，大都督府仅保留统率全国军队的职权。

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撤废中书省的同时，朱元璋也宣布彻底改组大都督府，将大都督府分设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同时大变动，是当时明王朝中央军政制度大改组的两翼，其重要意义实不相上下。当时还规定，

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应该分别与兵部直接联系工作，而统一奏请皇帝裁定。每一个都督府内又都设有一小群都督，计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副都督等，俱为负责官员，由朝廷指定各都督府分别统率全国各都司、卫、所，不得随便变动。至仇，统军的部门便一分而为五，领导人更是由一个增加到好几十个。任何统军的都督都绝不可能率本部军兵与朝廷对抗了。

其实，任何一个都督府及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督，连率领本部军兵的权力也是没有的。因为明王朝还规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兵部奏请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战，而分调其他各都司、卫、所的兵丁归其指挥。军事行动结束，将帅即归回原都督府，兵丁归回原工所建制。这种体制显然是为了防范军权旁落，是为了对将帅们的职权有意掣时，其必然结果是，要付出大大削弱自己军事威力的代价。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中，一卫为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

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由于社会稳定，相对和平，卫所军官开始侵占军田，剥削士兵，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明代募兵制始于正统年间，和卫所军不同，募兵不世袭，虽然为兵，但隶属于民籍。

服役期满即退伍。最开始，募兵没有像卫所军那样拥有正式编制，而且往往随着需求扩编或裁员。募兵完全是战斗部队，不像卫所兵那样需要抽调部分兵员从事屯田任务。

募兵的粮食补给，军饷完全来自国家财政直接支出，不用来自屯田所获，而且饷银也比卫所军和民壮要高。

到了嘉靖年间，募兵的骑兵与步兵以及车兵开始拥有正式的编制——营哨制。一般是五人为一伍，二伍为什，三什为队，三队为哨，五哨为总，五总为营。

每营兵员3000人。这是南方明军的营哨编制，北方稍有变动，但大体相当，如戚继光的蓟镇陆军编制，十二人为一队，三队为旗，三旗为局，四局为司，二司为部，三部为营，人数也在3000人左右。这就是明朝中后期的主要军队编制形式。

明朝后期，卫所军和营哨军的分工也开始划分，卫所军主要负责驻守，治安，训练新兵和屯田。而营哨军则主要负责机动作战。因此，卫所军成了正兵，而营哨则是机动的奇兵。

到了万历时代，为了契合这种分工，卫所军若想参战，则必须编入营哨建制，同时，卫所的军官只负责士兵训练和日常管理，不负责指挥作战，而营哨军官除了要负责士兵的训练外，编入营哨的卫所军官的编制，也要遵守营哨的编制，因此明朝中后期的主要作战部队都是营哨军。

不过若要讨论两者优劣，首先要明确一点，无论是募兵，征兵，还是卫所制度，并无优劣先进落后之分，而是应对不同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各有各的优势和缺陷，卫所制的优点是在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产出弱时，卫所制度可以有效的节省军费开支，能够保证军队自给自足，并减轻百姓的负担。

缺陷在于，一方面，卫所军除了要作战，还要分出部分兵员去从事屯田任务保证军粮补给，于是卫所军中区分了守军和屯军，其中守军是作战力量，屯军负责团体。所以相比募兵，同数量的卫所兵能够提供的作战力量有限。

另一方面，由于卫所军世袭，一旦和平时间较长，军队中老少掺杂，战斗力容易下降。

另外，如果军官侵占了国家供给军队的屯田，士兵则会沦为军事长官的私人农奴，这样导致守军数量更少，战斗力也就很难保证了。所以说，卫所制度的设计，和唐朝的府兵制度类似。是用于在社会生产没有恢复时，作为维持大量武装需求的一种制度。

而募兵的优点是，招募士兵的兵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不一定非得从军户中招募，其中，如果招募很多优秀的兵员，经过训练，选拔，可以形成一支精锐的力量。同时，募兵的来源多来与民籍，因此损失后可以很快补充。

而且，募兵不用像卫所军那样需要从事屯田任务，因此募兵可以算是脱产士兵，这就决定了募兵可以在同数额下，动员比卫所军更多的战斗兵员，同时薪水较高，能够让士兵作战积极性更高。

但是优点明显的同时，缺点也很明显，由于脱离生产，那么粮食，军饷就都需要国家财政直接负责，因此，相比卫所军，募兵为主的营哨军的维护成本更高。

一旦国家财政赤字或破产，则很难保证募兵的工资。

且相比卫所军，收入等其他方面也不稳定。由于是来自民籍，因此他们没有卫所军的军籍，于是在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谁地裁撤，无法保证稳定的维持。

更关键的是，募兵能否堪用，完全在于募兵之人和负责将领。如果训练的好，则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如果训练的差，则战斗力非常低下。且由于兵源不固定，招募的兵员也是良莠不齐。如果负责招兵的人筛选能力差，那么招募的低素质兵员比例也会增加，如此军队则更容易哗变和溃散。

明军北军装备由于战争需要，相较更优。

明朝后期已经大量装备列装了制式的布面对襟布面甲（棉甲的前身）。

明军冷兵器：

明朝后期已经列装了数量众多的制式火器，明军北军尤其善用三眼铳，多眼铳。

南军结合传教士的舶来先进技术，拥有各类的先进铳，明军后期研发、仿制了不少世界优异的火器。

可惜的是部分武器并未成建制列装。

火炮方面，明军善用各类欧洲仿制的先进火炮，如弗朗机：在佛郎机传入中国的不长时间里，明代朝野已将其视作御敌利器，仿制的佛郎机遂以极快的速度装备明军。

到嘉靖中期，甘肃边防已有佛郎机炮车1158辆，宁夏1000辆，固原128辆，大同1000辆，仅此四处配备佛郎机3286架。所谓“火器之中，佛郎机尤为便利。边关之地所以自卫攻敌者，唯此是恃也。”明朝水师也同样大量装备佛郎机，如福船装备大佛郎机6座，海沧船装备大佛郎机4座，苍山船装备大佛郎机2座。福船之上有五甲兵士，第一甲专用佛郎机；海沧船有四甲兵士，第一甲专用佛郎机和鸟铳（仿自西欧的一种火绳枪）；大苍山船有三甲兵士，第一甲同样专用佛郎机、鸟铳。

传世的明军甲胄实物主要为晚明军备，下图为明军高级将领装备↓

有学者认为发端于唐宋时期的中国火器制造技术，在明朝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时的火器不仅仅种类多，而且制造技术以及性能均有极大提高。火箭与鸟枪是明朝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地雷在明朝也很盛行，管形火器的发展尤为显著。明中期，佛郎机以及红夷大炮等西洋火器传入，使得明朝得以汲取其瞄准器的长处，以改良自产的火器性能。当时中国的冷兵器时代即将终结，火器时代正在来到，中国完全有机会赶上西方的火器技术水平。可惜这一过程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中断了。

有学者指出，中国比西方早两个世纪使用热兵器，到了15世纪技术开始被葡萄牙人超越，后来清军利用了明朝和西方的技术和经验，多次改良并制造出比明朝更有威力的火器，到了三藩之乱期间，中国的热兵器技术已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然而这些观点并不是非常严谨，首先，14-18世纪之间，都属于早期热兵器阶段，相比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的火器，发展还不是非常完善。不过从16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借鉴欧洲的火器规格和经验来改造本土的火器。另一方面，中国明朝的弓弩技术也非常优秀。因此火器和弓弩并存使用，其中火器使用的比例更高。

因为明朝引入了一些欧洲火器，所以在火器方面与欧洲差距还不是那么大，但是在火器体制上要远远落后欧洲。

另外，按照美国学者蔡斯的观点，认为早期火器仅仅社会在农耕区内部的战争适用，他提出，早期火器仅仅适合对付农耕区的重步兵方阵和机动性较差的重装骑兵，但对付来自东欧草原和沙漠，机动性强的的轻骑兵则作用有限。

早期的单兵火器操作不便，发射效率低下，火炮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比较笨重，不利于机动作战。对比俄军的军事发展，由于俄军和东欧国家长时间主要以对付东欧草原上的鞑靼人为主，故而火器发展较晚，而东欧国家由于既要对付游牧民族，还有对付农耕区的军队，因此东欧火器的发展，相比西欧要缓慢许多。无论是俄国，东欧，中国，还是西亚的奥斯曼帝国的骑兵依旧大量装备弓箭。

等到18世纪后半叶，火枪的发射效率更高，火炮实现机动化，加上工业革命，机械动能超越了畜力机动，才使得游牧民族的骑射手变得不堪一击。

而日本方面，由于是农耕社会，国土多山，平原少，且碎裂分布决定了机动空间非常狭小，战争模式也是农耕区域的城市攻防作战和小规模的野外作战，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因此，在16世纪后半叶，欧式火器在日本很受欢迎，但是进入17世纪以后，日本内乱平息，开始了长期的和平时期，火器逐渐不受到重视，另外由于日本的社会问题——武士阶层的存在，决定了日本在江户时代不会刻意去发展火器，因为这会威胁到武士阶层在社会的特权。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中，一卫为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卫所军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

南北军队差异性：

由于气候原因，明朝在中国南北方驻扎的军队武器装备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南方气候湿润，多山多丘陵，为了适应南方的气候特点，明朝在南方地区驻扎的军队在装备上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了与北方地区的军队不同的装备。与北方军队的铁甲相比，南方军队多用棉、纸制作的复合材料甲。

“南方地形险陷，固多用步。步驰难以负重，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锈烂，必不可用矣。”

地理原因导致南方步兵居多，步兵负重过大不利于行军。

南方多雨，铁制铠甲重量大并且容易生锈。再加上火药武器技术上的更新，传统的铁甲已不具备抵御火绳枪等先进火器的进攻，加上气候原因，明代军事技术专家因地制宜，开发出更符合明军作战要求的防护装备。

明代后期，复合材料甲迅速发展，装备数量巨大。

复合材料甲由棉花、丝纸等材料制作而成，韧性极高，穿着舒适，可防御冷热兵器，是明军的制式装备。

其常年与各方游牧民族大战，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1368年明朝建国，设九大塞王，统辖漠南诸卫所。

永乐之后漠南诸卫所逐渐废除或内迁只剩九边重镇。

九边重镇，是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

五军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

三千营：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实际人数不止三千，全部为骑兵。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 ﹑舆服﹑兵仗金鼓、御用宝物等，是明朝京军的主要机动力量。

神机营：是明代京城禁卫军三大营之一（其余两营为五军营及三千营），是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

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

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时(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

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

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

关宁铁骑是明末组建的一支兵力并不很多、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部队，是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后金的八旗军正面交锋（明末三大军）。

“关”是指山海关，“宁”指宁远，山海关、宁远、锦州等辽土是大明抵御后金的重要防线，“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因此在归附的辽民中精选身体强壮者充实军队，同时大力栽培祖大寿、满桂、赵率教等一大批辽将。

明末名将卢象升的军队，是明末最强的军队之一，手持劲弩，军纪严明。

由于都是老乡、朋友、兄弟、家人等等构成，往往一个人战死，就可以激发大部分人的愤怒，战斗力强劲。

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犯境，京师(今北京)报警。卢象升起兵勤王，后清兵退走 。次年，进右参政，为防清军再次来犯，受命整治大名(今属河北)、广平(今河北永年)、顺德(今河北邢台)三府兵备，严明军纪，加强练兵，军容大振，人称“天雄军” 。

崇祯六年(1633年)起，参与镇压李自成等农民军有功，又升任右副都御史，总理河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后升任兵部侍郎，再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州、大名、山西军务。

崇祯七年，任右佥都御史，击溃张献忠农民军。

戚家军（又称义乌兵、浙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的农民和矿工。主将戚继光（1528～1588）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蓬莱人。

其七世祖为河南卫辉府人，六世祖戚祥年幼时与母亲为避战乱，随舅父一家迁居安徽定远昌义乡（“从外氏避乱濠梁，居定远之昌义乡”）。

五世祖戚斌袭世职登州卫指挥佥事，经六世至戚继光。

戚家军因为戚继光从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

戚家军被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

明末时代最精锐的部队之一，陕西边军构成，约10000人，由孙传庭组建并统领。

崇祯对孙传庭寄予厚望，临行前亲自召见了他，一番寒暄之后，孙传庭提出了兵饷不足的困难，请求皇上支持。

崇祯表示钱没有，政策倒是有一条。这个政策就是孙传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自行筹措经费，用以招兵买马，朝廷不加干涉。

经验证明，给政策往往比给钱更有用。政策是来钱的渠道，有了渠道，何愁没钱。当然，好政策也要有人去落实才行。

孙传庭到陕西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以秦兵卫秦地，以秦地养秦兵”的理念，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经过治理，年收税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孙传庭以此招募训练了一只劲旅。

这只劲旅就是秦兵。

白杆兵，明朝末期四川石砫土司秦良玉为其丈夫马千乘训练的一支善于山地作战的特殊兵种。

此兵种所持的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木（白腊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

狼兵是起源于明朝中期，是当时壮族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又叫“俍兵”。

广西狼兵曾以保家卫国的忠义之血，书写过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壮族先民在明代被称为俍人，狼兵乃俍兵音转，有学者认为“狼”有歧义，坚持称俍兵。

狼土兵，来自湖广、广西两省。在湖广的是湘西永顺、保靖两土司的红苗；在广西的是壮瑶，分别征自江水、右江一带的南丹、东兰、那地、田州，以及归顺、恩思两府。此外还有广东莞蛮蜑杂的一支土兵，善用长牌砍刀，亦经飞檄征调。

锦衣卫是明朝专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时，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

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

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

《神器谱》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前冠「进器疏」，正文分「原铳」、「图式样」、「打放架势」及「神器杂说」四部分，除以文字解说火器渊源、性能、优缺点、制造工艺、使用方法外，尚有多幅图画，详述各种火器使用的步骤及方式、构造分解等等，且喜因保存完善，文字与图画皆清晰可读。

世界书局仿原样印制，以新线装精装方式，完整呈现珍本秘笈的清晰样貌，限量出版。

《四镇三关志》是在明代中期明蒙紧张关系背景下修纂的边关志书。

著者刘效祖曾担任兵备副使,又以文学著称,受邀主持编修此志。

该书共10卷,主要内容围绕明朝在四镇三关地区的军事防御展开,是研究明朝政治、军事、制度、地理、经济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入清之后,因该书涉及到女真、蒙古诸事被禁毁,传世稀少,并无一部完整的刻本传世,因此对这部珍稀文献之编修情况、版本流传和价值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又名《火龙经》有记载明代诸多火器科技，作于明朝永乐十年（1403年），首见于崇祯年间焦勒的《火攻罕要》，清朝咸丰年间方始有刻本传世，其中有最早的地雷、水雷、火绳枪等等的描述。

据后人考证发现书中一些细节有误，如称朱棣为“成祖”（庙号）等，但因元朝忽必烈攻打日本时已经使用铁火炮、朱元璋大战陈友谅于鄱阳湖时也早已使用火箭、火铳、火蒺藜、大小火枪等多种火铳，尚能断定今本《火龙经》可能经过嘉靖年间修订而成，但其余书中原文因不该置疑。

《火攻挈要》原为上、下两卷，另附《火攻秘要》一卷。

北京图书馆收藏原刊本的清抄本。清道光年间潘仕成辑《海山仙馆丛书》曾收入上述两书，合称为《火攻挈要》（又题为《则克录》），改成上、中、下三卷，共4万余字，图27幅。

明崇祯年间,为适应同后金作战的需要，明廷在北京设立铸炮所，聘请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监制西式大炮，并要他将技术传授给工部“兵仗局”。

于是焦勖集中了明代火器的技术成就，并吸收了西方造炮技术的先进成果，集 “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传，及苦心之偶得”(焦勖《火攻挈要·自序》),撰成《火攻挈要》一书。该书上卷详细介绍火铳制造的工艺及种类，并对佛郎机、鸟枪、火箭、喷火筒等火器的制造作了简要说明。中卷分别介绍各种火药的制作、贮藏、性能、配方和火铳的试放、安装、教练、搬运等内容。下卷具体介绍火器制造中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和在各种情况下火器的应用。

此外《火攻挈要》还涉及不少西方关于冶铸、 机械、 化学、力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该书总结了明军使用火器同后金作战的经验教训,翻译介绍了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知识,成为明末火器技术的重要著作。

该书对西方新式火器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

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清乾隆年间曾被列为禁书。

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

清乾隆年间曾被列为禁书。茅元仪(1594～1644?)，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自幼“喜读兵农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阨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1629)，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即菊花岛，今辽宁兴城南），获罪遣戍漳浦（今属福建），忧愤国事，郁郁而死。他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收录了<武经七书>,并选录<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加以评点。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天启元年本，下同），学兵诀不可不读《孙子》。战略考33卷，选录了从春秋到元各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例。所选注重奇略，“足益人意志”。如，吴越争霸，勾践的卧薪尝胆、乘虚捣隙；马陵之战，孙膑的减灶示弱，诱敌入伏；赤壁之战，孙刘的联合破曹，巧用火攻；淝水之战,苻坚的分兵冒进,谢玄的以战为守；虎牢之战,李世民的据险扼要,疲敌制胜;蔡州之战,李愬的乘虚奇袭等等战法。又如诸葛亮的据荆益、和诸戎、结孙权、向宛洛、出秦川的隆中决策;岳飞的行营田,连河朔、捣中原、以复故土的计划；成吉思汗的避潼关、假宋道、下唐邓、捣大梁的谋略，等等。其所录内容，在紧要之处均有所评点。

是明朝军事家戚继光所著的一部兵书，初撰于嘉靖39年（1560年），共18卷正文加一卷卷首，后戚继光晚年时又加以手校，修订为14卷。全书语言简明通俗，涵盖了兵员选拔、训练、武器、阵法、律令、行营、兵法等多个方面，是戚继光一生征战的心得之作。阵练制41卷，分阵和练两部分。阵，载西周至明代各种阵法，配以 319幅阵图，所收较《续武经总要》为多，以诸葛亮的八阵、李靖的六花阵、戚继光的鸳鸯阵为详。阵有说记，有辩证。“记”载“圣王贤将”所立之阵，予以广扬；“辩”言唐宋伪托附会之阵，予以廓清。对古阵图，“举而合之”又“陈异同之说”，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然废之适足以惑世”,此亦“鲜所删铲,陈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练，详记选士练卒之法，包括选士、编伍、悬令赏罚、教旗、教艺五方面内容,选自唐、宋、明有关兵书中的律令,尤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重。

如编伍，推戚氏编步、编骑、编车、编水之法;悬令赏罚,采自《行军需知》、《练兵实纪》中的作战、训练条约。认为“士不选,则不可练”，“士不练，则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营，不可以战”，所以“练为最要”。

军资乘55卷，分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类，下设65项细目，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审时料敌、攻守城池、配制火药、造用火器、河海运输、战船军马、屯田开矿、粮饷供应、人马医护等事项，颇为详备。如收录的攻守器具、战车舰、船、各种兵器就达600种。其中火器180多种，有陆战用、有水战用,有飞行器式，也有地雷式,品种之多，应用之广，前所未见。

占度载93卷,分占和度两部分。占,载日、月、星、云、风、雨、雷、电、五行、云物、太乙、奇门、六壬等占验,其中虽有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某些粗浅认识,但多不经之谈。度,载兵要地志,分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六类，图文并举地叙述了地理形势、关塞险要、海陆敌情、卫所部署、督抚监司、将领兵额、兵源财赋等等内容。指出，兵家谈地理或无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或缺关塞险要，“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经之以度”。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排第二长的防御工事，据传教士记载，中国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中国人认为那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明长城用材与秦长城相似，而区别于汉长城、清长城。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采经近两年的调查与测量，于2009年4月18日首次公布明长城数据：其东起鸭绿江畔辽宁虎山，西至居庸关，另修建祁连山东麓到甘肃嘉峪关。

其中，人工墙体的长度为六千二百五十九点六公里；壕堑长度为三百五十九点七公里；天然险长度为二千二百三十二点四公里。东部险要地段的城墙，用条石和青砖砌成那十分坚固。东起鸭绿江，连接秦长城，然后西至嘉峪关，蜿蜒六千余公里，气势宏伟，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大明立国近三百年，大明水师从鄱阳湖水战开始，到郑成功光复台湾，却未曾遭遇一败。事实上大明水师确实是中国古代史乃最强大的舰队，直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出现时才被超越，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人所共知，斯里兰卡之战活捉其国王，大扬华夏国威。

大明水师在露梁海战中与朝鲜水师一同击败日本，即使到了腐败的明朝中后期，大明水师依然两战澎湖，将荷兰水师击败，17世纪末更是一举收复台湾，击败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

明朝水师舰队规模之大，装备之精良，战斗力之强大，都为中国历代之最，明朝水师前期实力强大，后期逐渐衰落。

明郑军事是中国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支持南明的郑氏政权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基础间接来自于亦官亦盗的明郑郑芝龙创立的私人武力，而在郑芝龙降清被软禁后，其子郑成功只身逃往金门，接管父亲若干旧部，并渐次扩充而终成一支足以和清军抗衡的部队。

郑成功在治军上非常的严苛，对于怯战者、畏战者、贪污者、叛逆者都是杀无赦，而且常常诛连全家。从1649年（永历三年）九月起至1661年（永历十五年）元月止，郑成功所诛杀的将吏就有七十五员，这些人大都是战时怯战、战败者，黜降或其他罚责有九员，另外有六件杀贪诛叛，受黜革、降罚、捆责者计仅有三十余员，同时期的奖励方面，将吏的提升、奖赏、爵赏，提授共计三百余员次，总和来看郑成功虽然是儒家太学生出身，但治军上是标准的法家作法，赏罚并重，讲求战功。

故郑氏麾下的军队有“怯者不敢独退，勇者不敢独进，胆勇成列，心力俱齐”的描述，在与清军的对阵当中，胜率极高。战时，以绳索划地为界，退越绳索、畏缩不前、无令后退者皆诛杀。另一方面对勇猛冲锋、斩将拔旗者给与奖励，郑成功本人更是勇猛异常，其人在战场共计有七次险遭不测的记录。

郑军组织并非固定一成不变，以下是郑成功时期大致上的编装。

主要使用福船，亦称大船。这种船有如此的描述：“为楼三层，乘风冲击，不可遏抑，其高若墉 不可抑攻；其坚若铁石，矢石不能贯，炬不可爇”。当时郑家水军在中国东南沿海有着绝对的制海权，没有向明郑缴交过路费的外国商船几乎不可能通行，清朝的船只更是下不了海。

盔甲（日本盔甲为大宗）、藤牌、滚被、铳（即现代的火枪）炮、刀斧、地雷等。

是郑军的特种部队，编装在左右虎卫营中，人数总共约3千人，全身穿着厚重的盔甲，头戴铁盔，身穿铁铠、铁臂、铁裙，脸覆铁面，只露出眼口鼻（其实真正的盔甲是什么样子，众说纷纭，不过在郑家自己的生产基地匮乏，又长年从日本输入盔甲，尤其铁面是日本盔甲的独有特色，应可猜出倪端。不过郑军有所取舍，比如为适应闽南沿海地形，铁人队腿不穿护甲且赤脚，在江浙作战却全套），携带弓箭，手持藤牌与云南斩马刀，属性上来说，是一种重装步兵。

“每班带班长六员，配云南斩马刀各二，牌各二，弓、箭则全班俱执。又十班之中，弓箭居四，刀、牌居六。”

“明季南略”书中对郑军有此描述：“…前队长枪，次团牌，第二阵‘倭铳’（从日本购入的火绳枪）…而疾走如飞，突至马前杀人。其兵三人一伍，一兵执团牌，蔽两人，一兵斫马，一兵砍人，甚锐，一刀挥铁甲军马为两段。盖铸刀时，用铁匠百人挨递打成此一刀，故锐特甚…郑兵不动，俱铁甲胄铁面头子，只露两足，用长刀砍骑，锐不可当，射中其足，则拔箭更战，清兵逐败…”　此处所说的团牌即藤牌。　“第一队五十人，前有五色旗一面领之。有滚被二人；滚被者，用一大棉被厚二寸，一人执之，双手有刀。如箭至，即张被遮候；　箭过，即卷被持刀滚进，斫人马足，又有团牌二人。滚被、团牌此四人俱吃双粮。”

简单的说，铁人队是部队的前卫，集结盾牌防御敌人的箭雨，遇到敌人铁骑，则放低姿态以长刀斩马脚。

来源主要是来自澳门的葡萄牙的黑奴军队，约有三百人，队长名为路易斯·玛托斯。这些黑人精通火器的铸造和运用，而且骁勇善战。郑芝龙对这支部队相当的重视，到了郑成功的时代，更提升为贴身禁卫队。除了护卫主帅以外，还常常担任扭转战局的奇兵，这支部队在郑荷之战中也有发挥贡献。

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明朝的国力是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明朝末年，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相继东来，中西之间开始了在军事上的较量。明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带兵到达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结果被明备倭指挥柯荣与百户王应恩所打败。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与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了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天启四年(1624年)，又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中国台湾。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军事政治集团。其时，中国“具有高效率、稳定的指挥系统，能迎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是无可争议的海上强者。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明朝已经开始衰败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