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镇，又名蓟州镇，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其设置目的主要是牵制九边其他边镇及京营，起到防备叛乱的作用。

蓟镇设置的目的主要是牵制九边其他边镇及京营，起到防备叛乱的作用。同时，明统治者考虑到其余边镇一字拉长，戍守防线长达数千公里，兵员分散，因此设置蓟镇以为抵御蒙古入侵的预备防线，与京营起到相互照应的作用。

蓟镇官兵员额，永乐时期初定为85006人(包括蓟州、永平、昌平、密云)，万历年间增长至十万人以上，九边中仅宣府、大同可与之相比。

蓟镇较为著名的统帅为戚继光，戚继光是与俞大猷齐名的著名将领，其训练的蓟镇兵马训练水平较高，有很强的战斗力，世人称之为戚家军。

　公元1368年，朱元璋攻取大都(今北京)，把统治中原近百年的蒙古人驱出长城。元顺帝退出长城仍滞留于近塞地区，屯上都(今正兰旗附近)，仍称元帝，史称北元。此时其统治机构还完整存在，残余兵力号称百万，企图依靠这些力量整复故都。而刚刚建立的明政权对北元的存在深感为患，于是从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朱元璋先后八次派大将率重兵征伐漠北。燕王朱棣当了皇帝以后，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先后五次亲率大军北征，并死在返回的路上。在明军强大的武装攻击下，北元内部发生分裂，长期互相拼杀，几代元主及拥立的太子都被部下杀死，部众离散，连帝号纪年都被遗忘了。

经过长期的部落争战之后，蒙古形成瓦剌、鞑靼两大部落，瓦剌居西，称西蒙古，鞑靼居东，称东蒙古．由于他们被驱回漠北之后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许多生活必须品仰给于塞内，有的部落和明政府保持着互市贸易，朝贡隶属关系，有的则不满足于这种关系，常常利用他们擅长骑射的优势对内地侵扰。明政府对蒙古人也采取又打又拉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他们政治上的弱点促其内部分裂，支弱抑强。忽而抑制鞑靼，安抚瓦剌，忽而又抑制瓦剌，安抚鞑靼。蒙古人则以明政府反复无常为借口兴师动武，因此，北方的边患一直未除，明政府的防戍重点一直在北边。

朱元璋在世时，便命大将军徐达于山西、北平练兵，以北平为中心设防。按淮安候华云龙的建议“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并于北平、辽东、大同设都司，继在大宁(今内蒙宁城)设北平行都司及营州五屯卫(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部)，领东北地区二十五卫，在今内蒙南部、河北东北部长城以外设二十一卫，在今内蒙托克托附近筑受降城及沿边城堡，同时分封九子于边塞直接控制沿边卫所。

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取皇位以后，更加重视北方的边防建设，修复了若干地段低矮简陋的边墙。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设立九座军镇，分地守御。首先设立了辽东(初驻辽阳，后移北镇)、宣府(驻宣化)、大同、延绥(驻绥德)四镇，原太原总兵驻在偏关，三边制府总兵驻在固原，也称二镇；相继又设宁夏(驻银川)、甘肃(驻张掖)、蓟州(后驻三屯营)，合称九镇，又称九边。东北以辽东为中心，领外围卫所扼守关东，中部以北京为中心，外设金宁、大宁、开平、万全、宣府、保安、东胜等卫，以保护北京，西自山西、陕北、宁夏达甘肃，控制西北三大地段。九座重镇，卫所棋布，城堡罗列，形成一条面向北方的防御线。

　蓟州镇(又称蓟镇)治所初在桃林口，后移狮子峪，再迁三屯营。其最大防戍范围，东起山海关，向西经永平(卢龙)、迁安、遵化、蓟州、平谷、顺义、昌平等州县境内的关口，到达居庸关南的镇边城．绵延二千华里。重要关隘有：今秦皇岛境内的山海关，抚宁县境内的九门口、界岭口，卢龙县境内的桃林口、刘家口，迁安县境内的冷口，迁西境内的青山口、董家口、喜峰口、潘家口、龙井关，遵化市境内的马兰关，蓟县境内的黄崖关，平谷县境内的将军关，密云境内的墙子路、古北口，昌平县境内的黄花镇，延庆县境内的八达岭、居庸关等。

关于蓟镇西部边界及所辖关隘，史志及有关书刊说法不尽一致，主要有西至四海冶、石塘岭、镇边城、居庸关等几种说法，其原因有二，一是，表述角度不同。如石塘岭和四海冶之说，石塘岭是蓟镇西部的重要关隘，再西行便是宣府镇的东边关口四海冶，长城到四海冶向内外分成两股，外走向的称外长城，又称外边，经独石口、张家口、大同到达内蒙的清水河向宁夏、甘肃走去，内长城从四海冶向西南经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入山西，经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到清水河与外边相接。处在长城内外岔路口上的四海冶虽仅是个配备马营哨了的小关口，但它是宣府的东南部咽喉，又是蓟、宣两镇边防衔接的地方，从防边相接来说，蓟镇西边至四海冶是对的。以蓟镇防区西端关口为界点来说，西至石塘岭也是有道理的。其二，昌平镇拘增设，初设九镇，没有昌平镇，后来为加强京师防御，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昌平镇管辖慕田峪以西向南至紫荆关这一段的内边防御，设参将三人分守黄花镇、居庸关、横岭城。真保镇管辖紫荆关、沿河口至娘子关这一段的内边防御。嘉靖四十二年，议准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居庸关南)，二千一百四十里，分为十路，前七路为蓟镇旧属，第八至第十路为黄花镇、居庸关、镇边城。这样，昌平镇的防御区段俱并入蓟镇。隆庆二年，戚继光以左都督总理蓟辽昌保练兵事务，节制四镇兼蓟镇总兵官，又把十路分为十二路，这样蓟镇西部边界至镇边城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至于戚继光自己说“左山海，右居庸”是说明蓟镇的重要，左控山海雄关，西扼居庸要塞，并非具体表述镇防边界，即使是表述镇防边界也可以，因为镇边城属于居庸关的防御体系。

　蓟镇在沿边九镇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有一次嘉靖皇帝向兵部尚书杨博流露忧边之情，杨博说：“今九边蓟镇为重，请敕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

蓟镇之重，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包围着京城。号称京师西大门的居庸关距京城只有五十余公里，有京城铁门之称的古北口也只有百余公里，蓟镇有险，则京城震悚，蓟镇稳固则京城无虞。特别是永乐初撤销塞外的大宁卫以后，更增加了蓟镇的防卫负担。本来大宁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其范围包括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部、河北东北部。明初设大宁卫，大宁附近有兀良哈三卫，是明初在东北所设的泰宁、朵颜、福余三个蒙古卫的总称，因该地居住蒙古兀良哈人而得名。“三卫”处在鞑靼与瓦剌之间，与明政府关系向背无常。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从兀良哈三卫选精骑三千南下参战，甚有功劳。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封三卫的封建主以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职，把大宁及三卫地区送给了兀良哈。北方的军防重地大宁丢掉了，开平卫(今多伦)孤存塞外，无法拒守，宣德年间不得不移卫于独石口，与开平策应的兴和(今张北)也舍其防戍，原在大宁地区筑的城堡全部废弃。这样一来，在辽东镇和宣府之间形成声援隔绝之势，京东、京北失去了大片缓冲地带，蒙古各部逼到近边，蓟镇所有关口都成了前沿，正象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城记》中写的那样，“国初，捐大宁藩封界，兀良哈为夷属，赖镇辅郡奠重蓟镇”。

蓟镇地区由塞外越边而入的河流甚多，形成关隘密集。在两千华里的防线上，大小隘口一百九十余处，重要的关隘也有四十余处，历来兵家必争的险关要塞，至少有东部的山海关，中部的喜峰口、潘家口，西部的古北口、居庸关。整个明朝二百多年，北边烽警年年皆有，尤其是北撤大宁弃开平，西弃哈密丢河套之后，几无安枕之日。危及明政权命运的重大事变和战争，有如下几次：一是英宗正统十四年发生在宣府境内的“土木之变”，明军五十万大军覆没，英宗皇帝当了俘虏，紧接着瓦剌部落挟持英宗进攻北京，发生了“京城保卫战”，明政权几乎倾覆，二是发生在古北口的“庚戍之变”，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酋俺答率大军进攻大同，大同总兵仇鸾贿赂俺答，求他勿攻大同而转攻他镇，俺答便转攻古北口，一面佯攻，牵制守军兵力，一面从西侧的黄榆沟毁边墙偷袭而入，古北口失，俺答乘势破蓟州，克怀柔，取昌平，下通州，纵兵四掠，直逼京师城下，明廷震惊，戒严守城，急令各镇入京救援，俺答饱掠八日，才由古北口退出；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潘家口之战，鞑靼部的首领锡林阿，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攻蓟镇东部的义院口和冷口，蓟辽总督王抒调兵东进，鞑靼兵趁中部守军势弱之机，集中兵力攻破潘家口，渡过滦河抵三屯营，继而西掠遵化、丰润、玉田、蓟州等地，待东援部队西顾时，鞑靼军又向东攻下迁安等地，饱掠以后由潘家口退出长城，此次入侵极大地震动了明朝，四是洪山口之战，天启七年，后金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兵败后，于崇祯二年转攻蓟镇的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陷遵化，继续西进下三河、通州，直逼京师城下，攻打德胜门、广渠门、芦沟桥、永定门，京师危机，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下北京，皇太极认为明军还有实力，时机尚未成熟，遂挥师东进陷香河，迁安、滦州、永平四城，从冷口退出长城，五是昌平之战，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十万大军破独石口，入居庸关，直奔昌平，遍蹂京畿，掠良乡、顺义、清河、怀柔、宝坻、房山、涿州、永清等城，九月从冷口退回；六是引清军入关之变，守将吴三桂大开山海关城门，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上述几次重大事变和重要战争，除土木之变外，全发生在蓟镇，可见蓟镇之戍牵动全局。

蓟镇之重，上下共识。官兵员额，马匹数量皆居九镇之首。蓟镇旧设总兵官一人，协守副总兵三人，参将十二人，游击将军六人，游击十人，守备、坐营官各八人，中军官一人，提调二十六人，此外，山东、河南二镇还配备领蓟镇都司四人，定期率本地士卒到蓟镇戍边。

蓟镇官兵员额，永乐时期初定为85006人(包括蓟州、永平、昌平、密云)，到万历初实有数增加到124206人(其中蓟州31658人，永平39940人，昌平19039人，密云33569A)，比初定增加了4 5%。而其他八镇(辽、宣、大、太、延、固、宁、甘)初定777588人，到万历初实有数减到521705人，减少了23．9%。马匹蓟镇初定21830匹，万历初增至40222匹，增加84．2%。其他八镇除山西外，全部有所减少。

三屯，蓟镇之枢

蓟镇治所初在桃林口。桃林口位于永平之北，东接辽东镇，也是长城一处重要关口，伍毕竟距京城较远，冷口、喜峰口、潘家口、古北口等险地俱在其西，作为全镇的指挥中心，显然位失于偏。于是，永乐末，陈敬任总兵时，移镇于狮子峪，解决了坐落失偏的问题，避开了地处前沿的弊病，但是狮子峪地域狭窄，且无卫所和屯地，不能屯重兵以御敌，所以天顺二年，胡镛任总兵时，选择了三屯营，辟建城池，兴建营署，把镇治由狮子峪迁到三屯营。从此，凡镇守总兵官，协守副将，分守参将、守备、游击等官员皆驻三屯营。万历初，忠义卫也从遵化移此。从天顺二年到明亡，历时186年，历总兵75任。

三屯营所以成为“三选而定”的镇治，有其地理、历史、经济的多种原因。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城记》中写道：三屯营“去喜峰二舍矣，忠义卫三百户屯地也，左山海，右居庸而绾毂其中，以要贡路示重”。从戚继光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三屯营没有桃林口、狮子峪那些弊病而有自己的优势。

其一，距喜峰二舍，一舍三十里，只有六十里，可以说是地近边关而不临前沿，作为指挥中心，近边则无鞭长莫及之弊，不临前沿则有战略回旋的余地，在长城诸要塞中，喜峰口、潘家口离三屯营最近，陆路、水路皆可直达，而喜、潘两关是蓟镇最重要的地方，天顺年间顺天巡抚邓汉遍察蓟镇之后，向英宗皇帝奏言：“蓟镇十二路，各关虽无处不险，而平原大川可容数十万大举入犯，又当责使出入之路，则喜峰潘家日为最”。

其二，三屯有三百屯田军户，属忠义卫管理(明代民屯由户部及地方州县管理，军屯由五军都督及地方卫所管理)。屯田兵是卫所驻军的组成部分。按当时的规定，边防地区的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有敌贝U战，敌去则耕，每个屯兵给土地二十至二百亩，就是说，三屯至少有屯地六千亩至三万亩，这样广阔的屯地，为数三百的军户是狮子峪所不具备的。

其三，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屯地处垒镇的中心，左右所控关隘大体相等，其东挈持山海雄关，其西节制居庸要塞，其北控扼沿边关隘，其南背倚大海汹涛，镇府绾毂其中，便于统驭全镇，是桃林口所不能相比的。

其四，扼控贡路。纳贡和赏赐，‘是明代中央政权和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一种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交流。各少数民族的统治人物通过纳贡向中央改权靠拢，进贡又可以得到与贡物相应或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在正常情况下，各民族常常派出庞大的贡使团队，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商业贸易队伍。关系紧张时，有的部落常以进贡索赐为借口破关侵扰。喜峰口就是口外兀良哈三卫入贡的通道，三屯营有直达贡路的大道。

交通方便是三屯一个重要优势，由京城向东经通州、蓟州、遵化、迁安、永平、临抚至山海关的大路由三屯穿过，三屯城西有滦阳驭站，南北方向，陆路经遵化可至丰润储仓及沿海，水路沿滦河可至迁安、滦州、昌乐诸县达海边，北通长城除陆路外，沿滦河可上溯潘家口，沿洒河、黑河可溯龙井关、柞子庵关及汉儿庄车营，。东部沿汇入滦河的东西清河可溯城子岭关、大岭口，溯长河可达董家口，溯冷口河可达冷口，沿青龙河可达永平府、桃林营，桃林口关。西部蓟州及昌平州范围内的河流，如遵化鲇鱼关的汤河，黄崖关的沟河，黑峪关的塔河，古北口的潮河等都与三屯西通的大路相交。

古代山区交通多是沿河道而通，著名的古塞道卢龙塞、兰径、青径皆与兰屯相通。

海运是既经济又有效的运输手段，沿边物资仅靠屯田还不能保证，特别是后期，屯田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依赖手南方及内地，滦河口、九河入海口皆为蓟地泊口。为与内地漕运衔接，天顺年间，大开直沽河，成化年间又浚蓟州沽河，同年又发蓟东之民疏浚鸦洪桥河道，建造丰润海运粮储大仓。嘉靖年阆疏浚还乡河道；南来粮食可直达今迁西境内。永乐八年，抚宁县张甫通、迁安县何彬二位老人，因督运粮船到清水源有功，政府授给他们本县县丞的官职，可见当时水运对沿边供给的重要性。

三屯地区经济繁荣，明建国后，多次向京东大量移民、移军、迁徙罪犯，开垦屯田。屯田大大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垦种需要农具，戍边需要武器，刺激了冶铁工业的发展。明初，便派冶铁大使到遵化，冶铁厂初建沙坡峪，后移松棚谷，正统年间迁至白冶庄(今铁厂)。此地有烧炭匠人71户，产木炭14万斤，淘沙匠人68户，产铁沙447石，铸铁匠人60户，另有附近州县民夫883名，军夫462名，顾天、永平二府轮班匠夫630名，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官办手工业冶铁厂。

1644年明亡，清政权建立，对蒙古采取了比中原政权更聪明的政策。

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对蒙古“征抚并用”，对已归附的科尔沁等部落“厚加恩赏”，对未归附的部落大加征伐，使之对清称臣，这样蒙古就成了清朝的联盟。入关后，顺治帝福临，继续把争取蒙古各部上层人物，建立牢固的满蒙联盟作为巩固北方屏藩的基本国策之一。康熙继位后，采取了更多的厚待蒙古贵族的措施，更增强了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起到了“长城有险不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的作用。

清朝对蒙古的联盟政策，使长城防御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自然没有必要大批陈兵，守关把塞，长城沿线的军镇逐步缩减。清兵入关之初，三屯营还驻有总兵官。顺治四年，裁撤蓟镇：总兵官及中军，游击、旗鼓守备，原镇所辖的防地分别划给山海关、密云两镇，移汉儿庄的副将到三屯营，协理喜峰口、太平寨二路，这样三屯营就成了协镇，隶属于山海关管辖。顺治六年，裁蓟镇中营参将，只设左右二营，均属天津镇管辖。喜峰路参将都司改为游击、守备，太平路参将、都司、千总皆裁，建昌路参将改为都司，桃林口、青山口、李家峪、擦崖子关、白羊峪、榆木岭、潘家口、龙井关等地原设守备均改为操守，康熙年间把蓟协三屯营把总移至开平，雍正年间三屯营所辖各路、各关口逐渐裁员，道光年间三屯协镇副将移到大沽口，喜峰口游击移驻三屯营。自此直至清亡，三屯营只有游击驻守了。

明代统领蓟镇军务的总兵官先后82任，驻桃林口2任，驻狮子峪5任，驻三屯营7 5任。这些将领多为武林精英、有功勋彪炳、戎马毕生的老帅，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将军，尽忠报效、殉国捐躯的烈士，当然也有附人发迹，碌碌无能的庸才。至于朝为明将，夕为清臣者也不乏其人。最后一任总兵孔希贵，降了清军，当上了河北总镇。英勇阵亡的正副总兵先后六人，分别是孙膑、蒋承勋、张承荫、汤克宽、刘渠、孙祖寿。嘉靖8 4年，朵颜数万骑，同时进攻刘家口、冷口，副总兵蒋承勋带千人御敌，有人建议躲避一下，蒋说：“此正当以身报国之时，何以避”！遂激战二昼夜，关破，率军士截击，身中数箭，仍奋力冲杀，战死。汤克宽原在浙闽与戚继光等并肩抗倭，立功很多，后调蓟州任昌平总兵。万历四年，绰哈入北口，汤克宽率军击退，在出塞追击时，遇伏兵战死。张承荫、刘渠，皆是万历年间支援辽东镇抗击后金入侵时战死。孙祖寿昌平人，万历时蓟镇总兵，支援辽东作战有失，被劾回家，此时金攻陷昌平包围北京，孙祖寿尽散家资，招集旧部与昌平戍将满桂赴关抗敌，英勇战死。朱国彦崇祯二年任三屯总兵，1 1月清兵攻破喜峰口、冷口，直抵三屯城下，副总兵挈家小潜逃，朱国彦愤将他们的姓名榜布于众，然后把自己的俸禄，衣物散发给士卒，穿好官服向西叩拜投环缢死。

祝雄、赵胜、孙继先、宗胜、马永、李凤鸣、萧如勋都是德高望重的将领。董一元、张臣、杜松和辽东镇的达云、大同镇的麻贵，都骄健精悍，勇猛绝伦，多次立功，号称“边将五选”。董一元原任蓟镇游击将军时，在一片石以少数兵力抗击数万朵颜骑兵，立大功升三级。张臣，原在延绥与千总刘朋共守黄甫川，遇敌，刘丧马被围，臣单骑冲入敌阵，夺马载朋以归。隆庆元年，朵颜数十万人大犯永平五县，张臣领精兵来援蓟镇，辽东镇也派兵来援，但拥兵不前，张臣到永平以后便勒兵欲战，辽帅王治道说： “敌众我寡，往必无利”，张说： “我等食朝廷奉禄200年，随有应报效，大敌当前，怎能畏缩不前?”遂率自己带的一千精兵勒马上阵，朵颜先以数骑包围了他，全被他斩于马下，千名勇士，冲向敌阵，喊声震天，斩敌首百余级，朵颜人争相逃跑，跑到棒槌崖前面是悬崖，张臣在后边追杀不懈，朵颜兵坠崖者无数。战后，蓟辽诸将获罪，张臣以大功晋升二吸。

在200多年8 2任镇帅中，最杰出的应是戚继光，他驰骋南北，战功卓著，晚年虽遭到派系斗争的排挤和诬陷，罢归。然而历史给了他公允的评价，他是一个赤胆忠心的民族英雄，文武俱精的军事天才，清正廉明的官吏，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我国古代兵书宝库中的灿珠，他的《止止堂集》，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任蓟镇总兵时间最久，对边墙建设贡献最大，和蓟镇人民感情最深。有关他的许多感人的故事，还在京东民间流传着。

戚继光祖籍山东东牟(今蓬莱)，在三屯营留下的许多碑碣中，常见“定远戚继光”的字样，定远在安徽，那是因为戚继光的六世祖戚详，曾一度迁居到安徽濠州定远县昌义乡。元朝末年在定远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后来戚详阵亡了，明政府封成斌(继光五世祖)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山东蓬莱县)揖挥趼佥事，从此戚家又迁回故居。

戚继光十七岁袭任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当时沿海各省倭寇猖獗。戚继光先在山东备倭，他为了整饬海防，一面调整卫所，充实兵员，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他认为，兵众而不知律，必为倭寇所乘。有一个下级军官，违反号令，按辈分还是他的舅父，传统的序齿观念和军队的纪律要求发生了矛盾，戚继光以长官身份，当众处分了这个军官，然后又以外甥的身份背后向他赔礼道歉。二年的时间，山东防备加强了，浙江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奉调到浙江御倭前线，与抗倭名将谭纶、俞大猷并肩战斗；戚继光目睹防军素质低下，便自己招募训练新兵，号称戚家军。戚家军每攻必克，威名远震。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寇逞囟，他又率戚家军援闽，晋升为总兵官。三年的时间，倭患荡平，又与俞大猷消灭了广东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基本安定。鉴于北方边防告急，隆庆元年，明政府又把他调到北方，先在京城神机营，后总理练兵事务节制四镇兼蓟镇总兵官。到镇不久便两次上疏议戍边策，提出车步骑三军因形战守的计划，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把全镇分为三区十二路，每区由一名副将协守，每路由一名参将分守。东区协守驻建昌营，管理燕河营、石门寨、台头营、山海关四路。中区协守驻三屯营，管理太平寨、喜峰口、松棚谷、马兰关四路，西区协守驻石匣营，管理墙子路、古北口、黄花镇、居庸关四路，又建辎重营三处，车营七处，分驻建昌营、汉儿庄、三屯、遵化、石匣、密云、昌平等地，构成步、骑、车三兵种协防的阵势。

蓟镇长城原多系土石结构，而且低矮单薄，戚继光向明政府建议改修长城，并很快得到批准。新修的边墙，由土石结构改成砖石结构，加高加厚，内外两侧均加垛口，冲要地段修重墙建敌台，台分三层，中间空虚，可驻兵五十人及储备粮食器械，台下驻军与台上驻军配备作战。经过三年时间，边墙面貌一新。在长达2000里的防线上，矗立起1017座敌台和大大小小的关隘防城。

北方守军斗志松懈，纪律松弛，戚继光便派部下从浙江招募兵士三千，浙兵到镇那天，天下大雨，长途跋涉的浙兵精神抖擞，从上午到下午，直在外待命，个个直立如松，队伍严整如林，北方官兵见此情景大为惊骇，方知戚继光治军之严。

戚继光到镇后，住在内蒙东南辽宁凌源一带的朵颜部落，多次犯边，皆被戚继光击败，其中有一次是朵颜部酋董狐狸、长秃率众攻董家口关城，戚继光分两路由董家口和榆木岭出击，活捉长秃。经过几次较量，朵颜部落才知道新来的将领的厉害，于是董狐狸和长昂率领亲族三百多人到喜峰口关城请降，保证以后不再犯边，表示归还以前掳去的哨兵、边民、马匹和财物，要求释放长秃，恢复贡市关系。戚继光和蓟辽总督刘应节计议，允许了他们的请求。从此，朵颜部落和明朝恢复通贡互市关系，蓟镇边境出现了十多年的平静。三屯营城自天顺二年建成到万历初已经运行了100多年。南墙坍塌，只留下一片荒芜，加之城墙低矮，规模狭小，除总镇直属和协守的防军以外，没有卫所军宾日门，西日巩京门，南日景忠门。按汉唐在北方建受降城的规制不留北门。城门上建谯楼，城角建角楼，周围建敌台九处，各有箭孔。镇府建在中央，成为城中之城。建兵营800余间，为驻镇的保河、河南、南兵，辎重各营的营房，车营营房400余问。三屯守备司、督府衙署、忠义卫指挥使司等机关一并建在城内，忠义卫由遵化迁到三屯。城墙外并有七尺宽的护城河。因地势高低不同，河深七尺至三丈。东门外地势低洼，利用这个条件开挖了一座长350丈，宽1 0丈的湖，聚由城北流来的水蓬成。按八卦方位东方为震，命名日震湖，水涤七尺。掘湖所出的土筑成长堤，因戚继光别号孟诸，堤名孟堤。沿堤植桃柳，湖内种莲，上下游建桥两座横跨大堤的亭子一座：名日同春亭，湖中留出成小岛，岛上建亭一座，以《诗经·蒹葭》中“溯水求之，宛在水中央”的诗句命名。震湖之侧，建长宽各5 0丈的草料场演武场，中有点将台，台后建旗纛庙，内祀旗神，外竖牙旗。每当晴空丽日，演武场上军旗飘扬，兵刃耀目，军令如山，喊声震云。

戚继光在改修长城、重修镇城的同时，着力整饬营伍，训练军队，淘汰了一批无能的官员，招募了一批年青的兵卒，整顿了军纪，采取了步、骑、车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配备了适应新战术的武器装备，大大振作了士气。

隆庆六年，明政府派兵部尚书汪道昆等一大批官员视察蓟镇，戚继光借这个机会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演习，集结了十万大军于遵化汤泉，演习进行了二十天。演习一开始，扮作敌人的骑兵突然由长城口攻入，顿时警号齐鸣，烽火大举，全身戎装的士兵迅速登台防守，各支防军按计划，有的迎击于前，有的夹击于侧，有的包抄于后，有的埋伏隐蔽，有的扼守阵地，在敌骑兵面前，突然战车变成一道城，在火器和战车的掩护下，步兵神速出击，入犯的邸敌人”溃不成军，有的仓惶逃命，有的下马投降，守军大胜。这次演习是我国古代练兵史上的一次壮举。

驻镇的后几年，戚继光有暇在镇府的书斋里撰写兵书，整理文稿，《练兵实纪》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把历年来所写的诗文集成五卷，《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称《止止堂集》，是以镇府内戚继光的书斋命名的。

戚继光在蓟镇1 6年，同这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万历l 1年，明政府决定调他去广东，蓟镇父老派代表京城请愿，要求把他留下，结果令人失望，戚继光不得不整装上路。临行那天，人们夹道相送，不少人追出境外，依依难舍，挥泪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