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17日/5日），字元敬、文明、汝谦，号南塘、孟诸。祖籍凤阳定远（今安徽定远），卫籍山东登州（今属山东蓬莱），生于济宁。明朝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明世宗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1528年11月12日）子时，戚继光出生在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济宁州鲁桥镇（今属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上。戚家原籍山东东牟（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为避元末战乱，戚继光的六世祖戚祥举家迁徙到濠州定远昌义乡（后属凤阳府，今属安徽省）。此后，凤阳定远成为戚继光的祖籍（乡贯）所在。戚祥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在攻取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称帝后，时追念戚祥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今山东蓬莱）指挥佥事。自此，戚家一直在登州任职，此地也成为戚继光家的卫籍。

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先后出任过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今河北保定）都指挥使及神机营副将等职。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一子，故对戚继光要求相当严格。他不仅悉心教导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更是艰辛。在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就喜欢“弄捭阖，多权奇”，少年时代即已“通文史经义”。十三岁时，戚继光从学于蓬莱名儒梁玠。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景通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世，就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但尚未等到戚继光回家，他就去世了。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九岁的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当时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诗，诗中最后两句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反映出他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

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开始的五年中，戚继光每年一次率领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后来在回忆起这段特殊经历时，戚继光曾说：“（吾）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可见此行对于他后来的影响。在此期间，戚继光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次年九月到京师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爆发，蒙古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明廷慌忙筹划保卫京师。戚继光于是“条上便宜，部当其议”，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尽管没有考中这次会试，但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已显露出来。此后，兵科给事中王德等人看到戚继光“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都上疏推荐他。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戚继光进官署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共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袭扰。当时各卫所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而且军卒逃亡严重，所剩都是些老弱残兵，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根本不能打仗。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天，戚继光的母舅（也是他的部下）仗着自己是长辈，不肯听其调遣。戚继光当众按有关的营规责罚了母舅。到了晚上，他又以外甥的身份脱冠向母舅表示歉意，使母舅心服口服。部属将士们目睹了戚继光的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都有所震动，从而使以前散漫的状况大有改观。这样，戚继光不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使山东的海防得到了巩固。

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数万明军被倭寇“以矛走之”的情况。沿海百姓对此感到十分恐慌，朝廷亦颇为担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继光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事，管理当地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深得胡宗宪的赏识。在胡宗宪的一再请求下，次年（1556年）七月，世宗升任戚继光为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二十九岁的戚继光得到了实现“海波平”理想的机会。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八百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位于今浙江镇海）。明廷调集了数千军士防守，倭寇兵分三路突入明军各部。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明军，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直到新上任的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时，倭军才后退。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十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

以上几次战斗，加上以前其他将领的抗倭战斗，使戚继光深深地感到，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若不另行组建和训练一支新军，就根本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这年冬，戚继光起草了《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首次向上司提出了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建议。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二月，戚继光再次向上司递交了《练兵议》。当时，左右认为这“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嘲笑他多管闲事。在《练兵议》中，戚继光分析了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胡宗宪以前曾练兵，但毫无成效。这次他读了戚继光的建议后，尽管心中不悦，但他相信戚继光的卓越能力，还是勉强同意了；阮锷看后，则对此大加赞赏。这年冬季，阮锷从另部拨了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不出一月，舟山一带倭患大有减轻。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道路隔绝而没有来得及，朝廷也因此不治戚继光的罪。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戚继光奉命率军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的胜利。当时，倭寇首领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在胡宗宪领导下，分几路强攻。戚继光率左路兵马猛攻，但岑港是倭寇经营多年的老巢，明军一时难以攻破，相持达半年之久。明世宗见岑港久攻不下，听信谗言，以为是将官作战不力，竟下诏剥夺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月荡平岑港。戚继光因奉命置身于岑港，无暇顾及台州的倭患，当时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弹劾戚继光故意放走岑港的倭寇，有“通番”的嫌疑，明廷准备拘捕戚继光加以审讯。幸而正在这时，岑港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是有目共睹的，“通番”之说更是无稽之谈，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继续守卫守台、金、严三郡，驰援倭患最烈的台州地区。

这一连串的胜利，充分显露了戚继光的军事天才。他每次作战“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

主词条：戚家军

戚继光在抗倭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练兵的计划。以前拨给他的三千军士，经过训练，转战各地，取得了不少战果。但由于选兵这一关并非戚继光亲自把握，士兵多是市井的油滑之徒，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如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一遇到短兵相接的情况，就怯懦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于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当时，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十分勇猛，戚继光就请在义乌募兵。这一主张得到谭纶的积极支持，并为总督胡宗宪所采纳。恰好义乌县令赵大河此时也上书胡宗宪，建议募当地矿夫当兵，以减弱械斗势力。胡宗宪于是命赵大河协助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夫。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其中有位矿夫首领王如龙，“闻檄而率子弟出山”，后来成为戚家军的中坚，王如龙本人也成为屡立战功的虎将。戚继光认为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他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认为“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他强调选的士兵要胆大，只有胆大，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敌制胜。戚继光在选编士兵时还有“三不用”，即“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由于赵大河的密切配合，戚继光在很短时间内即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进行训练。

军队组成之后，戚继光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训练：

①“严束伍”，用严密的形式把队伍组织起来。以十二人为一队，设队长一人；四队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四哨为一官，设哨官统领；四官为一总，以把总率领。戚继光自将中军，统率全营。因为浙闽沿海多山陵沼泽，道路崎岖，大部队兵力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戚继光针对这一特点，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队形，这种阵形在与倭寇作战时好像是结伴而行的鸳鸯，于是被命名为”鸳鸯阵“。这种以十二人为一作战基本单位的阵形，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可随地形和战斗需要而不断变化。鸳鸯阵阵形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重箭、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桠杈，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长枪手未刺中敌人，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最后一名为负责伙食的火兵。“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才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对倭寇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要求士兵。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视掌握程度加以赏罚。对军官要求也相当严：“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次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戚继光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军官。他还强调要赏罚分明，“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却不干预恩仇”。因而，尽管赏罚名目很多，却都得以切实执行。

③十分重视武艺训练。戚继光指出，学习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④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戚继光一再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的。他指出：“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你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又指出：“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的？”他的教育是言之有物，浅显易懂的。

经过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四千新军“无不以一当百也”，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作“戚家军”。自此以后，“戚家军名闻天下”。

除步兵之外，戚继光还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师。戚家军水师舰主要有福船、海沧、艟孀三种。三船各有长短、配合作战。另外还配备开浪、网船两种小船，用作联络和侦察。将水师编为左右前后中五营，根据不同敌情，或分散攻击，或合力围攻。水师练成，使浙江海防力量大大增强。

（“戚家军作战”图册主要来源）

主词条：台州之战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一、二万。五月初，大批倭寇由象山海口侵入奉化、宁海之间，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了必要的兵力，亲率大军赶往宁海剿倭。倭寇认为计谋得逞，派兵直犯台州城。戚继光得报后，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来至台州城下，以鸳鸯阵猛攻来犯之敌，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中，五千多被掳百姓也得到解救。不久，倭寇后续部队窜至台州东北大田一带，谋袭处州（今浙江丽水）。戚继光侦知敌讯后，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下埋伏，以少胜多，以一千五百人全歼倭寇二千五百人，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此后，他又在台州一带取得陆战七捷、水战五捷的战果。台州之战历时一个多月，共斩杀倭寇一千四百二十六人，焚溺而死的达四千多人，这是戚家军抗击倭寇的首次大捷。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斩倭寇一千多人。这样，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了。

这年九月，戚继光因在台州之战中被胡宗宪推为“督战功最”，晋升都指挥使。当时台州百姓“共倚（戚继光）为长城”，浙东地区“实资其保障”。两浙人民修生祠，纪念他的功绩。不久，戚继光再次在义乌募兵，使戚家军的总数增加到六千多人。十月，因闽、广一带的“贼”流入江西一带起事，胡宗宪无法平定，于是让戚继光来增援。戚继光率军于上坊巢将其击破，“贼”军奔走建宁。十一月，戚继光班师回浙。

主词条：横屿之战

浙江倭患终告解除，福建的倭寇活动却愈来愈猖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自温州方向来袭的倭寇，联合福宁、连江等处倭寇，先后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地；从广东南澳方面侵略的倭寇联合福清、长乐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进犯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

倭寇声势浩大，当地官军不敢进攻，于是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倭。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戚继光率领六千精兵，由温州渡海至平阳，再由平阳抄小道抵达福建。福建人民饱受倭寇的蹂躏和官兵的劫掠，见戚家军来援，十分不安。后来，戚家军“号令金石，秋毫无犯”，民众“箪食壶浆，争相馈饷”。当时，福建倭寇主力集中在横屿岛和牛田两地，加上其他小股倭寇，东南互为声援。戚继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破横屿。横屿位于宁德城外的海中，四面都是水路险隘，岛边又是一片泥淖浅滩，既不利于步军跋涉推进，又不利于水师舟船泊岸。倭寇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已占据横屿达三年之久。戚继光首先攻破了与横屿相呼应的张湾，随即于八月初八日直攻横屿，强行登岸，仅半日就收复该地，歼敌数百，救出被掳男女八百多。这是戚继光率军援闽后第一个胜仗。

略作休息后，在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开往牛田。牛田在福清城东，是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周围小据点星罗棋布。戚继光在到达福清城的当晚，就带军悄悄地扑向牛田。他让士兵各持柴草一束填平堑壕，突然杀入。倭寇因戚家军新到，不加防备，在受到袭击后乱作一团，全部被歼。接着，在九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戚继光又智歼逃往林墩（今福建莆田境内）的残敌，倭寇仅落水淹死的就达一千余人。兴化城（今福建莆田）的市民直到戚家军凯旋才得知喜讯，于是“牛酒劳不绝”。戚继光在兴化的平远台上镌碑纪念这次大捷。

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转战千里，荡平横屿、牛田、林墩的大倭巢，名声大噪。各地许多将官纷纷仿效戚继光，练起兵来，“于是，东南诸省俱征义乌兵，而自直隶以至闽、广、川、贵及腹里，一时大将、偏裨，下至部曲多练”。戚家军因在福建作战时略有伤亡，须作补充休整，于是戚继光在十一月回到浙江。行至福清，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入，戚继光率兵急攻，斩首两百人。而刘显也多次击破倭寇。经过几番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戚继光扫清。当平海卫大捷后，戚继光班师途中路过林墩，百姓捧茶果于马前唱道：“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生我不辰兮，疆土多故；奠我再生兮，维戚元辅。”

同年十二月，戚继光升任分守台州、温州、兴化、福宁中路等处的副总兵官。

主词条：平海卫之战、仙游之战

戚继光回到浙江后，倭寇争相庆祝道：“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在他离开不到一月后，得到增援的倭寇便袭击了兴化，用计骗开城门，攻陷兴化城。倭寇攻陷兴化后，刘显率兵逼近兴化，但因为兵少，刘显不敢擅自攻城，却因此被弹劾，背负罪名。明廷感到福建局势又严重起来，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派遣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又任命谭纶为右佥都御史、福建巡抚，协调各部行动。但俞大猷表示需要有大军合围。倭寇在兴化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野一空，八闽俱震”。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二月才自动退出。此时而都指挥欧阳深却中伏而死，倭寇遂占据平海卫。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在第三次前往义乌募兵后，戚继光率兵到福建，四月抵达福清。谭纶会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研究作战计划，先在各海道上环立栅栏阻断倭寇归路，又决定由戚家军担任中路主攻，俞大猷、刘显军为左右两翼。四月二十日，在火铳猛烈轰击下以及左右两翼配合下，戚继光身先士卒，戚家军成功突破平海卫，斩首两千余级，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各地登陆，追歼倭寇，在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六月，此前的横屿功被奏上后，戚继光升为都督佥事。不久，明廷再叙兴化、平海卫大捷，誉戚继光为“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升授都督同知，并荫一子为正千户。

十一月，戚继光接替俞大猷任福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戎务。此时，新来倭寇二万余人侵入福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闻讯后率军前往解围，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解救了被困五十余天的仙游城。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因此，谭纶指出：“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戚家军又在王仓坪追上倭寇，斩首百余级，不少倭寇都坠崖摔死。余党数千人逃走占据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五哨（古代军事编制单位）将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连俘带杀一百多人。剩下的倭寇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侵扰福宁，戚继光率将军李超等出击，将其击败；又乘胜追至永宁，杀死三百多人。至此，福建境内的倭患暂告平息。五月，戚继光回师镇压了“山寇”蓝松山，此后，戚家军一直驻守在福建境内。

广东倭患本来并不严重，但在浙江、福建倭患平息后，渐渐转烈，尤其是潮州一带，潮州倭寇聚众二万，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之势，肆行杀掠，贻害匪浅。驻守在那里的俞大猷军尽管多次给予倭寇和吴平以沉重的打击，但不能彻底消灭他们。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春，戚继光出兵与俞大猷相会，共同讨伐吴平。戚家军水陆两路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丢弃辎重，集合大船一百多艘，转据闽广交界处海中的南澳岛。九月，戚继光将军队分成中、左、右三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亲自督兵渡海，攻进南澳。俞大猷的援军随后赶到，几乎全歼岛上敌人，只有吴平等七百余人逃脱。戚继光、俞大猷合力直追，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也投海自杀。这年正月，戚继光因仙游功奉命兼管广东潮州、惠州两府及伸威（今江西南部）等营总兵事。

到这时，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东南沿海严重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东南安定下来后，明朝北方的边防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新继位的明穆宗力图一改嘉靖年间的弊政，而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于是开始经营北方边防了。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在给事中陈瓒、吴时来等人的推荐下，穆宗调戚继光回京“协理戎政”。到京后不久，戚继光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戚继光）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去平定疆场。由于对是否任用戚继光守边，“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戚继光被安置到神机营担任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戚景通担任过的职位。不久，在已经升任蓟辽总督的谭纶的建议下，朝廷集中了步兵三万，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穆宗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戚继光到任后，蓟州有总兵郭琥，而戚继光为总理，无法统一号令，于是朝廷将郭琥调走，专任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到隆庆三年（1569年），又录戚继光破吴平之功，进封其为右都督。

戚继光到蓟州赴任后不久，即多次上疏给穆宗，分析边防存在的问题，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中在隆庆二年（1568年）十月所上的《练兵条议疏》指出了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他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赞同和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不久，根据戚继光的建议，蓟州防区被划十二路，设立东西协守，分别统领各路，建立七座车营，配合马、步兵进行协同训练。但调浙兵守边的建议仍没有能实现。十二月，戚继光在青山口击退朵颜部长昂与董狐狸（董忽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闻风策应而大振军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改变了人们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蒙古）的看法。

隆庆三年（1569年）二月，戚继光以总理衔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亲自督率十二路兵马。他对蓟州等处边防经过仔细观察后，又向穆宗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这样，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可是，“蓟人夙多木强，律以军政即不堪”。幸好，戚继光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了蓟州。这支军队抵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但浙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引得边军大为惊骇，过去散漫的恶习渐渐有所革除。到隆庆五年（1571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从山海关到镇边（今北京昌平西）的长城防御线上，共计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从而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在修长城和筑立空心台的同时，戚继光对边军也加强了训练，进行了改革。他除立车营进行车、马、步军协同训练外，还设制了拒马器，用己所长，攻敌所短。他在密云、遵化、建昌三地建立辎重营，作为粮草、器械等军用物资的基地。他还根据军队来源的不同，予以不同的防守任务，“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

隆庆六年（1572年）冬，在戚继光的提议和安排下，边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长达二十多天，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

由于戚继光练兵有方，训练有素，当时董狐狸的几次进攻，都落得一败涂地的结局：万历元年（1573年），蒙古小王子与董狐狸谋划进犯，向明朝廷索要赏赐遭到拒绝，于是在喜峰口烧杀抢掠。戚继光得知后率兵前往平乱，差点活捉董狐狸。同年夏，董狐狸入侵桃林，被戚继光击退。而后长昂侵犯界岭，又被他击败。董狐狸多次侵扰边境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于是献关求赏，朝廷答应其按年给予赏赐。万历二年（1574年），长昂又入侵边境，但无法从关口攻入，于是逼着他的叔父长秃寇犯边境。戚继光领兵将其击败并活捉长秃。董狐狸与长昂率领宗族三百人来到戚继光关前请罪，董狐狸穿素服大哭，请求赦免长秃。戚继光与部下商议后，决定接受他们的投降，董狐狸将劫掠的边民放回，并发誓不再反叛。自此董狐狸与长昂再也不敢侵犯蓟门。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蒙古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万历七年（1579年），戚继光援师辽东，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击败蒙古图们汗四万军队的进攻。后来才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又晋升少保。

当时明朝以八事“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评判边将，每三年派大臣阅边。戚继光在蓟州“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措筹而步算，无一戈橹非亲自检点而试验者也”，因而成绩常常是最好的，但职秩仅在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由叙平吴平功后的右都督进加到左都督。阶官则升为特进光禄大夫。

明朝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后，对蓟州防守越来越重视。但在戚继光担任此职以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边防并不巩固。戚继光镇守蓟州后，一方面由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决策有方，使俺答封贡；另一方面，由于戚继光本人杰出的才能，所以“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与同时期其他将领，尤其是屡起屡落的俞大猷相比，戚继光能够“更历南北，并著声”，他擅长同上司、同事相处良好是分不开的。当他驰骋在抗倭战场时，得到胡宗宪、谭纶、阮鹗的赏识，北守蓟镇时，又得到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的倚重和督抚大臣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的支持，他与监军汪道昆合作多年，关系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张居正，每有事即与戚继光商量，想要同戚继光为难的人，都被张居正调离，更为有识之士所乐道。但这种特殊关系在张居正身后也给戚继光带来不利影响。

在万历五年（1577年）和万历十年（1582年），谭纶、张居正相继病逝，戚继光失去了在朝中主要的支持者。张居正死后，神宗很快开始了对他的清算，作为张居正倚信的大将戚继光也受到了波及。这时，由戚继光一手提拔起来的“西裨将”陈文治，竟“阴布蜚语京师”，想要整垮戚继光，以取而代之；给事中张鼎思则上劾戚继光在蓟镇无功，不如调往南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张居正曾交代过戚继光镇守的战略：“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事实上，戚继光很想来一次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但为贯彻张居正意图，始终未能如愿。神宗却依从张鼎思等人的建议，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改戚继光为镇守广东总兵官。戚继光离镇之日，全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遂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不久，一股蒙古军突入黑峪口，有人请留戚继光镇守，也没有得到允许。

万历十一年（1583年）夏，戚继光正式赴任广东。此时，广东相安无事，戚继光心情郁闷，又因好友谭纶、俞大猷以及部下王如龙、陈大成相继离世，更是感到孤单，再加上年老有病，于是一再上疏告退。加上给事中张希皋等人的一再弹劾，神宗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神宗同意了戚继光辞职的请求。同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蓬莱故居。

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时，为得士心，不惜慷慨解囊，赏赐有功者；到了北方之后，他依然慷慨对待士卒和广交朋友，因此他“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惟集书数千卷而已”。罢官之后，没有薪俸的戚继光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发日子，以至于家中连请医生抓药的钱都没有。妻子王氏也离开了他。而朝廷对他的态度更令人寒心。万历十五年（1587年）九月，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鉴于戚继光战功卓著，才能超群，年纪尚不算大，上疏朝廷，建议再次起用戚继光。结果不但遭到朝廷中某些当权派的严厉拒绝，还将其罚俸两个月。

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贫困的折磨下，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588年1月16日），戚继光突然病发，次日（1588年1月17日，一说在1月5日）病逝，享年六十一岁。朝廷得知他的死讯，没有给予任何恤典，直至两年后，戚继光的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恤典，朝廷才下诏予以祭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礼部题称：“（戚继光）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乞照例赐与恤典。”朝廷同意，于是在之后，戚继光的后代得以陆续袭职。万历末年，朝廷赐戚继光谥号“武庄”。天启初年，首辅叶向高上《请戚继光荫谥疏》，历数戚继光的大功，为他申诉，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请为其平反。随后朝廷为戚继光改谥“武毅”。

崇祯八年（1635年），朝廷在蓬莱为戚继光建表功祠，春秋祭祀。

戚继光针对明朝中后期军备废弛、军队衰败，“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的现象，主张通过练兵、练将和改善武器装备，建设一支技术强、战术精、守纪律、听指挥、能征善战的节制之师。

练兵

练兵是军队建设的关键，是一切军事活动的开端。戚继光练兵的基本目标，是练成一支节制之兵。这种军队“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这种军队的训练步骤，在于“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即重视军队组织编制、军事指挥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把这三者看作有机统一的过程。这种军队的管理模式，一是实行连坐制度，同级官兵相互担保；二是实行层级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三是采取统一行动，力求做到万众一心。

戚继光的练兵活动，包括浙江、蓟镇两处，因为有着不同的特点，就形成了两种思路：

练将

“练将”一词，作为一个军事学概念，是由戚继光首先提出并作出系统论述。他在《纪效新书·练将》中提出：“练兵之要在练将。”可以说，练将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

在戚继光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必须具备七种品德，包括“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宽度量”，即为将之人要端正思想，要志向远大，要不计较生死，要明辨是非，要做一个好人，要保持操守，要度量宽宏。同时，优秀将领又必须克服“声色害”“货利害”“刚愎害”“胜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等七种缺陷，即不能贪恋声色，不能贪图钱财，不能刚愎自用，不能嫉贤妒能，不能阿谀逢迎，不能意志消沉，不能贪图功名。再者，优秀将领还必须具备十二种素质，包括“尚谦德”“惜官箴”“勤职业”“辨效法”“习兵法”“习武艺”“正名分”“爱士卒”“教士卒”“明恩威”“严节制”“明保障”，即将领要谦虚谨慎、遵守官箴、恪尽职守、效法先贤、熟知兵法、熟知武艺、确定名分、关心士卒、注重训练、恩威并重、懂得节制、牢记宗旨。根据以上所述，戚继光明确指出了从“正心术”到“明保障”，共计二十六条的基本标准。一方面有正面的引导，一方面有反面的劝诫，这较之于以往的将论，更加细致，并有清晰的逻辑结构。

在练将的方式上，戚继光既重视理论修养，又强调实践锻炼，希望利用各种途径，把有志从戎的儒生、武弁组织起来，首先读《孝经》《忠经》《论语》《孟子》《武经七书》，不必一味考究句读，但求领会精神实质。其次读《百将传》，了解历代名将的人品、心术、功业，参照每个人的特点，反复加以体悟。再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或增读《大学》《中庸》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最后，学过书本知识的将领，还要“置诸桴鼓实用之间”，练习各种军事技能，使其熟悉己情、敌情和山川之形，学习、运用兵法，增长才干；并在“实境”中考察将领，根据其德、才、识、艺的不同程度，委以相应的职务。在戚继光看来，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训练，就能培养出合格的将领。

改善武器装备

戚继光认为，“称干比戈，用众首务”，即通过改进冷热武器装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在火器、战车、舰船制造和城池构筑等各个方面都有改进和创新。

造车营：戚继光镇守蓟门时期，根据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的特点，建立了车营来克制骑兵，每四人推一辆战车，战车（偏厢车或正厢车）里放置拒马器和火器。战斗时，将战车结成方阵，马步军以战车为掩护，先用火器进行远距离攻击，敌人的骑兵靠近后步兵使用拒马器列于阵前，用长枪刺杀，敌人败北后，派骑兵对其进行追击。戚继光又在阵后置辎重营，选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门负责防守。戚继光一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使得蓟门成为当时边境第一军。

虎蹲炮：以前的虎蹲炮体轻易跃，常距车营二三十步外。放此炮时，若出营垒，营垒内部的诸种火器因顾及误伤炮手。而虎蹲炮歼敌效果有限，又会影响营垒内部火器的发放效果。若放在营垒内射放，则虎蹲炮易炸膛，容易伤人。所以戚继光“特造熟铁炮”，对旧有虎蹲炮进行改进。新炮长二尺，粗二寸，外有五箍。其装放之法：①放入药线，用布包裹；②药六七两，然后用木马子合口，至第二箍处，用少量土，放入铅子；③放入少许土，再放铅子，铅子五十至百数不等；④口用石子一枚，慢慢筑实；⑤根据地势高低，前放二爪钉，后在第四箍后放双爪尖绊；⑥距离营垒五寸左右点放，营垒内部火器依旧打放，可以不避虎蹲炮。其他枪炮一齐点放，虎蹲炮可装填如前。由此解决了虎蹲炮应用不便的问题。

“无敌大将军”车：该车原体重身长，不易移动，预先装填火药又易日久结块，火门生锈，换弹繁琐费力，使用不便。戚继光用新型大将军，其形若佛郎机铳，体轻可移动，且有三个子铳，可预装进母铳，发射后仅用一人便可更换子铳，快捷简便。

鸟铳：腹无孔，出口直，打放时不伤手。铳上有“缺口”“照星”。其装放之法：一目对准缺口与照星，一手勾铳。

快枪：此前的快枪柄短赘重，时常存在药多子轻或药少子重的现象，实用性差。戚继光改良后，快枪腹长二尺，每口放铅子三四钱，药用竹木筒封贮。其装放之法：①药线寸半长剪断，每十根为一束，硫磺蘸药线两头；②竹木筒装药，用搠杖筑实，放一枚铅子；③快枪手屈前膝架铳，后手点放。

石炮：石的大小不等，粗可达六、七寸至一尺，銎以孔，内部放炸药，用土筑实，预先放好缠线和苇筒，放在边墙垛口处。

狼筅：狼筅是戚继光对付倭寇给戚家军所配备的武器之一，粗有二尺，长有一丈五六尺。明朝的军队在与倭寇交战时，因惧怕倭寇的倭刀而张皇失措，戚继光在长而多节的毛竹顶端装上铁枪头，两旁枝刺用火熨烫的有直有勾，再灌入桐油，敷上毒药。战斗时，倭寇长刀虽锋利，却砍不断软枝，竹节层层深，能挡住长枪刺入。狼筅上的枝端茂盛，可以掩护持有者，冲阵时既能自保，又非常具有杀伤力，可谓攻守兼备，被称为“刺倭利器”。

戚氏军刀：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戚继光发现传统的中国军刀在质量上不如日本的“倭刀”，便吸收“倭刀”的长处，对中国军刀进行改良，使刀身加长、宽度缩小、弧度加大，并在质量上严格把关，锻造出名噪一时的“戚氏军刀”。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著作里有记载此刀的锻造方法。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收藏有一把登州戚氏军刀，刀上部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八字。

此外，戚继光还创制了六合铳、三飞等火器，造出了艟<舟＋喬>船。他把火器和战车、火器和舰船、火器和城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使军队编制、军事训练、作战样式等方面随之作了相应的改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

戚继光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

①力主“算定战”，反对“舍命战”“糊涂战”。要求战前件件算个全胜，谋而后战。他驻防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时，派出大量的明哨、暗哨，了解敌人动向；建立烽堠，迅速传递警报；在关口外布置伏兵、疑兵，打击、迷惑敌人；恃墙固守；重兵堵截；骑兵追击等，使自己在防御战中处于主动地位。具体战斗之前，对敌情、地形要有周密的调查，做到对敌人的“分合、出入、多寡、向往、进兵路径”以及各处地形了若指掌。

②强调作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制胜之法。每战根据敌情、己情等不同情况而确定作战原则和战法，临敌制变，因地形布阵。

③战守结合。他认为，用兵作战，必须“战守相兼”，战中有守，守中有战，才能战胜敌人。其战争实践，较好地体现了战守结合的原则。为防御蒙古骑兵的袭扰，提出“须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的主张，把依托边墙固守和重兵集团机动作战有机地结合。敌人来犯，车、步、骑营支援边墙敌台守军固守；敌人突入后，边墙敌台守军配合车、步、骑营反击。“车营，战中之守也；沿边台垣（防御设施），守中之战也”。他创立的鸳鸯阵，长短兵器迭用，互相保护，既利于严密防守，又能有效进攻。

④集中兵力，反对分兵。他认为对付强悍的倭寇，需要使用“素练节制”的锐卒，“以五当一”，才是获胜的万全之策。当兵力处于劣势时，不应贸然发起攻击，而是努力创造条件，形成对敌在总体上或局部上的兵力优势。

⑤以歼灭战取胜。他认为对待倭寇，不是打出一场“大创尽歼”的战斗，就无法杜绝其进犯；对北方内犯的蒙古军队，可大创尽歼一战而使其心寒胆裂，收“一劳永逸”之功。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源于建军和作战实践，正如他在《纪效新书》所述，“非口自空言”，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且不拘泥古法而多有创新。故为明清兵学界所推重，“谈兵者遵用焉”。晚清以来，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许多人一方面借鉴戚继光军事思想来指导军队建设：曾国藩创建湘军时，便重刊、改编戚继光的著作；在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都有不少刊本、抄本流传于世，被人奉为圭臬。可以说，戚继光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除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外，戚继光的军事著作还流传到了东亚各国，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万历朝鲜战争后，《纪效新书》传入朝鲜，戚继光兵制也在朝鲜推行开来。朝鲜国王亲自研读戚继光的军事著作。清康熙六年（1667年），朝鲜又颁布《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令将弁学习。日本江户幕府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后期，也多次翻刻出版《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重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环。而蓟镇边墙的修筑从明初就开始了。“庚戌之变”后，经巡抚吴嘉会较大规模的修筑，蓟镇边墙已初具规模。但直到戚继光时才算达到完备的程度。从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开始，戚继光就提出修各路边墙的问题。到就任蓟镇的总兵之后，他开始整修边墙敌台。其工作主要如下：

（一）修边墙

总括起来，戚继光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加固墙体。他对过去修建的边墙，薄的加厚，低的加高，使之一般达到高7至8米，宽6米；没有的则补建，冲要之处建重墙（如黑峪关重墙）。这样就使得蓟镇东自山海关西抵石塘亓连口1765里长的疆界建有边墙1474里，可以说除了人马难以通行的特别陡峭的山脊外，均修建了边墙。这些边墙基本都是砖石包砌，即用经过修整的石条为基，墙体内外用青砖包砌，一直到顶，白灰勾缝，内实三合土，砖铺地面。所以墙体十分坚固耐久。

第二、完善附属设施。墙的两侧均建宇墙（内侧偏低），以便两面击敌；外侧宇墙（又称垛墙、女儿墙）“必高六尺，每垛口相去牌堵中分，净七尺五寸，垛口一尺，各分五寸，连垛空合八尺”。这样高的垛墙可以完全遮蔽人身。一般墙的垛口内外平直，而戚继光改用尖砖修砌，使垛口内外呈现三角形，从而扩大了枪铳、弓箭的射击面，增强了打击敌人的能力。垛口一般上为三尺，下为三尺。垛墙下建悬眼，成半漏斗形，一般二三十层与墙面平。悬眼的作用是瞭望进到墙根底下的敌人。在敌人到了墙下后，往往集合数把弓箭或枪铳，对从垛口探身向下瞭望的人，进行集中、精确的射击。正是为了瞭望到墙下的敌人，又不被敌人所伤害，戚继光创建了这种悬眼。另，墙的内侧七八十垛间，建一小门（今称里门），以便登城应援。尖砖垛口、悬眼和里门均为戚继光的首创，为他人修建的长城所没有，足见他从实战出发的独具匠心。

第三、墙外削偏坡、挑壕堑、挖品坑。这是戚继光加强边防建设的又一措施。蓟镇的边墙多建造在山脊上，按山的走向蜿蜒曲折，恰似一条横卧的巨龙。为使敌人不得靠近墙垣，戚继光把墙外的山坡铲削得更陡峭一些，使得边墙更加高耸，敌人马不得攀援，钩竿、云梯失去作用，增强了边墙的防御作用。如果墙垣下坡平漫难以铲削，就挑壕堑，挖品坑，同样达到限制敌骑运动的目的。就是对那些悬崖峭壁、素称僻远的地方，戚继光也不放过。他组织人员普遍勘察，能建台的地方建台，过去有偏坡应进一步修整的加以修整，过去没有的要新铲，做到处处有防备。

第四、墙内建老营。敌台的建立使守台之军有了食宿安身之所，但敌台未竣工前，防守之军无处栖身，军马也无处放置。为改善这种状况，戚继光提出在台下设立军营。有敌台处就台为营，有旧台或护墙台处亦就台为营，无台墩处就山险为营。营必有院墙，将马等放置里边。如果敌人从别处溃墙而入，防守之军收入台墩内，全力防御，不得退走。墙内的援军也要就台、就墩、就险各下一老营以为家。在紧急情况下，摆边之兵都进入老营，据营以守。此外戚继光还修建了一系列墩台、营城、关城、塞城。

（二）建敌台

隆庆二年（1568年）底，戚继光上疏，请求建立空心敌台。在这篇奏疏中戚继光提出了几点请求：一是蓟昌二镇绵亘二千余里摆守单弱，请求将边墙稍为加厚，两侧皆设垛口；七八十垛之间穿一小门，以便城下支援。二是建空心敌台。缓者百步，冲者50步或30步骑墙构筑一空心敌台，类似民间的看家楼。台高5丈（谭纶修改为高3丈），四面广12丈，中间是空的，为三层，可住百人（谭纶修改为可住50人），器械、粮食、防守设备，均在其中。蓟昌二镇共建台3000座，每座给银50两，共15万两，每年发5万两，完台1000座，三年完成。经次年（1569年）正月谭纶奏请，朝廷批准了这项工程。

隆庆三年（1569年）二月，蓟镇大规模修建空心敌台的工程开始。这实为明代边防工事的首创。这一年，有472座敌台完工，其中蓟镇367座，昌镇105座。这时谭纶等根据亲自踏勘的情况，决定不通马行之地不再建台。这样二镇建1500座敌台就够了。到隆庆五年（1571年）夏，蓟镇从山海关到石塘岭共建台818座，昌镇从黄花镇（今北京怀柔西北）到镇边城（今河北怀来南）建台199座，共1017座。这使得蓟昌二镇“各路边山，但系要害之冲，可通大举者，今悉控扼无余矣”。到隆庆六年（1572年），第一期造台工作基本完成，蓟昌二镇共建台1206座。这一年，戚继光趁阅视之机向阅视大臣汪道昆提出再建200座敌台的问题。汪道昆据戚继光的提议向朝廷写了《边务疏》，提出鉴于滦河以东、居庸关以西某些地段敌台还不足处，再增筑敌台200座。万历元年（1573年）四月，朝廷于批准了这个请求，于是蓟、昌二镇又开始了修筑敌台的第二期工程。到万历三年（1575年）工程完工，蓟昌二镇先后共建敌台1337座。此后第三期工程，到万历九年（1581年）完工。此时，蓟镇共修敌台1194座，昌镇共修254座，这些敌台相互联络，蔚为壮观。

墙外的品坑、壕堑、偏坡，墙垣本身及其上面的垛墙、悬眼、空心敌台，墙内的营壁，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经过戚继光的边墙敌台建设，明朝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大为加强。戚继光在这其中功不可没。所以人们说：“蓟镇经画台墙，规制俱出于戚少保。”

戚继光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军旅生涯中，仍未放弃文学创作。他的诗歌是其戎马生涯的写照，内容宏富，风格多样。篇幅上，长者一千二百余字，短者仅十六字；题材上，以古体诗或律诗为主；句法上，三言至七言皆备 ；风格上，既有发扬蹈厉之作，亦有清婉调畅之歌。皆发抒自然，少有约束，而言之有物，感情真挚。他以起放自如的歌唱，书写了他横戈马上、壮志报国的热血衷肠和保国安民、轻生重义的高尚人格，也抒发了遭谗遇毁、壮志难酬的痛苦。其军旅篇什慷慨悲壮、尤见雄奇。如在《韬钤深处》中，他说：

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尊来揖客，挥麈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此处的“韬钤”指用兵方略，此处借指军帐。诗作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戚继光十九岁时。当时他承袭登州卫佥事，管理屯田事务，诗写一夕忧国，难以安居，遂与老友于帷幄深处饮酒谈兵。颔联尽展运筹帷幄，谈笑自如的将帅风采；颈联以藏书和宝剑写其读书习武，志在报效的胸怀抱负；尾联则显现轻视利禄、惟以保国安民、海疆和平为愿的高风亮节。全诗声情激越，豪气满怀，格调高旷，感人至深。再如在《过文登营》中，二十六岁的都指挥佥事、督理山东备倭事宜戚继光安不忘危，巡视文登驻军。前半首写清晨乘船缓缓行直至文登营，村舍人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军营的号角声在春风中回荡。后半首怀古感今，追溯秦汉往事，末句更识见高远，放眼海外诸国，展现忧患情怀和报国雄心。诗境浑厚苍茫，一片赤诚，气度高华，感奋人心。

戚继光还有不少诗篇，对民生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如在《宁德平》中，他写战后的宁德城虽然收复，却一片凄凉的景象：

孤城已复愁还剧，草合通衢杂藓痕。废屋梁空无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

诗中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痛苦。相反，他在《天台道中柬林尹》《春野》中则对百姓生活安定感到由衷的喜悦，这反映出他不求虚名浮功，但愿百姓安乐的高尚人格。

戚继光多数诗歌气魄宏壮，激越铿锵，格调昂扬。如作于浙东抗倭时期的《宜曛洞》。而作于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奉旨北上而与友人分别时的《奉召北还，元日邀友人集大安暨氏耀金亭，分得连字》诗中，他亦满怀丹心报国的壮志豪情地说：“圣主筹边日，孤臣应召年。临池惊短鬓，聚梗识多贤。二水分闽楚，丹心誓地天。感恩怀尺疏，直欲捣祁连。”但在镇守蓟门之后，因地近京师，流言时传，异议横生，朝廷处处掣肘，使戚继光的诗歌风格转向沉郁悲壮，或幽咽感愤。如他在《读孤愤集》中说：

独夜秉青藜，往迹何历历。有恨拂龙泉，生不与时适。古来兴废事，掩卷三太息。呜呼少保冤，九州目所击。书空徒咨嗟，谁为籲天筴。不知后世人，视今何如昔？义士莫向江南行，尸祝家家正寒食。

诗中由韩非的《孤愤》篇联想到“少保”岳飞，又由岳飞之被诬联想到自己为人所忌的遭遇，壮志难酬，心情沉痛，感慨万端。但他的诗于痛苦之中也不时传达出老当益壮、雄心不已的抱负，如在《登石门驿新城望塞》中，他对“百舌”进谗、身受羁靮、报国艰难的处境感慨颇深。

明代武将社会地位通常低于文士，武将作诗亦常被目之附庸风雅，但戚继光的军旅之作则常见论于名家笔记、诗话中。他的《登盘山绝顶》一诗，登高抒怀，激昂慷慨，悲壮淋漓，饱含雄浑苍凉之致，尤其为诸多评家击赏 ：

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虏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玄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

盘山在蓟县西北，为京东第一名胜，平地突起，山势峻峭。戚继光镇守期间，在一个冬日的黄昏登上了盘山，触景生情，因赋此诗以抒发怀抱。前四句写登高所见：首联言边境的号角声传来，深秋草木凋零枯萎，云头巍起，两峰对峙；颔联写将军在朔风中饮酒，却时刻惦念着边境的安危，毫无醉意，只见暮色中成群的归鸦飞过天际。后四句抒发胸怀，“老边才”是老于边防任上、终生防守边境的武官，全联意思是说如果武力能够消除异族入侵之战，保障国家疆土和平，我宁愿终生守卫在边塞上，哪怕白发苍苍 ；“故李将军”此处指唐代开国功臣李靖，因为盘山上有李靖舞剑台，因而尾联说李靖和他为国立功的事业是自己效法的榜样，展现了戚继光为人民生活平安，甘愿终生镇边的崇高胸怀。清王士祯《香祖笔记》评此诗道 ：“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

除发扬蹈厉之作外，《横槊稿》中亦有不少清新自然、清婉调畅之作，如《江楼》《闺意》《潞河听笛述闺情》《暮春舟中》《马上作》《山居》等。其中，《潞河听笛述闺情》以思妇口吻，述说对戍边之人的思念与牵挂，流美自然，颇有民歌风味 ：

茫茫辽海无鳞羽，戍客寒深妾怨深。何处少年吹铁笛，愿风吹入阿郎心。

《马上作》则是一首在紧张的军事生活中吟成的诗作，不事雕琢，却清新自然、流畅有致：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边花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革马上行。

全诗虽然只有四句，却可视为这位民族英雄一生戎马生涯的写照。

戚继光的诗作于明代方正、沉闷的诗坛上别具一格，在当时就享有“伟负文武才如公者，一时鲜有其俪”的赞誉。清初史学家傅维鳞更称戚继光为“儒将”。王士祯将其列为古今名将能诗的十一人之一。沈德潜称赞他“无意为诗，自足生趣，若郭定襄（郭登）直于诗坛中位置之”。后世研究者认为：“郭登之后，明代无一人能在战功卓著和文学成就上超越戚继光。”

郭朝宾在《止止堂集序》中说，戚继光“秉鹰扬之气，抱死馁之志”，在军中“凡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的各类文章，都是“因事抒思，搦管成章”，所以其文“闳壮可追乎古”，其声“慷慨自合乎律”。此即指《横槊稿》中、下卷之文而言。《横槊稿》中卷的赠序如《赠御史大夫汪长公序》《蓟门稿序》《张侍御闭关三疏序》等，都是戚继光为亲历之事、相熟之人而作的，少有浮泛应制的措辞；其纪事、纪行之文如《闽海纪事》《留别亭记》《重建三屯营城记》等，均与戚继光抗倭御虏的军事活动相关，通过当事人的记述，保留了珍贵的史料；墓表、墓志等则为研究某些历史人物提供了翔实的依据。下卷乃祭告和誓词，所祭者有阵亡士兵、部下将领、上级统帅、业师长辈等，亦包括祭告神灵 ；誓词则可分为誓将和誓师，均与当时战争有关。

《愚愚稿》之名，意在众人都“尚智”时“独如愚而以愚自居”，以抒发自己的“独得之见”。上卷共11篇，如《〈大学〉经解》《〈尉缭子〉论题》等，通过摘录阐释儒家经典诠释了自己的军事思想；《策问》则以问答形式，剖析了战略战术问题以及自己的才干得失，他将武将分为“上智”“下愚”“愚而又愚”三类，自己愿作后者，因此自号“愚愚子”，借以自省自警。《愚愚稿》下卷为杂记，“多及阴骘、果报、神怪之事”，虽然招致“不免偏驳”的批评，但也涉及了当时许多社会生活实况，如：

嘉靖三十年前后，市人群处剧谈。但云：某某做官回，囊资何其厚也，是何其能也。积薄者或骂之曰“口虽子”。至有犯颜批鳞而得祸者，众必曰：“著何苦？”国初士大夫仕归，多无资囊，每每以任为籍，至今人皆美之。遇外客必谈曰：“某乃某时宦籍子孙。”今乃畏属如虎，但得归报，必遥构之，预发行李。至期轻身而出，尚有抛石吊逐者。此与攀辕卧辙，为何等事，岂民之不古使然哉？三十年前宦归，行李至国门，尚多夜入。曰：“勿使乡党见。”今之归者，动以百数笥，必日中经闹市运之，惟恐其乡党不见，则不相荣矣。盛驰奴仆，索取夫马于官。仆在马上，德色骄人，遇官府不避道。余所亲睹者，良可叹哉！

此段文字记载了明代初期与中期官员致仕归乡情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明中叶普遍的重利轻义的世风世态，同时也映射了明中叶吏治的腐败状况：官员多谋私利，重虚荣，与下属及关系紧张，亦不得百姓爱戴。

另外，戚继光的文集中还记载有边疆状况，各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以及百姓对军队态度等内容，对于研究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状况、世风民情作及思想文化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戚继光早年擅长篆书，中年后以行书和楷书见长。他的篆书被认为“笔势遒劲，忠勇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行草笔法娟秀，豪劲端重，不减晋、宋诸贤气格。其行书作品分别流存于福建省福清市瑞岩山“独醒石”“休休台”行书手迹，河北省遵化县文化馆《登舍身台歌》行书碑刻，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博物馆的《送小山李先生归蓬莱》行书手迹绢本，楷书作品有北京市密云县白龙潭寺《游龙潭寺》楷书碑刻等。篆书作品则有《明故寿官卢公配秦氏墓志铭》石刻。

戚继光这些书法作品，笔力遒劲，气势磅礴，显示出豪放潇洒的书法风格，均为难得的书法珍品。

谭纶：

游震得：“一时将官，莫贤于参将戚继光。”

汪道昆：

黄廷用：“六月兴师下八闽，功收三载捷如神。威严令甲后来□，血染征袍到处新。武略一朝成雨露，勋名千古挂麒麟。知君不愿封侯事，自许丹衷报国真。”

王世贞：

邢玠：“用南以练南而南张，用南以练北而北劲。用练以战而战之功在一时，用练以不战而不战之功在百世。”

陈第：

胡应麟：

赵宪：

丘懋炜：“昔壬子癸丑之役，蹂躏十余年，而后得文如谭纶、阮鹗，武如俞大猷、戚继光者。出其所造就偏禆卒旅，亦留为数十年之用。”

戚祚国等：“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

叶向高：“戚少保为名将数十年，止以江陵波累故，其没也，恩赉不及。……故都督戚继光，当嘉靖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闽广无不摧残，蔓延十载，莫能少撄其锋，独继光在浙数有战功。迨闽中告急，势在燃眉，继光提偏师入闽，累战俱捷，所捕斩首级，见于奏报、载在实录者，殆将二万。时兴化巳陷，赖继光而复；省城将危，赖继光而存。国家之得以有，闽不至沦于岛夷者，分毫皆继光力也。其兵又不过五千，而倭与奸民相纠合，常不下十数万，竟破灭之。至今白叟黄童，能言其事，所在画像立祠、春秋俎豆，至有感而泣下者。倭难既平，移继光镇蓟。时虏方桀骜，屡窥畿辅。继光简卒蒐乘，造车制器，百凡备御之具，无不具饬。又筑遵化诸城，及修砌边墙，皆矻然金汤，而未尝取给公帑。终继光在事，虏不敢入蓟。十馀年间，近郊无风尘之警，又皆继光力也。夫国家所患，南倭北虏耳。继光破倭于南，御虏于北。自正嘉以来，推名将者，孰不以继光为第一。……即以大捷论，锦衣之荫累累，而继光馘倭至二万。蓟镇之功，远在（望海埚）大捷之上，乃并不蒙延世之赏。仅以修边功，荫一子锦衣千户而巳。后又投之南荒，夺其将印，使侘傺无聊以死。今已数十年，尚靳一易名之典。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

何乔远：“世称俞大猷为龙，号戚继光为虎，一时东南名将也。”

郭应响：“自古利于水者，未必利于陆，利于步者，未必利于骑，至少保而水陆步骑无施不宜，奇正虚实变化莫测。”

黄道周：“继光将军，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彀备倭，东南是守。因练三军，短长互纽。南北并驱，利于险走。阵名鸳鸯，可暂可久。分守浙东，岛夷时吼。睹戚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诛之，获讯献丑。檄救江西，到即斩首。再往牛田，俘馘不苟。敌陷石州，召光入部。因请练兵，以为利薮。再请车营，以为不朽。部议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遣观，方窥八九，少保加荣，勋名山斗。”

钱谦益 ：“少保少折节为儒，通晓经术，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结发从戎，间关百战，绥靖闽浙，功在东南。掌京营日，建议更制练兵，长驱出塞，踵文皇三犁之绩，收百世挞伐之利。出镇之后，当事者掣其肘，不得行。在蓟修筑之功甫就，中道龃龉，卒以罪废。生平方略，欲自见于西北者，十未展其一二，故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君子读而悲其志焉。少保诗文，有《止止堂集》，其在浙则有《纪效新书》，在蓟则有《练兵实纪》，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百世者也。……呜呼！江陵柄国，谭戚在边，边防修举，北虏帖服，此何时也？江陵殁，谭、戚败，边防陵废，日甚一日，而国势亦从之鱼烂瓦解，驯致今日，继江陵而为政者，岂能不任其责乎？”

宋徵璧：

谈迁：“江陵能尽人之才，寘戚氏蓟、永间，殆无北顾之忧，非戚将军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将军耳，馈遗固所不乏。必苛论其党，彼熊罴不二心之臣，难乎自展矣。”

傅维麟：“万表具玄悟，景通崇谦让，而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戚继光），呜呼，可以为儒将矣。”

尤侗：“副将军，在南郡，杀倭全用鸳鸯阵。大将军，在蓟门，阅兵争跳龙虎屯。结发从戎无不可，筹边更重北门锁。万里长城背朔方，伏波只看飞鸢堕。江陵已没二华亡，倚剑悲歌古战场。白袷角巾归第日，路人谁识戚南塘？惟有白头旧部曲（指陈第），西风落日叹《烧荒》。”

谷应泰：“任环效命留都，俞大猷经营两浙，戚继光驱驰闽海。类皆大国干城，足以灭此朝食。”

储大文：“戚武毅、俞武襄皆善车战。”

张廷玉等：

赵翼：

舒位：“楼船横海海水立，浪花群飞炮声黑。十年祀神神不灵，七道攻贼贼转急。将军觥觥东海东，鸳鸯阵列鲸鲵封。积水不知日本国，捷书早到甘泉宫。初遇东营岙，再击平海卫。龙蛇一镜卷烟波，弦酌三军整巾带。谁为赵充国，险作马伏波。开边功罪自可定，著书岁月何其多。可怜垂老转局促，百战间关百身赎。前时尚有胡梅林，后此更无张太岳。”

郑观应：“古之为将者，经文纬武，谋勇双全；能得人，能知人，能爱人，能制人；省天时之机，察地理之要，顺人和之情，详安危之势。凡古今之得失治乱，阵法之变化周密，兵家之虚实奇正，器械之精粗巧拙，无不洞识。如春秋时之孙武、李牧，汉之韩信、马援、班超、诸葛亮，唐之李靖、郭子仪、李光弼，宋之宗泽、岳飞，明之戚继光，俞大猷等诸名将，无不通书史，晓兵法，知地利，精器械，与今之泰西各国讲求将才者无异。”

郑孝胥：“南塘守蓟门，上书论边事。七害与六失，极之以四弊。所言诚晓畅，执政可其议。筑台二千里，财用亦已费。号令既严明，器械犹犀利。不恃彼不来，恃我实有备。在镇十六年，虏骑莫敢至。当时遣大臣，三岁一阅视。督抚不掣肘，诸将受节制。乌虖谁之功，江陵方在位。”

蔡东藩：“偏师制胜仗兵韬，小丑么幺宁许逃。若使名豪能代出，亚东何自起风涛？”

吴梅：“旌旗严阵，楼船飞渡，平生万战争先。南国罢兵，东藩卸甲，知君破虏多年。云气暗撄川，看将星夕陨，烽靖甘泉。斗大沧溟，挂弓鳌阙报淩烟。高名父老犹传，有新书纪实，谈笑安边。筤筅健儿，钩镰妙手，如今胜算难全。霜骑走朱鸢，问广宁直北，谁换星躔。空念梅林，绣衣横海拜婵娟。”

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其主编的《历代贤豪传记》中称赞戚继光“固吾圉于海澨，振大汉之天声”。

黎东方：“郑和、于谦、张居正、戚继光、郑成功，都是千古不朽的豪杰。”

张舜徽：“戚继光和他所领导的戚家军，在当时以及后来，都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直到今天，浙江、福建一带，还保留着有关戚继光和戚家军的遗迹。他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象他这样能文能武的人才，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阎崇年：“明朝历史上有三位军事天才：早期的徐天德（徐达），中期的戚继光，晚期的袁崇焕。他们都能做到为官、为将、为帅的高修养、高境界：仁、智、勇、新、廉。徐天德和戚继光都算是善终，袁崇焕却吞下恶果。”他还认为，戚继光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三合一的英雄。首先是立德：“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抗倭考虑到的是人民利益，而不是封侯，只顾自己；其次是立功：他挑选吃苦耐劳的农民、矿工组成戚家军，用海洋文化进行训练，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屡建奇功；最后是立言，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既亲自指挥战争又著作兵书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有两部兵书被列入《四库全书》的人。

范中义：

朱亚非：“几百年来，戚继光一直为后人所景仰。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外敌入侵时，人们就会以戚继光为榜样，投身到反侵略的斗争中去。他的名字，已成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抗击侵略的象征。在戚继光当年守卫和战斗过的地方，人们建立起许多纪念性祠堂、亭坊。他的塑像高高地屹立在家乡的土地上，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垂史册。”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称戚继光为“孤独的将领”。

戚继光博通书史，喜与文人交往，如汪道昆、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尤以与汪道昆最为倾心。明穆宗即位后，戚继光由浙江调任北方，协理戎政。北上途经杭州时，他会见了解职家居的汪道昆，并由其介绍与时任浙江按察副使的李攀龙相识，还到太仓会见了王世贞，以宝剑相赠。王世贞即席赋诗，作有《戚大将军入帅禁旅枉驾草堂赋此赠别》《戚将军赠宝剑歌》二首相送。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由广东解职归乡，路过杭州、苏州等地，皆流连数日，与当地名士诗酒唱和。在杭州时，他与卓明卿、汪道昆、汪道贯、汪道会等十九位名士群集西湖，举秋社（又名西湖社）。在苏州时，戚继光经过吴门，穿戴“角巾布袍”，与两三名文人同行，“人莫知为故将军也”。

戚继光的结发之妻王夫人是万户王栋之女，他们十八岁成婚，感情相当好。当时家境贫寒，吃鱼是件不容易的事。一次买了一条鱼，王氏烹调后，早晨给他盛上鱼头，中午给他鱼尾，他本以为剩下的部分王氏吃了，可是到晚上又给他端上鱼腹。王氏对他就是如此疼爱。

另外，王氏为人“威猛，晓畅军机，常分麾佐公（戚继光）成功”。台州之战期间，戚继光曾出新河城，北去宁海杀敌。此时，倭寇突然来袭，王氏动员城中妇女披挂登城戍守，使倭寇不敢贸然进攻，保住了新河所城。

戚继光对王氏颇为敬畏。王氏所产下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于是戚继光背着夫人相继纳了陈姓、沈姓、杨姓三个小妾，生了五个儿子。后来，车夫不慎漏了口风，使此事被王氏知道了。王氏手持利刃，要找戚继光算账。戚继光闻讯后，穿着铠甲进入内室，然后放声大哭，向祖先诉说纳妾的情由，哀痛至极。王氏见状心软，把刀扔在一旁，与戚继光抱头痛哭。后来，她从妾生的儿子里过继了戚安国，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养育。

到戚继光病重之时，戚安国已经夭亡，王氏遂弃戚继光不顾，卷资回到娘家，以致他连延医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有关于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一直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

传说嘉靖年间，倭寇骚扰沿海，戚继光率部抗倭。一次，倭寇流窜到连江汤岭，妄图借汤岭作为跳板进犯福州。戚命令儿子戚印打先锋，直捣汤岭，只进不许退。戚印带领部队急速行军，突然天气变化，高山丛岭布满白雾，伸手不见五指。戚印命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回马飞报主帅，结果误了战机。戚继光为严明军法，不让别人求情，毅然斩杀了儿子。自此军威倍振，一举在汤岭全歼倭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仙游县志》及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也有记载他斩杀违法军法儿子的事迹。

后世研究者指出，戚继光四十岁之前无子（戚继光在嘉靖四十二年或嘉靖四十三年间自撰的《九鲤湖祈梦》明确提及有“嗣续之忧”），即使是长子戚祚国也出生于隆庆年间以后；且《明史·戚继光传》《戚武庄公传》《戚少保年谱》等记载戚继光事迹的重要史料也没有著录此事。故而戚继光不可能在嘉靖抗倭时期有“斩子”的行为。

老师：梁玠，蓬莱名儒。对戚继光一生影响很大，戚继光自称“光今一字一句，皆先生授也”。他曾撰写《中谷梁先生墓志铭》《祭业师广文梁中谷先生》《沧州儒学训导梁珍遇寇纪事》等记述怀念梁玠的文章。

友人：俞大猷、谭纶、汪道昆、王世贞、李攀龙等

戚继光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兵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其中《纪效新书》撰写在台州大捷的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春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是戚继光总结了自己练兵及与倭寇作战的经验而编写的一部兵书。此书初编十四卷，台州之捷后补入新内容，扩充至十八卷。此书通俗易懂，“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实用性强，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名著。到镇守蓟州期间，戚继光在隆庆五年（1571年）写出了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正文是根据练兵次序而编成的训练方法，计有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八卷。另有杂集六卷。这书是戚继光训练士兵、守卫蓟镇的经验总结，无论是对付北虏的战术、武器的制造和运用、行阵的布置与变化，还是对士兵具体的训练方法，都有很大的实用性。这部著作与《纪效新书》被“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百世者也”。

戚继光平生所撰诗文被整理为《止止堂集》。《止止堂集》包括《横槊稿》（上、中、下三卷，上卷收诗歌250首左右，中卷汇集了不同时期撰写的赠序、纪行、墓表、墓志铭及贺表等，下卷为祭告和誓词）和《愚愚稿》（上、下两卷，上卷以儒家经典为凭借，对如何以“智、信、仁、勇、严”为标准选拔和培养将领、教谕士兵，如何担当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下卷记载了许多异闻奇事）两部分，由戚继光本人于万历十年（1582年）九月汇编而成。止止堂是蓟州总理署中戚继光的三间书房，也兼办公之用。堂名“止止”，取《周易》“大畜”卦意。“大畜”之卦，上卦为艮，下卦为乾。艮为山，为止；乾为天，为健。其卦意是“健而止”，谓刚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除《止止堂集》外，戚继光尚有未成集的奏议140余篇，多见于《戚少保年谱耆编》及陈子龙选辑的《皇明经世文编》中的《戚少保文集》。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校释《戚少保奏议》。该书被称赞为“迄今能见到的收集戚继光奏疏和条议最全的文献”。

现存署名戚继光著或撰的著作还有《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武经将略》《练兵实纪类钞》《莅戎要略》《火攻秘诀》《新编皇明戚将军将略韬略世法》《登坛辑要》《增订武备新书》等。但这些著作或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出自戚继光的手笔，或明显为后人编纂。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当年戚继光活动过的地方现存有相当数量的祠堂、纪念碑、纪念性亭台楼阁、雕塑、名人题词题字和与之有关的地名、山名、街名、桥名及自然景观名。这些纪念形式和纪念物多形成于明嘉靖后期，历经数百年而得以保存至今，可见戚继光民间影响之深远。

戚继光墓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王街道办事处芝山南麓，距蓬莱城约10公里，始建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墓坐北面南，为青砖穹隆顶墓，长9.22米，宽5.4米，高4.8米，由墓门、墓道、前室、后室组成。据清代《蓬莱县志》记载，自戚继光曾祖戚祥袭登州卫指挥，至戚继光凡七世，皆葬于芝山之麓。1966年、1967年，戚继光墓与墓志在施工中先后被发掘。墓志由盖和底两部分组成，盖为篆书，为汪道昆所书《孟诸戚公墓志铭》，底为小楷，刻有戚继光生平事迹，现藏于烟台市博物馆。1987年、2006年，戚继光墓两次得到修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河北省沧州市献县商林乡北宗村、福建省永安市、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均宣称有戚继光墓。

戚公祠位于福建福州于山（一名九仙山）白塔寺东，是福州人民为纪念戚继光而立的纪念祠。祠宇后废，现祠是民国七年（1918年）重建的。祠厅内祀戚继光戎装塑像，方颐隆准，威武庄严。两壁挂有“海疆倭患”“率兵援闽”“激战三捷”“平远庆功”等历史画卷，歌颂戚公抗倭功勋。祠内还陈列有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练兵纪实》《纪效新书》、战争袍铠甲残片以及行军干粮“光饼”“征东饼”，还有解放后出土的记功碑残石等，供人观瞻。

除福州外，戚公祠还广泛分布于闽浙一带，如浙江临海北固山、温岭新河和福建的福清（福清戚公祠）、莆田（林墩戚公祠）、宁德（漳湾戚公祠）。

山东、浙江等地分布着数处戚继光纪念馆，以下作简要介绍：

戚继光牌坊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紫荆山街道武霖社区牌坊街东西两端，始建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分东、西两座牌坊，东为“母子节孝坊”，西为“父子总督坊”，两坊间距140米。“母子节孝坊”是明朝廷为旌表戚继光祖母闫氏贞节、父亲戚景通孝廉而建，“父子总督坊”是明朝廷为旌表戚继光父子功绩而建。1996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入蓬莱水城及蓬莱阁）。

平倭处：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仓前王村村西东岳庙西侧20米。嘉靖年间，戚继光带领戚家军在此战场大败倭寇，将死亡倭寇在此埋葬，是为“倭冢”。抗日战争胜利后，乡人杨士宜等于1946年在此处建戚公亭，亭内立纪念碑，以纪念戚继光台州抗倭。

义乌城隍庙：位于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城镇东关村西500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抗倭时建，并曾在此住居。

漳湾恩泽坛碑：原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漳湾街西南。传说是戚继光征倭途中斩子之处，为纪念其大义灭亲，当地百姓建坛立碑。坛已毁，仅存土台，碑被移至漳湾中学操场旁。

戚军井：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丹阳镇。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屯兵丹阳时所凿。

亭大总戎戚公永功之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霞街居委会南100米，为纪念戚继光平倭功绩之碑。

纪念邮票：2008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古代名将——戚继光》纪念邮票一套两枚，以纪念戚继光诞辰480周年暨逝世420周年。

海军舰船：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海军训练舰（2014年开始建造、2017年下水服役）被命名为“戚继光号训练舰”。

研究协会：2018年11月8日，在戚继光诞辰490周年之际，中国明史学会戚继光分会于在山东蓬莱成立。该分会作为中国明史学会的分支机构，将重点围绕戚继光生平、业绩、思想、著作、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中国兵家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进行学术研究，推动戚继光文化在当代各领域应用。

闽剧、秦腔、京剧等戏曲中均有《戚继光斩子》（也名《思儿亭》）的剧目。

在现代作家金庸的小说《碧血剑》第一回中，渤泥文士张朝唐曾在见到《纪效新书》时忆及戚继光，书中称：“戚继光之名，张朝唐在渤泥国也有所闻，知道是击破倭寇的名将，后来镇守蓟州，强敌不敢犯边，用兵如神，威震四海。”

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

汪道昆《太函集·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亦收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06）

明朝廷官修《明实录》世宗、穆宗、神宗朝部分

何乔远《名山藏》卷79《嘉靖臣八》

傅维麟《明书》卷141《万表戚景通戚继光传》

张廷玉等《明史》卷212《戚继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