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1551年-1602年），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后又更号为石羊生，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城北隅人。明代中叶学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诗论家。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农历夏五月二十二日（1551年6月25日），胡应麟生。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胡应麟幼时即颖敏绝伦。父亲口授给他的书立马就能背诵，让他作对子，胡应麟可以脱口而出且工整。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胡应麟入学，跟随家乡的塾师学习经文，心里很讨厌它们。父亲胡僖训诫他说：“你的祖先胡瑗为一代儒宗，勤勉于经艺，而且现在制度要求学习经书，你为什么放弃并且鄙视它们呢？”胡应麟回答说：“吾乡范祖幹、金履祥两位贤人都是平民百姓，怎么能说只有科举功名最重要呢？”胡应麟还从父亲的书柜里拿走《古周易》《尚书》《诗经·国风》及左丘明、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曹植、杜甫诸家书读之。不久，便可以创作各种体裁的诗歌。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胡应麟开始写作诗歌，稍稍在邻里间出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胡应麟随父守丧家居，入县学为生员，但是胡应麟并不喜欢。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工部尚书朱衡致仕归家路过兰溪时，胡应麟因为日夜侍奉母亲而身体虚弱，在金华山中静养。朱衡对胡应麟所作诗文很是欣赏，到达金华山下便停留三日，派人传信给他。胡应麟出山拜见，为他作《昆仑行》以答谢。朱衡称之为“天下奇才”，转示浙江督学使者滕伯轮，滕伯伦也很器重他，破格增其为廪膳生员，且命其入杭州读书。胡应麟在杭州读书期间，巡按御史萧廪等人曾两度组织考试，胡应麟均被拔为千人之首。

万历四年（1576年）八月，胡应麟在杭州参加浙江乡试，得中举人。 监临官为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从宪，此后胡应麟即称之为“吴师”或“座师”。胡应麟中举后，已有意隐居游仙，但因为尚有双亲需要侍奉，不敢离去。

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胡应麟在北京准备参加二月会试。但会试不第，三月南归。

万历十七年（1589年），胡应麟接到父亲让他参加会试的命令，起身渡淮北上，于春初时节到达徐州、沛县，到夏邮时病情加剧，卧病舟中，不能北上。时黄水暴涨，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潘季驯又下令堵塞它，并且在济水上修筑堤坝。一时间水路断绝，只能改道陆路。已经病重的胡应麟不堪陆路疲劳，考虑再三，最终放弃参加会试的念头，掉头回返。其间潘季驯遣使问候胡应麟，并为寻找船只送其南返。胡应麟想到以前滕伯轮对自己的器重，赋诗寄怀。在返程途中，胡应麟又作诗抒怀。他虽对科举不顺多少有些慨叹，但并不在意，而是再次表达了不以科举仕宦为重、以著述传世以为不朽之意。

再次落第后，胡应麟乃游于燕、吴、齐、鲁、赵、卫各地，搜讨古书、文物不间断，自称：“广乞明流、寻至故家、寻诸绝域”，遇佳本不惜重金，月俸不够，则典卖夫人簪环，或解衣以典当。

万历十九年（1591年），胡应麟与汪道昆在新都相聚数月。自从初识胡应麟，作为徽州文坛领袖的汪道昆就一直希望招揽胡应麟入白榆社，从而在壮大白榆社声势力量的同时也增强白榆社在徽州以外地方的影响，于是胡应麟欣然加入白榆社。

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胡应麟致书汪道昆叙旧，告知自己去年冬赴太仓吊祭王世贞并为其《算州续稿》作序事，追忆了同赴太仓拜访王世贞时的盛况。不久，胡应麟接得汪道昆书信，始知汪道贯已于去年病逝，遂寄挽诗二章，书信一封，请其节哀，并早些刊刻汪道贯文集。又将其所撰、由周天球手书刻石之宋宜人墓志铭拓本及新刻拟乐府诸诗进呈，并进而高度评价王世贞诗学成就。他告知汪道昆，近时读杜甫诗集，有感而发，写成《八哀篇》和《五君咏》，称誉汪道昆，对王世贞卒后的炎凉世态予以抨击，请汪道昆保重身体。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十九日，汪道昆逝世。胡应麟作诗十首哭之。自汪道昆死后，胡应麟名气“愈重”，主持诗坛，江南文士都奉他为宗主。

晚年，胡应麟益肆力于学。于县城内思亲桥畔筑室号“二酉山房”，取秦末书生藏书于大酉山、小酉山的石洞中，得以避“焚书坑儒”之典故。藏书4万余卷，专事著述。诗文主张复古模拟，后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

万历三十年（1602年），胡应麟逝世。

《诗薮》颇为完整、系统地表述了作者的诗学思想，远远超越了诗话发展前期的那种随笔、散论的性质，是集本体建构和作家作品批评为一体的诗学专论。胡应麟笃信严羽之主张，却不墨守严氏针对”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之弊病，而把诗歌与禅宗联系说诗之法，其说诗比较切实，在于其对用事之探讨，形独特且系统之看法。胡应麟论诗，从方法论上受严羽之影响。运用此种方法，纠偏黄庭坚之“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得出全新之结论。综其《诗薮》全篇，胡应麟有关“用事”完整理论体系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1、除以情景为诗歌模写之对象，用事亦另一之重要手段。2、指出宋、明人在用事上之偏差失误，将情、景、事三者联系，并统摄在“工”、“巧”下论述，以”风调”、“神韵”为用事之极致标准。3、论“用事”贵浅显、易懂，或用句，或用意，咸臻化境；或减字，或添字，并无碍事。

胡应麟诗论不停留在一般的感悟式批评上，而是以此为基础，以周延的理性思辨来界定诗的本体特征。他的诗学本体理论建构中最集中地体现在“兴象风神”之说。他认为：“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诗薮·内编》卷五）此系胡应麟论诗歌创作本体特征的根本之论。在他看来，诗的基本要素就是“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而二者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体格声调”之说，既是对明代初期复古派诗论家如李东阳、李梦阳等“格调说”的继承，同时，又是融汇宋代诗论家严羽等人的“辨体”观念而向前发展的命题。“兴象风神”在胡应麟诗学中亦是基本命题所在。“兴”是指诗人在外界事物的触发下，因感生情，所谓“触物以起情，谓之兴。”象即诗的审美意象。兴、象合铸成一个诗学概念，则是指诗歌创作中以自然感发的方式来创造的审美意象。在他看来，汉代古诗，风韵自然，取象时常常得之无意。“兴象”之外，胡应麟更重“风神”。胡应麟说前者在诗中，较实；后者在诗外，较虚，两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关系。“体格声调”是“兴象风神”的基础，“兴象风神”是“体格声调”的升华。在前者为必然，在后者为自由。胡应麟以从严羽那里秉受的“妙悟”“兴趣”，裨补了明代复古诗论家们“格调说”的偏颇。

胡应麟是“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第一人。他的《诗薮》是明代中期一部重要的诗话著作，书中汇聚了其对历代诗歌作品的评价。胡应麟认为，意象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态，首次肯定了意象对于我国古代诗歌取得辉煌成就所起的重大作用。《诗薮》一书以朝代为经，以诗歌体裁为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由古代《诗经》到明嘉靖年间的诗歌框架结构。书中几乎包含了历代所有的诗歌形式与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先概述一个朝代诗歌发展的大体情况，然后列举诗人及其经典诗句，接下来给予四字或一句的简短评述。在对各种诗歌现象及其作品的评价过程中，胡应麟立足于诗歌的体裁特征，并适时地与前人的诗句作比较，或褒或贬，作出公允的评价。《诗薮》体现了胡应麟的诗学视野和论诗旨趣。《诗薮》对中国诗学逐渐走向理论化、体系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胡应麟的藏书主要有靠自己孜孜以求和机缘巧合。胡应麟为一介布衣，想尽办法来求书。他“节缩于朝晡，展转于称贷，反侧于寤寐，旁午于校雠”，为了访求书籍而“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肤筋骨靡所不惫”以至于“尽毁其家以为书”。书籍除购买外，他还从其它途径来补充藏书，有的是时人爱其才而馈赠之，有的图书是交换所得，“龙丘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余尝得其目，颇多秘帙，余筐煲所藏往往与之互易”。另一方面，胡应麟主要靠机缘巧合，他曾以低价购买了虞守愚的藏书，之后其藏书量剧增。其所藏经、史、子、集、佛、道、类书、杂家之书达4万余卷，撰有《二酉山房书目》6卷，收录古籍42384卷。

胡应麟意识到书籍聚散无常，因而利用目录以保管书籍。他充分认识到编目在典籍保存、访求以及反映学术兴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编制书目， “俾百世后知皇朝储蓄之富冠古绝今”，以彰显明朝藏书之盛。同时，胡应麟还清醒地认识到了官修目录与私家目录的区别，其云： “第中秘尽笼天下之书，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传、帐中之秘亦往往内府所无，其目可以互稽．难于偏举。”官修目录与私家目录各有所长．应该互为补充。就他本人而言，既编有反映个人藏书情况的《二西山房书目》，又编有反映历代典籍情况的《经籍会通》，立志编撰一部书目以明书籍的兴废、得失，反映学术之盛衰。他的《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则记述和讨论了明以前典籍的收藏、整理情况，记录了明代的藏书、刻书、卖书的书业资料，其中《四部正讹》四卷，考证宋元明三朝古籍伪书最为详细。本书征引丰富，议论亦多高明，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见解。

胡应麟在图书收藏与利用的规律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但对后世的典藏工作起着指导与借鉴作用，也为后世的研究创造了条件。胡应麟对图书的作用有深刻而独特的认识，书籍的作用在于记录与传播人类经验，胡应麟认为书籍和国家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气运关乎书籍的散佚。胡应麟认识到物极必反，有盛必有衰，书籍大盛之时必会有书籍的散佚之日。胡应麟认为书籍有十厄，根本原因是封建国家的体质所致，藏书多为国家所有，图书是国家的附属品，藏书随国家的兴衰而兴衰。个人藏书也如此，一旦遇到火灾、没落，个人藏书即不能保存。鉴于此，应该加大图书的公开性，多元性和民间性，使图书的保存更加大众化。

胡应麟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和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理、考察和研究，初步建立起中国古典目录学史和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他顺应学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出以个人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和实际需要，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文献辨伪学专著，对文献辨伪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首次总结，结束了自汉以来就已开始的文献辨伪的摸索阶段，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胡应麟对中国目录学史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注意图书分类，《经籍会通》一书体现了胡应麟的图书观点。胡应麟认为图书的分类是根据图书的性质和图书的数量来决定的，西汉之前，史书较少，《七略》《汉书 ·艺文志》等将史依附于经，即“春秋”在“六艺”略下，王俭《七志》增加图谱一志，前六志与《七略》《汉志》名异实同，“经不日六艺而日经典，则史固渐备矣”。此时史书数量已经渐渐增多。东晋李充换其乙丙之书，不仅使“史居子上”，而且使四部分法成为秘阁永制。胡应麟是注意目录学史的第一人，他以类例作为探讨目录体系变革的重要环节，这一选择独具慧眼。作为一个大藏书家，胡应麟也曾尝试过为书目分类。胡应麟的《二酉山房书目》就是记录其自己藏书楼的目录书。胡应麟提出将类书、佛道二藏及伪书合成一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组成五部图书分类体系。这是他认为“学问之途，千歧万轨，约其大旨，四部尽之”，类书是非书非史非子非集，佛道二藏为方外之说，而且数量之多，不宜再入子部；赝品古籍亦不宜与真书混淆，所以，宜另划为一类。胡应麟分类标准为书籍性质和书籍数量，胡应麟虽然提出了五部分类，但客观学术实践又使他不得不有所变革。他在自编的《二酉山房藏书目》中，实践了类书另立门户的主张。但他于佛道之书，却仍沿前人之例，人于子部。相比之下，伪书的著录比类书要困难。伪书需要辨伪，胡应麟在其读书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伪书的危害。“大为此惧，辄取其彰明较著者，抉诬摘伪，列为一编。”正是胡应麟在编制目录的时候体会到伪书情况的复杂，促使他写出中国第一部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为后世辨伪专书的继起拓开了广阔前程，为文献学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在胡应麟自编藏书目中，并没有另立伪书，他是以辨伪专著的形式实践了这一主张。

在《四部正讹》中，胡应麟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八种方“辨伪八法”：（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即是说凡西汉以前的可疑之书，可用《汉书·艺文志》（因《七略》的大部分著录保留在其中）来辨证。（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即是通过核对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可知道某书何时见于著录，何时无存，以考察其流传的线索。（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是通过核对与某书作者同一时代人的著作，查看有无谈到或引用该书的地方。该书中人名、地名及一切名称与同时代著述是否相同。（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是核对后世的著作，查检其中有无引用或发挥该书的言论或观点。（5）“核之文，以观其体”。即是从文体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笔调相吻合。（6）“核之事，以观其时”。即是从内容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史事相符合。（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即是核对作者，看其是否出于托古。（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即是核对传播者，查明首先传播书的是什么人。

胡应麟凭借“于前人弗求异也，亦弗能同”的学术追求开近代意义上的戏剧史研究之先声。其小说思想兼容古今、熔铸时代精神与个人哲学观点，对小说特性功用的认识表明他对传统小说思想有所传承，他的小说分类集中体现了他对小说叙事性特征的重视，其小说美学思想的亮点为对小说艺术特征的发现。他的小说思想有助于小说的文体独立。

胡应麟的小说、戏曲思想充满了对“唯教说”的解构，具有晚明思想解放色彩。胡应麟对小说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一时一书，研究涉及的面极广，尤其是对古代小说的历史有相当宏观的认识和整体把握，小说史上的基本问题。胡应麟提出了关于《汉志》中的“小说”概念及所列的所谓小说作品的性质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胡应麟对《汉志》所列小说，逐条加以考辨，证其多非小说。他要说明的是，小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汉志》中的“小说”与明代的小说文体是不同的。有关小说的性质与功能，他首先定位于文人墨客搜奇猎异的游戏之笔，而这种本质也就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法则；然后分析了小说创作中的两种现象，肯定了小说有益而无害的一面。与此相联系，胡应麟还对小说的源头进行探索。胡应麟的这论点为勾画各类小说产生、发展的轨迹走出最初的一步，也小说史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对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胡应麟有清晰的认识，对小说的类型及其流变过程把握得相当准确，对小说发展的脉络相当清楚。他总结了从《汉志》出现“小说家”一说，至小说繁荣的明代之间的小说发展轨迹，对不同时期的作品加以对比，总结其特点，辨别其优劣，分析其得失。他概括由六朝至明的文言小说的发展，虽略显简单，却画龙点睛地指出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形成、繁荣以至渐衰等不同时期的创作及审美特征。胡应麟对小说的分类，颇受小说史家的重视，在小说分类学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胡应麟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分类方法，此种分法仍然带有传统的史书艺文志的色彩，范围太过宽泛。据胡应麟的分类法，志怪和传奇是基本上可以分得清的，志怪即偏重于写神鬼妖异，而传奇则偏重于写带有奇异色彩的人事。

在宏观把握与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胡应麟总结出不少小说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例如关于小说这种文体的性质，虽然《汉志》最早是把它归入诸子类的，但此后大多数人将之与史联系起来看，认为它是“史官之流”，是正史的附庸，其主要功能也就是补史，所以它常被列入正史或书目的史部里。但胡应麟把小说归入子书类，但又清醒地看到，它又同时带有经史的某些性质。面对着明代小说的繁荣景象，胡应麟明确揭示出小说艺术不断发展的真实原因。首先，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小说取得的成就。胡应麟还认为小说发展繁荣之关键不在于外力的作用，而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能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精神需要。

胡应麟小说史研究既有对小说史的宏观把握，又能对具体作品进行微观的考证分析。如他在《九流绪论》和《四部正伪》中用了不少篇幅考证《鬻子》一书的性质。此外他对《汉志》中所列出的其他小说篇目，如《青史子》《宋子》《务成子》等也都进行了考证对比，以确定其性质。而对一些传统上并不认为是小说的作品，或史书不载之作，胡应麟则根据明代小说观念大胆将其作为小说来看待。再如《山海经》在《汉志》中是归入形法家的，而胡应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说法，实际上认为它是小说作品，并对其成书提出怀疑。其是胡应麟提出《山海经》在本质上实乃“古今语怪之祖”的观点，不但肯定了《山海经》实为虚构之作品，而且肯定了它对后世小说中的神怪因素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山海经》“叙述高简，词义淳质”的语言风格，以及卓然成家的重要地位。此外，他在《四部证伪》中还考证了不少著作的作者、版本的真伪问题，其中也包括一些小说作品。新说的提出不是出于无端的猜想，而是从内容的真实性与作品风格上加以具体的分析考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胡应麟对唐人小说比较偏爱，所以有关议论也较多，涉及面颇广，多角度地探讨唐传奇的成就。如前所述，他不但用对比的方法，肯定了唐人小说既高过魏晋六朝，又超于宋人的独特成就，又多次对唐传奇中的具体篇目予以考证、分析和评论。

胡应麟往往以精简的语言评价小说作品，画龙点睛，切中肯綮。胡应麟继承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即严格把小说与历史区分开，按各自的虚实原则行事，不能混为一谈。难能可贵的是，除文言小说，胡应麟还对当时正在流行的白话小说给予充分的注意，表明他对小说的兴趣之广，观念之新。对《水浒》，胡应麟虽然不乏鄙夷之意，而对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又能实事求是地予以承认。胡应麟认为是通俗小说的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使然。他赞扬《水浒传》非但情节的安排曲折有致，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分寸也拿捏得极好，充分发挥了通俗语言的功能，以至达到了“超出语言之外”的艺术效果，这才是小说不仅令“世人耽嗜”，连士子文人也成为其读者的真正原因。

胡应麟还进行了小说比较研究，探讨小说与小说，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亦颇新人耳目。比如他考证《宣和遗事》与《水浒传》的关系认为：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他的这个观点后来为小说史家所公认，直到现在我们谈到《水浒》的成书，就不能不说到《大宋宣和遗事》。《大宋宣和遗事》不但文史不分，且文白夹杂，明为浅陋文人的杂凑之作，岂能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胡应麟此话大有理。再如他比较了《水浒》与《琵琶记》中的诗词韵语，从二者的相似之点发现了可比性，这个相似点就是“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虽然他认为《水浒》中的诗词韵语远不能与《琵琶记》相比，但对施耐庵的叙事技巧却给予很高的评价。

另外，胡应麟还对小说中的诗词及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反映了他的超前眼光。他在《二酉缀遗下》中，以大量的篇幅搜罗了唐宋小说中的诗词并加以考证与评论。胡应麟还兴致盎然地专门搜集了咏鬼之诗：“鬼诗极有佳者，余尝遍搜诸小说，汇为一集，不下数百首，时用以资谈噱。”在《二酉缀遗下》中，他以大量的篇幅对这些鬼诗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加以分类，并对有些诗的作者出处加以考证，对它们在小说中的作用予以分析。在鲁迅填补古代小说研究空白的这部巨作中，胡应麟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鲁迅不但多次引用胡应麟的论述，并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明显是借鉴了胡应麟的说法。比如有关小说的分类、六朝小说与唐传奇之别、唐宋小说之别等，胡应麟的观点都对鲁迅有重要的启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胡应麟奠定了古代小说研究的第一块基石。

王世贞：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书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义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罄，而独其载书．陆则惠子，水则宋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赀以治屋而藏焉。谓纵横艺苑中，自于鳞（李攀龙）外鲜所畏顾，独畏足下与李本宁（李维桢）耳。....足下宏放奔逸，若飞黄蹑景，顷刻千里，而步骤操纵有度，不至负啮决之累。诗格调高秀，声响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足下谓，诗、文、骚、赋虽用本相通，而体裁区别，独造有之，兼诣则鲜。又谓精思者陋而简于辞，博识者滥而滞于笔，笃古则废今，趣今则远古。斯语也，诚学士之鸿裁，而艺林之匠斧也。其诗作高华雄畅，整栗沉深，而用事用意变幻百出，描写如生，可谓当代绝倡，岂直今人不能为，即古人未易也。仆尝谓，元瑞诗纪律森严则岳武穆（岳飞），多多益善则韩淮阴（韩信），至年少登坛、宇内风靡，非太原公子不足当之。家弟生平所推毂，仅于鳞（李攀龙）与吾元瑞。

谢肇淛： “今天下藏书之家，寥寥可数矣。……士庶之家，无逾徐茂吴、胡元瑞及吾闽谢伯元者。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郑樵），莫精于胡元瑞（胡应麟）”。

吴之器：元瑞清真，恰闻席珍。藻奋云汉，学富天下。脱屣公车，著书河濒。提衡风雅，复忧乎嶙峋！

汪道昆：近则成都（杨慎）博而不核，弇山（王世贞）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其如元劝。

《四库全书》：然其诗文笔力鸿毯又佐以雄博之才，亦颇纵横变化而不尽为风气所囿，当嘉隆之季．学者惟以模仿侧窃为事，而空赚弈陋皆所不免，应麟独能根抵基籍发为文章．虽颇伤冗杂而记诵淹博．实亦一时之翘楚矣。

胡应麟原先世为宋代思想家、教育家胡瑗。

父亲胡僖，历官刑部主事、湖广参议、云南佥事。

母亲徐氏。

胡应麟一生相识相交者甚多，与王世贞与王世懋兄弟交往甚密，并极其推祟世贞，他的诗论著作《诗狡》更把世贞比为仲尼，世人多低其阿谈，《明史》也将其传附于王世贞之后。胡应麟同王世贞一样，同属于“七子之派”，他们倡导“博极群书，学夸一世，开一时读书著述的风气”，为后人所称颂。胡应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主张虽然颇受王世贞影响，但与汪道昆的观点也不无相合之处。王世贞将胡应麟视为复古派的后起之秀，名标“末五子”之列，确认了胡应麟在复古派中不可小觑的地位；汪道昆则将胡应麟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殷勤将之网罗到白榆社，亦为胡应麟在文坛的声誉和影响增色不少。

胡应麟著书有《寓燕》《还越》《计偕》《岩栖》《卧游》《抱膝》《三洞》《两都》《华阳》《兰阴》《畸园》《邯郸》《养疴》《娄江》《白榆》《湖上》等集六十余卷，《诗薮》内外杂编二十卷，《笔丛》三十六卷，《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十卷，《弇州律选》六卷；他未行世者，《六经疑义》二卷、《诸子折衷》四卷、《史蕞》十卷、《婺献》十卷、《皇明诗统》三十卷、《皇明律范》十二卷、《明世说》十卷、《古韵考》一卷、《二酉山房书目》六卷、《交游纪略》二卷、《兜玄国志》十卷、《酉阳续俎》十卷、《仝姓名考》十卷；搜辑诸书，有《群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两司马录》二卷、《考盘集》十卷、《谈剑编》二卷、《采真游》二卷、《会心语》二卷；类萃诸书有《经籍会通》四十卷、《图书博考》十二卷、《诸子汇编》六十卷、《虞初统集》五百卷。

胡应麟故居二酉山房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兰溪老城区花园巷。据《光绪兰溪县志·古迹》记载：“二酉山房，明胡应麟建，初名少室山房，在后官塘思亲桥畔，王世贞为之记。旁有古梿树。后归唐骧家，改颜曰古梿书屋。”二酉山房不仅是胡应麟的故居，也是天下驰名的藏书楼，聚书四万余卷，当时可与宁波的天一阁媲美。今花园巷十号为一三间两过厢一天井的楼屋，用材硕大，雕刻古朴，当为明代建筑。屋后即为胡家巷，因胡姓世居而得名。门前原有思亲石坊一座，为胡应麟之父胡僖所建，抗战时被毁，现旗杆石尚存。巷口就是原思亲桥故址。这幢房屋，清康熙间归于武举人唐骧，后又鬻于潘姓，其后又归唐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