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论诗主张。是明代前七子、后七子和清代沈德潜所提倡的一种学说。它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格调,即体格声调,最早的解释包括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方面，如《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说“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就是从这两方面着眼的。在唐代以后的诗歌理论中，常常谈及诗的“格”、“调”。如唐代皎然《诗式》提到“格高”、“体贞”、“调逸”、“声谐”；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提到“意格欲高”，“句调欲清、欲古、欲和”；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认为“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等等。这些诗论家都很重视诗的格调，但还没有把它作为论诗的决定性环节。到明代前后七子，才把格调作为一个决定性环节来构成他们的诗歌理论。

前后七子的诗歌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格调在他们的诗歌理论中都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强调“格古，调逸”（《潜虬山人记》），称“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他们都把格调作为论诗的重要环节。李梦阳还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

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缶音序》)王世贞也说：“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宋诗选序》）他们认为，汉魏及盛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所以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从格调入手去模拟汉魏盛唐的诗歌。

前后七子的格调说是为反对明初台阁体的萎弱诗风而提出的，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它的实质是提倡拟古主义，所以很快就受到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批评。到了清代前期，王夫之、叶燮又从诗歌美学的理论高度，继续对前后七子的格调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沈德潜曾是叶燮的学生，但是他在诗歌理论上背离了叶燮，重新提倡格调说。沈德潜对前后七子十分推崇。他称赞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力挽颓澜”，使“诗道复归于正”。他对钱谦益贬低王世贞、李攀龙表示不满,说：“披沙大有良金在，正格终难黜两家。”（《论明诗十二断句》）他写了《说诗晬语》，并且编了《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加上评语,更加系统地宣扬格调说。他强调作诗者必须“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原则，在诗歌的体、格、声、调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规则。

同前后七子一样,沈德潜虽然强调格调,又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很强调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对于格调的重要性。他强调“学古”和“论法”，对诗歌的体格声调作出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诗歌内容体现“温柔敦厚”的宗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这才是他所倡导的格调说的实质。只要诗歌的内容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那么它的格调就一定是雅正的。

沈德潜的格调说提出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倡性灵说的袁枚。袁枚的诗论虽也有很多弱点，但他对格调说的批评却相当雄辩，他同沈德潜论战的几篇文章，也写得痛快淋漓，很有说服力，沈德潜的格调说于是逐渐趋于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