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就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

世界观，通俗地讲，就是“观世界”，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一定的世界观原则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则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世界观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哲学方法论。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则从某种精神的东西出发。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在行动中遵从某种客观的精神原则或宗教教义、神灵的启示等等。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则认为人们可以按着自我的感觉经验、愿望、主观意志等等行事。辩证法的世界观要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中把握事物，分析事物自身的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形而上学世界观则促使人们孤立地、静止地、呆板地考察事物。哲学方法论以一定的世界观为根据，世界观以自身对人们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指导意义而取得存在的价值。哲学方法论离不开世界观，自然科学方法论也必须以自然观和科学观为前提。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也受一定世界观的制约。这种制约以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为中介。各层次的方法论不直接统一，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不是简单的同一，懂得世界观并不等于掌握方法论。方法论是运用世界观的理论，但运用世界观、掌握方法论均需要作专门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各门社会科学的根本出发点。社会是物质世界的特殊部分，不了解它的特殊性，就不可能把一般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法思想正确地应用于社会历史的认识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了社会的物质关系对于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根本问题，为各门社会科学奠定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从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从生产力说明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说明上层建筑，以及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路线，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各门社会科学只有遵循这一认识路线才能正确地概括经验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

中国哲学史上对求知的方法有过许多论述，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有关认识方法的各种见解，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方法的理论。

孔子对求知的方法有所阐发。他强调学思并重，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注重知的后天来源。他主张“博学”、“多闻”、“多见”。但反对满足于获得众多杂乱无章的知识，要求用“一以贯之”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通过思的功夫达到的，也是思的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孔子还提出了“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叩其两端而竭”等方法。他还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对臆测、武断、固执、主观的思想方法。

在孔子以后，墨子注重实际验证或实际应用的经验方法。老子、庄子不重经验而主张直觉的方法，要求冥思以直接领会宇宙的根本。孟子讲尽心，主张反省内求，也是一种直觉的方法。荀子将观物与体道结合起来，要求在对事物的观察中认识规律即“道”、并根据道进行类推，以求得宇宙万物的普遍知识。荀子还主张“虚壹而静”、“解蔽”，这是他提出的端正思想以求得真知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潮中，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论辩反映了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割裂了个别和一般、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后期墨家和荀子则注意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一讨论对推动中国古代思想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宋到明清，哲学家们也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讨论，程朱学派主张“道问学”，注重“格物致知”的综合方法，认为知为人所固有，但必须格物以致之，“即物而穷其理也”。陆王学派则主张“尊德性”，即重内心,认为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内心，只要在内心上下功夫就行了。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都比较重视认识的方法。其中王夫之把前人所讲的格物致知分解为二：格物是从事物、经验中求得道理，即归纳法；致知是思辨推理的方法,即演绎法。而且，他认为两者是相互补充，不可割裂的,“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

中国哲学传统还特别注重为人们校正行为、提高道德而提供准则和方法。在中国哲学中，伦理学和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的方法论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认识的方法论包含在伦理实践的方法论之中。

在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还没有专门的自觉的方法论学科分支。方法论的发展与近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可分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探索正确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论的迫切需要。这时，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才被突出出来。

近代方法论的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推崇科学，反对遏制科学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培根在《新工具论》中，总结了科学实验的经验，提出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培根用他的方法体系武装了科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提出了理性演绎方法论。他同培根一样，反对经院哲学，主张发展科学。笛卡尔不满意经院哲学从圣经教义出发的演绎法，认为从中得不出任何可靠的知识。他重视理性，在《论方法》一书中提出4条方法：

①普遍怀疑，把一切可疑的知识都剔出去，剩下决不能怀疑的东西；

②把复杂的东西化为最简单的东西，例如把精神实体简化为思维，把物质实体简化为广延；

③用综合法从简单的东西得出复杂的东西，他说过：“给我广延和运动，就能造出一个世界来”；

④累计越全面、复查越周到越好，以便确信什么都没有遗漏。他曾用这种理性演绎法从分析上帝的完满性的概念推论上帝的存在性。他主张清楚明白性，并称之为“自然的光明”，即理性。笛卡尔特别强调数学，主张一切知识都应该象几何学那样，从几条“不证自明的”“天赋的”公理中推演出来，认为只有这种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

英国的J.洛克和D.休谟进一步发展了经验主义方法论。洛克提出了感觉论的认识论。休谟提出了批判理性知识的怀疑论。欧洲大陆的B.斯宾诺莎和G.W.莱布尼茨进一步发展了唯理论的方法论。特别是斯宾诺莎用理性演绎法，效法几何学的方式即公理方法,建立了自已的哲学体系。这时方法论已经作为认识过程的哲学根据。由于19世纪以前，整个自然科学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只有数学和力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故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占着统治的地位。

I.康德第一个打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缺口。他从物质微粒之间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统一运动来说明太阳系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了机械唯物主义方法的破产。与此同时，他建立了庞大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力图把整个哲学变成方法论。康德批判地考察理性思维的方法以及它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形成了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的方法论。康德批判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说他盲目地相信理性的可靠性，全盘否认感觉经验的必要性；也批判了休谟的经验论，说他排斥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否定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定了科学知识。康德把莱布尼茨的唯理论和休谟的经验论结合起来，认为没有感性直观材料，理性思维是空洞的；没有逻辑范畴、概念，感性直观就是盲目的。但是，在康德看来，逻辑概念范畴不是来自感性经验，而是人类认识能力自身固有的，从而实际上否认了逻辑的客观性。

G.W.F.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批判的方法论。他坚持逻辑的客观性，但把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看作是绝对理念的辩证的逻辑的发展。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强调了理念辩证法作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和一般精神活动方法的作用，因而他的逻辑学也就是其辩证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它是在概括总结各门具体科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引出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自觉地运用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规律，严格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事物普遍联系的最本质的形式和运动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是矛盾着的对立方面的统一。因此，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错误的，而矛盾分析法是最重要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是主观和客观对立统一的基础，脱离实践必然会导致主客观的背离，产生主观主义，所以必须坚持实践以保持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在认识过程中，要用实践检验人们的认识，要善于正确地运用多种多样的科学实验和典型试验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客观物质世界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事物、现象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各自都有自身的结构，包含有不同的层次、要素，组成一个个系统；各个事物、现象、系统都有自身的个性;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某种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多样性与统一性、共性与个性都是对立的统一。由此产生了认识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由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和由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方法等等。这些不同的方法也都是对立的统一，因而不能片面地抬高其中一种方法而贬低另一种方法，而要把它们各自放在适当的地位。既要反对片面强调归纳法的经验论，又要反对片面强调演绎法的唯理论、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而应当把归纳和演绎辩证地结合起来。世界中每个事物、现象都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在认识中还必须贯彻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列宁曾对认识事物的基本逻辑方法作了概括:①力求全面性，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联系和中介；②从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中观察事物；③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④必须注意真理的具体性。随着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理论认识的工具，而且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的工具。它是理论认识方法和革命实践方法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的方法论，它在社会实践中和精神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为指导，提出了具体革命实践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855页）。

自19世纪末 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以后，各门科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方法论在科学知识中的比重日益提高，方法论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也日益显著。这是和科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密不可分的。具体表现在：①科学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使科学研究中直观性的程度减少，抽象化的程度提高，产生了逻辑思维方法高度发展的必要性。②科学的进一步分化和综合产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促使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增强，产生了系统理论等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学科。③现代科学发现了一系列原有科学理论体系不能解释和说明的新的事实，出现了一些佯谬，破坏了科学体系原有的原则和思维前后一贯的逻辑严密性，产生了现代科学范畴体系的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促使逻辑方法向前发展。④科学研究课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在日益加强，随之而来的科学研究手段日益复杂、精密，科学研究日益成为集体的、综合的事业。由此产生了科学研究课题的各个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必要，从而也产生了协调科学研究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方法论。

科学发展的特点给哲学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观察和实验的关系、科学事实和因果性解释的关系、归纳和演绎的关系、类推和概括的关系、假说和理论的关系、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想象和科学发现的关系、系统和结构的关系、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控制和信息的关系、规律和预测的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等；科学的发展对方法论的形式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科学语言的分析、科学理论的形式结构的分析、科学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它们的逻辑有效性的条件等等。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十分重视对方法论形式方面的研究，而且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否认关于世界观科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一切关于哲学世界观的问题统统斥之为“形而上学”的虚妄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方法论的形式方面，往往局限于对科学理论进行静态的逻辑分析，忽视和贬低经验的客观内容，抹杀科学知识发展中的革命变革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任何自然科学的知识内容都具有确定的逻辑结构，可以用一个形式命题系统来表示”这样一个设想的基础之上，这种形式化的方法和公理化的方法，在科学的发展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忽略有关事物的客观本质和真实内容，把对事物的研究仅仅归结为关系的方法和追溯到某种设定的公理的方法则是错误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哲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了对科学理论的静态的逻辑分析，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如英国的K.R.波普尔、美国的T.S.库恩及以后的拉卡托斯和P.K.费耶尔阿本德等都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波普尔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系列的证伪过程。他强调演绎,否定归纳，推崇证伪,贬低证实。他甚至说：“我们并不能认识，我们只能猜测。”库恩提出科学发展是通过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交替发展来实现的。科学革命则是“范式”(paradigm)的取代。他认为，“新理论如果没有关于自然界的信念的破坏性的变化是很难兴起的”。他所说的“破坏性的变化”是一种非理性活动的产物。他否认科学革命变革中的继承性。拉卡托斯在吸收波普尔和库恩思想的长处，克服波普尔朴素证伪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在科学研究纲领的一定秩序的提出和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科学。费耶尔阿本德则认为，一切方法论都有自己的限度。他通过对科学历史实例的分析，力图说明在某种理论统治下的科学是停滞不前的，并提出了推翻一个既定理论的方法，这就是“什么都行”，即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尝试他所喜欢的任何一种程序。他们都批判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发展看作单纯知识积累过程的观点。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片面夸大知识的相对性，而否认知识中的绝对的客观内容，从而走向怀疑论。

哲学方法论是适用于一切具体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发展了各门具体科学自身的特殊的方法论，而且孕育产生了一些只是反映世界某个侧面但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论，如数学方法。从历史上看，数学几乎同哲学一样古老，数学一开始就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虽然，数学最初仅仅在如天象、历法、土地测量、机械等少数几门科学中起着方法论的作用，但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量又规定着质，质量互变规律是普遍的辩证规律。因此，数学及其方法应该普遍适用于任何一门科学。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现代科学的发展日益表明了这一点。数学方法已日益成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一切科学部门不可缺少的方法。但是，数学方法仅仅涉及事物的量的侧面，因此仅靠数学的方法不能揭示事物的一切方面，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完整的认识。同时数学方法的正确运用和数学方法本身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因而数学方法不能取代哲学方法论。

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上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科学方法论，包括培根阐述的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笛卡儿论述的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以及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方法与中国曾邦哲的系统逻辑《结构论》。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研究各门具体学科，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有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哲学方法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带有决定性作用，它是各门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一般的方法论，对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有着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它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现实的武器。我们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哲学内容，并不全是马克思的首创，而大部分是马克思同意的观点，比如辩证法理论。马克思的重要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