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事实是经过对经验事实的科学整理和鉴定后获得的，关于客观存在的事件、现象和过程的真实描述或判断。属于认识论范畴，它体现了客观事实在科学认识主体中的记述和判断。没有客观事件的发生，不会有科学事实；没有主体所设置的认识条件（包括概念系统）也无法记载科学事实，因此它的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对同一客观事件，可以因为认识条件设置的合理而描述得较精确，也可因为认识条件设置的不合理而描述得较粗糙甚至歪曲了事实。

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这个命题确认了科学事实是事实性与解释性的辨证统一：“事实性”表征着科学事实的价值和地位，“解释性”则蕴含着科学事实的可能性条件。它发展了科学事实的“理论渗透说”，并能对人们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哲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关系产生积极的意义。

从外延上说，它则主要分为观察事实与实验事实。科学认识中的经验事实，即也就是科学事实。在以往的科学哲学中，人们的科学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科学事实的观点与看法。逻辑实证主义将科学事实看作是价值中立的，在变动不居的科学图景中唯一保持不变的“阿基米德点”；而科学历史主义则强调观察过程及观察实验事实的理论负载性，倾向于否定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和对于科学理论的基础地位。科学事实的“中性说”由于其明显的理论偏失已逐渐被人们拒绝，而“理论渗透说”，由于诉诸的主要是观察过程，并由于科学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没有能够揭示科学事实的深刻底蕴。从生存论的哲学视角，即人的有限性或历史性的哲学前提看，科学事实的产生必定基于某种前理解，因此科学事实不仅不可能是中性的，而且科学理论对于科学事实的关系，就不仅仅是概念的解释框架和科学理论的渗透问题，而首先是前者构成了后者所以可能的条件。从这种视角出发，笔者认为，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科学事实是事实性与解释性的辨证统一。

科学事实是以观察记录为基础，在一定的科学概念框架中对观察到的现象的一种解释。这种科学事实观，揭示了科学事实作为一种经验事实，一方面它具有事实的属性，是可以据之为根据的东西，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科学事实不是对观察到的事件的简单复述，它本质上是一种不能脱离具体的概念框架的理论解释。在这两种含义中，科学事实作为事实的属性是寓于它作为解释的属性之中的，正由于科学事实是一种基于特定概念框架或理论背景的解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不仅具有客观意义，而且能被看作科学的经验基础的事实。“事实性”揭示了科学事实的价值和地位，“解释性”则蕴含着科学事实的可能性条件。

因此，主张“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的科学事实观，所关注的不是科学事实的客观性或者主观性问题，而是科学事实生成的可能性条件，它力图回答科学事实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关于科学事实的前提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科学事实的解释性属性的揭示，不仅深化了对科学事实的认识，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诸如“观察渗透理论”这样的与科学事实有关的科学哲学命题。

值得指出的是，“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法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迪昂曾说：“物理学中的一项实验不纯粹是对一种现象的观察，而且还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1]。他的这一观点比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理论早了大约50多年 。但不论是皮埃尔？迪昂，还是科学历史主义者汉森，关注的仅仅是科学观问题，他们都没有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将它们作为包含了科学事实所以可能的积极条件的命题来阐述。这一方面使他们揭露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特别是科学事实观的局限性和理论偏失，另一方面阻碍他们进一步触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和科学事实观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对科学事实的这种认识，本质上是对日常生活中经验事实就已具有的而只有在科学的观察、实验中才明确显现出来的语言性的领会和把握。感性知觉“是属于同一世界的人与其他的存在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3]。人通过这种关系来认识世界，观察和实验设备的操作也是通过知觉的世界来实现的。在适当条件下人们感知到各种各样的颜色、声音、味道等感觉的性质，并将其看作是某种客体、情况、关系或事态，是某一种类的某种事物。经验事实所固有的这种将知觉到的当作是“某物”的结构，就是海德格尔生存论中理解性解释的“作为结构”。日常经验的普遍性和感性知觉的公共性，倾向于使人忽视它本质具有的这种源初的解释性特征。这里的关键是语言。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说：“我们的知觉和语言的框架是如此密切联系，以致我们用该语言确认各种事物和事物的属性事实上影响着我们看到什么和未能看到什么。语言因而可以说是教我们做出知觉的辨别（否则我们也许做不出这种辨别），也引导我们忽略其他的区别。” [4]作为人的知觉和经验事实条件的“语言框架”源于人的历史性，它是经验事实“解释性”的本体论来源。我们平时也说，人的感性知觉受到人的认识、经验、需要、兴趣、情绪、愿望、注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却往往在主观的意义上谈论这种影响，而没有将它看作是人的知觉所以能够知觉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人的知觉不仅是一种认识，一种事实判断，而且也是一种评价。经验事实本质地表现为人对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的解释。

在科学活动中，经验事实的解释性得到了更加清楚的表现。首先，科学事实以测量语言为意义框架。典型的实验就是产生一个或一套测量，测量语言作为实验的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它一方面使人们的观察测量及其结果处于一种有序化的结构中，使实验者不假思索地测量诸如“长度”、“重量”、“时间”、“温度”、“速率”、“力”等物理量，并就测量结果无歧义地进行交流，另一方面测量语言限定着实验的相关性。任何具体实验都是对可观测物的某些而且也只是某些特征的一种抽象，不同的学科选择了不同类的“值”作为它的特征参数，筹划和组建它的实验。

其次，科学事实的解释性表现在它的抽象性特征上。科学事实缺乏日常经验中的事实的直接性、直观性和现实性。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一个忠实的健康的正常人（即他能忠于自己的知觉，能熟练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并能够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想法等等），当他报告说他观察到一个事实，比如某天某时在某大街上看见一匹飞奔的白马，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是在说谎或者为幻觉所蒙骗，否则你就得相信，他所说的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然而，科学实验中的事实已丧失了日常事实的这种直接现实性。科学家从实验中获得的是一些由数据、照片、阴影、曲线等等表达的意义，在实验报告或者论文中这些有意义的“量”和“形状”往往又表现为抽象的命题。如果你不了解这些数据所依据的概念及概念框架，你就根本无法给它赋予任何意义。比如，在量子力学诞生前，康普顿效应是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光的量子本性的实验之一，它揭示了短波长电磁波射入物质而被散射后，在散射波中，除了原波长的波之外，还出现了波长增长的波这一事实。康普顿也因此而在1927年与威尔逊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923年5月发表在《物理学评论》（21卷）上的题为《x射线被轻元素散射的量子理论》中，康普顿建立了基于量子假设的x射线散射理论，通过数学推导，得到了散射所造成的x射线在波长上的相应增加量的数学式：λ-λ0 =δ（1-cosθ）（其中，λ0为原初射线的波长，λ为沿与原初射线成θ角散射出去的射线的波长，δ=h/mc）。在《物理学评论》第23卷（1923年11月）发表的论文《散射x射线的光谱》中，康普顿系统“提出了比以往更为精确的有关x射线散射时波长变化的实验数据”。在列举和分析了散射角θ为450、900、1350时的“χ射线的散射光谱”（曲线）后，康普顿说：“实验和理论上的符合是令人满意的，这令人对散射波长改变的量子化公式产生信心。” [5]上面所引两篇论文都是关于康普顿效应，即光子被电子散射这一事实的。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科学事实具有抽象性，它不象日常经验事实那样直接涉及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科学事实的陈述是以抽象的符号化的语言进行的，只有经过一些复杂的中介理论，它才能和具体的实在事物相联系。在康普顿的实验中，直接作为观测结果的是x射线穿过物质（如石墨）后的光谱；认为x射线穿过石墨后，出射射线分为与原初射线有相同波长的“不变射线”和另一具有较大波长的“已变射线”（康普顿当年的用语），这已经是一种关于x射线波长变化的判断，一种关于x射线穿过石墨后的光谱的解释。至于进而将x射线穿过石墨后的光谱的变化描述为光子被电子散射，确认这一现象证实了光的粒子性，这就更是对原初事实的理论解释了。但是，即就是x射线穿过物质后的光谱这个被看作是达到验证的“饱和点”的“原始”的实验结果，它也缺乏日常事实具有的直接性和直观性：实验结果表现为一些数据、照片、曲线（如康普顿的x射线光谱、波长曲线），实验对象是只有借助于仪器才能“感知”到其存在的客体，等等。如果没有足够的中介理论，如关于x射线、原子、量子假设、经典理论、光谱学、相对论、能量守恒与动量守恒定律等理论知识以及x射线管、检测器等仪器的知识，不仅那些数据、曲线、光谱（阴影）没有意义，而且研究对象的存在都难以感知到。因此，（2）科学事实本质上是一种解释，只有有了一种解释后，实验记录才能真正作为科学事实存在。在康普顿实验中，只有将x射线的光谱的变化这种实验记录，抽象为光子散射，从而认为光具有粒子性这种解释，康普顿效应才对光的本质的认识，即光的波粒二象性属性的认识产生了意义。因此，我们说，科学事实“放大了”日常的经验事实中的理论因素及其作用，从实验的筹划、实验结果的记录到科学事实的描述，都必须以先行的意义框架为基础，解释性是科学事实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形式。

科学事实具有解释性，“解释性”揭示了科学事实的可能性条件。这是我们不是从“抽象的人”的哲学前提，而是从现实中的具体的人的科学哲学前提出发理解科学事实应该得到的结论。马克思曾说：“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 [6]逻辑实证主义理解科学事实的“抽象的人”的哲学前提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中失去了合法性，科学哲学中出现了从人的现实性、有限性以及随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领会和解释科学事实的“生存论转向”。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具体指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7]。一切理解与解释都开始于由解释者的“先行具有”、“先行掌握”和“先行视见”构成的“前理解”。它不仅包含各种可用语言表达的由各种信念、规则和目标组成的理论预设，而且包括非语句的实验技能和仪器要素等实践背景。作为主体的本质精神力量，前理解与实验仪器等物质工具一起，构成了科学活动的可能性条件。西方科学哲学中，逻辑主义的科学事实“中性说”，一个重要的哲学前提就是对现实的科学活动主体，即人的问题的忽视。与此相反，科学历史主义却过分强调了科学主体在科学活动中的建构作用，将科学事实的生成视为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一个纯粹的语言游戏。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8]当我们从实践的观念出发来看待科学事实，“客观实在”为科学事实的生成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空间，而主体的理论前见、价值取向、实践背景则是形成现实的认识过程、生成科学事实的一个主体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事实作为感性层次上对客观实在的认识，客观对象是其事实性的根据，而人的认识的历史性、语言性则是其解释性的来源。

因此，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这是从科学的实际发展中浮现出来的科学事实观，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合理解释的科学事实观。它对于深化人们对科学事实的理解，对于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科学事实的解释性与事实性的辨证统一能够合理解释科学事实的发展变化

在“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的命题中，“解释性”意谓着科学事实的意义与指称对于概念框架的依赖性，而“事实性”则决定和表征了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和不变性。这种客观性和不变性，表征着客观的因素、客体的因素，显示着自然界的力量。我们不能同意当代建构主义者所坚持的“科学是弱决定的”纲领。在它们看来，经验世界或自然界的作用在实验室和事实证据方面实在太微弱了，科学家有足够的自由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科学知识；因此，“不是自然存在决定科学理论的内容，而是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的行为决定了自然界是什么”（[2]P48）。这种纲领在科学事实上就表现为对科学事实“事实性”的否定，将科学史中一再出现的科学事实意义与指称的变化归结为科学事实的消失。的确，科学史上常常出现某些导致发现和确定科学事实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被否定，从而引起科学事实指称与意义发生变化的情况。如“空气助燃”的事实在燃素说向氧化学说的变化中，其指称由“燃素”转变为“氧”；地心说发展到日心说，“太阳东升西落”这一事实的指称和意义，由“太阳围绕地球转”变为“地球围绕太阳转”；在当代物理学革命中，水星近日点的进动事实，指称由“一颗新的行星”（火神星）变为一种广义相对论效应；电磁波的指称从“以太”向“光”的转变；等等。但是，这些反映科学事实的意义与指称随解释框架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不仅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消失，恰恰相反，它们明确反映了科学事实的相对独立性和不变性。恩格斯曾分析了有关电流的科学事实在“接触说”向“化学说”转变中的变化，他说：“事实终归是事实，尽管我们对于它的观念是错误的。如果说我们已经抛弃了陈旧的接触说，那么，这种理论要加以解释的那些确定的事实仍然存在。” [9]科学事实就是这样在解释框架和解释语言的变化中，从表面指称深入到深层指称，在新的解释中达到事实性与解释性的新的统一。这是科学事实进步的基本形式。

2、“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是对“观察渗透理论”命题的深化

“观察渗透理论”是科学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从科学的现实过程动摇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理论基础。汉森提出这一命题，用于表达“对X的观察是由关于X的先行知识构成的”的思想。但若像他论证这一命题时那样将之仅适于“将同一幅画看作少女或老妪”或者“刻卜勒和第谷在黎明的东方是否看见了相同的事物”这样的情况，则是一种简单化。笔者认为，要完整地理解“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需要从哲学、科学和日常观察三个层次入手。日常观察即汉森考察的“看”，它重点表征了“先行信息”在人的视角转换中的意义；科学活动中的观察渗透理论是一个关于科学的概念框架的变换问题，而哲学层面考察的则是主体的“先行具有”、“先行掌握”和“先行视见”等精神的本质力量对于现实的认识活动的条件性。很显然，科学事实作为科学“观察”的结果，我们在确认科学事实的“事实性”的同时强调其“解释性”，提出“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诉诸的正是上面后两方面的内容。它不仅从科学活动方面表征了观察及其结果渗透理论的事实，而且从哲学本体论上，从人的历史性的哲学前提表达和论证了现实主体的先行状态是科学观察、科学事实的可能性条件的观念；它不仅描述了科学事实的生成，而且在事实性与解释性的统一中阐发了科学事实的辨证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科学事实是一种解释”深化了“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

3、可以帮助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科学哲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关系

在当代，科学哲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关系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波普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表了《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的著名讲演，他以自己的“三个世界”理论为本体论，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世界3”的批判重建的“理解”理论。库恩在晚期对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进行了解释学的解读，认为自己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释学。在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对话中，产生了一些专门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研究科学哲学、理解科学的哲学家，如P。A。希兰(Heelan)、R。P。克里斯(Crease)、J。J。科克尔曼斯(Joseph J。Kokelmans)、伯恩斯坦等等。明确科学事实的解释性，可以使我们将科学事实看作解释学意义的“文本”，在理解和解释科学事实的辨证运动中进而领会科学哲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对话。

所谓“文本”，“就是任何由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 利科在其文本解释学中提出了文本的四个条件，即意义的固化，与作者意图的分离，多次可读的开放性以及多层指称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科学事实的事实性与解释性的辨证统一，本质上已经蕴含着科学事实作为文本所具有的属性与意义。（1）科学事实意义的固化。科学事实的描述，一般是以实验报告或者论文的形式公开的，因而它具有书写文本所具有的属性。从形式上说，科学事实的言语，既有描述实验仪器及由实验仪器组成的实验装置的自然语言，也有记录实验结果的数学的和学科的符号语言，还有将实验的记录结果与实在事物联系起来以及获得实验结果所需的理论推导。这些言语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构统一体，共同蕴含着某个科学事实。（2）与作者主观意图的分离。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事实观中，科学事实与其陈述者主观意图的分离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也正是因为二者处于泾渭分明的状态，科学事实才成其为科学事实。而在科学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看来，科学事实与其提出者的主观意图不可分离。正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科学事实离不开理论阐述和解释，科学事实的事实性就寓于理论解释之中。这种理论解释，尽管反映和暗含着提出者的意向和理论观点，但在以书面形式固定后，它就脱离了作者的意向而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实体（如论文）。作者描述的实验结果（记录）、数据分析、中介理论等等，都包含在其意欲阐述观察事实的文本结构中。在意向性的阅读中，人们从新的视域，以新的概念框架来理解蕴含观察事实的文本，展开蕴含在文本结构中的事实世界。科学事实并不以提出者的解释的错误而失去事实性，在阅读中，在新概念框架的解释中，科学事实被赋予新的含义和意谓而获得新的生命。因而，（3）科学事实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而且就是在事实世界的封闭与开放的运动中展开其生命的。（4）科学事实的多重指称。在科学事实的开放性阅读中，阅读者的理论视域影响和决定着科学事实的指谓。科学事实的辨证发展，就是要超越科学事实的表面指称，涉猎深层指称对象所投影的客观世界。这正如利科说的：“文本不是没有指称的；阅读的任务，作为解释，将会准确地实现其指称。” 总之，科学事实可以看作解释学意义的文本。它从科学的经验基础，反映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像狄尔泰等人认为的那样直接对立。这一点，对于适用哲学解释学理解自然科学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