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年～1921年，一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广府名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爱国者。他和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

郑观应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郑鸣岐是一位文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具有地方绅士身份的乡村塾师。郑观应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

咸丰九年（1859年），郑观应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专攻英文两年。通过这两年的英语学习，他比较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通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咸丰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同治八年（1869年），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郑观应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且同年中国大型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郑观应投资入股。

同治十三年（1874年），郑观应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光绪三年（1877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创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光绪四年（1878年），郑观应又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办义赈公所，捐资赈济河南、直隶、陕西等省灾荒，获得侯补道衔。同年，开平矿务局设立，他投资入股。又在当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1万两，两年后，再认股5万两。

光绪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同年，郑观应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七年（1881年）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光绪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

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我这些年来命运坎坷，大多事与愿违。以致于在外有上司朋友的谴责，在家里还有父兄妻子的怨恨，可谓是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啊。如今我身败名裂，不足以被别人驱使了，我虽到处去求别人，也始终没有称心如意。”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

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鸿章再度委任郑观应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

同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甲午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郑观应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

1904年春，郑观应回到广州，担任粤汉铁路购地公司负责人，参与创办广州商务总会并担任协理。他提出：“采用西法，收养贫民，延请教习授以实学，举凡织纴、制造、机器、电化之法，皆因材而教育之，不及十年，共商进步，非特盗贼可免，抑且乞丐可无矣。”郑观应与政府、商界关系密切。1905年底，他说服商务总会同仁，创办广东工艺院，招收贫民子弟，让他们学会专门技能。郑观应起草了《劝办广东上下工艺院集股公启》，提议集股一百万元，面向广东殷商及海外华侨招股。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郑观应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不久因“守制”去职。

宣统元年（1909年），郑观应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晚年时，他总结三项做人心得：立志、勤学、端品。这三项做人心得是郑观应家训的精华，亦是他的写照。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民国三年（1914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

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

据郑观应本人回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起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其二十几岁，其作品结集为《救时揭要》。《救时揭要》为郑观应作品系列中的第一种，是一部短文集，其结集或许在1873年前后，约在郑观应进入上海商圈不久。在《救时揭要》中，郑观应分别讨论了贩卖华工问题、鸦片问题、救灾恤贫问题、慈善问题、航运问题、溺女婴问题等，无不切合当时社会实际，同时对症下药，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救时揭要》为郑观应赢得了商圈之外的名声，也激励他在此后几年持续思考。郑观应另著有《易言》一书，依然用单篇文章结集的方式，系统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认真检讨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以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革，而不是点点滴滴改良，不是漏屋修补，不是弥缝补漏，而是重构，是中国社会全面改造，必须触及中国的政治、司法、教育、经济、言论自由等各个方面，必须政治公开化，朝野互动，方能使政治措施日臻完善。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由此开启了中国的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表达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思想，认为“宪法乃国家之基础”，“宪法不行专制严”，“宪法不行政难变”。《盛世危言》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此后“宪法”成为特定法律用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议院”理解成去除隔阂、整合人心、塑造统一意志，从而实现富强的有效制度工具。在他的描述下，无“议院”之国“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一旦开设起着朝野上下信息沟通作用的“议院”，“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一旦这种沟通信息、统一意志的制度能够在中国确立，这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度就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如此，则拥有“议院”的中国将不会面临任何外患：“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指出“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关税自主的重要意义“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郑观应主张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以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说“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还体现在他的裁厘主张上。他指出“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厄，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他列举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是损于民而犹利于国”，认为“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理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年）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理论的主要代表者。

郑观应所指的“商战”是对应于“兵战”而言。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在《商务》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要进行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篇中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为改变这一状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郑观应尖锐地抨击长期以来，中国“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惘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评，指出：“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为适应科举而学习，“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贴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

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郑观应认为，首先应当广建学校，要象德国那样，“学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问题；然后，通过通商院、实学院、技艺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学院学习。郑观应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十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为此，他建议：“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伤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

广设学校， 郑观应更要全面改变教学内容，以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既有观念。他在《西学》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实是误国误民。他介绍西学分天、地、人三类。所谓天学，“以天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学。郑观应还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应用性强的各种学问，都以基础性的学问为根基。西学还有一个根本性特点，这就是“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凡此，郑观应认为，都值得中国师法。“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为改变人们陈陈相因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郑观应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一有三事：曰学校，日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兴办各种报章杂志，出版各种图书，建立一大批报社和图书馆，便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报》篇，专论厂设日报在“通民隐，达民情”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各省创办日报，以使“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同时，通过报纸，使诸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书》篇，专论各省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即图书馆，“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在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上，郑观应根据其对于西方国家历史现状的深刻了解，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在《论公法》一文中，他指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各国借以相互维系安宁和睦的法宝，便是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中国应该打破与世界隔绝的观念，把自己摆在万国之一的地位，利用公法维护自身的地位。

在思想观念上，郑观应认为要去掉中国人固有的“天朝上国”和“夷夏大防”的陈旧观念，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国。如果中国能够把自己摆在“万国中之一国”的地位上，那么，万国公法就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在国际关系上，则要打破西方列强把中国排除在公法之外的企图。

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他力主抗争。除了军事抵抗之外，外交抗争必不可少。他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进行了全面的检讨，涉及通商、传教、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行权、外人管理中国海关等诸多方面。

由于内忧外患频仍，郑观应非常关注国家安全。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思想指导下，他对于学习西方长技，加强军事操练和改进武器装备非常重视。他一再强调，“兵制阵法宜练也”，“枪炮器械宜精也”。

在军民联防、筹建海军、海防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论练兵》一文中，他先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兵法，指出“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今之战事虽与古异，战之心法仍与古同”，一定要汲取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同时对于将领的选择、武科考试的选举，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练兵的方法上，他主张学习英国训练方法，做到号令严明，步调一致。对于军民联防问题，他在《论民团》一文中对古代寓兵于农和后世经办民团的做法加以肯定，但认为还不够。对于海军以及沿海布防，他在《论水师》一文中，他主张把沿海分为中洋、北洋、闽洋、南洋四洋，分别设置重镇，势成犄角，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直隶、奉天、山东三口为一镇，江苏、浙江、长江为一镇，福建、台湾为一镇，广东自为一镇，编为四镇，各设水师，收声势相连、指臂相助之效。同时在四洋防守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洋务运动中，针对军事改革中出现的军事采购问题，导致洋务运动的成效不著，同时他认为在武器的采购上，应该要精，同时应该自行进行仿制，不能永远依赖别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

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中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

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

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

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郑观应诗歌的内容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其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

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他在书中宣称：“欲攘外，亟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因此，他提倡“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同时他指出，仅学习西方技术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必将失败，必须在中国立即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该书问世后，受到知识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潮的广泛传播。

纵观郑观应一生，就其职业定位，主要是一名从买办到洋务，到资本家的过程，是一名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范的成功商人。他渐渐由体制外买办、商人被吸纳至体制内，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红顶商人”之一，为近代中国洋务新政重要实践者、见证者。与三十年洋务新政其他参与者稍有不同，郑观应一方面为中国踏上现代化道路感到庆幸，又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中国的进步，一直对中国艰难、迟缓转身抱有一种惋惜。郑观应是“同光中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制，抱怨朝廷，而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问题，只报忧不报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

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着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制的问题。而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橛的问题，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仍强调中学具体也，西学其末也。

夏东元：郑观应是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之所以说他“先进”，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所谓近代化，是相对于古代封建主义说的，在郑观应所处的时代，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的改革，这个“民主制”，在那时就是大多数改革家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议会制。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

赵晓雷：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他生于鸦片战争战火甫息之际，卒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之时，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并积极投身时代浪潮，办工商实业求富图强，著《盛世危言》鼓吹改良。他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举办世博会，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人。《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并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买办”一词最早见于明朝，是指为宫廷采购物品的代理人。清代在广州设立“公行”制度，“买办”一词又特指公行中洋商采购物品之人。五口通商后，公行制度废除，但买办不仅没有消失，地位反而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转而受雇于外国人所办的洋行成为华洋交易的中介人。郑观应是买办做得风生水起的人物，他先后做过生祥茶栈的通事、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造纸公司、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父亲：郑文瑞

母亲：陈氏

长兄，郑思齐

五弟，郑翼之

郑观应故居位于广东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天井曾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204.5平方米。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现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墙画。屋内保存有木雕镂空神楼、神台，并雕有人物、花鸟、狮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艺术特色。屋内还存有“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两块木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