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是一种试图以非革命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这种思潮宣扬阶级合作，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局部的微小的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法令和立法途径实行社会改革，变资本主义为“普遍福利”社会。改良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当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充分暴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兴起，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以及工人运动内部，都有人鼓吹社会改良主张。前者如讲坛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会主义者，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借助于在资本主义法制范围内的一系列政策，调和阶级矛盾，使资本主义趋于完善；后者如工团主义以及蒲鲁东、拉萨尔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的经济改良，或者通过阶级斗争和议会斗争，使劳动者的处境得到改善。

改良主义是一种思潮。主要内容是：承认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实行点滴的社会改良；改良国家制度，促进社会循序渐进进步，不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民主，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扩大民主和取得议会多数就可取得政权；让人民得到实际恩惠，以让国家发展。产生于19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工人贵族”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流行，并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互相呼应。在一些落后国家，主张实行局部改革而不触动原有社会制度的思想主张在不根本触动资本主义制基础的范围内，实行些微小的、点滴的社会改良，以阻止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潮。19世纪中叶流行于英、法等国，随着改良主义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实行微小社会改良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改良主义盛行于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当时资产阶级中间一部分人想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暴露出来的某些弊端，以保障资本主义社会永世长存。他们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实行 某些改良，满足工人阶级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眼前利益和要求，目的是麻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有反映。工人运动中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改良主义者，他们主张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把争取实行某些微小的社会改良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19世纪中叶的法国P.J.蒲鲁东、L.勃朗，德国F.拉萨尔和英国工联主义者，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可能派、英国费边派和德国伯恩施坦派等，均属改良主义派。改良与改良主义，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改良主义把改良看得高于一切，大于一切，把它当作斗争的唯一手段和最终目标，用改良代替革命从而取消革命。马克思主义不是笼统地反对改良，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拒绝改良，但认为革命是最高原则，改良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手段和副产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良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但同时，无产阶级也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暂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列宁说：“任何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充分认识这种两面性，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一方面不拒绝利用改良来发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和策略。

戊戌变法是怎样性质的运动？近年来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有人则认为不是。持“不能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论者，认为列宁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批判，而戊戌变法则有进步作用，说它是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不妥。认为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改革”，但不能叫“改良主义”；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改良是相对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则是“革命的绊脚石”，它“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

一 列宁对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作过多次论述，根据列宁的教导，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

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变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17卷，第97—98页。）。列宁在这里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据我理解，在哲学社会科学语词中，当改革或改良用来作为同革命相对立的概念时，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过程，或相对和平发展中的变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运动的突变、质变过程，即显著变化的状态。而有些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也可达到革命的结果。至于社会革命中的改良道路，则一般指自上而下的、比较和平的变更；革命的道路则一般指被压迫群众自下而上的暴力活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方法的改良、改革，则一般指为争取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这种改良、改革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则是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因此争取改良的斗争必须服从于革命根本任务的解决，改良或改革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助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改良，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争取日常的改良而进行斗争。

至于改良主义，列宁曾经说过：“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对改良主义特点的概括说法。

在近现代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改良主义，有右翼社会党人用来反对马克思社会革命论的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当然是极其反动的，所以列宁多次批判，如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5页。）。

人们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显然不是说它属于列宁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的“改良主义”；当然更不属于列宁讲过的，在一个国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历史条件下，需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的“改良主义”。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形成，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国家独立，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显然也是一种改良主义。它也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但其主要斗争锋芒是针对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戊戌变法时期“旧有统治的主要基础”。康有为等不提土地问题，提倡的正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走的正是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这些都说明康、梁确实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封建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终目的”，就称不起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就不会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和当时的洋务派没有区别。至于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就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成为“革命的绊脚石”了。

是否称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改革”，就比改良主义好一点呢？也不见得。人们称戊戌变法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或改革运动，同样说明它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果康、梁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戊戌变法中的改革，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改革。康、梁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确有一整套反映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愿望，和具有当时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特色的理论体系。他们害怕革命，但积极要求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的改良，称之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区别于稍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自由派资产阶级总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利用这些改良来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个个集团，使劳动者永远当雇佣奴隶。因此，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国经验证明，工人相信改良主义者，总是上当受骗。

相反，如果工人掌握了马克思的学说，即认识到只要资本的统治地位保持不变，雇佣奴隶制就不可避免，那么他们就不会上资产阶级任何改良的当。工人们懂得了在保持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改良既不可能是牢靠的，也不可能是认真的，他们就会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斗争，并且利用这种改善来继续为反对雇佣奴隶制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放弃他们的阶级斗争。工人们认识了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就会利用改良来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阶级斗争。

改良主义者对工人影响愈厉害，工人就愈软弱无力，就愈依附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愈容易利用各种诡计把改良化为乌有。工人运动愈独立愈深入，目标愈广泛，愈摆脱改良主义狭隘性的束缚，工人巩固和利用某些改善就愈有成效。

改良主义者各国都有，因为资产阶级到处都在想方设法腐蚀工人，使他们甘心当奴隶，不想消灭奴隶制。在俄国，改良主义者就是取消派，他们否定我们的过去，以便用关于新的、公开的、合法的党的幻想来麻痹工人。不久前，迫于《北方真理报》的压力，彼得堡的取消派不得不出来为他们搞改良主义作辩解。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弄个一清二楚，应该把他们的议论仔细剖析一下。

彼得堡的取消派写道：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因为我们没有说过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样的话；我们是说，运动在朝着最终目的发展；我们是说，通过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实现提出的任务。

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辩解是否符合真实情况。

第一个事实：取消派分子谢多夫综合了所有取消派分子的意见，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三条鲸鱼”中，有两条目前不宜用来鼓动。他保留了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条，因为这一条从理论上讲是可以作为一项改良实现的。他取消或弃置一旁的恰恰是超出改良范围的东西。可见，他堕入了最明显的机会主义，执行的恰恰是以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这一公式为内容的政策。把“最终目的”(虽然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弃置一旁，使之远离鼓动工作，这就是改良主义。

第二个事实：取消派轰动一时的八月代表会议也是把非改良主义的要求弃置一旁，使之远离(视为特殊情况)而不是靠近鼓动工作，处于鼓动工作的正中心。

第三个事实：取消派否定和轻视“原有的东西”，不要原有的东西，因此只限于搞改良主义。当前，改良主义同背弃“原有的东西”有明显的联系。

第四个事实：工人的经济运动只要同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口号一挂钩，就会使取消派发火，就会遭到他们的攻击(什么“狂热”、“白费劲”等等)。

那么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取消派口头上否认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却全面实行改良主义。他们一方面要我们相信，改良对他们来说决不就是一切，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取消派不是进行攻击，就是加以藐视。

与此同时，工人运动各个领域的事态都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利用改良和为争取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中，不但没有落在后面，反而明显地走在前列。就拿工人选民团的杜马选举──代表们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工人报纸的创办、保险改革的利用、最大的工会冶金工会的建立等等来说，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在鼓动、组织、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这一直接的、当前的和“日常的”工作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都胜过取消派。

马克思主义者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此外，不要忘记，在俄国，改良主义还有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就是把现代俄国和现代欧洲的政治形势的根本条件混为一谈。在自由派看来，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自由派相信并宣扬“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自由派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认为10月17日以后，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民主措施，都是丧失理智、犯罪、作恶的行为，等等。

但是，中国取消派实际上坚持的正是这些资产阶级阶级观点，他们不断系统地把“公开的党”和“争取合法性的斗争”等等“搬到”(以书面形式)俄国。换句话说，他们同自由派一样，也鼓吹把欧洲宪制搬到俄国而不经过那条曾经使西欧确立宪制并使之经过几代人有时甚至经过几个世纪得到巩固的独特道路。取消派和自由派就像俗话所说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在欧洲，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取消派的改良主义不仅有这种表现，它还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拒绝实现工人阶级的民主任务而代之以自由派的工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