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中国近代散文集，清朝末年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笔名铁城杞忧生）著。该书共二卷三十六篇，1871年（同治十年）完成，1880年（光绪六年）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刊行。

19世纪中叶以后，正是中国近代史的危急存亡之秋，内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外有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深深刺激了晚清志士郑观应，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在1862年写了《救时揭要》一书（1873年出版），表达他对时局的感慨，但其思想仍停留在旧的层面，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却认为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才是救国之道，并未成熟。

此时，中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郑观应积极投身其中，参与洋务企业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的运营中。在这一过程中，郑观应随着阅历的丰富，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光之交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关于《易言》的著述动机，郑观应在自序中写道：

往余同治庚午、辛未（1870、1871年）间，端居多暇，涉猎简编，偶有所见，随笔札记。内之积感于寸心，外之眷怀于大局。目击时艰，无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自强之道不外乎此数大端而已。因是宏纲巨目，次第敷陈。自知但举其略，语焉不详。积若干篇存之箧衍，徒自考镜，未尝感以论撰自居。而朋好见辄持去，杂付报馆，又阑入近人所刻《闻见录》中。丑不自匿，尝用蹴然。

由此可见，郑观应是在同治后期阅读了许多著作之后，结合时局，写下心中感想，并以“自强”为宗旨，由此诞生了《易言》这本书。

“易言”一名取自《诗经·大雅》中之“无易由言”一句，意思是不要轻易发言，表明了郑观应对他观点所持的谦虚谨慎的态度，而其笔名“铁城杞忧生”也是想说他只是杞人忧天而已。《易言》全书分上、下两册。论述的项目如下表：

从这些文章的名称可见，郑观应列举并论述了关于国家制度各方面的广泛问题。他所议论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即消除中国因袭的陋习，接受科学技术，开发产业，奖励通商，以实现富国强兵；同时主张履行万国公法，与外国缔结对等外交。

郑观应在其《易言》笔下充满了爱国思想，他揭露欧美列强的侵略野心，他强调：“西人有求于中国者，不外通商、传教两端”，而“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其中煽害，倍甚通商”。他虽然强烈反对欧美侵略，却也非盲目排外，而是意识到实行“公法”与国家的强弱密切相关，提出 “公法约章宜修也”，同时提出“兵制阵法宜练也”，“枪炮器械宜精也”，“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他提出学西学主要是为了“制胜”对方，“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郑观应还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腐败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不过，《易言》仍未脱离“中体西用”思维的束缚，仍希望用“中国五帝三王之道”来作为根本，借助西法来达到富强的目的。

《易言》成书后，郑观应于1875年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为其作序、作跋，并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于1880年刊印发行。

1881年，郑观应又请沈谷人、谢绥之将原稿36篇删并为20篇，由上海淞隐阁排印再版，仍用《易言》之名，而作者改署“铁城杞忧生”为“铁城慕雍山人”，取期再现雍熙盛世之意。郑观应此次作出的删改，具有明显的倒退和保守性质，将1871年所著之原书中的许多精华剔除，而其新笔名也似乎暗示了他正回归“天朝上国”的心态中，这无疑是由于当时边疆危机的加剧、俄日法纷纷入侵导致郑观应的民族主义的上升所致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郑观应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到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的基础上推出了振聋发聩的巨著《盛世危言》，全面阐述了他学习西方、维新变法的进步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核心思想，如“商战”、“君民共治”等，都可以说是直接继承发展了《易言》的观点。然而，或许是由于被《盛世危言》的光芒所掩盖的因素，《易言》一书并没有那么受人瞩目，甚至可以说被中国人淡忘了。但是在邻邦朝鲜的近代化进程中，《易言》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郑观应后来《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中谈到《易言》“风行日、韩”，可见《易言》一书在海外日本、朝鲜诸国有很大影响，其中在朝鲜影响尤大。传入朝鲜的《易言》，是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出使日本时，从中国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那里带来的，而黄遵宪手上的《易言》当是1879年访日的王韬带去的，当时还是没有公开刊行的二卷三十六篇版本。对此《梅泉野录》一书记载道：

“庚辰十月，金弘集还自日本，进《易言》二册。《易言》者，清人黄遵宪所著也，大意处今日而欲致富强，必先学洋制而习洋技，累累数十万言，大略策士驰骋揣摩之见耳。遵宪携之游日本，弘集得之，以备乙览，盖欲上之默察天下大势，而亦原隰咨询之职耳，非有私意包藏也。拘曲之儒谓弘集进天主学，攻驳之论纷然而起。 ”

这段记载说明了《易言》的主要内容及经由黄遵宪赠与金弘集的传播过程，是证明《易言》传入朝鲜的关键史料。但是，这段记载也错误地把《易言》的作者记录为黄遵宪，而且将黄遵宪赠与金弘集的另一著述《朝鲜策略》（这才是黄遵宪本人所写）所引发的儒林上疏事件（辛巳斥邪运动）混为一谈。事实上当时朝鲜儒生的“攻驳之论”主要集中于《朝鲜策略》而非《易言》，但这并不代表着《易言》不受朝鲜人关注。事实上，《易言》也像《朝鲜策略》那样被朝鲜知识分子广为传阅，也确实遭到了保守人士的一些攻击。儒学家李承熙在1880年时只有14岁，他在当年阅读了《易言》后，认为“《易言》忧中国之衰败，发言多切中时弊，然醉于西欧风潮，不知东洋先王之大道，故特书后以辨之”。1883年日本《时事新报》中提到了朝鲜人“昔者不识此书（《易言》）之意义，斥为顽夷或天主教”。但是更多的朝鲜人则注意到这本书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易言》极大推动了朝鲜近代开化运动的展开。

1881年10月，朝鲜官员鱼允中和李祖渊访问中国上海，专程拜访了郑观应，第二年夏朝鲜文人姜玮也去上海拜访郑观应，朝鲜人士对郑观应给予特别关注，无疑是《易言》在朝鲜的传播所致。这一点从郑观应方面也可印证，他曾在给李祖渊写的信中提及“昨奉惠书并还前印《易言》书价银八十元”，并写了一首《高丽使臣鱼允中李浣西来购〈易言〉并询治策书此代柬》诗：

尧舜秉至公，无为天下治。嬴秦虽至强，徇私亡国易。所以贤君相，孜孜为民计。民强国自强，道由策富致。致富勿愚民，广学开其智。舍此国必衰，贤者皆避位。威武不能屈，直臣谏而死。叵奈谄佞臣，偷生溺富贵。秦桧与严嵩，青史严击刺。《易言》惭管窥，宗旨亦如是。远询杞忧生，聊达区区意。

从诗歌的题目可以看出，鱼允中等朝鲜官员不仅因《易言》而来，更向郑观应请教富强之策。郑观应也不吝指教，作了这首诗，并且对朝鲜人的来访颇有知遇之感。《易言》对朝鲜的影响不止于此。1881年底，朝鲜大臣朴定阳在其《从宦日记》中记载“以经理事蒙《易言》二册赐给”，可见《易言》是作为“内参文件”在朝鲜高官中免费传阅的。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易言》更是广泛传播，这从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给朝鲜国王的上疏中可以看出。池锡永上疏在长篇大论地阐述了开化思想的最后写道：“凡自强御侮之策，具载于《易言》一部书，臣不敢赘进焉”。卞鋈上疏中建议将《易言》、《朝鲜策略》、《万国公法》刊行于朝鲜八道。金永孝上疏中引用《易言》中“论水师”一篇，主张建立海军。尹善学上疏更是写道：“臣看中国人所编《易言》册子，可谓治世之要诀，而达权知变之士矣。始知天下事，不同于秦汉唐宋之世，而至今日而受变之极也……”。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从这些上疏中可以看出，《易言》一书在当时朝鲜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可以说到了争相传阅的地步，而且他们都对《易言》给予很高的评价，将其视为富国强兵的蓝本，足见《易言》在朝鲜的巨大影响。其中王韬在《易言》的跋文中写道：“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朝鲜士人尹善学则在上疏中呼吁：“臣之欲变者，是器也，非道也。”完全是效仿《易言》。这句话进而演变为朝鲜稳健开化派的指导思想——“东道西器”，在朝鲜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

1883年春，朝鲜国王下令将《易言》校勘复刻，随后又翻译为谚文（朝鲜文），颁行全国各地。这种情况在朝鲜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看出《易言》对朝鲜近代化无可比拟的作用。由于被翻译为谚文，《易言》也被更多的朝鲜普通民众所阅读，从而郑观应的思想深入朝鲜人心。直到1899年，大韩帝国《皇城新闻》还发表文章《杞忧生小传》，可见郑观应的《易言》对朝鲜的影响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