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即“官商”，“红顶商人”通俗点讲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同时再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兼具公务员和商人两个角色的人，亦即“官商”。后来“红顶商人”被用来指称在官场和商场两面得意者；在当代，“红顶商人”一词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员身份，但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企业界人士。

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光墉（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墉因捐输及辅佐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红顶高阳

张弼士(1841—1916)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外交家、教育家、爱国侨领、中国侨务工作先驱。张弼士18岁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从工人做起，在南洋创办垦殖场、锡矿场、船务公司，经营银行、医药等行业。致富后，张弼士不忘祖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回国投资兴业，践行“实业兴邦”的救国理念，投资的范围涵盖农业、工业、矿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医药业等行业，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张弼士先后担任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槟榔屿管学大臣，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广东总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中华游美实业团团长、全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分别代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处理南洋华侨事务和侨商事务，竭诚维护华侨和华商的正当合法权益，成为跨世纪的侨务工作先驱。

张弼士被称为红顶商人，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和他相比，人们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只是二品大员。张弼士还曾做客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的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成为富甲南洋的客家侨领，当之无愧的华人首富。

其企业名称大多拥有“裕”字，取意中华实业“昌裕兴隆”这时被称誉为“南北二张”（南张弼士，北张季直）。《南洋旅行漫记》评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张榕轩（1851—1911年）和张耀轩（1861—1921年）兄弟，广东梅县松口人，同是我国近代华侨中的先驱拓荒者和近代史上的著名华侨实业家、印尼的华侨领袖。张榕轩是活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华侨实业家。他与弟弟张耀轩合作修筑的潮汕铁路，开创了中国近代史民营铁路的先河。他还是著名的慈善家，在国内捐资修公路、铺桥梁、赈灾民，建学校、“凡遇一切善举，无不慷慨乐输，虽巨万无少吝”。为此，当时的清政府与民国政府，曾先后授予张榕轩四品官和三品官的荣誉官衔，并聘任为中国政府驻槟榔屿副领事、南洋商务考察钦差大臣、农商部高级顾问，还授予三等嘉禾勋章。在国外，特别是在东南亚，为一个中国人建立纪念馆并不多见。但在印尼苏门答腊岛棉兰市却有一个，它就是张榕轩纪念馆。

王炽(1836～1903),字兴斋，男，汉族，弥勒县虹溪人。 中国封建社会位居一品的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青年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中国封建社会位居一品的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幼而颖异”，但由于父兄早逝，家计甚窘，少年的王炽不得不放弃读书，拿着母亲变卖首饰和衣物凑得的20两银子，出门学做生意。他从家乡弥勒虹溪购土布挑到竹园、盘溪贩卖，又把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勤劳和机敏，王炽不久就积攒得百多两银子。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及至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同治初，王炽避祸重庆。见重庆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宜在此设庄贸易，于是，租得临街房屋一间，正式挂出“天顺祥”商号。王炽成为清末巨商的历程，有着无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勇于拼搏创新，是王炽能够在众多经商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炽死后归葬故里，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园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

清末著名徽商胡光墉（即胡雪岩）就是红顶商人中典型的一个。胡光墉因捐输和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生平简介 　胡雪岩“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到中国最大的官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传奇并没有多少神秘，说穿了不过是“寻租”二字。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关系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十万两现银，“报效军中”。 此类“寻租租金”最终为他赢得了多大的实际利润? 左宗棠新疆平乱时期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六笔，借款总额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累计达八百万两，仅此一事，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二百万两银子。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依据来自洋人的材料，对挖国家墙角的胡雪岩直斥为“奸商”: “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时胡为布政使衔在籍候补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资财，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

因资助收复新疆有功，左宗棠亲自向朝廷保荐胡雪岩，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故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然而，胡雪岩显赫一时，但结局并不那么美妙。左宗棠的死对头李鸿章对胡雪岩很不喜欢。得到李鸿章支持的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怀对胡雪岩大肆倾轧，设计谋挤兑搞垮胡雪岩的钱庄，又使他的生丝生意破产。破产后的胡雪岩被查抄革职，失去了红顶，很快忧愤而死。

相较胡雪岩，盛宣怀的事业办得更加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获实授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被喻为“一只手捞十六颗明珠”。其可圈可点的业绩有: 有感于“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建立了官督商办的招商局；1879年成立中国第一个电报局；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1897年策划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通商银行；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1911年，策划“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保路风潮，终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先遭清廷“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遭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抄没家产，一生写尽中国近世商人与政治力量相结合的无奈。

1886年底， 盛宣怀在给李鸿章所上的禀帖中，向李鸿章明确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如此，“百年之 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他认为，“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盛宣怀是有志于当一个商人的，他认为即使官做到督抚，姓名得以流传后世者也没有几人，因而“做官不及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