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营是中国古代的战车部队，最早出现于明代，是抗倭名将俞大猷最先提出并创建的。俞大猷被调到山西大同后，由他领军对付蒙古军队。他发现明王朝二百多年来，北方不得安宁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打击蒙古骑兵的手段。他从研究古代兵法中发现，战车是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于是建立了车营。

车营是由古代战车组成的陆战部队，俞大猷曾在大同地区的安银堡，用一百辆战车和三千步、骑兵，打败了蒙古十余万骑兵。

有民谣言“俞龙戚虎，杀人如土”，这民谣中所讲到的“俞”、“戚”则是明朝时期的两位抗倭名将俞大猷（读音:[yóu]）和戚继光。俞大猷这个名字也许已经被大众淡忘，有关他的生平、功绩等，世人知之甚少。四百多年来，世人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文武双全、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实，在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里，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名望也许还在戚继光之上。今天我们就来见识一下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如何用五千车营大败数万蒙古大军。

在明朝的边防战略因为党争而遭遇挫折的时候，蒙古诸部却通过和明朝一百余年的战争渐渐成长起来。尤其是在成化末期，达延汗继承汗位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统一了蒙古，让蒙古诸部保持了较长一段稳定时期。在这期间，蒙古诸部对明帝国的战争慢慢转变成了大规模多兵种的野战、攻城战，明帝国边境压力骤增。

在边境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明朝急需一场和俺答汗野战的大胜来鼓舞九边士气。终于，在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 年）， 左都督、太子少保、太子太傅陆炳秘密用钱财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藩，释放被陷害的抗倭明将俞大猷出狱，到大同戴罪立功。大同巡抚李文进十分欣赏俞大猷的才华， 经常与俞大猷筹划军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详细地了解了大同边军和俺答汗军队的情况，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让明帝国北方战局出现转机的战车战法——大同镇兵车操法。

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不是凭空诞生的，其基础正是当年曾铣的车营之法。不过，当时俞大猷面对的问题是明帝国九边普遍超高的支出，曾铣那种壮志未酬的大兵团作战更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俞大猷一改在东南时提倡用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兵力消灭对手的战法，开始提倡以步兵奇兵取胜的小成本战法。他发现，一直以来大同镇步兵对敌，都是驱马到敌军阵前，然后下马使用单手操作的环刀或骨朵御敌，和蒙古军使用的武器相同。但蒙古军是在马上作战的，所以交战时“ 彼高我下，万无取胜之理”。于是俞大猷将明军步兵的环刀、骨朵改为钩镰刀、虎叉、龙刀。这些武器长度都在七八尺（2.6 米左右），可砍可刺，对付骑兵最为便利。俞大猷还安排士兵在作战时左手持圆牌、右手执环刀滚杀敌马（和戚继光的藤牌手相似）。这些改变让明边军步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提高了步兵对抗骑兵的可能性。但是要在野战的环境下彻底击溃蒙古骑兵，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俞大猷又提出了其在两广地区使用过的新法—— 马上步兵、骑兵和战车配合作战，这也是大同镇兵车操法的前身。

俞大猷的战车车阵，用马上步兵十人， 骑兵二十人，战车一辆，步兵十人，一共四十人为一队。遇敌则用战车列于前，车上军士击发弓弩铳炮，马上步兵骑马出阵，距离近到和敌军马匹相交时放铳及弓矢， 完毕后回到本阵，之后骑兵趁机冲入敌阵砍杀，步兵十人专管割首级。战车车式为独轮，车前装有长矛，轻便易运，遇坑数人即可抬起。

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 是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践踏，而战车能阻挡骑兵的践踏，又能发挥火器优势。俞大猷根据这种相克关系，在训练初始车营有了一定成效以后，干脆放开手脚，创造了全新的战车及兵车操法。

俞大猷的新型战车车式，使用独轮车， 车轮直径四尺六寸（约1.5 米），直着铺设大木头二根，各长一丈二尺（约3.8 米）， 两根大木头中间横三根小木头，以便推运， 并有绳索三条以便挂肩挑扯。车前横一块长六尺的木头并竖着装上两小根直木作为屏障。车上共装大枪头四根，大佛郎机一门，盾牌两个，小月旗两面，布幔一幅。车的后部中间有一根立木，相当于车的方向盘，由队官一人把握。车前有两个支架，停车时放下作为车架。车后又有两个铁锥，停车时插入地里，相当于船锚。车辆本身再加上车上的铳、牌、枪等，总重不过三百斤， 以十六人分班推行，即使是崎岖险路也可顺利通行。各车相互配合，行则为阵，止则为营。

新战车每车五十人。其中大旗手两名，牌手四名，虎叉手两名，钩镰手两名，拨刀手四名，共十四人。这些人精习武艺，平时站在车旁，不参与推车，遇敌则前出冲锋破阵。推车者一共有十六人，分两班，一班八人，两边各四人推车。这十六名推车者并不是民夫，而是火器手。十六人中，有鸟铳手四人，神枪手四人（明代所说的神枪有两种，一种为前文提到的击发木矢的铳筒，另一种即为此神枪手所用神枪，枪管长一尺，木柄长三尺五寸，全长四尺五寸，约144 厘米，重量达到十二斤多，用细铅子打散弹，一次击发二十余粒，枪长接近人的身高，且枪管细长，握法和鸟铳一样右手靠前），击发佛郎机并携带子铳者四人，拨刀手四名。这十六人只负责推车和守车， 而不冲锋破阵。各兵不许放行李在车上， 每四人给驮马一匹搬运行李，而且只有推车的人才能够把兵器放在战车上。最后有管队官二名，一人执车上青旗监督冲锋兵破阵，一人在车后负责掌舵及督兵守车。

后来，戚继光调守蓟镇担任北京防卫军统兵，他认真研究了俞大酞建立的车营，认为车营有五大好处：“凡攻战用之环卫，一则可以束部伍，一则可以代甲胄，虏马拥众，无计可逼，此车之堪用一也。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马为奇，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此车之堪用二也”，等等。

于是，戚继光建立了七个车营，每营装备有重车、轻车。车两头设有长辕，两头皆可驾马，可进可退。

重车每辆装火炮两门，配备二十名士兵，其中正兵十名，两名管马，六名管炮，一名车长，一名舵手。另十名为骑兵，其中鸟铣手兼长刀手四名，两名为藤牌手，两名为鎲把手，队长、火兵各一名。

轻车配备十名士兵。每营兵车一百二十八辆，官兵三千一百零九名。

明史资料中一样记载，明末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名将孙承宗，同样用车营有效打击战斗力极强的清军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