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he Great Wall），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且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依据长城形成了长城文化。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两千多年来中国各时期长城的修筑基本上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在修筑长城和记载长城时，所使用的名称多有不同，这些不同的名称，有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互相通用，有的仅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地域用过。

长城

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长城最通用的称谓。《史记·楚世家》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方城

称长城建筑为方城，只在春秋时楚国用过。《汉书·地理志》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

堑、长堑、城堑、墙堑

这几种称谓基本上相互通用，从战国直到明代几乎全都使用过。《史记·秦本纪》在记载秦简公六年（前409年）沿洛水修筑长城时，就只用了“堑洛”两字。《北史·契丹传》载：“契丹犯塞，文帝北讨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县）遂西趣长堑。”

塞、塞垣、塞围

在史书中用到塞字的地方很多，一般情况有两种意义：一是用以表示关口要隘。这些被称之为塞的关隘，有的就在长城之上，有的则在离长城很远的地方。另一个意义是用以表示长城。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后汉书·乌桓传》载：“秦筑长城，汉起塞垣。”

长城塞、长城亭障、长城障塞

这是把长城同塞并在一起合称长城的一种表示形式。这种称谓在史书中也很常见，如：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晋书·唐彬列传》载：“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杜佑《通典》古冀州条记载：“密云县东北至长城障塞一百十里。”

壕堑、界壕

壕堑是长城建筑的一种形式，多指在不易筑墙的地方，挖有深广各若干丈的深沟，并将所挖取之土堆于沟的一侧，其防御作用同修筑墙体是一致的。界壕则是金代长城的专用词，除金之外，基本没有使用界壕一词来称长城的。

边墙、边垣

将长城称之为边，主要是明朝。中国古代多将中原各地与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地域，称之为边地，明代则将在这一带地域修筑的长城，称之为边墙或边垣。如《明史·戚继光传》载：“蓟镇边垣，延袤两千里。”《明史·兵志》载：“请修宣、大边墙千余里。”

长城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长度达2万多千米。

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从修筑长城的统治民族看，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也修长城，而且比汉族统治的朝代要多。清康熙时期，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但后来也曾在个别地方修筑了长城，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清代的2000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修筑。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汉、金、明几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1万里。

中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青海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烽火台的遗迹。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以作防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了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的防守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建筑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楚方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都相继修筑了“诸侯互防长城”，用以自卫。其中，秦、赵、燕三国和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毗邻，在修筑诸侯互防长城同时，又在北部修筑了“拒胡长城”，以后历代君主几乎都加固增修。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千米到1000—2000千米不等。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万里长城区别，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

先秦长城根据防御对象，大致可分为北长城和南长城。

北长城

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彼此攻伐不断。

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行动迟缓，很难抵御匈奴的袭击和掳掠。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1．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年）和十年（前328年），秦国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惠文王令张仪筑上郡塞，以防北方的林胡、楼烦南侵。接着，又大举进攻义渠，使之臣服。至秦昭王，灭义渠，置北地郡，秦国北部边境与匈奴相接。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2．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破中山，国境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下令筑长城，自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

3．燕国北邻为东胡，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燕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命大将秦开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后方稳定后，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抵御东胡。

南长城

南长城主要以楚、齐、魏、韩、中山国等为代表，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

1．楚国长城：又称“方城”，楚长城筑于楚怀王三十年之前。主要分布在南阳盆地西部、北部、东部边缘及信阳大别山一带，是东周时期楚国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距今已有2600余年历史。

2．齐国长城：齐长城是利用堤防连接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在齐国南部，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至胶州市南的大朱山东入海，结构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又保存段落或遗迹较多的古长城，原长度1000多千米。《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齐长城西起济南长清区，东至青岛市黄岛经济开发区，横穿山东半岛。

3．中山国长城：中山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修筑的，筑于赵成侯六年（前369年）。其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

4．魏国长城：魏长城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南长城（河南长城）。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北达内蒙古的固阳。魏惠王晚年，修筑了保护国都大梁的南长城，经今河南原阳县境转向东南，向西直达新密市。

5．韩国长城：长城先为郑国所筑，后韩灭郑，继续修筑使用。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安全，秦始皇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国防建设和边防守备的重大战略措施，其一就是大规模修建万里长城。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其后筑起“西起临洮（今甘肃山尼县），东止辽东（今辽宁省），蜿蜒一万余里”的长城。自秦始皇筑长城之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始皇长城大致为：西起于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由临洮县经定西县南境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由固原向东北方向经甘肃省环县，陕西省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折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黄河以北的长城则由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向东直插大青山北麓，继续向东经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县境。由尚义向东北经河北省张北、围场诸县，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向东南，终止于朝鲜平壤西北部清川江入海处。

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秦长城不仅在构筑方法上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防御设施的建置也有一定的特色，以石筑见称。

秦长城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维修、连接秦赵燕等战国长城，新筑的部分不多，工程量不大，还没有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由蒙恬率部和沿线军民共同完成，后期则大力修建长城。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长城被拆毁：“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长城确保了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给中原农业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就如《过秦论》中所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汉初，匈奴乘华夏战乱，越过秦大将蒙恬所筑长城，和汉帝国以战国秦、赵、燕长城为界对峙。由于长城年久失修，北方守军稀少，因此，强大的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程不识是驻守长城的名将，治军严厉，只要他戍边匈奴就不敢来犯。其后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等出击匈奴，均以秦、赵长城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

汉武帝登基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将其驱逐至漠北，修复了蒙恬所筑秦长城，又修建了外长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千米的长城。此时战国时期的秦、赵、燕长城才被放弃，其军事防御作用也随之终结。

汉武帝修筑长城驱逐匈奴，对维护西汉帝国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

为了对付来自漠北突厥的南下袭扰和掠夺，隋文帝杨坚自建国伊始，就把修筑长城、巩固边防，视为重要国防政策。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除了继续防御北方突厥的袭扰之外，还要着力对付来自西北方面吐谷浑的侵袭，为此曾先后两次修筑长城，动用劳力之多隋代前所未有。

自开皇元年至大业四年的28年中，隋朝两代统治者先后7次调发近200万劳力，于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增建城垒，在前代北魏和周、齐修筑长城的基础上，使东迄紫河，中经朔方、灵武之境，西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

2007年，在山西省岢岚县发现了一方隋朝筑长城的刻石，这方长城施工碑记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有纪年的施工碑记。

2009年勘测，隋长城遗迹位于山顶，为石筑，已塌为石滩状，高约50—80厘米。山腰部为土筑长城，地表残高约1.5米，夯土层13厘米。

2010年，长城资源调查队对陕西省延安、榆林、渭南三市16个区县的早期长城资源进行了野外调查。共调查战国、秦、汉、隋等时代长城近1700千米。新发现战国秦昭襄王长城200余千米，在榆林市榆阳区、神木县、横山县、靖边县、定边县5区县新发现隋长城约500千米。隋长城大部分段落沿用了秦昭襄王时期长城，而隋长城又被明长城沿用。

2010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博物馆长城调查小组，在鄂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发现一处隋长城遗址。隋长城共有3段，墙体为堆筑土墙，泛白色，呈鱼脊状凸起，宽约3到6米，残高约0.5到1米，均在明长城以北约90到200米处，约6.8千米。墙体笔直，与明长城走向一致。

长久以来，“唐代无长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唐代确实修过长城，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拒胡长城”不同，建筑这条长城是为了统一战争。

《新唐书·地理志》载：山西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之年废。”唐长城遗址从马陵关沿马岭向关上（即今社城镇关上村西），由关上至榆社县石源村，再至黄花沟，再至石会村、琵琶窑村、焦红寺村一带，最后至和顺县仪城。

唐朝建立的最初几年，同时并存的还有14个割据政权，其中有一支劲旅是依附突厥，并自封为皇帝的刘武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占李渊发祥之地晋阳（今太原），攻陷河东大部分地方，威逼关中。唐王朝迅速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派秦王李世民抵御刘武周，另一方面迅即构筑防御设施，从平城至鲁口的长城由此出笼。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有三段古老的古代边墙，始建于唐代渤海国时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此段古边墙未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根据考古调查，断定边墙是古代的一条军事防线，与长城的性质一样，属长城型山城。这道边墙与当地渤海国早期山城和金代沿用并修筑的山城相似，据此认为，边墙是渤海国为防止黑水靺鞨而建。

宋长城西起山西省岢岚县青城山，东至荷叶坪山。岢岚境内现存的38千米宋长城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有些段落保留着30厘米左右的女墙，有的地段还有炮台遗迹。附近散落有大量宋朝瓷片，有的地段发现有炮台遗迹。

中国长城专家成大林在岢岚考察长城后认定：岢岚境内的长城为北齐、隋、宋三个王朝修筑。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宋代长城，填补了中国长城史研究的空白。

宁夏发现的宋代长城遗迹，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战国秦长城南北两侧。时间跨越千年以上的战国长城与宋代长城在同一地区并存，充分说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具有延续的文明历史。

金长城开始修筑于明昌五年（1194年），因旱灾及张万公等大臣反对而停建。承安元年（1196年），在完颜襄、宗浩的力主下全线开筑，于承安三年（1198年）筑成。金长城（明昌界）北起内蒙古莫旗七家子村东南1千米处嫩江岸边，经扎赉特旗额尔吐村北，至吉日根，再经阿勒坦浩特嘎查，至林西凌家营子，折向西行，经达里诺尔北岸至商都县上二股地，再至四子王旗白音希勒，终止于武川县上庙沟，全长约1650千米，设有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和屯兵城。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涞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前期（1368—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出兵15万分二路进击漠北，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甘州、庄浪诸卫。洪武二十年（1387年），大将军冯胜、蓝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八至二十二年（1410—1424年）的15年间，先后5次发兵，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今宣化境内）迤西，至洗马林（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六三），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中叶（1448—1566年）长期的大规模兴筑。“土木之变”以后，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众多长城重镇。

明后期（1567—1620年）隆庆、万历之际，蒙古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清长城名称甚多，但清人王安定在其所著《湘军记》卷十六《平捻军篇》中明确称之为长城：“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

虽然清代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但只是形式大于意义，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相当大，且地域跨度之大空前，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清长城与明长城及历代长城不同，是用于对内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和民族起义的工具，对内而不对外。清长城相对粗糙且保存不多，作用单一，故而很少提及，更无法同明长城比肩。

据记载，柳条边是一条用柳树条做篱笆修筑的封禁线，又名“盛京边墙”，也叫“柳墙”“柳城”“条子边”，始建于清朝崇德三年（1638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基本完成。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东北放垦弛禁，清咸丰十年（1860年）废弃了柳条边墙。

清室建“柳条边”的初衷是“保护满族龙兴重地和独占东北”的经济利益，限制各族人民往来，特别是防止满族汉化，保持满族的骑射习俗。清政府就在盛京（今沈阳）、宁古塔和内蒙古的几个行政区的分界线上修筑了柳条边。因修建时代先后，分老边和新边。

老边称盛京边墙。南起凤凰城西南，北到开原附近的威远堡，再折而向西南直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长1950华里。新边，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修到吉林北法特哈，长690华里。

柳边墙为高3尺、宽3尺的土墙，俗称“边墙”。外侧挖深8尺、宽8尺、底宽5尺的墙沟，俗称“边沟”，引入河水。在边墙上每5尺植一棵柳树，再用柳树条横着把相邻的柳树系起来，就成了“柳条边”篱笆。柳条边“边里边外”由“边门”通过。康熙最初设计为21个边门，展开后建成20个，老边16个，新边从南向北设4个边门。每个边门有边丁把守，出入需持证件方可。沿柳条边走向设“边台”，共168处。数百个水口（为过河的桥）。新边头台（第一个边台）为舒兰县境内的法特乡东12里的头台村，二台为法特哈门。进入九台县境内为三台至九台，分别为城子街乡的三台村、四台村。今在城子街的柳条边遗址应该是第四座边台，石碑东侧的土沟即为当时的“边沟”。再向西为五台屯在德惠县境内，又折向九台县为六台村、七台村、八台村（此二台在苇子沟乡），到九台。

据《柳边记略》记载，初始九台不过是几户人家的小屯子，因边台而居民渐增，逐渐发展成后来的九台镇，边台和丰堆用来看守和了望及对边台的维修。如此看来，边台的确有了望军情的作用。驻守的人员称“边丁”，即差役，老百姓叫他们“边耗子”。

清朝修建柳条边工程是较大的，有绿色长城之称。一方面它保护了清朝皇室的“龙脉”，阻断了满族与其他民族的来往。另一方面，它却阻碍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和，限制了文化发展。所以到乾隆年间柳条边就废弃了。这才有了大批汉族人闯关东的浪潮。

在辽金时期，为了防御蒙古人以及其它游牧民族的侵掠，在北方草原上挖掘了好多条壕堑，以阻止骑兵的逾越。由于草原地区多沙无法夯筑，不宜修筑长城，故而挖掘壕堑，在《金史》中明确地称之为壕、壕堑或界壕。在壕堑附近筑有城堡以屯军，由壕堑和城堡组成完整的边防体系。王国维撰写《金界壕考》明确指出，金代只称之为界壕、边堡，后人才把边壕称作长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等著作，均称金边壕，而不称金长城。有些人故意把边壕称作长城，如称：“为了防止蒙古族的侵袭，金开始在北部边界修筑长城，历史上称之为界壕”，“金朝所修长城，史称之为界壕或边堡”。

这种说法不仅违背了历史记载，而且混淆了长城与边壕的界限。长城与边壕在构造上是不同的，长城是在地面上修筑的高墙，以墙体阻止骑兵前进；边壕是在地下挖掘的深沟，以壕堑阻止骑兵逾越。长城与边壕都属于边境地区的军防工程，其功用相同，然而性质却不相同。将边壕说成是长城，完全混淆了长城与边壕的不同性质，仅功用相同即视为长城，显然于理不通。

将边壕说成是长城，也如将天险列为长城一样，都是为了增加长城的数量，使长城长之又长。辽金边壕的总长度，约为7200公里，即14400里，在所谓的长城10万里中，边壕占了14.4%。

如果把古代的壕堑算作长城，那么，又会出现一个问题，明代和清代的柳条边算不算长城。柳条边也是在地下挖掘的深壕，其构造与辽金边壕相同。既然辽金边壕可以叫做长城，明、清柳条边不也可以叫做长城嘛。有人说清代也修筑了长城，即指柳条边而言。前苏联的齐赫文斯基提出中国以长城为界，将柳条边说成是长城，正是重复齐赫文斯基的老调，其危害性不必细说。

长城的防御工程建筑，在两千多年的修筑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是在布局上，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就总结出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重要经验，接着司马迁又写入《史记》之中，之后的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成为军事布防上的重要依据。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险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有“易守难攻”的效果。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地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

在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上以“就地取材、因材施用”的原则，创造了许多种结构方法。有夯土、块石片石、砖石混合等结构；在沙漠中还利用了红柳枝条、芦苇与砂粒层层铺筑的结构，在今甘肃玉门关、阳关和新疆境内还保存了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这种长城的遗迹。

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制砖技术不断发展，明代砖制品产量大增，已不再是珍贵的建筑材料，所以明长城不少地方的城墙内外檐墙都以巨砖砌筑。在当时全靠手工施工，靠人工搬运建筑材料的情况下，采用重量不大，尺寸大小一样的砖砌筑城墙，不仅施工方便，而且提高了施工率，提高了建筑水平。其次，许多关隘的大门，多用青砖砌筑成大跨度的拱门，这些青砖有的虽然已严重风化，但整个城门仍威严峙立，表现出当时砌筑拱门的高超技能。从关隘的城楼上的建筑装饰看，许多石雕砖刻的制作技术都极其复杂精细，反映了当时工匠匠心独运的艺术才华。

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营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

墙身是城墙的主要部分，平均高度为7.8米，有些地段高达14米。凡是山岗陡峭的地方构筑得比较低，平坦的地方构筑得比较高；紧要的地方比较高，一般的地方比较低。墙身是防御敌人的主要部分，其总厚度较宽，基础宽度均有6.5米，墙上地坪宽度平均也有5.8米，保证两辆辎重马车并行。墙身由外檐墙和内檐墙构成，内填泥土碎石。

外檐墙是指外皮墙向城外的一面。构筑时，有明显的收分，收分一般为墙高125%。墙身的收分，能增加墙体下部的宽度，增强墙身的稳定度，加强它的防御性能，而且使外墙雄伟壮观。内檐墙是指外皮墙城内的一面，构筑时一般没有明显的收分，构筑成垂直的墙体，关于外檐墙的厚度，一般是以“垛口”处的墙体厚度为准，这里的厚度一般为一砖半宽，根据收分的比例，越往下越厚。砖的砌筑方法以扁砌为主。

长城的城墙是这一防御工程中的主体部分。它建于高山峻岭或平原险阻之处，根据地形和防御功能的需要而修建，凡在平原或要隘之处修筑得十分高大坚固，而在高山险处则较为低矮狭窄，以节约人力和费用，甚至一些最为陡峻之处无法修筑的地方便采取了“山险墙”和“劈山墙”的办法，在居庸关、八达岭和河北、山西、甘肃等地区的长城城墙，一般平均高约7、8米，底部厚约6、7米，墙顶宽约4、5米。在城墙顶上，内侧设宇墙，高1米余，以防巡逻士兵跌落，外侧一面设垛口墙，高2米左右，垛口墙的上部设有望口，下部有射洞和擂石孔，以观看敌情和射击、滚放擂石之用。有的重要城墙顶上，还建有层层障墙，以抵抗万一登上城墙的敌人。到了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时，对长城的防御工事作了重大的改进，在城墙顶上设置了敌楼或敌台，以住宿巡逻士兵和储存武器粮秣，使长城的防御功能极大的加强。

墙的结构内容是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而定的，总观万里长城的构筑方法，有如下几种类型：

1．版筑夯土墙；

2．土坯垒砌墙；

3．青砖砌墙；

4．石砌墙；

5．砖石混合砌筑；

6．条石；

7．泥土连接砖。

用砖砌、石砌、砖石混合砌的方法砌筑城墙，在地势坡度较小时，砌筑的砖块或条石与地势平行，而当地势坡度较大时，则用水平跌落的方法来砌筑。

长城体系中设置有大量烽燧（烽火台）作为情报传递系统，是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

古代边防报警有两种信号，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台台相连，传递讯息。白天燃烟，夜间举火，是因为白天阳光很强，火光不易看见，烟雾相对瞩目；而夜间烟雾不显，火光在很远处就能看见，这是很科学的方法。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还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来加以区别。到了明朝还在燃烟、举火数目的同时加放炮声，以增强报警的效果，使军情可迅速传达千里之外。按明朝制度，举一烟鸣一炮表示来敌100人左右；举二烟鸣二炮，来敌500人左右；1000人以上举三烟鸣三炮。按配置的位置和功能，烽燧可以分为四组：设在大漠深处的烽火台是发出警讯的最前线，沿长城两侧设置的烽火台向沿线传递情报，由长城通往京师的系列烽火台与王朝中央联系，还有一组烽火台与长城所在地附近的地方政府和驻军联系。

烽燧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就建在长城之上。烽燧在汉代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望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

烽燧的布局也十分重要，关键为要将其布置在高山险处或峰回路转的地方，而且必须临近的三个烽燧都在彼此的视野范围内，以便于随时查看和传递消息。烽燧除了传递军情之外，还为来往使节保护安全，提供食宿、供应马匹粮秣等服务。有些地段的长城只设烽台、亭燧而不筑墙。

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或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长城内侧，间有设于墙外者。

卫、所城之间相距约百余里，卫城周长6—9里，千户所城周长4—5里，砖砌城墙，外设马面、角楼，城门建瓮城，有的城门外还筑月城或正对瓮城门的翼城，以加强城门的控守。城内有衙署、营房、民居和寺庙。卫、所城与长城的距离或近或远，视长城内位置适中、地势平缓、便于屯垦的地方而建。

堡城或称边堡，间距10里左右，城周1—3里，砖包城垣，开1—2门，建瓮城门。城内有驻军营房、校场、寺庙，边堡同长城的间距一般不超过10里，遇警时可迅速登城。

关城是万里长城防线上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关城设置的位置至关重要，均是选择在有利防守的地形之处，以达到以极少的兵力抵御强大的入侵者的效果，古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生动地说明了关城的重要性。

长城沿线的关城有大有小，数量很多。就以明长城的关城来说，大大小小有近千处之多。有些大的关城附近还带有许多小关，如山海关附近就有十多处小关城，共同组成了万里长城的防御工程建筑系统。

由于年代久远，早期各个朝代的长城大多数都残缺不全，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是明代修建的长城，所以人们一般说的长城指的是明长城，所称长城的长度，也就是明长城的长度。

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2009年4月18日联合公布，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6个县域，总长度为8851.8千米。经过壕堑359.7千米，自然天险2232.5千米。

2012年6月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居庸关长城宣布，历经近5年的调查认定，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包括长城墙体、壕堑、单体建筑、关堡和相关设施等长城遗产43721处。这是中国首次科学、系统地测量历代长城的总长度。此次长城的调查和认定，不仅认定了2009年测定的明长城长度，还开展了秦汉及其他时代长城的资源调查。

长城关口有：嘉峪关、山海关、居庸关、玉门关、井陉关、娘子关、雁门关、偏头关、平型关、古北口、喜峰口、榆林塞、黄崖关、瓦桥关、虎山长城、鸦鹘关、牛庄城、分水关、宁远城、阳关、平定堡城、清阳关、新安关、镇远关、锦州城、马水口、倒马关、九门口、老龙头、董家口、刘家口、马兰关、新开口、插箭岭关、金山岭、独石口、张家口、马市口、羊房堡关、水口关、紫荆关、宣化城、三屯营、三道关、大毛山关、义院口、界岭口、重峪口、徐流口、冷口关、白洋峪关、青山关、铁门关、潘家口、龙井关、洪山口、上关、常峪口、狼窝沟口、新河口、白石口关、浮图峪关、乌龙沟关、飞狐口、寡妇楼、司马台、慕田峪关、沿河城、将军关、白马关、鹿皮关、河防口、莲花池关、黄花城关、撞道口关、九孔楼、四海冶口、居延塞故城、鸡鹿塞、高阙塞、大同城、杀虎口、威鲁堡口、金锁关、黄泽关、黄榆关、北楼口、宁武关、利民堡口、得胜口、镇宏堡口、平远堡、新平堡口、保平堡口、桦门堡、瓦窑口堡、镇宁堡口、镇口堡、守口堡口、镇边堡、镇川堡、宏赐堡口、镇羌堡口、拒墙堡口、拒门堡口、助马堡口、破鲁堡口、保安堡口、宁鲁堡口、破虎堡口、残虎堡口、马堡口、云石堡口、少家堡口、大河堡口、败虎堡口、迎恩堡口、阻虎堡口、将军会堡、丫角山、老营堡、红门口、老牛湾堡、阳方口、白草关口、广武城、北楼口、狼牙口、龙泉关、固关、鹤度岭口、马岭关、支锅岭口、峻极关等。

1961年3月4日，万里长城－八达岭，万里长城－山海关，万里长城－嘉峪关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月13日，金山岭长城、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20日，魏长城遗址、固阳秦长城遗址、万里长城－紫荆关、万里长城－九门口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6月25日，长城（齐长城遗址、秦长城遗址、燕长城遗址、司马台长城、乌龙沟长城、雁门关、清水河段、镇北台）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牡丹江边墙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期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归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

2013年3月5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归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城”。

1952年，中国政府组织开展了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长城维修工程，这是新中国第一批长城保护维修工程。

1987年12月，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2006年9月20日，国务院第150次常务会议通过《长城保护条例》，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2008年，山东启动“齐长城资源调查”项目，最终确认齐长城总长度为641322.40米，编制完成《齐长城总体保护规划》。

2011年，国家文物局基本完成明长城“四有”工作，完善长城资源信息系统。

2012年，国家文物局完成长城量测和数据公布。

201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开展10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试点；指导各地做好长城保护维修和“四有”基础工作。

2015年4月27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牡丹江边墙保护规划编制立项的请示》（黑文管字〔2014〕17号），同意牡丹江边墙保护规划编制立项。

2015年4月3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榆林卫城北门广榆门修缮工程立项的请示》（陕文物字〔2014〕81号），同意陕西省榆林卫城北门广榆门修缮工程立项（长城认定编码：610802353102170029）。

2015年4月3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齐长城——黄岛史家夼东山至山周村西山段抢救性保护方案〉的请示》（鲁文发〔2014〕459号），原则同意所报齐长城黄岛史家夼东山至山周村西山段保护方案。

2015年4月3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明长城清水河石胡梁段长城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立项的请示》（内文物发〔2014〕282号），同意明长城清水河石胡梁段保护维修工程立项。

2015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上报赫甸城城址东城墙、北城墙修缮工程方案的请示》（辽文物〔2015〕49号），原则同意所报赫甸城遗址（长城认定编码：210624353102170007）东城墙、北城墙修缮工程方案。

2015年5月1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上报大茂堡长城抢险加固工程——东墙、南墙方案的请示》（辽文物〔2015〕54号），原则同意所报大茂堡长城（长城认定编码：210781353102170002）东墙、南墙抢险加固工程方案。

2015年6月12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嘉峪关市饮用水水源地迁建工程供水管道穿越长城文物保护方案的报告》（甘文局发〔2015〕183号），原则同意所报嘉峪关市饮用水水源地迁建工程供水管道2、4、5、6号线采用顶管方式从地下通过长城的B方案。

2015年6月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明长城临泽段修缮（一期）工程立项的报告》（甘文局发〔2015〕70号）收悉，同意明长城临泽段修缮（一期）工程立项。

2015年6月9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明长城北京门头沟段沿字7号—11号敌台抢险修缮工程立项的请示》（京文物〔2015〕42号），同意明长城北京门头沟段沿字7号—11号敌台抢险修缮工程立项。

2015年9月2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集疏运系统靖边至神木集运铁路建设工程穿越长城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5〕172号）。

2015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新建赤峰至京沈高铁喀左站铁路项目跨越燕北长城遗址的请示》（内文物发〔2015〕205号）。

2015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北京市延庆县下阪泉楼修缮工程立项的请示》（京文物〔2015〕381号）。

2015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齐长城遗址（安丘大车山段）保护修缮工程立项报告〉的请示》（鲁文发〔2015〕86号）。

2015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齐长城——水泉溜西山段抢险加固工程立项报告〉的请示》（鲁文发〔2015〕13号），同意齐长城水泉溜西山段加固保护工程立项。

2015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齐长城——淄川区青龙山至城子段抢救性保护工程立项报告〉的请示》（鲁文发〔2015〕14号），同意齐长城淄川区青龙山至城子段抢救性保护工程立项。

2015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民勤（县城）至红沙岗一级公路建设工程通过长城文物保护方案的报告》（甘文局发〔2015〕218号）。

2015年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兰渝电铁杨家川牵引站110千伏供电工程通过临洮县战国秦长城消失段文物保护方案的报告》（甘文局发〔2015〕219号）。

2015年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审批蒙西—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跨越北齐长城代县长城村1段文物保护方案的请示》（晋文物〔2015〕234号）。

2015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齐长城—博山区两平至西沟峪北山段抢救性保护工程立项报告〉的请示》（鲁文发〔2015〕81号），同意齐长城博山区两平至西沟峪北山段抢救性保护工程立项。

2015年11月25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申请明长城繁峙县茨沟营段应关城东门保护修缮工程立项的请示》（晋文物[2015]47号），同意明长城繁峙县茨沟营段应关城东门保护修缮工程立项。 关城

2015年11月2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怀柔区箭扣146号敌楼至150号敌楼及长城（天梯至鹰飞倒仰）修缮工程方案的请示》（京文物〔2015〕504号），原则同意所报怀柔区箭扣146号敌楼至150号敌楼及长城（天梯至鹰飞倒仰）修缮工程方案。

2016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新建崇礼铁路穿越长城遗址设计方案的请示》（冀文物字〔2016〕68号），原则同意所报新建崇礼铁路以隧道方式通过大尖山长城1段、正盘台村长城第4段、小口梁东北侧长城、营岔二号烽火台、转山一号烽火台的方案。

2016年5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环县战国秦长城黑风口段保护维修加固工程设计方案的报告》（甘文局发〔2015〕319号）。

2016年5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齐长城——淄川青龙山及护宝泉村南山段抢修保护方案〉的请示》（鲁文发〔2016〕20号）。

2018年9月1日起，《秦皇岛市长城保护条例》施行。根据条例，在长城上野炊、野营拒不改正（情节严重）的，个人最高罚款一千元，单位最高罚款一万元。

2019年1月22日，经国务院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2020年11月26日，按照《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国家文物局研究确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

2021年7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6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通过审议，长城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

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长城精神文化研究发掘、环境配套完善提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数字再现工程。

2021年10月12日，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21年10月21日，箭扣长城东段全线完成抢险修缮。

2022年7月5日，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在线签订《全面加强京津冀长城协同保护利用的联合协定》。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政府、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政府签订《边界长城保护合作协议》。

2022年8月，在“双奥之城·长城之约”2022北京长城文化节开幕式上，北京市文物局发布北京长城保护修缮工作成果。

2022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提升保护、监测、管理和利用水平”。

2022年8月17日，箭扣长城考古新发现发布。通过已发掘的2530平方米，考古人员首次在长城敌台顶部的铺房内发现明代火炕和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为复原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提供依据。

2022年10月29日，北京公众考古季开幕，北京市文物局发布6项重要考古成果，长城名列其中。

2022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8条长城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和62条长城主题精品线路。

2023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又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长城不单纯是曾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紧紧系在一起的重任。

秦汉之时，累计投入的兵民有近千万之众。秦始皇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即着手加强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揭开了屯田戍边、开发边区的序幕。汉代由于修筑长城的时间较长，曾有多人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这些建议先后被汉政府采纳接受并组织实施。移民和戍守长城的军人一起，开垦荒地进行农耕，不但加速了边区的经济开发，节省了政府的大量军费开支，而且大大减少了长途运输之苦，并将华夏文化远播四方。

在文化方面，长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上也起了重要作用。长城的修建和戍守，长城区域的争战，反而促使了中国古代汉族和十几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的融合。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归汉，实现了中原农业区的华夏汉族与北方畜牧民族的汇合，这便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之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内蒙古阴山一带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汉与匈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

唐代，唐太宗大破突厥军后，使数十万降众居住在边境长城沿线一带，设置六个都督府，任命突厥人为都督。突厥人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金元时期，雁门关外由起初的“不植桑榆不种麻”，到后来的“生民何处不桑麻”，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规律。明在长城沿线开放“马市”，表现了汉蒙互相依存、渐趋融合的密切关系。清政府采取怀柔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长城一带的民族大融合。

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这个体系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多种功能，并配置有长驻军队的点线结合防御工程整体。

长城所体现出的军事防御思想，在军事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长城的产生和发展和中国古代的整个军事发展同步前进，对于研究古代军事作战思想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修筑长城，是针对西北边地军情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是化被动为主动事前防御。需要强调的是，长城的防御作用不是一般人以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处在于——入侵者或许能集中力量偶尔攻破一两个关口、闯入内地，但只要整段长城还驻守有强劲的军队，入侵者就始终面临被阻击、伏击而无法回家的危险；尤其是，长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个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骑兵纵然破关而入，但只能对内地实施骚扰，而他们的后勤根本无法通过关口输送进来，故而无法在内地立足、从而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癣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这是长城存在的根本意义。

在长城出现的2000多年来，以长城为中心，南北文化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建赵长城，号召国人学习“胡服骑射”，进行南北文化交流。秦汉时期，长城南北文化进行了空前的对话与交流，在长城沿线发现的秦权、诏版，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单于和亲瓦当，还有闻名遐迩的昭君墓等，均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在长城地区的文化带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名胜古迹，诸如敦煌、云冈石窟、麦积山、万佛堂石窟壁画、雕塑；元代居庸关云台、金代的卢沟桥以及金中都、元大都遗址与出土的文物等，都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特点，同时也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的辉煌。

长城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汉朝长城就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和保护作用。自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之后，遂以长城要塞为根据地，开辟和维护着东起汉朝首都长安（今西安），西到大秦（今地中海东岸一带）全长2万余里的交通干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几千年来，中外友好使团频繁往来于这条古道上，中外文化在此融合、交流，迄今仍在发挥着作用。许多外国人知道中国是从长城开始的，长城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人民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万里长城这一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与力量的宏伟建筑，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宝贵遗产。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万里长城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证明长城所具备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已被世界所承认，长城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长城以其雄伟的气势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历代的中华文人名士及国际人士，许多中国的文人墨客以长城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美术、音乐等文艺作品，其中唐代的“边塞诗”尤为典型。如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孟姜女送寒衣的歌词广泛传唱。唐以下的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均有不少诗人词人名人，路经或登临长城，有感于长城的修筑、作用，以及长城两侧的壮美河山等，挥毫写出了名篇佳作，迄今仍广为流传，大大丰富了长城文化的宝库。

万里长城自构筑的那天起，就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象征，2000多年来，任何人都没有能从认识上割裂万里长城，因而也就无法割裂中华民族。长城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力量。《义勇军进行曲》的长期传唱，使长城在人们心目中已升华为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形成，并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全民族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被世人所认同，所接受。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象征国防和民族统一的长城自然提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唤起整个民族的抗战意识。1933年的长城抗战震惊中外，揭开了抗日战争史上最初的壮烈一页，“誓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将士们的共同誓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而《长城谣》同样以其独特的艺术感召力，激起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人们听到或唱起总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爱国激情，就是因为长城能唤起亿万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共鸣。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中国向联合国大会赠送的礼品是一块万里长城大型挂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和政府已将标志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万里长城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象征意义也被全世界所认同，所接受。

长城在军事实用功能逐渐消退，文化精神作用不断增强的双向历史演进中，美学魅力日益明显，一方面不断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也在展示人类的坚强意志和雄伟气魄。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地球和平的象征，全人类都将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得到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