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于最近三十来年的
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的一个综合性的叙述。我们考古所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曾编写过一部《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出版）。现在又经过了二十年。这期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考古资料的数量，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新成果，而新的发现也使得许多旧的看法过时了。这就需要改写旧的章节和增添新的章节。所以，我们决定重新编写。这是一本新书，并不是旧书的增订版。编写这书仍是一项集体性质的工作，但是参加编写的诸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这三十年来丰富的成果，比较客观地、有选择地加以概括，写出一本全国性的、综合性的著作。
这三十年来我国考古学的新成就，曾使得国内外许多考古学家认为，20世纪后半叶将被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而写入史册。在我们有古老文明的祖国的大地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古代遗物和遗迹不断地被发现。我国考古工作者们，除了配合建设工程做了大量的抢救工作之外，还主动地为了解决学术问题而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因之，我们累积了大批的、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这些资料给我国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汇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物。我们可以说，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标志，首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我国既然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门的中国考古学当然要贯穿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红线。但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只是由于这些理论出于马克思，而是由于它符合于客观的真理，符合于考古实践中所证实的客观真理。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尊重客观事实，决不以所谓“理论”来歪曲解释事实。“古为今用”这一方针的正确涵义，在考古学方面应该是根据以科学方法所取得的结论，来充实
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库，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用以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这绝不是因当前的政策而歪曲客观事实。同时，我们也相信：这三十年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已取得了许多成果，并且今后将要继续取得新的成就。
新阶段另一个标志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改变和进步。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考古学根据它的特有的研究对象（古代的物质遗存）来发展它特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