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意为此监狱的罪犯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书定罪。如明代的锦衣卫就是诏狱的一种，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刑政”称谓，在考察皇帝诏旨与国家狱政的关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理解“诏狱”，需先讲清楚“狱”的含意。《金文诂林》说道，“稽之经传，狱字恒指狱讼为言，不必指系囚之地。”也就是说，“狱”并非只有牢狱之意，也可用来指法律案件。但单单讲明“狱”的本意及引申意义，仍不足以说明“诏狱”的特殊性：其不同于一般之“狱”，关键在于“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诏狱” 制度与皇帝制度的确立密切相连。秦王政令群臣议立名号时，臣下建言：天子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裴骃《集解》引蔡邕《独断》：“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诏”作为有特定含义、为皇帝所专用的字眼，实际上也有表明皇权尊严的神圣性和象征性的意义。

如此以来，“诏狱”的第一层含义是皇帝钦命的法律案件，或如日本学者富田健之所说是“敕命刑狱”。《史记会注考证》引用胡三省语说道，“盖奉诏以鞫囚，因以为名”。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用周寿昌语，语意与之相近：“凡遣官治狱曰诏狱，谓奉诏治狱也。”因此，“诏狱”不同于一般狱讼的特性，即奉皇帝诏旨治狱的特性，才凸现出来。实际上，一旦有重案发生，朝廷百官多会请求皇帝下诏收系罪犯。“假谒者节”召犯人入“诏狱”，正可表明“诏狱”性质的特殊——谒者所持之“节”，作为一种凭信，是皇帝的象征和皇权的体现，代表皇帝的意志。频繁见于史籍及简牍的“诏所名捕”等司法术语，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案件性质不同一般。

作为实体牢狱（即关押、囚禁犯人的场所）的“诏狱”也是存在的。两汉之际，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时任更始政权的盆子兄长刘恭自以为罪恶深重，故“自系诏狱”（《后汉书·刘玄传》）。显然，“诏狱”也可指关押、囚禁犯人的场所，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楚此段话语。灵帝时，曾派遣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后汉书·孝灵帝纪》），“诏狱”与维护地方治安、鞠系罪犯为主要职责的“亭部”并称，其具有囚禁犯人处所的意义自是不容否认。汉代中央、地方的很多牢狱，多因为临时收押、讯问钦定案犯，性质才发生变化而成为“诏狱”，“魏郡诏狱”、“钜鹿诏狱”等即是如此。

“诏狱”兴起的原由，两汉典籍缺载。不过，《宋史·刑法志》中的记载，对我们认识问题或不无裨益：“本以纠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见。”时代相隔久远，宋元时期的判定是否适用于两汉呢？笔者倾向于赞同。实际上，汉代就有类似意义的话语出现。东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就当时选举人才中出现的弊病上书奏言。顺帝接纳其建议，“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后汉书·李固传》）。从诏旨内容中可以看出：“诏狱” 用以纠察为非作歹的官吏。这一点也应是“诏狱”特性所在，即纠察、惩治的对象与行为的特殊。比如，“诏狱”作为打击诸侯王的重要手段，诸侯王心知肚明且有余悸，江都王刘建就有“我为王，诏狱岁至”（《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传》）的怨言。又如，“诏狱”多牵涉朝廷要人，文帝时的周勃、成帝时的王商，二人虽曾贵为丞相，但均受“诏狱”之苦，周勃甚至有“安知狱吏之贵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感叹。

作为溢于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诏狱”制度合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制度基础上，而是权力掌握者与行使者的意愿，故具有浓厚的人治属性。正因为此，“诏狱”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会因为秉政者个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于消逝殆尽，甚至蜕变为自逞私欲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权臣秉政之时，掌权之人多借“诏狱”之名，泄私愤，逞淫威，打击异己，祸害无穷。所以，宋人张方平在《乐全集》中痛言汉、唐两代之衰，“诏狱”之弊为乱政之首：

盖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诋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犹或高下其手，轻重在心，钩摭锻磨，罔用灵制。又况多张网穽，旁开诏狱。理官不得而议，廷臣不闻其辨。事成近习之手，法有二三之门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于下，乱所由生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力移于下而人主受制于臣，而刑罚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倾而上下危矣”（《乐全集·诏狱之弊》）。但人主大权独揽就能避免“诏狱”之祸吗？

明代的锦衣卫拥有自己的监狱，称诏狱，或是“锦衣狱”，由北镇抚司署理，可直接拷掠刑讯，取旨行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均无权过问，狱中“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诏狱的刑法极其残酷，刑具有拶指、上夹棍、剥皮、舌、断脊、堕指、刺心、琵琶等十八种，史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嘉靖时刑科都给事中刘济有谓：“国家置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质成，或主平反。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

万历年间，临江知府钱若赓被明神宗朱翊钧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直到熹宗朱由校即位后才将他释放。瞿式耜曾道：“往者魏、崔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言：“恂一代秕政，为古今所无者。”顾大武的《诏狱惨言》也曾描写杨涟在内的“六君子”在镇抚司内被锦衣卫指挥佥事许显纯严刑拷问的惨状。

从某种情况而言，酷吏及戚宦之祸，是皇帝制度衍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人治盛行家天下且又没有有效约束制衡力量存在的帝制时代，当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日渐膨胀时，权力的滥用是必然的事。皇帝并非生就精明能干，权力被臣下窃取也是在所难免，而皇权也并非始终正义无私，也可徇私而行。那么，徇私而行的权力，又如何能使合理、公正的国家运作机制建立？所以，与其指责佞幸所造成的“诏狱”之祸，倒不如切实反思皇帝制度的自身弊病。

作为溢于国家正式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制度，“诏狱”制度合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制度基础上，而是权力掌握者与行使者的意愿，故具有浓厚的人治属性。正因为此，“诏狱”制度自身可能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也会因为秉政者个人的私心而大打折扣乃至于消逝殆尽，甚至蜕变为自逞私欲的工具；一旦君主昏庸、权臣秉政之时，掌权之人多借“诏狱”之名，泄私愤，逞淫威，打击异己，祸害无穷。所以，宋人张方平在《乐全集》中痛言汉、唐两代之衰，“诏狱”之弊为乱政之首：盖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诋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犹或高下其手，轻重在心，钩摭锻磨，罔用灵制。又况多张网穽，旁开诏狱。理官不得而议，廷臣不闻其辨。事成近习之手，法有二三之门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于下，乱所由生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力移于下而人主受制于臣，而刑罚又是“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倾而上下危矣”（《乐全集·诏狱之弊》）。但人主大权独揽就能避免“诏狱”之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