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故名。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龙江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造船技术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造船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平衡舵、开孔舵。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 且不易漏水。船舶载重量也相当可观，南宋时已可达万石以上；在载客量上，大海船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备有充裕的食品， 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关于航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明史·郑和传》同时提供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此外还有防范帖木儿帝国、获取海外朝贡以及出于宗教目的等说法。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在明代，顾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语，称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含有寻找建文帝的用意，郑晓、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怀疑。此后，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郑和传》与《胡濙传》均收录这种说法，近现代学者如许立群、范文澜也曾加采用。

此种说法受到不少批评。明人朱国祯认为，建文帝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窜入异域，也不再对朱棣的皇位构成威胁。还有研究者指出，郑和下西洋次数多、时间长，朱棣的皇位在此过程中早已稳固下来，不可能历次都为了寻访建文帝。此外，这种说法也缺乏可靠原始史料作为支撑，《明史》就此还有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寻找建文帝是一个可能的动因。

如果说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说法主要出于猜测，那么宣扬国威说则有原始史料根据。对于宣扬威德这一点，学界有多种解读。其一，认为下西洋是为了“通好他国，怀柔远人”，践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认为所谓 “耀兵异域”的说法应该有所修正。其二，认为这从根本上出于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令蛮夷国家畏威怀德、输诚纳贡。其三，认为下西洋并非出于“夸多斗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扬德化。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又包括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等说法。但郑和下西洋开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则同明朝关系友好，加之该国已经开始分裂，帖木儿帝国不再对中国西陲形成威胁。

此外，朱国祯认为郑和下西洋有避免张士诚旧部通倭的用意。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则先后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让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参加郑和船队，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并避免他们铤而走险、勾结倭寇等等；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只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效果，而非其动因。李新峰则结合下西洋与明成祖北伐在时段上的关系，推测朱棣或许对以南方军士为主体的水军缺乏信任，故在皇帝离京、北伐时尽量派水军出洋以消除隐患。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途经麻喏八歇国时，该国东西二王交战，西王误杀郑和船队登岸人员。事件发生后，西王派使者谢罪。郑和鉴于西王请罪受罚，对该事件予以克制。

在三佛齐旧港，郑和招谕当地海盗陈祖义，陈祖义诈降，图谋袭击郑和船队。郑和击败了他，杀敌五千余人，烧毁敌船十艘，俘获敌船七艘，生擒陈祖义等三人。其后，郑和任命广东华侨施进卿为旧港之主。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明成祖下令斩杀了陈祖义等三人，又宽恕了谢罪的西王，并对郑和此行感到满意，赏赐了旧港之战的有功将士；又因郑和称航海期间天妃多有感应，遣朱焯加以祭告。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这次远航的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规模较小。郑和船队在永乐五年（1407年）奉命出发，访问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爪哇和苏门答剌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里为目的地。明朝使节们正式册封古里王，并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这次的回国途中有一部分船队访问了暹罗和爪哇。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船队还朝。

这次下西洋，《明实录》及《明史》均未记载，上述永乐五年至七年的出访时间系据《天妃之神灵应记》，学界就此仍存有争议。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

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地，正使郑和奉成祖命招敕，赐给当地酋长双台银印，冠带袍服，树碑并建立满剌加国，暹罗自此不敢侵扰满剌加。满剌加国王感念明朝的帮助，后曾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亲赴明帝国朝觐。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

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敌军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趁夜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

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船队还朝。成祖赦免了亚烈苦奈儿，下诏另择贤君，进一步提高了明帝国在东南亚的威信。对于下西洋将士，成祖下令在太仓宴请犒劳。

此次航行，《明史》及《明实录》均作永乐六年（1408年）九月成祖派遣郑和等出发，且《明史》将此作为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一说，《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在这次航行中树立的。

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船队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出发，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到苏门答剌时，苏干剌刚刚弑君篡位，明朝方面认为他是“伪王”，他则恼怒明廷不赏赐自己，遂率大军截杀郑和船队。郑和率明军以及当地部队奋战并获胜，追击到喃渤利国，生擒了苏干剌。（费信称郑和是奉明成祖消灭苏干剌，恐误）船队还曾在三宝垄休整一个月，期间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此后，船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

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回国。九月，郑和等人献俘于北京，明廷诛杀苏干剌，赏赐立功将士。同年十一月，麻林国等国使者向明廷进献“麒麟”等兽。（此前，榜葛剌特使也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进献“麒麟”。）此“麒麟”被认为可能是长颈鹿，显示出郑和使团首次对东非沿岸国家所进行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次年，成祖御制碑文，树立“天妃宫碑”以示对天妃庇佑下西洋船队的感谢。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明成祖命郑和等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据署名蒲和日所立的“郑和行香碑”，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郑和在泉州行香。同年秋后，郑和率船队出发，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郑和船队约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回国，当年七月十七日（1419年8月8日），朱棣下诏，按等级对下西洋将士进行赏赐。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卜剌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使节。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明成祖命郑和前往旧港赐施进卿之子施济孙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亲的位置。同年七月，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闻讯后即位，随即调整了其父的扩张政策，对内采取措施减轻民困，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的即位诏书中，明仁宗宣布停止下西洋。《明史》称，郑和是在返航后方才得知成祖去世，本次出航也是《明史》记载的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另说郑和未及成行，成祖即已去世，郑和的使命被改交他人。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率下西洋的明军镇守南京。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出使西洋忽鲁磨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据《天方至圣实录》等书，七月二十七日（8月15日），宣宗还曾就制造舟船等事下诏。）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六年二月七日（1431年3月20日），明宣宗因获悉满剌加国王欲亲自前来朝贡、但被暹罗阻碍，故令郑和向暹罗国王传达敕谕，要求暹罗与邻为善。二月二十六日（4月8日），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在长乐停留约半年，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应之记》碑，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这次航行，郑和船队从竹步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一说郑和在这次航行的过程中去世。

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率船队出使苏门答腊等南洋国家，船队约在年末回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继位。同年，随王景弘船队入贡的苏门答腊国王之弟哈尼者罕奏国王老耄，明廷嘉许老王，令老王之子嗣位。

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遣古里、苏门答腊等十一国使臣随同爪哇使臣出航，并请爪哇国王分送其他国家的使者回国。一说，辅政大臣还曾于该年以明英宗的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并由此终止下西洋贸易；这与《明实录》原文有出入，或为误读。但无论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

天顺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监福安几次向明英宗派陈奏自下西洋停罢后珍珠、黄金等奢侈品不足，并曾请求派官员下西洋采购黄金，为明英宗所拒。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军事方面，郑和下西洋颇有建树。在总体保持和平的同时，郑和船队也使用武力，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的统治，消灭篡夺王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惩治海盗陈祖义，并在东南亚扶植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东南亚全面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而这种政治秩序由于是基于传统的“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观念，故总体上是非侵略性的。

拓展朝贡体系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展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加之经济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导的朝贡体系的规模大为扩展。这种朝贡体系是非霸权（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强国国际政治体系。郑和也被视为明朝的和平使者。

开拓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等形式。

朝贡贸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为大宗，甚至有学者认为寻找海外香料、满足国内需求，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根本原因。官方贸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开，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等原则，其使用的“击掌定价法”传为美谈。民间贸易则由私人自发展开，例如据考证郑和船队的官兵便可以携带商品在沿线国家展开贸易。

改进国内生产

学界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为中国输入了新的工艺产品、原料、技术，从而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例如，性坚质细的海外硬木因郑和下西洋而进入中国，使中国匠师们对于硬木操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陶瓷生产方面，明朝工匠们使用由郑和下西洋而进口的苏麻离青（又称“苏勃泥青”）为呈色剂，形成了永宣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又吸收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产生了新器型（如扁壶、花浇）和新纹样。一说，景泰蓝的发展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引发财政危机

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从而也使得远航难以为继。有报道称，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耗费银两一说即达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钱币的大规模贬值。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绍沿岸国家、地区情况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图。

宗教文化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一项证据。在伊斯兰教的输入方面，郑和船队的分船队曾经到达天方国，带回了该国大清真寺的写真画本，加强了中国和伊斯兰教文化区的联系。郑和船队也在海外传播佛教，《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这方面的例证。还有推测称，以天妃信仰为代表的道教也随郑和船队在海外传播。

地理著述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对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参与者中，马欢留有《瀛涯胜览》，费信有《星槎胜览》，巩珍有《西洋番国志》，介绍下西洋途径诸国的情况。在地理认识上，郑和下西洋后，“西洋”一词的含义更为扩大，有了泛指海外诸国、外国之意。

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明代中晚期茅元仪将之收录在《武备志》中，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

此外，有观点认为《两种海道针经》中的《顺风相送》的成书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近代以来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缺乏或彼此有出入，加之评价标准、分析路径等的差异，学界就郑和下西洋争议颇多。其中，仅涉及郑和本人的，就有关于其主要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说、佛教说、道教说、多元信仰等等观点）、“海权思想”、死亡的时间地点等的争议，这些详见词条“郑和”，本词条主要梳理其他有关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争议。

关于郑和航海船只（尤其是宝船），《西洋番国志》等均概言其巨大，但缺少具体尺寸。不过，《皇明纪略》、《客座赘语》等也有零星记录。其中，马欢所撰《瀛涯胜览》一书，部分版本的卷首记载称：“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这段记载提供了宝船具体的尺寸，《明史·郑和传》的说法与此相同。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两次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似可与之相符。而支持存在大“宝船”的郑和研究学者，也为数不少，如郑鹤声、郑一钧、庄为玑等著名学者均持此说。

学界也存在反对观点。通过对《瀛涯胜览》多种版本的比对，有学者指出宝船尺寸的记载很可能并非出自马欢本人之手，而是后人的附会。而附会的来源，可能是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即使还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客座赘语》则称刘大夏焚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

对于刘大夏销毁档案说， 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其一，《大明律》严禁销毁官文书，如果刘大夏销毁官文书，不可能不受惩罚，但刘大夏反而平步青云；其二，刘大夏的墓志铭只记载了其藏匿征安南档案而没记载其销毁下西洋档案；其三，综合判断下，所谓刘大夏销毁下西洋档案有移花接木之嫌，可能是根据刘大夏藏匿征安南档案而虚构的故事。即使是《殊域周咨录》的记载，也并未指明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而只是他表明自己对于下西洋的态度。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如果没有被刘大夏销毁，则其去向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郑和航海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即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域外存在不同看法。李约瑟曾引地图学家弗拉·毛罗所言，称1420年郑和舰队已越过好望角。澳大利亚人菲茨拉德认为，郑和的船队有可能到达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马来西亚学者祖菲加提出，郑和舰队于1422年到达了南极。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又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且先于西方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其证据包括所谓郑和船队绘制的世界地图、《异域图志》所绘制的各地动物、考古证据以及DNA分析等。其中的世界地图即中国律师刘钢收藏的《天下全舆总图》。刘钢称该图是永乐十六年（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他本人又撰写了《古地图密码》一书加以论证。

中国学界对上述外国学者的观点普遍持否定态度，尤其反对孟席斯的观点。外国也有学者对《天下全舆总图》提出了质疑。反驳理由包括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无人接受地圆说，不可能尝试环球航行；经纬线绘图法尚未传入中国，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也只是一字排开绘制而成的，等等。反驳者并且指出，脱离史实的宣扬不仅不能激发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反而“只能是对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嘲弄”。

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3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对于下西洋活动停罢乃至中国航海事业衰落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

战略重点转移

有观点认为，明初时海外威胁受到重视，故有郑和下西洋之事。然而，或许郑和过于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也有学者认为，是顽固的封建思想以及农业帝国的土地观念战胜了海洋观念，导致下西洋的终止。

虚耗靡费太甚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认为，明帝国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郑和舰队宝船之大，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支费浩繁，库藏为虚”，被认为是下西洋终止的直接原因。

不过，有学者认为明朝在洪武、永乐的基础上达到仁宣之治，单从财力上讲，此时远航的物质条件应该较永乐年间更为充足。

历史人物相关因素

除以上种种因素外，学者论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

无论如何，中国就此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

公元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后到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航线。这一系列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创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迹。总而言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还有观点着眼于郑和下西洋中含有的国家垄断海洋的倾向，认为，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明成祖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严厉的海禁危及沿海居民的生计，而且导致在停止国家组织的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亦即，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锁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

也有论者提出，学界在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偏好中西对比，尤其是倾向于用西方的航海模式否定东方，可能是受到“欧洲中心论”束缚的体现。

南海岛礁

1947年、1983年，中国政府以明成祖、明宣宗两位下西洋发起者的年号，以及郑和等下西洋领导者、参与者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姓名，命名南海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诸岛礁。

西沙群岛：永乐群岛、宣德群岛，分别是西沙群岛中位于西部和东部的两组群岛。

南沙群岛：郑和群礁，尹庆群礁（尹庆：配合郑和行动的明朝宦官）；马欢岛，费信岛，巩珍礁（巩珍礁为1983年首次命名）；景宏岛，晋卿岛，道明群礁，杨信沙洲（纪念施进卿、梁道明、杨信等相关人物）。

海底地物

2015年，中国命名的124个国际海底地理实体中，涉及郑和下西洋的有郑和海岭、巩珍海丘群、巩珍圆海丘。

2016年《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图系（比例尺1:200万）》标注的南海海底地名中，涉及郑和下西洋的包括马欢海丘、费信海丘、尹庆海山、景宏海山等。此外，还有以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命名的长宁海丘，以郑和船队的船只类型命名的宝船海丘、战船海丘和水船海丘。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留下了与郑和有关的地名（例如三宝垄），还有以郑和命名的寺庙等等。此类地名详见词条郑和。

为纪念郑和在航海史上的伟大功绩，中国邮政部门曾于1985年7月11日发行了《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2005年7月11日，中国邮政又发行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3枚，小型张1枚。

2005年7月11日，被确定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中国举行包括文物展、纪念大会在内的系列纪念活动。国务院也正式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也即郑和下西洋的决策日）确定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日期。同年连战访问大陆时，胡锦涛总书记赠以象征和平开放的“郑和七宝宝船”模型。

在境外举行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活动也有很多。例如，2006年“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展览在津巴布韦举办。2019年1月15日，“郑和下西洋”图片展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开幕。

明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明无名氏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

晚清彭鹤龄小说《三保太监下西洋》；

此外，当代中国还有话剧《郑和下西洋》和同名交响京剧、滇剧，以及歌剧《郑和》、歌舞剧《郑和与海》等等；域外艺术家也以包括木偶剧在内的多种形式演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

1977年金翁执导电视剧《郑和下西洋》；

1987年中菲联合出品电影《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

1985年朱祖贻编剧电视剧《郑和下西洋》；

2005年陈骞 、王俊执导纪录片《1405郑和下西洋》；同年，还有美国纪录片《伟大传奇再现-郑和下西洋》；

2008年美国纪录片《海神》；

2009年吴建荣执导动画片《郑和下西洋》；马骁执导电视剧《郑和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