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是指农业中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总称。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它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在生产关系的改革和生产力的组织方面都有一系列特殊的经济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使农业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等，显然与工业有所不同。

由于科学技术正处于发达中还未完全发达，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很低。对于大多数资源来说，短缺问题并不突出。例如，直至19世纪人们还认为森林是砍伐不尽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劳动力是主要的争夺对象。有了劳动力就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获得财富。古代许多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劳动力——人口，而西方贩卖奴隶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从政治制度来看，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中国和法国曾分别是亚、欧大陆上劳动力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农业经济一直持续了几千年。在这一经济阶段中，人们采用的是原始技术，使用的是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和马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从事第一生产——农业，辅以手工业。在这几千年中，尽管科学技术有所发展 ，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这种生产格局没有改变。这时的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因为从总体来看，人的智力方面的差别不太大。据统计，在低机械程度条件下，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和智力支出之比是9:1。

同样，土地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它也成为争夺的对象。从最初来看，水美田肥的地方就成为经济发达的地方，所以就有了经济发达之后的诸多文明之地：如印度河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就整个世界而言，生产的分配主要是按劳动力资源的占有或通过体地占有的劳动力资源来进行的。

在农业经济阶段 ，广大人民的生活十分贫苦，缺衣少食比较普遍，不能抵御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危机。教育很不普及，文盲占大多数，人才难以流动和发挥作用。

农业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国春秋时期，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中已有多处论及农业经营、土地制度和发展农业经济、安定民生的问题。战国初李悝创平籴之法、汉代董仲舒“限民名(占)田，以澹赡不足”的主张以及宋代王安石推行的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政策等，都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经济思想的代表。欧洲古罗马的一些文献中也散见各种片断的有关农业经济的论述。

农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而逐渐形成的。早在18世纪中叶，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F.魁奈已应用投入产出对照表方法研究农业经济，提出只有土地和农业，才是一切超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或剩余的唯一源泉，宣扬自由竞争和重农经济学说。在最早出现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英国，A.扬在其所著《英格兰及威尔士南部游记》和《法国游记》中，在鼓吹资本主义农业制度的同时，提倡作为近代农业特征之一的诺福克轮作制度，论证了大农业经营的优越性以及生产要素配合比例和生产费用与收益的关系等问题，可视为近代西方农业经济学的先驱。与此同时，W.马歇尔通过农村调查写了题为《农村经济》的报告。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撰写《资本论》等著作的过程中，阐明了许多有关农业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如关于重农学派的评价，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的理论，农业中大生产和小生产的理论，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国有化的理论等，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9世纪末,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肯定了农业大生产的优越性，驳斥了小农经济稳固论，可称是一本专门论述农业经济问题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结合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阐述农业经济理论问题的，则始自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分析了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论粮食税》和《论合作制》等著作，论证了苏联在结束“战时共产主义”阶段不久的情况下，通过“租让制”、“合作制”等列宁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其中关于通过合作社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和农业问题理论的重大发展，为苏联等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19世纪中叶，《皇家委员会报告》中，出现了“农村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名词，似为这一学科名称的始源。1913年牛津大学成立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德国，18世纪中叶经济学界的官房学派已对作物耕种、农地利用、农事经营等有较具体的研究。A.泰尔所著《合理的农业原理》一书首先提出农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并大力宣传轮作制,以代替三圃制。泰尔的学生J.H.von屠能的主要著作《孤立国》着重于分析农业经营集约度，创“农业圈”之说，对级差地租理论的贡献尤大，被视为农业配置学的创始人，也是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派的奠基者。

到了20世纪初期，艾列波著《农业经营学泛论》，发展了农业经营经济学；T.布林克曼集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之大成，在其主要著作《农业经营经济学》中，围绕农业集约化和农业经营制度两大主题，论述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投资收益界限、部门配合理论以及生产规模等问题，还应用动态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农业集约度和农业经营制度变革的各种主要因素，使当时以农业经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并为当代生产经济学准备了基础。此外，德国还有强调发挥农业政策作用的农业政策学派，代表人物有戈尔兹、康拉等。

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

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

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在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由内在的诱致性因素推动的技术创新是存在的，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灌溉工具、农艺以及各种农产品加工技术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向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但在两千多年间农业生产工具的变化只是使之更精巧、更复杂，以及品种更加多样化而己。中国传统农业时代的生产工具大部分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唐宋两代做了重要的改进，如各式农具、深钻技术等在宋代都已经出现。这时的中国，其科技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凌驾于西方之上。但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如此杰出的表现，还在继续发展的只有农艺学。这种情况与宋代以后人口大量增加有关，人口增加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向尽可能多的使用劳动力的集约化方向发展，技术变迁不再表现在工具上，而是表现在技艺上，但是工具不改进，动力问题就永远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在一切生产领域只能重复分散的、非规模化的经营，农业技术没有改进的动力，技术创新活动停滞，经济的发展依其惯性发展到明代的高峰也随之停顿下来。

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广大农村，生产动力仍然基本依靠牛耕和人力，农具和生产技术基本上依然沿用传统方式。多年的战争使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有的贫苦农民为了渡过饥饿的年关，在严冬把仅有的耕牛低价典出，到来年春耕时再高价赎回，使自己“永远陷于无穷的灾难”。从全国来看，农用役畜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据北洋政府1914年统计，全国平均每两家农户才有1头役畜。很多贫苦小农“不得不以自己的体力替代畜力”,出现了“犁耕”向“锄耕”的生产力的历史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更难以谈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总之，传统农业不仅因自身生产率和经济收益的低下而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广阔的商品市场、充足的原材料和大量的劳动力，而且更不能在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现代化的包袱和障碍，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

传统农业经济结构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是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不前，农民仅仅依靠密集的劳动来提高农业收益，已经耗尽了已有的所有农业经济结构的要素的有利性，达到了一种高水平的均衡状态，并且不易破解，致使传统农业经济结构长期存在。舒尔茨关于传统农业有效率但贫穷的假说非常重要的限定条件是，不允许改变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技术特征，也不允许提供关于其它社会己有的优质要素的新的有用知识，即不允许提供比原先的成本少的这种知识。因为这样做将会改变寻找有关其它经济机会的信息的成本和收益。因而，这一假说的另一重含义就是只要存在技术进步和创新，传统农业“有效而贫穷的”的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传统农业就会被改造。

“传统农业的进步，动力源于人口及城镇消费的压力，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劳动力投入及农业复垦面积的增加，改良技术的扩散靠自发传播的途径，即先进地区的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而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工业化的需要，改进的途径是运用推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用科学方法改良农业，生产力的增加依靠农业改进的推动，而且劳动力、技术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也是由改进引起的。”可是，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农业本身的改进，还需要工业的支撑，“农业改进需要现代工业的配合，迅速发展工业，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充足且价格低廉的化肥、农用机械及其它生产资料，是农业必不可少的要求或条件。”所以，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应当以现代生产方式去取代传统生产方式，以现代生产要素代替传统生产要素；以科学技术改善自然条件；以文化教育提高农业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商品性生产取代自给自足性生产；以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和封建租佃制度。只有实现了这种改造，才能使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才能使农业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有大幅度的提高而成为工业化的强大支柱，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一提到现代农业经济，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管理”、“制度”等词语，制度与技术是推进现代农业进步两种最重要的力量。

中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已经搞了50多年，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就，也有挫折。从技术层面看，这50多年来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制度这个层面看，这50年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可以说有很多教训。

现代农业制度建设包括哪些？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制度建设。包括农业科技的创新机制建设、重大技术成果推广普及制度建设、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建设等等。

第二是农业投入制度建设。包括国家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国家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补助办法、国家对良种等现代投入品的补贴制度、国家调动税费资金投入农业的激励机制等。

第三是农业的经济制度建设。比如土地制度等，这个方面制度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农业的现代微观经济基础。

第四是农民培训制度建设，现代农业就是需要高素质的农业经营者，从国家层面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经营者，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战略性任务。 第五是流通制度建设。包括批发市场、绿色通道、连锁配送、期货市场等。

第六是农业风险防范制度建设。包括完善自然灾害应急预警机制，改进重大动物疫情和植物病害防范机制，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粮食棉花的储备制度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制定农产品进出口调控办法等，目标是建立起一个有效防范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现代农业风险保障体制。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基本上就可以奠定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作者认为，这种双层经营体制的总体框架和它的内核不能变，但是要赋予它新的含义和新的解释。应该更多的是社会化服务，表现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应该更多的是土地流转和经营规模扩大以后的家庭经营，也就是专业农户。新的统加新的分构成新的双层经营体制。这要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

一是要认识新的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也就是专业农户的形成，经营规模层次的提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二是要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给农民，以不变应万变。不变就是农民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变就是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农民的就业结构、土地的具体经营形式可以变。

三是要改造“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使这个模式长期有生命力。

总之，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必须扩大初级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规模，应把农户这一层次赋予新的含义。

稳定农业即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即稳定民心，稳定民心即稳定大局。因此，中国需要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合作体系，需要由国家承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成本，可以考虑开发农产品远期交易合约，开发并补助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并且由国家提供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鼓励农民走出国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发症下，石油、粮食和金融危机当前正三管齐下向中国经济挤压。想要破除国际性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冲击，中国就得寻找“解穴”之道。以笔者之见，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粮食生产能稳定增长，中国就有机会获取在高成本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沪深股市就有可能经过两年左右的休养生息而重新稳定上升。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外部性，石油、粮食的持续高走与美元的历史性贬值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高成本时代。2007年开始，中国A股市场也开始了新的定价历史。股改导致了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对外全面开放导致了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国内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的转移。产业资本通过对解禁股的抛售形成了“产业定价”；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公开的如QFII或者热钱形式投机地产和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的大规模进出并以国际舆论和话语主导权形式引诱A股“国际定价”。

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产业分工地位的原因，国内的“产业定价”逐步让位于“国际定价”，这一切又与中国经济的美元化有关，即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元汇率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吃透美元的未来趋势，就能大致确立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方向。

当中国实体经济的定价权还由国际垄断资本掌握，当中国虚拟经济的定价权又为国际垄断资本掌握时，中国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就有可能下降。价值创造能力下降，源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因美元贬值而急剧上升。中国企业无法克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中国整体产业处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即处在产业分工微笑曲线的底部，只能赚取加工费用而无法获取专利、品牌、渠道等“复杂劳动”或者“协同劳动”的附加值。

当中国产业从轻纺化向重工化转变，石油、铜、铝、铁等成为重化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时，美元的历史性贬值造就了国际要素市场中大宗商品价格的历史性上升。如果任凭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如大额外汇储备就有可能化为一缕烟尘。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坚持科学处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辩证关系，从“民以食为天”和“人是铁饭是钢”的智慧中坚持抓粮食生产不动摇，从而有望破解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2008年经济软着陆即物价适度上升条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有望实现。由于石油大幅涨价、人民币大幅升值和资本市场大幅下行，中国在本次危机中损失巨大。

未来中国经济在“危”中转“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手中是否有粮，即中国经济能够在高油价和高粮价时代创造出全球粮食价格的洼地，进而迅速稳定国内物价，有效突破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全面围堵的核心武器就是粮食。因此，重视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平稳着陆的保障。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产业已经由轻纺向重化转移，但是“农业补贴工业”的现象并没有因为“直补”等优惠政策而彻底改观。由于石油涨价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远高于农业产品涨价幅度，农民低技术水平和高成本下的收益远远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仍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高价形式被转移，增产不增收的机制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在农业生产安全的“防火墙”至今还没有全面建立时，将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安全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安全，也将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农业部门渗透创造制度条件。稳定农业即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即稳定民心，稳定民心即稳定大局。

因此，中国要将粮食生产当成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来看。当前农业生产能够在弱势中稳定的制度保证是农村土地公有制。在还没有全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权实际上起到了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从而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器。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的前提是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的持续，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长久保持在于农业生产可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农业的功能不断拓展。从传统角度讲，三个功能在强化：

一是食物保障功能强化。中国人口众多，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改善，对食物数量的需求陆续增长，对品种的需求不断增多，对质量的追求日益提高，农业承担的食品供给、健康营养和安全保障任务越来越强化。

二是原料供给功能强化。农业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农产品为原料的制成品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随着生物质产业特别是生物质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兴起，农产品新的原料途径不断拓展、新的加工途径不断开发。既强化了农业对工业的原料支撑作用，也为农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是就业增收功能强化。农业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开发利用农业多种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及相关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蕴藏着极大的就业增收潜力。挖掘农业生产多领域的“容人之量”，拓展农业多环节的“增收之道”，对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用现代理念看，三个功能在彰显：

一是生态保护功能。农业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利用自然、开发资源的一面，也有维护环境、涵养生态的一面。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切实加强森林草原保护建设和水土保持，对改变生态脆弱、环境恶化的状况，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观光休闲功能。浩瀚的森林、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水面、碧绿的田野、恬静的乡村，是人们观光休闲的最佳去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人们到秀美的田园风光和清新自然的环境中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愿望越来越强，走进自然、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人越来越多。

三是文化传承功能。农业是记录延续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耕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原生态的物质和文化大都植根于广袤的农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不仅要继续提供物质产品，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农业的这种多种功能的强化和彰显，使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更为突出、内涵不断丰富、影响更加深远，必将永远是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产业和经济产业。农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形势，无疑为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