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8月16日—1425年5月29日），明朝第四位皇帝，年号“洪熙”。明成祖朱棣长子，母为开国元勋徐达之女仁孝文皇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于中都凤阳府。

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二十三日（8月16日），朱高炽出生于祖父朱元璋兴盛之地凤阳。他是明成祖朱棣长子，母为仁孝文皇后徐氏，当时他父亲为燕王，年仅十八岁。相传仁孝文皇后梦见有冠冕执圭者上谒而生。朱高炽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在他儿童时代，接受了武术和儒家学术的正规教育。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高炽被立为燕王世子。一次，明太祖朱元璋命朱高炽与秦、晋、周三王的世子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唯独朱高炽回军较晚，明太祖问他缘故，他解释说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饭以后。明太祖又命朱高炽分阅章奏，朱高炽独取与军民事务十分相关的奏章上奏。遇有文字谬误现象的奏章，他没有上奏明太祖指出这类错误。明太祖责问他，是否谬误被他忽视，朱高炽认为，不应以小小的失误来劳烦皇帝。明太祖又曾问他：唐尧、商汤时爆发水旱灾害，百姓能依靠什么度过灾难。朱高炽认为，百姓度过灾害是因为圣明的君主有好的恤民政策。明太祖为朱高炽的这些见识非常高兴，并评价他有“君人之识”。

不过由于朱高炽喜静厌动，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箭术，但总的说他很少表现出从武的资质。相反，他更专心致志于经籍和文学。

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难，宋忠大败的消息传至京师，建文帝紧急之下起用老迈的耿炳文，以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宁忠作为右副将军，共同挥师北伐。建文帝听闻北伐受挫后，以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率领五十万大军北上。朱棣为避免两线作战，先援救永平并击败了来自山海关的吴高，紧接着出兵大宁，命身为世子的朱高炽留守北平。北平周边据点如涿州、雄县等虽被朱棣征抚，但限于兵力，燕军并未重点布防，因此李景隆不费吹灰之力便抵达北平。此时朱高炽手中尽是些老弱病残之兵，李景隆在城外安营扎寨，将北平城围得水泄不通，并集中兵力猛攻北平九门。在李景隆尚未围攻北平城之时，朱高炽已积极为此准备，不分昼夜督治守备事务，注重安抚城中军民，故而北平城内“人人欢悦”。朱高炽不但礼贤下士，积极咨询老于兵旅及才识的文吏，和他们共同商议准备，推诚待之，北平城内众人皆为尽心。而且朱高炽以身作则，每四鼓就起床，二鼓才休息，左右都以为世子朱高炽过于疲累，朱高炽认为，君父身冒艰险在外，此时岂是做人子的可以懈怠安逸的，且北平是燕军的根本之地，是南军必须要夺取的，岂能不做好防备。而凡有大事要施行，必先禀命燕王妃徐氏。朱高炽本就遇事冷静，不轻易自乱阵脚，再加上徐氏的协助，北平城人人斗志十足。

李景隆发现北平抵抗居然十分顽强，一时难以攻破，全无之前进军般顺利，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围困北平。然居弱势的朱高炽反而多次趁夜遣人开门袭击敌营，南军惊慌中自相残杀，李景隆等围城久攻不下，兵士夜晚又时常受到燕军骚扰，难以休息，只得退营十数里。不久，远去大宁的朱棣率领挟持宁王朱权而来的军队返回，攻击驻扎城外的李景隆军队，朱高炽亦乘势出城与其父形成内外夹击之势，李景隆“狼狈大败散走”。朱高炽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

朱棣更为偏爱他的次子和第三子朱高煦和朱高燧，并常常带他们去参加征战，受到朱高煦收买的朱棣近侍宦官黄俨在北平守城战前后曾进谗言，称朱高炽亲近朝廷，“将为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当朱棣表示怀疑，并称对朱高煦说：“尔兄素孝，那当有此？”时，朱高煦落井下石，称“兄诚孝，但在太祖时果与太孙善也。”朱棣潜藏的对朱高炽的怀疑引起了朝廷内方孝孺的注意，于是其给朱高炽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北平，许以封燕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试图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高炽父子二人的关系，并故意将此事广为张扬。留守北平的宦官遂将此事火速通知南下河北、山东一带的燕王朱棣，称朱高炽与建文帝通谋，建文帝的使节已到达北平。正当朱棣将信将疑的时候，朱高炽却派人将未拆封的信件及使臣绑缚朱棣军前，以实际行动打消了朱棣的疑虑。朱棣即位后，以北平为北京，仍命朱高炽镇守。

朱高炽在早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儒术研究上，并接受他父亲挑选的学者的指导。他们之中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黄淮等人，他们都培植了与他的友谊，并在他登基后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务。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在朝廷中讨论立储君问题。当时朝中一批跟随朱棣征战的武将怀着政治投机的态度，见靖难之役中朱高煦立下了赫赫战功，朱棣对其十分喜爱，若被立为太子，军事勋贵集团可能获利更多。因而以淇国公丘福、驸马永春侯王宁为首的靖难将领纷纷上书，要求将二皇子朱高煦立为太子。在这批武将的簇拥之下，朱棣对于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决心有所动摇。此时兵部尚书金忠反对立朱高煦为皇太子，并在朱棣面前“历数古嫡警事”，劝说朱棣还是立朱高炽为好。明成祖又寻求朝臣解缙、黄淮和尹昌隆三人的意见，他们三人都一致支持金忠的看法。黄淮和尹昌隆都主张“立嫡以长”，当朱棣征求解缙意见时，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后来又强调“好圣孙！”来打动喜爱孙子朱瞻基的朱棣。二月，朱棣遣隆平侯张信、驸马永春侯王宁召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兄弟三人到南京，册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为汉王；第三子高燧为赵王。并授朱高炽金册、金宝。

朱高炽虽然被正式立为皇太子，但是朱高煦、朱高燧两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依然和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政治力量寻求机会夺取皇太子之位。朱棣注意到朱高煦的情绪，将其汉王封国设置于云南。为此朱高煦十分不满，多次公开称“我何罪，斥我万里？”朱高煦又以李世民自比，请求天策卫为护卫，并称“唐太宗天策上将，吾得之岂偶然？”，“我英勇，岂不类秦王世民乎？”这些嚣张的言论虽然一时间激起了明成祖朱棣的反感，但出于对其溺爱，并未加以深究。同时，赵王朱高燧也多行不法之事，幸有太子朱高炽在朱棣面前解围，才得以幸免。

当时太子虽立，朱高炽表现并不令朱棣满意。此时朱高煦更受隆宠，礼秩超过了嫡亲标准。解缙上疏劝阻朱棣说：“启争也，不可。”朱棣随即大怒，称解缙是在离间骨肉，对解缙很有意见。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正遇朱棣北征未归，故只好觐谒太子朱高炽而返。于是朱高煦又乘机进谗言说解缙专待皇帝不在京师时私自觐见皇太子朱高炽，无人臣之礼。朱棣大怒，下令将解缙逮捕下狱严刑拷问，以后被处死。

永乐九年（1411年），结束了第一次北伐的朱棣回到京师南京，向负责辅助朱高炽监国的翰林学士杨士奇等了解这一时期太子实际行政的功过是非。大理寺右丞耿通也多次面奏朱棣称：“太子处理事务没有大的失误，无需更换太子。”多次进言，朱棣不悦。但随着朱高煦与朱高燧的攻击，“由是（汉、赵）两王合而间太子，帝颇心动。”永乐十年（1412年）秋，朱高煦派人诬告耿通“请托故出人罪者”，又暗示耿通是受太子之托而多次在皇帝面前为其开脱。朱棣听到后，联系过去耿通维护皇太子的言论，以及其在永乐七年（1409年），曾经弹劾永乐时期著名的酷吏陈瑛，“刑科右给事中耿通等劾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及监察御史袁纲、覃珩朋比蒙蔽，诬构善良，陷之死地。纲、珩已下狱，瑛为长官，不宜独宥，请并治之。”对陈瑛的惩处后来在皇太子朱高炽的处理下得以“其械系之，并具其罪状，诣行在奏请处分。”朱棣此时确认耿通与杨士奇等人结为太子党，勃然大怒，命都察院和文武大臣将耿通拘押在午门，称：“必杀通无赦！”群臣遵照朱棣的旨意议决耿通当斩，朱棣表示：“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

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朱棣第二次北征，命黄淮、金问、杨士奇、杨溥等辅助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日夜谋嫡，复造飞语，动摇监国，并中伤黄淮等。”朱棣因此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车驾缓，且奏书失辞”，说：此辅导者之不职！遂徵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等。”随后黄淮、杨溥、金问受到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联合参奏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棣改赵王朱高燧封国于彰德，又改汉王朱高煦封地为青州。朱高煦依然不愿离开京城就藩，上疏称“愿留侍左右，不欲之国。”为此朱棣怀疑朱高煦的行动。朱高煦被迫前往山东就藩后，怨气冲天，依然不知悔改。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月，汉王朱高煦还南京，其不法之事被揭发，差点被贬为庶人，朱高炽哭泣为其求情，才得以幸免。永乐十五年（1417年），汉王朱高煦封国迁到乐安，朱高煦仍密谋夺嫡。朱高炽多次写信规劝依然无效。但由于朱高煦被驱逐出了以京城为中心的明朝政治中心，其野心得到了有力的遏制。

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明成祖朱棣认为：“统御之初，已升北平为北京，今四海清宁，万民安业，国家无事，省方维时，将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监国。”随后其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北上，命皇太子朱高炽监国，命吏部尚书兼詹事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辅助监国。随后经过了近一年的准备，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至七月，明成祖第一次亲征蒙古。十一月，朱棣返回京师，太子监国期结束。此次监国时间为一年又十个月。朱棣在第一次命太子监国前，召集金忠、蹇义、黄淮、杨士奇等四人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辅导监国，若唐太宗简辅监国必付房玄龄等。汝宜识朕此意，敬恭无怠。”确保这些大臣能够纠正朱高炽施政中的错误，保证正常的政治秩序得以施行。

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朱棣第二次巡幸北京。命皇太子朱高炽监国，皇太孙朱瞻基随行，又命兵部尚书金忠、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辅助皇太子监国。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至六月，朱棣第二次亲征蒙古。九月，朱棣回到南京。这次监国时间长达一年又九个月。

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朱棣第三次巡幸北京，命朱高炽监国，命尚书蹇义、谕德杨士奇、侍读兼赞善梁潜辅皇太子监国。由于北京宫殿基本修缮完毕，因此明成祖抵达北京后遂再未返回南京，并决定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起改北京为京师。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朱棣将朱高炽及群臣迁至北京。这次监国时间长达三年又十个月。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至九月，明成祖第三次亲征漠北之战期间，由皇太子朱高炽监国，由蹇义、杨士奇辅太子监国，时间为七个月。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至十一月，明成祖第四次亲征漠北之战。命杨士奇等人辅太子监国，时间为四个月。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至七月，朱棣第五次亲征蒙古。七月，朱棣去世于榆木川。出发前命杨士奇辅太子监国，时间为四个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病重前的朱棣发下遗诏，将帝位传于皇太子朱高炽，同时赐朱高炽玉押曰“人主中正”。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秘不发丧，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此时稳住局势是朱高炽的首要任务。朱高炽受命后，立即采取一系列行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二日，朱高炽召见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荣、杨士奇等心腹讨论布防事宜，同时又与礼部尚书吕震议定明成祖丧礼，加强京师的防务。由于朱棣北征，故军队精锐具随其行，而驻扎在京师的兵士多老弱。为了保卫京师安全，八月四日，朱高炽立即遣书谕随征的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命其率领原随驾精壮马队三千里驰回京。这是充实京师军队，稳住内部局面的必然举措。五日，再命附马都尉沐昕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命太监王贵通率下番官军赴南京，镇守宫中诸事。最后，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同议合行典礼”。直到皇太孙朱瞻基迎接到明成祖遗体，方公开发丧。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朱高炽正式登基，颁布了大赦令，并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命英国公张辅掌管中军都督府，阳武侯薛禄掌管左军都督府，安远侯柳升掌管右军都督。立即恢复前户部尚书夏原吉的职位。即帝位之初，朱高炽赐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刻着“绳愆纠缪”的银图书时，表示“军国之务重，须卿等协心賛辅，凡政事有阙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或卿等言之，朕有不从，悉用此印密奏以闻……君臣之间尽诚相与庶几，朝无阙政，民无失所，而朕与卿等皆不负袓宗负托之重。”通过朱高炽的话，可以清晰的意识到，朱高炽理想的明廷应当是“朝无阙政，民无失所”；朱高炽也是按着这一目标，实施着他的治国之策。朱高炽刚即位便命杨士奇草诏，主要有“下西洋宝船、云南取宝石、交趾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诸务，悉皆停罢。”

朱高炽即位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升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俱仍兼前职务，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升前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为通政使司。赦免了建文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朱高炽采纳夏原吉的建议，取消了郑和预定的海上远航，取消了边境的茶、马贸易，并停派去云南和交趾（安南）的采办黄金和珍珠的使团。并重新任命被贬的官员吴中和杨勉官职，升任锦衣千户。朱高炽以这些行动开始取消或调整明成祖在位时期的行政政策。

在去世前的一个月，朱高炽决定把京师迁回南京。据说此举是夏原吉和其他朝廷官员作为把资源从北方边境转移出来的策略的部分行动而强烈要求的。朱高炽自他登基时起，显然已有此意；这时他已设南京守备，并派他信任的将军和宦官去指挥。朱高炽对明成祖北伐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北京；此外，他长期在南京当过监国，熟悉南京的情况。另外他还关心维持北方首都的费用，这项费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东南的负担，也使各政府部门难以应付。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朱高炽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半个月后，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谒朱元璋的皇陵，并留在那里负责。尽管南京地区有地震的报告，但明仁宗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迁势在必行。然而朱高炽在实施这一行动前死去。此外，他的继承者宣德帝朱瞻基并未参与这一计划，朱瞻基与永乐帝更亲近，对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么讨厌。北京依然是京师，南京又成了辅助性的都城。

朱高炽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永乐时期渡过的，他几乎长期处于朱棣的打击和压抑之下。为了保住自已的太子地位，朱高炽仍不得不韬光养晦，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克制。即位之后，便尽情地追求享乐，发泄情欲，很快就沉于酒色。同时，朱高炽去世前数日，曾因翰林侍讲李时勉进谏太过率直而大怒，命“武士扑之，断其肋三”，再拖入狱中。有学者指出，朱高炽授意内阁大学士“密疏言事”，有怠政的倾向。因为他统治的时间太短，性格的缺点尚未完全暴露。

朱高炽明于星象，一夜忽见有星变，忙召蹇义、杨士奇等人来说：“天命尽矣。”于是叹息说道：“我监国二十年，被谗言邪恶所扰，心之忧危，我们三人相同。依赖皇父仁明得蒙保全。我去世后，谁还能知我三人之心呢？”边说边留下了眼泪，蹇义、杨士奇也留下了眼泪。死前三天，朱高炽还在“日理万机”，他从“不豫”到“崩于钦安殿”，不过两天时间，毫无疑问，这是暴死。明人黄景昉亦早指出，仁宗“实无疾骤崩”。庚辰，朱高炽病重，遣使召皇太子朱瞻基于南京。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朱高炽遗诏传位于皇太子朱瞻基。当日死于宫内钦安殿（此钦安殿非御花园中钦安殿），终年48岁。有五个妃嫔为他殉葬。谥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

朱高炽监国期间赈灾成为了其主要政绩之一。在永乐七年（1409年）朱高炽初次监国期间，明中都凤阳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水灾。为了确保及时了解灾变情况和开展赈灾计划，朱高炽先委任大理寺少卿虞谦为右副都御史，命他和给事中杜钦巡视淮安、凤阳直至陈州一带灾害情况。在经过巡视后，虞谦与杜钦建议“悉免其年被灾田租，先有勘核未尽者，审实一体蠲免。若以输在官者，准作今年之数。军民有迫于艰难典卖子女者，官为赎还。”即免除扬州、淮安、凤阳、陈州水灾地区的田赋，并代百姓赎回因灾害无活而所鬻子女。由此可见朱高炽将赈灾大计作为重中之重，具备仁君的素质。

朱高炽通过改组内阁，授予文官显贵的品位，以资历较老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监国时已经为他效劳。因此，朱高炽即位后，任命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他原来的老师及关系较亲密的大臣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内阁阁员每个人被封为一品高官，并有兼职。他们就能直接过问在职大臣们的行政事务和施加政治影响。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朝皇帝之下的不能负责的咨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高炽即位开始，就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无的官员被解职，其他的官员在70岁就奉命退隐；失职的官员降职，有突出才能的官员升任更重要的职务。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朱高炽在十月十八日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稍后还有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并为官僚机构的任命寻求合适的人选。朱高炽常常要求他的大臣们直言不讳，不必担心报复，虽然他有时在激动之下训斥或惩处少数官员，但常常后悔并要求原谅。

在任命官员时，朱高炽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同样，朱高炽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

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朱棣靖难成功后，出于巩固其统治，刑法颇为严苛，尤其对不愿归附自己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迫害。朱高炽即帝位后则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召集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等主要官员至承天门会审，以免出现冤假错案。随后朱高炽又在床前召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比年法司之滥，朕未尝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牲牲出于罗织煆炼，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为酷吏而无愧。自今凡审决重囚，卿三人同行审决。”通过以上言行，表明朱高炽还是十分重视对刑法的把控。死刑犯在四五次审核的情况下，依旧担心出现冤假错案，可见其对人命的重视。朱高炽同时将建文帝时期的奸党族属赦免放还回家，将发放至教坊的人宽恕从良，还给日产。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为了北边边防安危等因素，朱棣遂将京师由南京迁往北京。朱高炽即位之后，户部尚书夏元吉随即上疏称建议还都南京。随后颇多大臣纷纷上疏朱高炽，请求还都南京。平江伯陈瑄上疏朱高炽言七事，第一件便是“重国本”，众多大臣的上疏的确打动了朱高炽。然而迁都乃为国之大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朱高炽只得先做前期规划。主要包括，首先加强对南京的管理，先命驸马都尉沐昕“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再“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三月，正式宣布，“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随后又为各机构设置一些相应官员。四月，“命皇太子谒孝陵，遂居守南京。”但是五月，朱高炽便突然驾崩。即便是在弥留之际，其仍旧不忘迁都之事，遗诏中朱高炽言：“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尽管朱高炽已经为迁都之事做好各种准备，但终究随其突然驾崩而搁浅。

朱高炽重视明廷北边边防，多次敕谕边关将领加强巡逻。其在位期间，曾下诏：“令各隘口及烟墩昼夜用心瞭望，谨慎谨慎，毋致疏虞，敕宁夏、甘肃、辽东、宣府、山海、永平、开平总兵官及备御官亦如之。”朱高炽亦加强防御体系的规格，“命行在后府都督佥事、指挥佥事李敬守居庸关。”除此之外，明廷还加强了对来往边关的审查，同样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冬：“敕辽东、大同、宣府、永平总兵官，今天气已寒，宜善抚军士，勿令失所。但无敕旨及勘合文书，并勿擅放出境。”从此记载可以看出，朱高炽强调明廷边防的防御性。

后世对朱高炽的北边政策存在不同说法。有观点批评：仁宣之际明廷北边对蒙古多以防御和安抚为主，防线一再南移，瓦剌趁此窗口期统一各部；《明史·兵志三》亦称：“朔州军士白荣请还东胜、高山等十卫于故地。兴州军士范济亦言：‘朔州（云中郡）、大同、开平、宣府、大宁皆藩篱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将帅兵，修城堡，广屯种。’皆不能用。”然而同样是范济进言这件事，《明宣宗实录》及《明史·列传五十二》则记载是尚书吕震认为范济的奏章“文辞冗长，且事多已行，不足采”，亦即并非明廷不能用其言，而是其进言此前大多已经实行。由此亦可见这一问题上史家评价的复杂性。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朱高炽即位后，便开始对北部边防的军事将领进行调整。朱高炽首先对五军都督府与一部分都指挥使司的人选进行安排。八月十七日，朱高炽又“命武安侯郑亨等四人俱充总兵官，亨镇守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趾；襄城伯李隆镇山海（关）；武进伯朱荣镇辽东。”设置的四个总兵官中，涉及北边的有三个，即大同、山海与辽东。朱高炽在位期间便安排了六个总兵官。加上甘肃总兵官费瓛，明廷北部便总共有七个总兵官。朱高炽对待北部七个军镇的总兵官与内地颇为不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明廷给其中一位总兵官发出命令之时，亦同时给其他几位总兵官发出相同内容的命令，此实际上显示的是朱高炽对北边军镇一体重视的特点。

朱高炽监国期间大力推行其父皇的“垦荒归己”的奖励垦荒政策，使这项政策前后贯彻七十年之久。同时也继续其父祖的设置屯田的政策。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高炽第二次监国时，安置了山西等地2000多户流民到隆庆州进行屯种，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再发展。

朱高炽最关心的是他父亲耗费巨大的种种计划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财政困境。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他颁布了几道诏令，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的人的田赋，并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人民的频繁逃亡，这种情况是农民无力付税和应付各种征用引起的——这是朱棣统治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流浪在永乐晚期使国家丧失大量收入。同年二月，朱高炽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应免除他们所欠的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另外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

此外，朱高炽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干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几个府的纳税负担。它们包括应天（今南京）、苏州、松江、嘉兴和南直隶及浙江的另外四个府。朱高炽生前未看到调查报告，但它成了宣德帝朱瞻基实施的减税计划的基础。朱高炽还非常关心提供直接的救济；他几次因他的大臣们对此反应迟缓而大发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饥荒中，他批驳了户部官员们的提议，即只借粮给百姓而不是免费分发。另一次，他愤怒地驳回了一些大学士请他先与户部和工部商议的要求，下令立即对一些受灾区分发救济粮和减免税收。

在思想上，朱高炽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朱高炽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朱高炽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朱高炽体恤北方学子困于经济、教育落后等因素，中进士较少的情况，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永乐时期，鞑靼实力颇强，因此朱棣晚年数次北征的目标便为鞑靼，希望削弱其力量。虽然朱棣最后三次北伐均未达到直接打击鞑靼阿鲁台部的目的，但阿鲁台畏惧明廷的强大兵力，所以积极寻求和解，故阿鲁台在朱棣去世后的同年十二月便遣“使者阿卜都剌等贡马。”此对于即位不久的朱高炽而言是缓解明蒙关系的时机，故其在“赐赉有差”的同时，亦敕谕阿鲁台表示愿“宥其前过，令通使往来如故，并赐王及王母彩币表里。”双方由此继续展开朝贡活动。朱高炽抓住这次阿鲁台主动朝贡的机会，缓解了明蒙间不久前险些兵戎相见的危机，恢复了与鞑靼阿鲁台部的朝贡关系。尽管双方之间恢复了朝贡关系，但朱高炽丝毫未放松对边防的重视。在阿鲁台主动朝贡同时，朱高炽敕大同、宁夏、甘肃、辽东、宣府、山海、永平、开平总兵官及备御官“近阿鲁台遣使来朝进马……令通好如故。然此寇谲诈，或乘国有天丧，边境无备，复来侵扰，盖未可测。宜整搠军马，严加堤备。仍令各隘口及烟墩昼夜用心瞭望，谨慎！谨慎！毋致疏虞。”

朱高炽即位后，明廷对于瓦剌部的策略并未发生较大改变。朱高炽即位之时，瓦剌部忙于与鞑靼阿鲁台争斗。因此瓦剌部对明廷的态度是积极朝贡，韬光养晦。朱高炽亦乐于瓦剌顺服，发展与瓦剌的朝贡活动。

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瓦剌贤义王太平遣使选谷歹等贡马”，明廷“赐瓦剌贤义王太平彩币表里，并赐其使选谷歹等钞币有差。”同年瓦剌贤义王太平所属知院阿老丁朝贡之时，道路为人阻隔，朱高炽还“遣人卫送至京”。洪熙元年（1425年）春正月，“瓦剌贤义王太平遣使者桑右（古）台等随都指挥毛哈剌来朝贡马，命礼部宴赉之。”同年，安乐王把秃孛罗亦派遣其子亦剌恩赴明贡马，明廷“赐彩币表里有差”。因此，朱高炽即位后，仍旧保持着与瓦剌间的朝贡活动。

朱高炽即位后积极改善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永乐二十年（1422年），朱棣北伐鞑靼不成，返回途中以兀良哈三卫曾随鞑靼掠边的名义击之。待到朱高炽即位后，于当年十一月，便“遣使赍敕谕兀良哈官民，曰：皇考太宗皇帝宾天，朕已钦承奉天命继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万国之人，罪无大小悉已赦宥，若兀良哈官民敬顺天道，许令改过自新，仍前朝贡，听往来生理。”朱高炽所言兀良哈之罪指的是兀良哈数次犯边。这道敕谕明显是朱高炽为了缓和双方关系而做出的让步，效果很快显现。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奏“兀良哈三卫鞑靼欲来卖马”，明廷与兀良哈三卫之间中断数年之久的朝贡贸易，得以在朱高炽时期再次展开。明仁宗敕谕说：“虏谲诈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实卖马宜依永乐中例，于马市内交易，勿容于城。价值须两平勿亏，交易之后即遣去，勿令迟留，宜严督各卫所十分用心关防提备，不可怠忽。”双方交流的展开，对于缓解明廷北边压力无疑颇为积极。明廷设置兀良哈三卫的初衷便是希望其能够牵制鞑靼、瓦剌等蒙古部落。然而兀良哈三卫又时常不受明廷节制，常出现辅助其它蒙古部落扰乱明廷边防的现象。明廷的策略便为“镇”、“抚”结合的策略，如兀良哈三卫辅助鞑靼犯边，明廷出兵袭击兀良哈，此为“镇”。兀良哈三卫进马请罪，明廷必纳之，并给予相应赏赐，此为“抚”。正如朱高炽所言，如果不接受兀良哈的请罪，其必直接归附鞑靼或瓦剌等蒙古强部，“将来必为边患”。因此，朱高炽恢复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颇为符合明廷实际利益。

陈致平：明仁宗性情仁厚，重用儒臣，提倡学术，是一位守文之主。他省刑减赋，与民休息，遣御史巡行天下，以考核吏治。又奖励直言，颇能接受臣下的意见，史称其“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可惜在位不到一年而殁。

南炳文、汤纲：仁宗在位不满十月，曾力图矫除积弊，有所作为，宏图未展而早逝。在位期间，起用文臣，组成了中枢统治机构，为明王朝此后的施政，奠立了基础。

黎东方：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释放了被成祖关了十年的黄淮、杨溥。可惜他在位仅有一年，这是明朝的不幸。

朱鸿：

赵中男：

胡凡：他虽然在位不足九个月，但对明代北边防卫的调整与整顿却是贡献很大。他向北边派出了七个军镇的镇守总兵官，颁发了六个将印，使明代北边军镇进入有序化，以后各镇总兵官的接替在实录中均有清楚的记载，并且向北边各军镇派驻了文职机要人员，就此奠定了后世军镇发展的基本模式。

商传：朱高炽是个性格端重、沉静内向的人，做起事来有板有眼，却毫无一丝凌人的锐气。

孙晟：朱高炽自幼就可以推己及人，还关心身边人。对于行政大事更多的是抓大放小、“民贵君轻”，说明他具有“仁君”的优秀素质。

王天有：仁、宣二帝虽然即位于承平之时，但是不同于明朝后来那些长于深宫的帝王。朱高炽是朱棣的嫡长子。十七岁时，被明太祖册立为燕世子。靖难兵起，朱高炽奉命留守北平。当时“将士精锐者皆从（燕王）征，城中所余老弱不及什一”。建文帝派李景隆率五十万军队直扑北平。朱高炽从容布置防守，并且深入到军民之中嘘寒问暖，鼓舞士气。等到朱棣回师，里应外合，大获全胜。朱棣夺取皇位后，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永乐七年以后，朱棣因北征和筹划迁都，长期驻跸北京，朱高炽在南京监国，积累了处理政务的丰富经验。

熊召政：仁宗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可惜在位时间太短。他死于第二年（即洪熙元年）的五月十二日。只当了九个月的皇帝，享年四十八岁。在仁宗执政的短短九个月内，他颁发了一系列诏令。对祖父朱元璋、父亲朱棣两位皇帝制造的冤案，都有所纠正；对老百姓的治理，更是大行宽政。因此，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新皇帝大加赞赏，认为是真正的太平天子。

陈时龙：朱高炽正式即位并宣称改号“洪熙”时，他已是一个在政事、猜忌和权力斗争中历练多年的成熟的统治者。对于刚刚经历过洪武、永乐几十年略显乖戾的统治的明王朝来说，这无疑是幸运的。他的政治主张跟父亲朱棣相反，不好大喜功，又能宽刑薄赋，洁身自省。

史书中关于朱棣册立太子的传说很多，据说有一天朱棣命诸臣为一幅《虎彪图》题诗，图中画的是一只老虎与一群小虎。解缙当即提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朱棣受到感动，终于决定册立朱高炽为太子。

朱高炽自京师启程前往北京的途中，一日路过山东邹县，见男女持筐沿路拾取草籽。朱高炽停下坐骑，问他们拾草何用。百姓跪下察称：“岁荒以为食”，朱高炽恻然。随后“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上闻，若此乎？”于是就让随行宦官赐给以钞。又召集乡者，了解他们生活的疾苦。恰遇山东布政使石执中前来迎接。朱高炽责备他说：“为民牧而民穷如此，亦动念乎！”石执中说：“凡被灾之处，皆己奏乞停止今年秋税。”朱高炽说：“民饥且死，尚及征税耶？汝宜速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石执中请示可否人发三斗，朱高炽说：“且与六斗，汝毋惧擅发仓廪，吾见上当自奏也。”朱高炽到达北京在见到父皇朱棣时，奏报了自己在山东境内所见所闻，朱棣认为朱高炽做得很对，并对朱高炽说：“昔范仲淹子犹举麦舟济父之故旧，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朱高炽平素喜爱文学，谷应泰说他“学识特崇真氏，文章独许欧公”。他看完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一书，认为“此为治之鉴戒，不可无”？于是他下令重刻此书，并赐给诸皇孙及廷臣。他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是“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景”，而尤爱欧阳修的“奏议切直”。为此他亦命将欧阳修的文章刊印赐给群臣，并对他们说：“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朱高炽有10子7女；其中9子4女成年。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朱高炽暴卒，享年四十八岁，登基未足一年便“无疾骤崩”，其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本纪》等，都只字不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炽因何暴卒已成历史之谜，多年来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死于嗜欲过度。大臣李时勉在他即位不久就曾上一奏疏，其中有劝他谨嗜欲之语。朱高炽看了奏折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他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

朱高炽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陆釴《病逸漫记》中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朱高炽时一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对此，《明史·罗汝敬传》中曾有记载，“……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来，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身亡。

但也有学者通过对蛛丝马迹的考察，认为朱高炽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害死的。朱高炽生性温厚仁慈，嗜欲享乐，为此曾引起朱棣的不满。朱高炽长子朱瞻基却与其父相反，他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力，工于计谋。朱棣在世时，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诫之语。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基筹谋，为此不顾亲情。洪熙元年（1425年）3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4月14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预先密谋，5月13日加害朱高炽。朱瞻基离京后，却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也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奉诏而来的海涛，于6月3日抵达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对朱高炽突然死亡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雷击、中毒，甚至过度纵欲。后一种猜测的根据可能是，在他死前几天，严惩翰林李时勉，因为他上奏提出批评，其中一条是他在服朱棣之丧时与其妃子有性关系。但是一名大太监报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考虑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这种说法更为可信。

作为专制皇帝，朱高炽也会偶露峥嵘。逝前数日，朱高炽曾因翰林侍讲李时勉进谏太过率直而大怒，命“武士扑之，断其肋三”，再拖入狱中。有学者指出，朱高炽授意内阁大学士“密疏言事”，有怠政的倾向。有学者认为，朱高炽仁义之君形象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他统治的时间太短，性格的缺点尚未完全暴露而已。

献陵是朱高炽与皇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的合葬陵墓，位于北京昌平天寿山西峰之下。陵寝始建于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正统八年（1443年）完工，历时18年。仁宗朱高炽临终时留有遗诏：“朕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献陵陵宫建筑平面呈前方后圆形。献陵的风水格局属内明堂式。其地面建筑因一道横贯东西的小山而分成前后两进院落，因小山是从陵园左侧延伸而来，所以是献陵的龙砂。

总体看献陵非常简朴。神道上没有单独设置石像生和神功圣德碑亭（现在的碑亭为嘉靖年间增置），祾恩门仅三间。祾恩殿、左右配殿均为五间的单檐建筑。殿前御路石雕为简单的如意云纹。方城、明楼没有长陵的高大，城下券门改为简单的直通前后的形式。因此，清梁份《帝陵图说》中有“献陵最朴”之说。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对明十三陵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1992年，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对献陵的宝城、明楼及第二进院落的陵墙进行了修缮。第一进院落现仅存遗址。

除洪熙皇帝与皇后外，献陵内还有殉葬宫妃5人。据《明实录·宣宗实录》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所谥殉葬宫妃为：“谥皇庶母贵妃郭氏，曰恭肃；淑妃王氏，曰贞惠；丽妃王氏，曰惠安；顺妃谭氏，曰恭僖；充妃黄氏，曰恭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