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朝鲜_商末至汉初位于朝鲜半岛的政权

箕子朝鲜

商末至汉初位于朝鲜半岛的政权

箕子朝鲜（公元前1120年～公元前194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帝辛（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的政权，史称箕子王朝或“殷氏箕子王朝”。被认为定都在大同江流域今平壤一带。燕昭王时曾和真番一同归属燕国，直到燕国被秦国所灭，后来在西汉时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其后卫满推翻了箕子朝鲜的哀王，并取得箕子朝鲜的首都平壤，新政权被称为卫氏朝鲜，其国土还包括高句丽、真番、临屯、沃沮、夫余五国之地，方圆数千里，疆域远超箕子朝鲜。

疆域简介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

周初，周武王命召公释放了箕子。至于箕子是如何移居朝鲜半岛的，根据汉初儒生伏生所传《尚书大传》的说法，箕子是因为不愿意周朝来释放他，而自己前往朝鲜的。周天子得知消息后，便将朝鲜封给了他。箕子在接受周朝分封后，曾经觐见过周天子姬发。武王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武王就以朝鲜封之。班固《汉书·地理志》则认为，箕子来到古朝鲜的时间是在商朝末年，而不是武王灭商以后。当时箕子也许是看到商朝大势已去，便率领一部分商民迁居朝鲜。后来周天子封箕子于朝鲜，只是承认一种既成事实罢了。以上古代汉文资料的记载，虽然存在一定的出入，但都不否定箕子入朝鲜这一事实。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基于儒家正统文化观认为箕子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对于箕子入朝鲜之事，考古学材料也透露了一些信息。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镞、石刀等。

特别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半月形石刀，这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中朝学者普遍认为它与商朝的灭亡是有关系的。

考古发现

《尔雅·释地》相对于《尚书·禹贡》增加了幽州和营州，考古学也发现，商代中期开始大力开发辽宁地区的铜矿，而商朝一般习惯在铜矿附近的中转站建立据点城市，商末的伯夷、叔齐的孤竹国就是这样的据点城市。箕子之所以移民，在文化上是有基础的。箕子走之辽东建立箕氏侯国后，客观上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这里“乐浪朝鲜民”，指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乐浪郡及其治所朝鲜县的，过去箕氏王朝时期的平民。对于“犯禁八条”这一成文法，中朝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商、周之际来自中国的百姓集团制定的。而成文法的制定，是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文明的标志。“犯禁八条”虽然内容记载不全，却足以反映箕子朝鲜民众的文明程度。从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农业文明对于古朝鲜的影响。据朝鲜朝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记载，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记载相一致。箕田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应该说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响的结果。据《史记》记载，箕子在朝鲜立国后的某年，曾经回到周朝国都朝见周天子。当经过殷商故国，看到过去华丽的宫殿，如今已成为废墟，禾黍丛生时，箕子十分伤心，便作《麦秀之诗》咏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诗中所说的“狡僮”，指的就是商纣王。商朝遗民听到这首诗后，都感伤不已，不禁痛哭流涕。这个故事说明，朝鲜的箕子，与周朝之间还有一定的政治往来。

当然，在箕氏朝鲜时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具体文字资料，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多者一次竟达千余枚。这充分说明了燕国与箕氏朝鲜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

秦末民变

箕子朝鲜的灭亡，在秦末民变潮中，有一个名叫卫满的燕国人，也率领1000多名部属，来到了朝鲜半岛。后来正是他灭亡了已经衰落的箕氏王朝，建立了“卫氏朝鲜”。卫氏朝鲜前后存在近90年，于公元前107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郡统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乐浪文化”。

卫满率领部属刚来朝鲜时，得到朝鲜王箕准的礼遇。箕准拜他为博士，并按中原礼俗赐给珪，封给西部方圆百里的地方。箕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卫满，来为他守护西部边境。然而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利用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公元前194年，羽翼已丰的卫满，派人向箕准假传汉朝要派大军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来守护。箕准不知是诈，许诺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军向王都王俭城（今朝鲜平壤）进发，一举攻占王都后，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箕准战败后，逃到了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一部分考古发现表明被认为是箕子封地的朝鲜（今辽东、北朝鲜）琵琶型的铜剑在外形和金属成分上与同期中国其他地区的类似武器有所不同，但礼器、生活器具则大体相当。有一种观点认为箕子朝鲜的疆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的，起初与孤竹国一同处于辽西地区，有辽西出土的殷晚期青铜器中，方鼎内底中心有铭文“亚侯”为佐证。后来由于燕国的强大而退居辽东和北朝鲜。《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中记载：“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自称为王，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两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箕子朝鲜后被卫满朝鲜所灭。汉武帝又灭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的法律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旧唐书》卷199上记载后世的高句丽“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

民间传说和各种小说也有箕子朝鲜的叙述，如封神演义中对箕子朝鲜的描述为：“子姓。乃殷贤臣，曰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于周，武王请见，乃陈‘ 洪范九畴 ’一篇而去之辽东。武王即其地封之。至今乃其子孙，即朝鲜国是也。”

周朝关系

周武王分封箕子于朝鲜之事，是应该予以承认的。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载“武王封微子于宋，封箕子于朝鲜”。《后汉书·氵岁》：“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尚书注疏·卷五考证》：“朝鲜，箕子所封，不应在化外。”《周易集注·周易下》：“箕子逃之朝鲜，武王以朝鲜封之，因以洪范援于武王，人方知其不狂。”《旧唐书·温大雅传》：“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通志·四夷传·朝鲜》：“朝鲜，周封殷太师之国。”《通典·边防一·东夷上》：“周初，封商太师国于朝鲜。”《太平寰宇记·四夷·朝鲜》：“朝鲜，周封箕子之国。

昔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食周粟，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朝鲜史略·箕子》：“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武王因封之，都平壤。”苏轼、应劭、颜师古等也认为，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是事实。箕子是否接受了周武王的分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汉上易传·下经》说箕子“不受封，去之朝鲜”。《书传·周书·洪范》云“武王之得箕子，盖师而不臣也”，意即周武王以箕子为师，但并不以之为臣。也就是说，周武王尊重箕子的政治选择，并没有强迫他朝周。《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箕子不受封的理由是：一是箕子作为商朝贤人，有强烈的尊君观念，“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箕子虽然痛惜商纣王，但“无害其为爱君之心”，把商亡“归咎于天”。

他想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周远走。二是“武王将立殷后，必以箕子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辞焉”，也就是说，周灭商后，当立者应是身为太师、三公的箕子，而不是地位低于他和微子的武庚，说明箕子和微子肯定是拒绝了周武王的分封。

明代经学家马明衡对周武王分封箕子，持怀疑态度。他在《尚书疑义·周书·洪范》中说：“若说武王封之，必有命辞若微子之命者。夫子必录之，即《书·亡序篇》亦无有，是未必武王封之也。”他认为，周武王有可能未曾分封过箕子。

武王十三年来周，对武王演述《洪范》，是否就说明二者之间是臣属关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笔者认为至少在箕子朝，二者并没有立即建立起臣属关系。“封而不受”可能最接近历史事实。那么对武王问道，箕子演述之事怎么解释？《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云：“若陈洪范，则大公道理自是不妨，武王不臣箕子而问道，箕子传道武王而不臣，各行其本，心之诚然而无所愧焉耳矣。”这是最有见地的解释。周武王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对箕子的政治选择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求他为臣；箕子也率真诚恳，和武王阔谈治国之要，但原则分明，不称臣于周。

二人之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表现出两位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超迈气度。《尚书大传》所说“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武王是“亲虚己”访问箕子，向他虚心求教，但并没有箕子朝周的迹象。还有，武王和箕子会见的地点不在成周而在管地，就更说明了这点。

学术分歧

关于箕氏朝鲜的疆域，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最初的统治中心在辽西的大凌河流域，西周末春秋初迁到辽东地区，遭到燕国打击后，才移到了鸭绿江以南地区。也有一些学者不这样认为，坚持其一开始统治中心就在今朝鲜平壤市。笔者认为后者是正确的，前者把疆域所及之地看成了统治中心，犯了概念错误。《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阳”即列水的北面，山南水北为阳。再看郭璞的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列水”是今天的哪条河？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说是载宁江，有学者说是大同江。在这里需要指出，史籍对古朝鲜河流地名的记载是非常混乱的，并由此导致了今天学术界对其认识的模糊。从这则史料看，列水就是大同江。笔者认为，《山海经·海内北经》把浿水和列水张冠李戴了，而郭璞更是不加分辨地对其作出解释。《战国策·燕一》载，苏秦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呼沱”即今滹沱河，与易水均在今山西、河北境内。《战国策》所记为战国燕将秦开击朝鲜前的燕国疆界，并不是后来的疆界情形。

《文献通考·四夷考·朝鲜》引述《魏略》云：“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这说明，在秦开击朝鲜之前，朝鲜的疆域至少在鸭绿江以北地区，也极有可能到了辽西地区。只是在遭秦开军事打击后，其领土才南缩到了满潘汗以南。满潘汗即今清川江。《史记索隐·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可见，“满潘汗”和“浿水”在此当指同一条河流，即清川江。“沛水”可能就是“浿水”。“上下障”即南北两条屏障，或为水，或为山，或为人工设障。在此当指清川江和大同江两条大河。这可以找到旁证，燕地人卫满逃奔朝鲜时，是“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然后“说准求居西界”的。“塞”指大宁江长城，位于大宁江及其支流昌城江以及昌城江的支流城兴川的东岸，南起平安北道博川郡的中南面，向北经过元南里，宁边郡的古城里，泰川郡的龙兴里、鹤塘里、德化里、丰林里、阳地里，东仓郡的鹤峰里、鹤松里、凤龙里、鹤城里，直至新安里。《朝鲜史略》卷1注“浿水”为大同江，这是错误的，应是清川江。对于“上下障”的地理范围，刘子敏认为“乃是延伸到清川江以南，秦长城以西的沿海之地”。显然，刘子敏也认为浿水即清川江，但可惜的是，他犯了严重的地理方位错误，清川江在大宁江的南面，长城只能在其北，不可能在其南。所以，“上下障之地”应在清川江以南求之，但当在清川江和大同江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区。在燕击箕氏朝鲜之前，其北部的西边界在清川江以北，甚至到了鸭绿江以北和辽西之地。之后才大体稳定在清川江一线。以上讨论的是箕氏朝鲜北部的西边界问题。它的东部疆域相对于西部来说，要广阔得多。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认为它的北界就是清川江，殊不知，清川江是发源于狼林山脉南麓的由东北向西南流入黄海的一条河流，是不能完整构成箕氏朝鲜的北部疆界的。《后汉书·氵岁传》：“氵岁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氵岁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

《后汉书·高句骊传》：“沃沮、东氵岁皆属（高句骊）焉。”显然，《后汉书·氵岁传》中的“氵岁”是指东秽，它和沃沮都是先属古朝鲜，后属高句丽的。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疆界。东秽故地就是以后渤海国的东京府，又名龙原府。日本学者松井在《渤海五京考》中将东京比定为咸镜北道的镜城。鸟居龙藏在《海东绎史》中将其比定为咸镜道镜城富宁等地。韩国学者丁镛在《大韩疆域考》中将其比定为咸镜北道钟城。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其比定在中国吉林珲春附近。《朝鲜志》卷上云“江陵府，本秽国”。故东秽的范围大致可确定在今朝鲜半岛从咸镜北道中部到江原道的临海狭长地区，可能到了今韩国江原道的江·氵岁传中的“氵岁”是指东秽，它和沃沮都是先属古朝鲜，后属高句丽的。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疆界。东秽故地就是以后渤海国的东京府，又名龙原府。日本学者松井在《渤海五京考》中将东京比定为咸镜北道的镜城。鸟居龙藏在《海东绎史》中将其比定为咸镜道镜城富宁等地。韩国学者丁镛在《大韩疆域考》中将其比定为咸镜北道钟城。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其比定在中国吉林珲春附近。《朝鲜志》卷上云“江陵府，本秽国”。故东秽的范围大致可确定在今朝鲜半岛从咸镜北道中部到江原道的临海狭长地区，可能到了今韩国江原道的江陵。沃沮有北沃沮、南沃沮两个地域族团，史书中的“东沃沮”即南沃沮。

《后汉书·东沃沮传》：“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氵岁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又载：“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后汉书·挹娄传》：“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可以看出，《东沃沮传》和《挹娄传》关于北沃沮和挹娄方位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前者说挹娄在北沃沮的南面，而后者说挹娄在北沃沮的北面。《新唐书·渤海传》云：“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南京”即今咸兴，在故秽地镜城之南。箭内亘认为，沃沮之地为咸镜道全部。津田左右吉认为，沃沮故地无论是广泛之解释，无论为精密之考证，皆为今之咸镜道方面。赵红梅认为，北沃沮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的东部、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的咸镜北道。同时说，东沃沮和南沃沮是对同一地区的不同称谓，其地仅为今朝鲜咸镜南道一带。赵红梅对沃沮范围的界定显然太大，把属于高句丽的东部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比照秽的分布地域，大体来说，沃沮在北秽在南，但有相间分布的现象。沃沮和秽有可能相间分布于俄罗斯滨海地区、咸镜道的沿海狭长地带和江原道江陵以北的部分地区。《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氵岁、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据刘子敏的研究，高句丽在五部形成以后，其疆域向东已达不咸山（长白山）北麓，向南已达萨水（清川江）上游，其东南则是盖马大山（狼林山脉）。刘子敏所说高句丽的东界当是箕氏朝鲜东部北界的一部分，当领有今朝鲜的两江道、慈江道、咸镜南道和中国吉林的延吉等地区。

现在我们从总体上归纳一下箕氏朝鲜的疆域，它的东界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滨海地区、朝鲜的两江道、咸镜南北道、江原道和中国吉林的延吉等地区，西界包括平安南道、黄海南北道的北部地区。东西到海，南与辰国相接。综上，箕子及箕氏朝鲜是客观存在的。尽管箕子朝鲜没有和西周立即建立起封贡关系，但其后代也有“宗周”的迹象和曾经臣附过燕、秦及西汉的事实，不管这种臣附是外力所致，还是主动所为。箕氏朝鲜存续时间达八百多年之久，但其中绝大多数时段缺乏相应的历史记载，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但也是有其原因的。在战国时，箕氏朝鲜的国力达到了顶峰，疆域广阔，在西边据有清川江以南，东界据有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以南，南界和辰国为邻的广大地区。但由于其错误的对外政策，招致了燕国的致命打击，使得国土内缩，国力下降，最后被燕国人卫满所灭，箕氏朝鲜被卫氏朝鲜取而代之，结束了其八百余年的历史。

历史记载

箕氏世系事迹，见于鲜于氏奇氏谱牒。据谱牒所载，“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勋者，有别子三：曰友平，其后为鲜于氏。曰友诚，其后为奇氏。曰友谅，其后为韩氏云。”说亦未必可信。今姑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今平壤也。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为朝鲜侯。亦曰韩侯。韩，方言大也。《诗》所谓王锡韩侯者，即其后也。箕子十八传至贞敬王阙。其十三年，当周桓王十年。饥，使通齐鲁语者，泛海买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鲜于益聘于齐。齐行人公孙恪来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轩辕氏之术，能炼丹长生。以访东海神山，浮海至朝鲜。群臣请试其术。不许。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为天老王。以一清为国师。筑求仙台于纥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传位于子修道王襄。以一清为国太师。使一清弟子卢龙，驾大船数十，入东海求神山。至竹岛，遇风，舟尽覆。卢龙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药毒发卒。修道王子徽襄王迩立，诛一清及卢龙。二十七世曰英杰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将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国所谓东胡。或曰：实后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济世王混。禁人民潜商齐鲁者。三十二世曰赫圣王隲。燕僖公使来聘。卒，子和罗王谐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边郡，郡守苗春败之。卒子说文王贺立。五年，周显王四年。燕将以二万人侵辽西，上大夫卫文言败之五道河。燕将移屯连云岛。造船筏，将渡海来袭。文言又败之。射杀其将。余众遁还。卒，子庆顺王华立。十二年，周显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车吉汗来朝。请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万会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连年来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六年。请和，许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显王四十六年。燕称王，亦称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靓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润，大为燕将秦开所败。失地二千余里。以潘满韩为界。未详何地。北胡酋阿里当夫请助报燕，不许。北胡怨，不朝贡。自将伐之，败还。卒，子宗统王杏立。王之世，服属于秦，惟不与朝会。卒，子哀王准立。立二十年而秦灭汉兴。二十七年，燕人卫满，率千余人来归。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数百里。汉惠帝元年。卫满告王：汉兵十道至。请入卫，许之。满遂袭王。王与战，不胜。将左右宫人及余众数千浮海。攻马韩，王之。都金马郡，今全罗北道益山郡也。传九世，为百济所灭。时王莽始建国元年。遗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后马韩。至建武时，降于新罗云..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抗清志士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里说：“朝鲜城，在永平府（滦河西岸）境内，箕子受封之地。”

《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传《隋书卢龙县南12里，商之诸侯孤竹国子姓是商朝的同姓诸侯国。

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未让他做自己的臣民，如《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传说“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13年后来到西周首都镐京朝觐周天子。

箕子朝鲜的疆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的。《旧唐书》载：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魏略》中记载也可证明箕子朝鲜早期在中国。《魏略》是这样说的：“昔箕子之後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馀里，朝鲜遂弱。”

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

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国和朝鲜两国都正确对待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

箕子与殷遗民在大同江流域建立自己的方国之后，中原对箕氏朝鲜的认同出现两重性。一方面，箕氏朝鲜作为殷遗民的方国，是殷政权在朝鲜半岛的延续，对于周人来说，是先王之后。周人对先王的后裔都立有封国。

据《史记》卷36《陈杞世家》可知，陈是舜之后，宋是殷之后，英、六是皋陶之后，齐是伯夷之后，等等。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就有着“兴灭国、继绝世”的意味。语出《论语》第20《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箕氏朝鲜与中原的关系，应该属于诸夏之国系统内部的关系。箕氏朝鲜在周人的方国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与微子所封的宋国相似。箕子“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此节引文不见于今本《三才图会》。“教以礼义田蚕”，《后汉书》卷85《东夷传》。用中国殷商文化对当地土著夷人文化进行改造，就是一个“用夏变夷”的过程，是应该得到中原诸夏国肯定的行为。中原华夏诸国应该存在与箕氏朝鲜的认同。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箕氏朝鲜毕竟立国于夷人居住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在周代的文献中，本着“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礼记》卷5《曲礼》）的原则，不是称呼箕子的本爵“箕侯”，而是称其为“箕子”，就是将之视为夷狄的心态的反映。中原各诸侯国也从未用对待宋国的态度来看待箕氏朝鲜。这样一来，箕氏朝鲜就不是先王之后的华夏正宗。其与中原华夏诸国之间就存在着认同危机。

箕氏朝鲜对中原的认同也存在两重性。一方面，“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尚书大传·洪范》。箕子朝周的举动说明，箕子承认周的宗主国地位，正式将立国于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鲜，纳入周王朝的方国体系之内。箕子的态度影响了一部分殷遗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逸周书》卷4《大匡》第38……这里所说的“东隅之侯”与《国语·齐语》所载的“海滨诸侯”《国语》卷6《齐语》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海滨，海北涯也”，这里的海滨诸侯指渤海湾以北的各诸侯国。当处于同一区域之内，也就是指中国辽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商人所属各部，这一地区的商人旧部纷纷晋见武王，可见箕子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看，箕子是认同周王朝的。

可是另一方面，箕子这次朝周，却是见于史书记载的仅有的一次，证明在“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国语》卷1《周语上》。服事方式上，箕子选择的是“戎翟荒服”的“终王”，也就是与中央关系最为疏远的一种。而后世子孙再也见不到朝周的记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箕侯国内部一直在沿用着商人的封国名“箕”，而不是周武王所赐的封国名“朝鲜”。（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9年第3期。）从这个角度看，似乎箕氏朝鲜与周政权之间并不存在认同，而是成为我行我素的一个独立王国了。

受箕子影响，东北的诸方国及夷族未参与武庚的叛乱，所以，在叛乱被平定以后，孤竹等商人在东北的方国得以保全。在周对参与叛乱的殷遗民严加控制，于东方新建周的诸侯国、迁徙殷遗民分隶诸侯国之后，乘中原战乱已控制了商遗民及东夷人在东北各小国的箕侯国就以殷政权在东北的诸侯长的身份游离于周政权之外，自视为殷政权在东北的延续，不臣于周。保持殷代封国号不改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之所以出现箕氏朝鲜与中国间认同关系的双重性，究其原因，还是与箕子之后大同江流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呈递减之势有关。箕子与殷遗民进入大同江流域，是当地与中原互动关系的一个峰值期，在这个特别的互动关系中，大同江流域不仅与中原政权存在认同，而且由于其先代之后的特殊身份，认同的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几乎可以达到与中原华夏诸国相同的程度。

但在此之后，大同江流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回复到从前的低水平，在这种低水平的互动下，是无法继续维持与中原华夏王朝相同的较强认同的，也仅仅能维持“终王”的最低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殷遗民与中原的联系为人们所淡忘，大同江流域又恢复为陌生的地方，也就是蛮夷之地，箕氏朝鲜也就由准华夏国家下降为蛮夷戎狄之国。短暂的强烈互动未能改变大同江流域处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边缘地带的不利地理位置，一度在三环式等级结构中升入中环的箕氏朝鲜再次跌落回外环。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却发现，正是这种认同的双重性，使大同江流域得以在低水平互动的情况下与中原保持长期的认同感。大同江流域与中原的认同，不像中原地区华夏诸国与蛮夷戎狄诸国间的认同一样，始终向着越来越强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更具有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当互动能力趋强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的殷遗民、先王后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王朝的认同也就趋于加强，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提升，箕子也就被称为“箕侯”、“箕伯”。当互动能力趋弱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立国于夷人居住区的非华夏族方国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国的认同也就趋于减弱，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下降，箕子也就还是“虽大曰子”的箕子。

但无论如何摆动，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的限制，箕氏朝鲜绝不会真正地成为华夏之国；可是，由于这种认同心态的作用，箕氏朝鲜也绝不会自外于中国，把自己视为独立政权。《魏略》记载，“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就是这种认同的表现。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大同江流域认同心态终于从指向东亚前国际体系，转而指向在此前国际体系内最早兴起的国家——中国。这种认同感使之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试图在当地建立地方政权。“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 “箕子朝鲜”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鲜；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

《三国志》卷三〇《韩传》注引《魏略》：“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亡，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盐铁论》篇三八《备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汉初）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燕之东地，即“属燕”之“列阳”，今大同江迤北、迤西。《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