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是指一个独立、自主、单独的城镇为中心的国家，又译为“城市国家”。城邦是古希腊政治的内涵的主要概念。出自《荷马史诗》。

在古希腊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Polis），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asto）。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有独立自主和小国寡民的特点。

城邦是由一个城市控制的区域，通常拥有主权。历史上的城邦通常是大文化圈的一部份，如古希腊城邦（如雅典、斯巴达）、迦南的腓尼基城邦（如泰尔、西顿）、中部美洲的玛雅城邦、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意大利城邦（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东亚黄河流域的华夏城邦。

欧洲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城邦时期—古希腊的城邦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城邦，现时欧洲的文明都发源自这些时期。然而，这些文明的城邦通常只存活很短时间，因为它们的土地和实力都不足以抵抗周围的外敌。此外，这些小区域组织在松散的地理和文化个体中互存，成为大国建立稳固势力的障碍。故此，他们最终必然融入於更大社会体系、以至民族国家。

目前世界上只有新加坡、摩纳哥和梵蒂冈符合城邦的传统定义。然而，新加坡仍有一部份未城市化的领土，而梵蒂冈和摩纳哥的都市区只是周边城市──罗马和毕索雷──的延续。一些主权国家内也有类似城邦的领土，如德国柏林、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英国直布罗陀。

在希腊城邦中，公共领域或“城邦领域”是以公共生活空间作为表象的，而公共生活空间又是通过公共建筑之格局而形成的。同时，希腊城邦通常是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形成的，这个中心城市即是城邦公共建筑的首要集中地。根据考古学家以现代理念为基础的划分，城邦最主要的公共建筑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宗教性公共建筑如神庙、圣殿、祭坛和公共墓地;二是城邦的市政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公共食堂等;三是城邦社会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露天剧场等。这些公共建筑雄伟、坚固，它们成为城邦恒久的人文景观。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古代希腊的神庙、露天剧场和体育场还屹立在城邦的遗址之上，一面向后世的人们无言地展示希腊文化独特的魅力，一面也将希腊城邦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恒久地固化了下来。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是密切相连的。前城邦时代的典型建筑遗存不是公共建筑，而是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王宫和城堡。就连宗教性建筑，也通常是同王宫联系在一起，以圣室或圣殿的形式出现。显然，王宫及其附属的宗教建筑主要为王室成员所用，并不向公众开放，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建筑。在迈锡尼文明毁灭之后的“黑暗时代”，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建筑都已不见于考古记载，尽管荷马史诗中描述了一些宏伟的宫殿。而即使在荷马史诗的描述中，宗教祭祀活动往往因地而宜，而不是在某个固定的圣地。

到古风时代初期，随着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共建筑开始在希腊各地出现。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最早的神庙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在时间上同城邦的兴起相吻合。在同一时期，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文化性公共建筑也相继出现。学者们认为，公共建筑的出现同城邦的兴起密切相关。议事大厅和公民大会会场等市政建筑固然是城邦兴起的直接结果，其他公共建筑如神庙和体育场的修建也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因为对规模相对很小的城邦来说，要修建如此巨大的建筑，需要共同的努力和城邦集体的决策。

城邦的市政广场是城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里是最大的集市，店铺林立，人们定期从各地聚集到这里，从事买卖。同时这里又是市政建筑集中的地方，是城邦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在古希腊语中，“市政广场”(êgorê)一词的原意是“民众大会”，以后逐渐被用来表示市政广场，其本身就含有“集会之地”的意思。人们在这里交流有关城邦事务的信息，参与市政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在雅典的市政广场上，建有一个称做“纪名英雄墙”(EponymousHeroes)的建筑，其顶端树立着10个雅典英雄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雅典的10个部落，墙身用做公告栏。有关城邦的事务诸如公民大会等皆公告于此，各项法令的预案也公告于此，供人们讨论，而后在公民大会上投票表决。同时公民大会所通过的法令都刻在石碑上，然后公布于广场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在市政广场上建母亲神的圣殿，称做Metroon，它同时又是雅典的公共档案馆，城邦所有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500人议事会的决议，以及收支账目俱都存放于此，以供公民们查询。在斯巴达，公共生活的中心是训练场和公共食堂。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场上从事集体性的身体锻炼或军事训练，用餐则在公共食堂，而不是在家里。所有的男性公民——包括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内——都在公共食堂用餐。因为莱库古的立法，公民如不参加共餐制，即丧失公民权。另外，在克里特的一些城邦也存在着共餐制。

露天剧场是进行戏剧表演和观看戏剧的地方。戏剧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于雅典，而后迅速传遍整个希腊世界。到古典时代，露天剧场已经成为城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戏剧表演和观看戏剧的场所，露天剧场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空间。为了使公民都能够观看戏剧表演，它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可容纳数千人乃至万人以上，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大剧场可容纳15000人左右。然而，露天剧场并非仅仅是观看戏剧的场所，它也常常用做政治活动的空间。在雅典，公民大会有时在狄奥尼索斯剧场举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种文化活动的戏剧表演却和城邦的政治生活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每年狄奥尼索斯戏剧节的开幕式上，雅典城邦都要把同盟诸邦所缴纳的贡赋摆在狄奥尼索斯剧场的舞台中央，向全体公民展示；同时在战争中牺牲的公民的子女也一一走上舞台，领取城邦给予他们的抚恤。戏剧节同时变成了一个展示城邦实力、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舞台。另一方面，即便是戏剧表演本身，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从根本上说，戏剧是一项公民群体的活动，演员由公民担任，歌队也由公民组成，而且常常用来代表城邦的公民集体。观看表演的观众是城邦的公民，他们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是评判者。首先，戏剧表演活动是由公民群体直接组织和管理的。在雅典，由从公民中抽签选出的官员确定每年戏剧节所上演的剧目，并指定富有的雅典公民担任戏剧的制作人。其次，戏剧表演以竞赛的形式上演，由公民进行评判。其方法是，从各部落中抽签选出评委，再评出获奖者。而且，表演的内容常常同城邦及其公民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写的是雅典人在萨拉米海战中战胜波斯人的情景，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尼亚人》则表达了作者对雅典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的态度。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公民群体对城邦事务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以便时时更正违背城邦政治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明晰城邦政治的理想。最后，戏剧表演培养了公民的集体精神。聚集于同一剧场的公民观看同样的表演，经历同样的感觉。这样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个区别于剧场之外、区别于其他剧场的整体，他们之间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情感。

体育场馆同样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正如布克哈特所说，竞争精神是希腊人最重要的精神。而体育竞技则是希腊人表现其竞争精神的最主要形式之一。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庇底亚运动会、伊斯特摩斯竞技会和尼米亚运动会这四大泛希腊的运动会之外，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运动会，在运动会上赢得冠军的人获得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得到城邦的重奖。例如在雅典最大的运动会——泛雅典娜节的运动会上，少年组短跑冠军的奖励是50缸橄榄油，价值约600德拉克玛。除奖品之外，泛希腊运动会的冠军还会得到城邦的其他奖励，如奖励金钱、为其塑雕像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在竞技中获胜本身即是一种优秀品质(êrete)。因此，城邦的公民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体育训练。在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即是从事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同这种需要相适应，每个城邦都建有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体育场馆，它们成为现代体育场馆的原型。所不同的是，希腊城邦的体育场所同时也是公民之间主要的社交场所，是城邦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公民们不仅在这里参与体育训练，而且在这里参与城邦的社会生活。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体育训练的人，也往往在体育馆里消磨时光。但他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城邦公共生活的参与者。

在古代希腊，宗教崇拜不同于后来出现的基督教，虽然希腊人都崇拜一个奥林匹斯神系，但他们既没有正统而抽象的宗教教义，也没有无所不包的圣经，宗教崇拜主要是以公共节日的形式出现。在古代希腊，这类的宗教节日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00个以上，崇拜的神祇则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在节日里，人们往往举行盛大的游行，以迎送神，然后在圣地的祭坛上举行献祭的仪式。献祭所用的牺牲一般是牛或羊，在隆重的献祭时，宰杀的牛羊多达上百头。献祭仪式结束后，所有参加祭祀的人一起举行祭餐，平均分享祭祀所用的牛羊肉。虽然希腊人对不同的宗教节日的参与者有所限制，但从总体上看，公共的宗教节日是向城邦的所有公民开放的，祭祀仪式之后的祭餐也是公民群体的聚餐。

另一方面，古希腊宗教崇拜的形式亦不同于古代西亚、埃及和其他古代文明。从总体上看，不存在一个特权的祭司或僧侣阶层，宗教崇拜活动不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祭司主持，而是由城邦任命官员直接主持。在雅典，负责祭神和主持祭祀仪式的官员俱是从公民中抽签选举出来的，任期仅限一年。也就是说，主持祭祀的是普通的公民。而且对希腊人来说，和神的沟通一般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因此，当希罗多德在波斯看到祈祷由专门的巫师(Magus)主持时，感到十分惊诧。

显而易见，希腊的宗教崇拜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的活动。因此，宗教性公共空间对于城邦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将宗教崇拜活动看成是全体公民共同的公共生活，才能理解为什么希腊城邦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宏伟的神庙。一般而言，一个城邦的总人口只有几万人，无论是从人力上看，还是从财力上看，要建造巨大的神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耗费几代人之力，但每个城邦似乎都还是不遗余力。在位于西西里西部的阿克拉加(Acragas)，至今仍然保存了至少6座神庙的遗址，均用当地的石灰石建造而成。在意大利南部的波西多尼亚(Posidonia)，仍有3座巨大的大理石神庙完好地屹立着，另有一座业已倒塌的神庙遗址。这两个弱小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根本没有起过什么重要作用，文献中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有关它们的记载。但任何参观过这两个城邦遗址上这些宏伟神庙及其遗迹的人恐怕都想像不到，它们在希腊世界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

不仅如此，城邦的宗教崇拜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法国学者dePolignac指出，城邦宗教崇拜是理解城邦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他从城邦的兴起与宗教崇拜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提出宗教崇拜的确立即神庙的修建和宗教圣地的界定导致了城邦的形成。他认为，通过共同的宗教崇拜，人们获得了一种自我意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这是城邦最根本的基础。另一方面，宗教圣地也确定了城邦的领土界限。在希腊，除了位于中心城市的宗教圣地外，还有些神庙和宗教圣地建立在城邦的边界。这些宗教圣地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成一种呼应，一方面通过特定的、不同于其他城邦的宗教崇拜明确地界定了城邦领土的疆界，另一方面，边界圣地和城市中心的宗教圣地之间形成双向交流和互动。在宗教节日中，游行的队伍要么从城市中心的圣地出发，行进到边界的圣地，要么以反方向游行。人们在两个宗教圣地之间的来回流动，把居于中心城市之外的城邦人口也纳入到城邦的公共生活中来，从而使城邦的成员形成一个意识上的整体，也使得边缘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英国学者Sourvinou-Inwood在对埃留西斯秘仪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位于雅典领土西北边陲的埃留西斯秘仪同城邦最中心的机构交织在一起 , 形成 “城邦中一个重要的 、 具有中心意义的崇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