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期间，为祭祀祖先（人鬼）、神灵或自然界万物而杀戮活人以为祭品。

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期间，为祭祀祖先（人鬼）、神灵或自然界万物而杀戮活人以为祭品。一般使用战争中的俘虏、被征服部落贡纳的青年男女及儿童或由此而形成的奴隶。使用人牲的数目多少不等，一般为数人、数十人，有时更多。

人牲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约从公元前4000-前1000年人牲在从东方到地中海这一地区的许多古代文明中都曾流行。墨西哥的玛雅人、秘鲁的印加人和非洲的阿沙特人也有过这种习俗。

中国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遗址中，曾发现可能用于祭祀的俘虏骨架。到商代，人牲作为一种制度流行广泛，如安阳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出有数以千计用活人祭祖的祭祀坑。到西周，这一制度仍然保留。东周时期逐渐衰落。

据《殷墟文字甲编》二九九二片，卜辞记载商王一次屠杀三十名羌人祭河神。而这，只是在殷墟甲骨卜辞里见到的杀人祭祀的记录之一。胡厚宣先生曾经从著录甲骨文字的九十种书刊，以及他自己长年搜集尚未著录过的甲骨资料中找出大量有关人祭的卜辞。仅商王武丁时期的人祭卜辟就有甲骨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9021人，另外有531条未记用人数。其中一次最多用五百个奴仆作祭祀。 《易卦爻辞》上说：“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外，土方、吕方、苦方、龙方、马方、蜀方、盂方等小国也经常遭到商的攻击。

据《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所辑卜辞统计，商伐苦方就有二十六次之多。战争的规模，从商帝国用兵的数额看，一次可征集三千人或五千人以至三万人，一次杀伐敌人竟达二千六百五十六人。战争的规模可不算小。

《大誓》记载周武王的话说：“纣有亿兆夷人”，所谓“亿兆夷人”，就是纣在征夷方战争中获得的俘虏。牧野之战，纣王一下子武装起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奴隶，证明武王的话是真实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篇第一章：“我们看‘随’的上六和‘困’的九五，在当时好象还有人牲供祭的习俗存在。这些人牲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不消说是由战争得来的俘虏。”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卜辞中常常用人为祭牲，与牛羊犬豕同用……上面所举的人殉、人牲以及耕田的众或众人都是官家的奴隶。”

人牲，是祭祀时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被供奉给祖先的神灵。被杀者多为战俘和奴隶。人牲人殉，即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或墓中的殉葬器，在古代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最早的人牲事例，属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一处长方形房子的居住面下，出土有一具带砍斫痕迹的人头骨，还有一个陶罐，见于《西安半坡》报告。据研究，这很可能是建造房子时的奠基人牲。

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发现有人牲人殉的现象。有关的均属大墓，十六号墓墓主左下方有一十七岁以下的男少年，脚后又有一少女；十八号墓墓主右侧有一侧身的成年女子，左有一婴儿；二十号墓墓主系成年男子，脚后有两少年。

另外在十六号墓室外不定期埋有几具幼童的骨架。同时，在上海青浦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据报导也有人殉发现，详情尚未公布。在河南安阳、汤阴、永城、登封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多次发现有奠基人牲。所用以幼童为多，甚至有婴儿。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永靖秦魏家的齐家文化墓地，都发现有成年男女合葬墓。女子或一或二，侧身面向男子，随葬品也是男子更多，看来是女子为夫殉葬的实例。

内蒙古伊克昭盟九金霍洛旗朱开沟的朱开沟文化墓地，也发现类似现象。有的女子似曾捆缚，还有的墓有木椁，男子在椁内，女子置于椁外。在墓主脚下也有放置幼童的。二里头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的大型房子墓址周围发现好多人骨架，没有固定葬式，有的经过捆缚，有的身首分离，不少与牲畜同埋。

《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作者：黄展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