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潜（1195年-1262年），字毅夫，一作毅甫，号履斋居士，祖籍宣城（今属安徽）。秘阁修撰吴柔胜第四子，参知政事吴渊之弟。南宋中晚期名臣，词人。

吴潜原籍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生于德清新市（今属浙江）。他自幼聪慧过人，才华出众，其诗文书法闻名乡里。父亲吴柔胜为当时大儒，但庆元三年（1197年）在韩侂胄的策划下，发生了庆元党禁，朝廷将所谓伪学逆党之人籍记成簿，这其中就有吴柔胜。加之御史汤硕弹劾他在浙东任官时擅放田租，且主张朱熹理学，于是被罢官。自此，吴柔胜无心仕途，转而在家升馆授徒，把精力放在儿子的教育上。除了自己的悉心教导，更为儿子遍访名师，当时临川人邹斌负胜名，吴柔胜便让两个儿子吴渊、吴潜前往拜他为师，邹斌是陆象山的徒弟，博记敏识。吴潜既有家学渊源，又得名师指点，使他很早就有了士大夫所应该具备的文化素养。

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吴潜参加了省试。嘉定十年（1217年）二月，省试结果公布，吴潜榜上有名。按照规定，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这一年的殿试于五月在临安的集英殿举行。按照规定，主考官批完试卷，取前十名的卷子，由宰臣复审，最后呈送御前。吴潜的卷子送到宋宁宗手中，宁宗阅后，亲自把吴潜的卷子擢为第一，为状元，旋即被授予承事郎一职，签镇东军节度判官。

嘉定十七年（1224年）五月二十一日，其父吴柔胜逝世。冬十一月，吴潜葬父于长安乡宋山石冈（今为宣州区新田镇境内劳山），居家丁父忧。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十一月，吴潜丁父忧期满，起任秘书省正字，负责典司图籍。他整日埋头于文山书海之中，忙于整理、校正书籍。吴潜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赢得了同僚们的普遍赞誉。他也于绍定元年（1228年）升任校书郎。

绍定二年（1229年），吴潜开始了正式的行政生涯，添差通判嘉兴府，代理嘉兴府事。在嘉兴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关爱百姓，修建养济院以供贫苦流民，政绩斐然。很快，吴潜转任朝散郎。同年，吴潜升任知平江府。

绍定四年（1231年），吴潜受召返京任尚右郎官。京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火灾，大批百姓流离失所。面对此情此景，他并没有一味哀叹，而是很快透过灾患找寻根本的致灾缘由。吴潜上疏，劝理宗要严于律己，亲贤远奸，才能挽回天意，消弭灾祸。同时上书给当时的丞相史弥远，提出正君心，缩减俸禄，赈灾救民，重用老成廉洁之人，用良将以御外患，革除吏政弊端等六条建议。次年，吴潜担任吏部员外郎，后改任太府少卿、淮西总领。

绍定六年（1233年） 初，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蒙古约南宋联兵夹击金朝，朝臣一致认为应当借机光复故都汴京，而吴潜上疏劝告当权者不可轻易用事，指出金人一旦灭亡，北方将直接面临蒙古，所以应当保持议和的表象，实际上严防戒备，并随时准备作战。但朝廷对吴潜的意见不予采纳。吴潜之后又上疏：“朝廷有四大要务：“拱卫蜀地，加固荆襄，增强江防，预备海军。”因议政卓有见识，吴潜被授予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他推辞不赴任，不久改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很快又升太府卿兼任沿江制置、建康知府、江东安抚留守。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理宗欲进兵中原，收复河南故地，朝臣们为“收复三京，据关守河”的方案争论不休。乔行简认为出师河南“不担忧出师无功，只担忧事力不继”。吴潜则上书对收复河南的利与弊进行详细分析，希望理宗量力而行，他认为：“一旦合兵攻金，中原大地又将是生灵涂炭，朝廷得到的不过也只是被战争摧毁过的荒城废墟，而中原的百姓苦不堪言。夺取中原即使容易，固守和管理也很困难。平原易攻难守，驻城军队的粮草和辎重补给随时可能被切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民众又饱受折磨，易激起民变，导致盗贼流行。”，反对轻易用兵。但理宗一意孤行，派兵进入中原故地，史称“端平入洛”，后果如吴潜所料，宋兵溃败。

不久，吴潜又应诏上陈九事：顺应天命，不荒废国政；立太子以永固国本；笃信理学人伦，不付国政于外戚；匡正学术风气，大力扶植理学；广纳人才；体恤民众，减轻赋税，偃息土木；吸收之前边防屡屡失守的教训，重振军威；改革币制，避免通货膨胀；肃清盗贼，保障社会治安。因直论太过，吴潜得罪了当时的丞相郑清之，所以不久就遭到弹劾，改秘阁修撰并罢奉千秋鸿禧祠。九月，吴潜出任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主管，江西安抚使。之后又擢太常少卿，知镇江府事。吴潜奏请减小斛斗的容量，减免租税，让民休生养息等十五事。十月后，吴潜历任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督府参谋官、太平州知州等着职。也许是由于之前的直言上谏反而遭贬，让吴潜萌生退隐的念头，他五次上书请辞，都未能得到允许。

端平二年（1235年），丞相郑清之提出用“计亩纳会”的方法回收会子，即凡有田者均按一亩田一贯会的比例交纳。袁甫建议朝廷只向官户和寺观征会。吴潜连奏急疏反对征大户，他说这一方法是“剜心肉以救眼创，拨根本以扶枝叶”，纵然纸币可以升值，但是大户官家和寺观也会因为经济损失而对朝廷不满，加深了阶级矛盾。同时他还分析仅靠“计亩纳会”无济于事。“朝廷印造不已，奸民伪造不已，铜钱漏泄不已。不过几年，弊将如初”。端同年，窝阔台汗派三路大军攻宋，对军事重地襄阳形成一个包围圈。吴潜已预到形式的严峻性，他以督府参谋官的身份向理宗写了篇长疏《论和战成败大计，襄宜急救，备不可缺》主要指出襄阳危在旦夕，根据以往的经验，双方和议就指日可待，而求和则遗害无穷，所以他反对议和，建议朝廷大力支持魏了翁督府。

端平三年（1236年）正月，吴潜至采石谒见正在督师京湖兵马的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魏了翁有感于吴潜的才能，上奏请求让吴潜暂时留在幕府，协助自己。二月，魏了翁奏请得以通过，吴潜转赴九江，留在魏了翁的幕府参谋军事。三月，吴潜进京面见理宗述职，被任为工部侍郎、江州知州，推辞不赴任，仍回太平州。又因理宗之子早逝，国无储君，吴潜上奏请理宗养宗室子弟为子，从而稳定人心。

嘉熙元年（1237年）正月，吴潜代理兵部侍郎并兼检正。这年夏，吴潜奏请急救襄阳，认为“襄事危则和有兆，和成则国事去矣”，力求抵抗，反对议和。又要求朝廷须大力支持督府，督府无可寄治而设浔阳，浔阳昔重今轻，建议“会兵黄州，开府于鄂，进师江陵，示以形势，压以声威”。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合理建议，致使蒙古军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今湖北沙市） ，饮马长江。吴潜随之组织义军，夜渡长江，协同攻击蒙古军，蒙古军只得引兵北还。八月二十九日，试工部侍郎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后改任知平江府，在任平江期间，上奏请兵部调拨粮款，派遣福建民船，招募精兵，防守江海要塞。

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与吴文英同游沧浪亭。后因与两浙转运判官王埜争论利害，授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后改任玉隆万寿宫。六月，知太平州、措置采石江防、淮东总领财赋，提出国家财力要“放水养鱼”，反对竭泽而渔。八月二十四日，代理户部侍郎，知镇江府。任内提出要团结江淮民众就要用知晓地情者，在宋蒙交界，组织民丁壮兵进攻蒙军营寨屡屡获胜；在浙江沿海地区，调度屯边水兵，积极应对倭船行动；在嘉兴，吴潜严禁私铸铜钱流通，并积极以官铸铜钱收兑贬值交子，限制发行额，屡获成效。

嘉熙三年（1239年）春，吴潜渡江与赵葵踏青于瓜洲。三月，改宝谟阁直学士，兼浙西大提点坑治；五月，被任为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知镇江府。后授敷文阁直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吴潜在该任上，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河筑坝，兴修水利；设置“永丰仓”，救济灾民，赡养孤寡老人，改善民众医疗卫生条件；制定“舟戍法”设关御寇。短短几年，政绩斐然，庆元百姓勒碑纪念。

淳祐元年（1241年），吴潜进工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事。他再三推辞，理宗不允。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吴潜作成《论语衍究》，奉旨进献给理宗批阅。

淳祐二年（1242年），吴潜再次建议在皇室近族中慎选太子，及早培养，以安人心。理宗欣然采纳，让吴潜兼侍读经筵，授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吴潜不赴任。台臣言吴潜在建宁府有三罪，于是理宗下诏夺职，发落吴潜为提举南京鸿庆宫，遂请致仕，结果未获准。

淳祐四年（1243年），吴潜再次提举玉隆万寿宫。七月，丁母忧。

淳祐六年（1245年），吴潜服除，转中大夫，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后转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金陵侯。

淳祐九年（1249年）十二月，吴潜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开始参与朝中最高机务。理宗召对，吴潜表明了治理国家的殷切希望：“国家不可能无弊，就象人不可能无病一样。现在国家的问题，连庸臣也会被警醒。希望陛下真诚重用元老，视之为医师，集思广益，使我等臣辈能有机会施展牛溲马勃（药名）一样的微薄力量，以此方不辱您的知人之用。”

淳祐十一年（1251年）十一月，郑清之去世后，为防范独相权力过度膨胀导致专政，朝廷任命谢方叔为左相、吴潜为右相，但两个丞相之间权责不明，遇事推诿，为争权夺势往往出现分朋植党的情况。这都让理宗不得不对谢、吴二人并相有所担心，故而以御笔告诫谢、吴二相：“现在我一起任用你们两个为相，是采纳了士绅的公言，顺应了内外朝的要求，你们二人切勿徇私、枉法，不能因为宾客交斗，遂成党与，不可不戒。”他告诫谢、吴二人及其他宰执，不要出现朋党交争的情况。时隔不久，在宰执的职责划分上，就透露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淳祐十二年（1252年）正月，仅上任两个月的吴潜推辞整顿楮币的任务，奏请让谢方叔总管此事，徐清叟、董槐协助，而他自己只管跑腿做事，不负其责。在吴潜四次乞解机政而不被允许的情况下，谢、吴二人的矛盾终于因言官弹劾而明朗化。

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萧泰来上疏论吴潜十罪，比王安石有过之而不及，于是吴潜罢相。不久，“李伯玉劾萧泰来附谢方叔伤残善类”。但李伯玉弹劾萧、谢非但没有成功，反倒使自己和吴潜被罢免。

宝祐元年到三年（1253年-1255年），吴潜居宣城响山，种竹筑堂，吟咏自适，与词人刘震孙相唱和。

宝祐四年（1256年）春，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知庆元府。吴潜在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年，勤政爱民，兴修水利。在担任沿江制置时，订立了《义船法》，广征民间船舶充作战船。在担任浙东制置使时修洪水湾塘三坝，外泄江潮，内增官池蓄水，为阻隔江河之巨防，成为它山堰的重要配套工程。另修“吴公塘”、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工程，惠泽万民。同时吴潜采取措施，使地方财政大幅增加，对贫苦百姓，吴潜为之输纳赋税，“又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减轻人民的痛苦。他还保障军队供给、百姓生活，使军民团结一心，地方风气趋于稳定，使原本民生凋弊的庆元府从府政捉襟见肘的落后面貌中走出，并纠正了乡民哄抢的风气，鼓励游手好闲者改业务农，这段时间的政绩大体被记载于《宝庆四明续志》。吴潜在庆元为政期间，除大力修路建桥、兴修水利外，还创建或修复了老香堂、苍云堂、生明轩、占春亭、逸老堂等以供闲暇观景、修养身心。吴潜日坐其间静观万物，俯仰夷犹。

开庆元年（1259年）十月，蒙古军进攻武汉，京师震动，丁大全罢相。危难之际，宋理宗起用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庆国公。面对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吴潜忧心如焚，再次陈述“畏天命，结民心，进贤才，通下情”之必要，言：“臣年将七十，捐躯致命，所不敢辞。”吴潜上任后对蒙古主张加强战备。其时蒙古军兵分三路进犯京城临安（今杭州），朝中一片惊慌失措，而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向理宗奏本，荒唐地主张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海）。在此紧急关头，吴潜面见理宗，极力谏阻：銮舆一出，民心将失，国家亦无望，臣恐生灵将遭涂炭。理宗权衡利弊，总算听从吴潜谏言，暂时保存了南宋半壁江山。十一月，理宗以蒙古军大举入侵为由下令在朝文武官各陈所见，以决处置之宜。该月，根据当前的紧张局势，吴潜命贾似道移军于黄州。黄州正当军事要冲，直接经常与蒙古军正面接触，这本来是为了加强防务，贾似道却认为是吴潜排挤他，心中怨恨吴潜，伺机报复。

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十四日，吴潜具奏四事，慷慨陈词，论国家安危理乱之原与君子小人之界限：“近年公道暗淡，私意横流，天下缺少仁德贤士，世人节操败坏，忠嘉绝响，谀佞成风，上天震怒而陛下却不知道，人民愤怒而陛下却不能察觉，如果事情继续发展终将酿成战争，成为社稷的忧患。”敦促帝王“垂青日月之明，不让小人汇聚，从而祸害善类”，并且认为高铸等人与丁大全朋比为奸，萧泰来、沈炎等结党营私、攻讦诋毁使得国事日非，上书乞求丁大全致仕，沈炎等与祠，高铸羁管州军，“遂挽救天下颓势，使大乱渐定，小祸向安”。却没能得到理宗的重视，反而受到在御史台还有相当势力的丁大全同党的忌恨。

此时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吴潜又得罪了理宗。理宗欲立忠王赵禥为太子。赵禥先天发育不良，生来手脚软弱。吴潜对理宗的这一举措持反对意见，上密奏说“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明确的反对立赵禥为皇太子。此举既违背了皇帝的意志，又触痛了当年理宗靠史弥远被选入宫、矫诏废掉太子赵竑而嗣皇位的伤疤。因此，理宗对吴潜非常气恼。再加上“开庆之役”中，由于军情紧急，吴潜自知责任重大，遇事往往先斩后奏。理宗已有大权旁落的不快之感。尤其蒙军渡过长江时，理宗向吴潜问策，吴潜认为理宗应暂离临安，自己“死守于此”。可是理宗却误认为他想当张邦昌，有同张邦昌僭越皇权、做傀儡的不轨之心。等蒙军北撤以后，理宗对群臣说：“吴潜几次误朕”。

三月底，贾似道在黄州相持已久，既不布防，也不出战，私下向蒙古人屈膝求和，使其退兵。在鄂州失守的情况下，贾似道谎称鄂州解围，并向理宗邀功请赏。骗取了理宗的信任后，贾似道献策理宗让吴潜赴黄州作战。吴潜明知败局已定，仍临危受命，并对手下说：“我年近七十，鬓发如霜，让我上前线捐躯致命，也在所不辞，感到痛心的是元兵压境，宋朝危在旦夕！”

自吴潜拜相后，贾似道便屡进谗言加害吴潜，他借机向理宗献谗言说：有童谣云“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足，若使飞天能食龙”。理宗听信传言，心存忌惮，贾似道迎合帝意，又令侍御史沈炎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章汝钧对馆职策，乞为济邸立后，潜乐闻其论，授汝钧正字，奸谋叵测。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为由弹劾吴潜，沈炎正因遭吴潜的论劾而心怀不满，所以借机大肆报复，罗织罪状，并重提吴潜想立济王的陈年旧事，惹怒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在权相和台谏的共同攻击下，再相半年的吴潜被贬谪到循州（今广东省惠阳县）。

吴潜被贬，贾似道仍不解恨，必欲置其于死地。第二年，贾似道派心腹刘宗申为循州知州，并遣命杀死吴潜。景定三年（1262年）正月，理宗下诏吴潜党人，永不录用。五月，刘宗申假意设宴为吴潜庆生。吴潜不知是计，喝了刘宗申的毒酒，肝胆欲碎，痛苦万分，最终强忍病痛，端坐而死。

德祐元年（1275年），宋恭帝赵显为吴潜昭雪，追复原官。次年，太府卿柳岳请赐谥吴潜，恭帝特赐谥为“少师”。

吴潜向来爱惜人才，注重官员的任用。在选拔人才方面，首先，重视人才的平时储备。在重地要区预蓄人才，以备患事“无仓卒乏才之叹，亦无缓慢不及事之忧”。其次，注重对人才的广泛搜取，不限地域，至公四达。不拘荆、淮、湖、广，不止闽、浙、江左，使一方各有所进之士。第三，主张任人唯贤。人才是各行各业的，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吴潜认为，“大者道德器识，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狱钱谷，岂可专取文艺之人？”应“备百官，济万事”，各有所长，各取所需，以益于公家。在科举取士鲜得实学的情况下，吴潜认为既然如此，不如实行类似乡举里选的方法，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读书讲义之人当中选拔人才，不要仅局限于一个人的笔墨文章。他对当时的人才状况有清醒的认识，表示了不拘一格用人的思想。吴潜为右相时曾引用高斯得，他们既非腹心之交，也非金石之友，只因听说高斯得为浙东刑狱使时敢于弹劾嫡亲党而心生敬佩。这与贾似道任人唯亲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吴潜非常看重“孝悌”。并且还身体力行，乐善好施，全力开展慈善事业，广泛宣传孝悌之道。“尧舜之道，光于万世，其要非他，孝悌而已……孝悌积而三纲五常立，三纲五常立而天下定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臣以为慰天人之心，延国家之祚，消夷狄盗贼诸变，其机端在于此。”南宋时，由于中央推行的慈善事业的萎缩，地方慈善事业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大量的地方官员参与或创办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拨调，管理运作系统还是由政府一手包办。一旦官员调任离职，慈善机构能否维持下去就取决于继任官员是否重视。

绍定二年（1229年），吴潜添差通判嘉兴府，前任知府岳珂曾想建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结果由于经费极缺而作罢。吴潜上任后，多方筹备，扩田纳粮，办起了养老院，让无依无靠的老人颐养天年。宝祐四年（1256年），吴潜授沿江制置大使、庆元府通判。到任后，吴潜“条具久远之计禀告朝廷，皆奏准颁行”。府治宁波人多物阜，却仅有养济院三数间，吴潜到任时已废为马厩，“不惟实亡，名亦亡矣”。再加上朝廷严禁常平司擅自发放赈济粮饷，即使有所发放，也是“受济的人本就少，而鳏寡孤独中得到赡养的又更少”。吴潜刚一到任就合并废弃的酒务所，略加修葺，又增建一些屋舍，共一百零五间创成广惠院，汇聚城内外三百位流民长期居住。为了让广惠院长久发挥作用，其所需开支不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的调拨，往往在不影响地方财政运作的前提下，吴潜向地方政府寻找经济援助。“请求朝廷调拨淘湖米千硕；在郡中又增置田租，且每年划拨四万贯铜钱充当费用。”他还特别强调广惠院“所费皆不取于郡之经常”。从此“穷州陋邑犹有所谓居安、安济之所”，吴潜心里颇感安慰。随后便请求朝廷把此项政策变为“永制”，泽被后世。

唐宋时期，一方面有日本、高丽的商贾乘船而来，在东海一带进行商品贩卖。另一方面，特别在宋朝后期，来自日本、高丽的海盗就已对东海边防构成了威胁。南宋时，任沿江制置的吴潜，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

面对南宋后期倭寇猖獗的形势，吴潜首次提出“义船法”，统一处理民船编制单位，方便沿江制置使调度，更好的应对倭寇，并将民船与百姓的收入来源直接挂钩，兼顾民生，一举两得。他命令明（宁波）、温（温州）、台（台州）三州所属的每个县，推选出本地有财力的人，来主持摊派船只。按乡都的宽广决定征发船只的多少，“如果一个县每年调三艘船，而登记的船主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五六十家共同置办六条船来，均钱备船。交出其中三艘供征调，余下三艘为百姓赚钱谋利；其他没有任务的船，就让船主们维修保养，以供来年征调。”凡是用于征调的船只都烙上统一的标记，按时调用。被抽调的船只停靠在江边，不定期地轮番下海巡逻警卫。于是“有船者没有逃避的理由，无船者没有被强制征调的顾虑，断绝贪官污吏利用模糊政策贪污克扣的隐患，消除沿海居民倾家荡产的担忧，人心安定，天险稳固，边海之人莫不欣然听从。”船主们为了保护乡里，争着拿出自家的大船来听凭调遣，并择日在三江口集合兵船、民船一起检阅，整个海域因此平安无事。同时，吴潜设定水军的“海上十二铺”，构成一个海上长城，对来自倭、丽（高丽）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面对这样的“军民联防”，明朝冯梦龙给予极高评价：“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吴潜根据蒙宋双方军事形势，在军事上提出精确的意见。“窃见金人既灭，我遂与彼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这是他对外军事政策的纲领。即修战备而取守势，静观其变，相机进取。和不可恃，所以只能以之为形；无力进取，不得不实取守势；战不可免，又必须敢于抗战才能达到和守的目的，所以要随时做好准备，当战则战。这与投降派平时无备，临战溃逃，一昧求和，苟且偷安大有区别。

在备战时期，吴潜对当时的宋蒙金形势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因此他充分发挥“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的战略思想，对蒙古主张以防替和：第一，吴潜主张用“以守为实”的方针补充兵力，他指出从潼关到清河的防线上，需要15万精兵才可防守，“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第二，吴潜强调补给顺畅和控制交通要塞的重要性，他认为守城必先有粮。而荆襄连年饥荒，民不堪命，即使有粮，运输也是一大难题。因为汴河已失修百年，水运不通；陆运难于登天。第三，吴潜还在大的纵深战略上分析了蒙古进退的可能性，指出蒙古于情于理都不会真正撤兵，因此南宋方面决不能以表面和平而懈怠战况，并坚持用“以和为形”来为宋军的军备调度做好铺垫。他还识破蒙古撤军的圈套，进军河南则会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急于建功立业的理宗不顾实情，冒然发动战争，结果一败涂地。南宋从此在对蒙战略上采取闭关守境的方针，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在总结教训时，吴潜分析“苟不谨重，而轻于一发，由轻得败，由败得畏，由畏得亡”。这一观点和杜范“端平失于轻动”是一致的，他认为是主政者的轻举妄动、急功冒进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可见吴潜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和中肯。

在战争初期，蒙古大兵压境，吴潜提出“会兵黄州，勒兵而进，开府于鄂，进师江陵。示以形势，压以声威。”吴潜的进军策略主要是以声势压迫蒙军撤退，这就体现了他“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兵不可轻用”的防御措施，并且他还注意到了瘟疫的节令性，提出以守来制造时间。他计划中的救襄路线和蒙军的进攻路线基本一致，但由于朝廷拯援不力，导致“北军”叛乱。次年，襄阳城被攻克，蒙军长驱直入，进逼江陵（今湖北沙市）。面对即定形势，吴潜只好退而求其次，立即给左相郑清之写札子，论说在京西既失的倩况下，应当招收京淮地区的丁壮，组成精兵，保卫江西，防止蒙古军将东西中战区连成一片，这样南宋方将全面失守。

南宋在荆湖战场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后，蒙古东路军在向两淮地区发起猛烈进攻。吴潜先后写了六道奏疏，分别论述他的“防江之算”。首先是招兵买马，利用流民，重用良将，论功行赏。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所以朝廷要论功行赏，轻重先后贵在得宜，让全军上下莫不感激思奋。这是博取人心，招徕俊杰，激昂战功，保全边境的第一要义。其次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与其分兵力于贼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于吾必争之真？”三是合并荆湖南路、北路为一司，由孟珙统一部署，着重防御上流，“盖上流存则国存，上流破则国破”。吴潜指出蒙军一旦打开川东门户，便可顺江东下，直抵临安。在孟珙提出的“上流备御宜为三层藩篱”的防御方案中也是将四川、京湖两大战区连为一片，互相应援，增强抗敌实力。

吴潜多次总领地方财赋，统管一方经济，对国家的财政形势和经济措施颇有见地。尤其是整顿楮币（纸币）方面，建议策略行之有效，多次得到理宗的赞赏，以至淳祐末年提为右相“专任救楮之责”。理宗亲政当年，下诏求直言，任太府卿总领淮西财赋的吴潜就率先提出改革楮币的建议。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对国家的危害，提出了纸币是国家命脉的观点。当时金朝灭亡，由于金的纸币泛滥比南宋还要严重，所以吴潜认为金国内恶性的楮币贬值、通货膨胀等经济形势亦是其灭亡重要原因。他希望理宗能以此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纸币发行过多，为保持收支平衡，必须收回一部分。朝廷采取用金银、官诰、度牒交换以回收旧币的方法，在吴潜看来不能解决问题。他反对用金银回收纸币，他认为财政不平衡，纸币发行数量大，政府所贮存的金银有限，不足以维持兑现；度牒发放会导致游手好闲的人口增加，进而影响到社会生产和国家税收；官诰发放会败坏国家吏治。所以吴潜提出“用商贾品搭盐钞回收旧楮”，由于这一方法没有时间限制，旧楮回收效果不大。同时新会子印造无数，即出即贬，这样导致物价腾跃，比之前更加严重。所以吴潜认为应在规定时间内，令商人用盐钞买盐时必须搭上一定量的旧会子，这样不出数月，旧会即退出市面，新会子自可流通，物价自然降落。吴潜想通过对商人的搜刮来减少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数量，很明显这侵犯了商人利益。商人高价卖盐后，定会提高盐价，把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最终仍是民困国乏。

后期吴潜抓住了治理纸币的关键，即考虑对“和籴”的影响。“以朝廷和籴言之，则可以宽国计；以阎闾日籴言之，则可以宽民生。”和籴是由朝廷拨付本钱，高于市场价收买农民的剩余粮草，目的是保证边防军需和京官俸禄，有时还可平衡物价、避免谷贱伤农。但当时“和籴”已成为变相的赋税。强制籴买，无偿加耗，籴本不用现钱，而用会子、官诰、度牒等，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些东西犹如空头支票。而朝廷为了回收旧会，无限制印造新会，发放官诰、度牒。愈造愈贬，愈贬愈造，结果楮币回收了了，物价却上涨不少。吴潜认为“和籴”无法罢除的情况下，朝廷实施的救楮政策最要考虑到对“和籴”的负面影响，减少对其本质的破坏，这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在政治腐败，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建议很难实现。

在宁波主政时，吴潜秉承“渠田相生”的思想，指出水利和农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他非常关注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鄞江流经慈溪县的夹田桥，由于民田阻隔，江水无法畅通，以致于大旱之年，下游农田无点滴之溉；涝灾肆虐时，不仅上游变成一片泽国，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下游的广大区域。为解决此种情形，吴潜自筹钱款买下民田，召集人马疏通河道，将其命名为“管山河”。吴潜还提倡“水闸一体”，将管山河延伸到控水大坝——茅针碶。保证河水就畅通无阻，另外又有水闸控制着排洪或蓄水，从此害河变成益河。

吴潜还非常注重水利系统化的建设，将全郡的水道、水闸、水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与联通。吴潜在今鄞江镇东首，它山堰附近，修筑“洪水湾塘”，接着又修砌“吴公塘”，长3660丈（约合12.2公里），方便泄洪排水。吴潜重建宁波鄞西高桥，减小水势并联通交通。并全面整治碶闸堰坝：南乡陈婆渡建楝木碶；西北高桥乡建大西坝、筑北郭碶；府城南门奉化江北岸，重建澄浪堰。其中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设施，均直接沟通月湖水系，用作阻咸蓄淡、泄洪排涝及船舶交通。

吴潜还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即水则亭，解决了提前开闸会浪费水资源、延缓泄洪又可能造成水灾的问题。吴潜根据城外、城内河流沟通和水面应在同一平面的事实，颁布了“平水”测量法。他建立了全城统一的“水则”（水位标准）标识——建立“水则亭”，亭中立水则碑，碑上镌刻“平”字水位警戒线，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并在标示正常水位；并颁布政令，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以“平”字的淹没，作为开闭闸的标准，水没平时，起闸泄水。从此，地方长官可以方便的测算出各处水情，一看警戒线，就可下令开合水闸。这三条线，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

吴潜是南宋词坛的重要词人。词风激昂凄劲，题材广泛，主要是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也常吐露个人理想受压抑的悲愤。“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满江红·送李御带珙》）是他壮志未酬的自我写照。吴潜也能诗，多为纪游、即事之作，有的也抒发“丈夫勋业在安边”（《送曾阿宜往戍》）的抗敌抱负。

吴潜的写景之词中比较著名的有《满江红·豫章滕王阁》，该词作于淳祐七年（1247年）春夏，吴潜遭罢，改任福建安抚使，前往福州道经南昌时所作。“万里西风，吹我上、滕王高阁。”起笔着题，“万里”用得极有气势，“吹”极为生动，写出了登临高阁时的兴致。上阙景物写得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又处处映照着《滕王阁序》，融通今古，拉长视野。这段景物描写明显地浸染着作者的情绪，如“征帆木未”就包含着前途渺茫之感，而“今犹昨”则蕴含着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并且引出下片的抒怀。下面由近及远，回首往事。“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他已入老境，有志难伸，而社稷颠危、国难深重。以固态体积状愁，既给人以形之大、又给人以质之重的感觉，想象奇特。上面都是登高临景惹起的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慨叹，由此抒发出的郁闷不平之气，亦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结句哀思绵绵，刚柔相济，益显其沉痛悲郁。自王勃大作问世以来，吴潜此作未与时消没而留存至今，除了其写景的精要、生动、清畅外，就因为它真实地抒写了一个失意政治家的人生悲感和忧愤。仅就抒情写怀而言，该词也是沉郁动人的。

送别词中，《满江红·送李御带珙》尤为感人。词的开头即问友人李珙何以辞官，可见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 牵动肚肠的也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可是下文却没有回答。而是写李珙辞官后的逍遥生活。作者有意引而不发，使人感到飘逸的表象下隐藏着别种意绪。“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用问句表达出来，其中含有无奈、落寞、怨恨、孤独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才是送别之题。“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一为问询，一为慨叹，即罢官之后很可能“无所于归”，其中的关切、忧虑表露无遗。这与下面的情绪表现又紧相联贯。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理解、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也对朝廷的昏聩表示了强烈愤慨。这些情绪有层次的推进，几个问句显示了推进节奏，结句达到了高潮。从全词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寄予了个人的身世感慨，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在当时的环境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

游乐词代表作有《满江红·金陵乌衣园》，为吴潜在建康（今南京）任淮西财赋总领时所写。开篇把一切写得十分美好。后文笔锋一转，“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这里运用乐景写哀的反衬写法，由于仕宦的不如意，再加上其兄吴渊的投散，自然会产生郁郁不得志的心理。下片转入怀古：“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两句以“乌衣”并提，但巷犹昔，事难觅，对比十分鲜明。“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吴潜的今昔之感借化用了刘禹锡《乌衣巷》中的燕子作了具体呈现。但刘诗旨在奚落、讽刺，吴潜用于是景仰、怀念。下面吴潜由历史沉思回答自身：“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尘土债”指自己和其兄的官务、宦情。“尘土债”与“英雄迹”对照，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英雄”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至此，吴潜游园所触发的深层意识才终于显现出来。“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照例应景之意。本来这赏春宴游在他看来就是“虚掷”的表现——虚度了光阴，蹉跎了志业，可他却说这样才不虚掷，这是激愤的反语。更显沉郁。全词线索分明：由写景开始，欢乐之景衬托出心中郁闷之深；然后怀古，由历史之事引出个人身世的慨叹，可以说写景和怀古都是为写人服务的，而且结合得非常贴切。

宋理宗：①备竭勤劳，高节可尚。②天资忠亮、问学渊深，负经方致远之才，抱博古通今之蕴。指陈谠论，既有批鳞补衮之风；措置时宜，尤著沥胆洗心之策，如兹贤哲泽被苍生。

谢枋得：履斋强为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无愧家学出正肃之门如徐意一者。好贤乐善，慈惠恢廓之风，犹有传也，恃此有祷。寒饥之不恤，时时抽先朝知名士诗卷示仆，蕲一辞湔濯尾鬣，或可增价于唐肆。嗟乎！东门种瓜，南山射虎，涂人皆得以躏跞，岂能为其先容哉！士穷易为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辙，惟仁贤念之！（《谢叠山文集》）

胡用存：履斋先生，绍家学之亲传，续考亭之正脉。载道而来，师表东海。乃者阳复之旦，从诸生请，下临泮宫讲《孟子·士尚志》一章，以恵后学，推本仁义，理明意彻，环堂而聴者以千计，前乎未有之盛事也。履斋所以推原孟子之奥，旨圣贤先后，卫道之心，千载犹一日也。（《宝庆四明志》）

脱脱：①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宋史》）②理宗在位长久，命相实多其人，若吴潜之忠亮刚直，财数人焉。潜论事虽近于讦，度宗之立，谋议及之，潜以正对，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宋史》）

陈霆：其满江红一词，全篇云……史称履斋为人豪迈，不肯附权要，然则固刚肠者。而抖擞悲凉等句，似亦类其为人。

纪昀等：其诗余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四库总目提要》）

薛砺若：履斋词学稼轩，颇能得其是处。他与姜白石曾相从游，姜死西湖，他曾为助殡。故其词亦颇受白石影响。（《宋词通论》）

陶尔夫：吴潜继承苏、辛开创的豪放词风，激昂凄劲，感慨时事。（《南宋词史》）

吴承林（皖西学院教授）：吴潜虽是一个官员，但他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在政治技巧方面，吴潜善于改善行政，但在处理微妙事件和探究新转变方面却不够随机应变。他毫无偏私进行人事选拔，但却没有留心寻找盟友、培养支持者，以保护自己的地位。秉性耿直的性格，使他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表现出坚强的品质，总是坚决果敢，不为皇帝的权威而折腰。在南宋末年官僚日渐平庸的趋势下，吴潜显得颇为特立独行，很具典型色彩。

吴潜幼时和哥哥吴渊一起读书，一天突然有一个云游道士来访，称他能够画写意画。他便用扫帚浸染墨汁刷满了一面小木板，用古代妇女的铜钗在上面刻划，将兄弟二人带去观看。画里有五颜六色的祥云笼罩着宝殿，殿前匾额上装裱着几个镶金大字“状元吴潜”。随后道士将木板丢弃离开，不知所踪。

吴潜的哥哥吴渊读书做官，官至副宰相之职，荣华富贵到了极点，老了却整日里思念着故乡、惦记着将自己抚育成人的后母。后母病重，他毅然辞官，特地从宣城赶回休宁玉堂巷侍奉汤药。后母离世后，厚加安葬，并庐墓守孝。孝满，自号退庵，整日吟诗作画于玉堂巷故居，直至葬身于休宁故园。人们感其节孝，特立“画锦坊”以示纪念。

吴潜被贬到广东后，看到南宋王朝日衰一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内心悲愤，常常独自望着夜空，久久默然无语。一日，吴潜好像知死期不远，突然对身边人说：“我将死之夜，必定雷风大作。”被下毒后，吴潜“双足先浮，两髀继肿，渐浸淫于手臂，遂侵犯于心脾，气喘而夜卧惟艰，胃衰而昼餐尽绝，呕哕大作，脏腑不舒。”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果然风大雷响，四鼓开霁。他挥笔撰作遗表，作诗诵颂，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带着浑身的病痛，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艺文志·书目》载，吴潜著有《履斋诗馀》《论语士说》《许国公奏稿》《鸦涂集》。现存明梅鼎祚编校《履斋先生遗集》，4卷，辑诗1卷，词1卷，杂文2卷。《村丛书》有《履斋先生诗余》1卷，续集1卷，别集2卷，收词250余首。

关于吴潜的籍贯，历来就颇多异说。古代各类史书及方志，大略有以下几种说法：①宣州宁国。说见《宋史·吴潜传》《宁国县通志》。②德清新市。说见《湖州府志》。③建康府溧水（今南京溧水区）。《馆阁续录》“潜字毅夫，建康府溧水人。”又《开庆四明续志》，潜自署金陵吴潜毅夫。直至现代，不少著作仍有异说，如《全宋诗》谓宁国人，《全宋词》谓德清人，张舜徽《宋人别集续录》谓溧水人等。

据考证，吴潜在循州自铭其棺云“生于霅川”，则德清应为其出生之地。而宣城则是其祖籍。曹彦约《昌谷集》卷二十《秘阁修撰吴胜之墓志铭》及吴潜《履斋遗集》卷三《吾吴氏宗谱跋》皆有明证。《墓志》云“家本姑苏，八世祖徙宣城……后徙建康之溧水”，又谓潜父柔胜“后得归故里，家宣城西门，有地二十亩，为楼二楹。”《吾吴氏宗谱跋》云“维吴氏系防于周泰伯，故潜之祖府君佐为姑苏人，当后唐之中世，徙其族自苏之宣，卜筑于郡东南距城六十里许母夫人皇甫氏墓所之白马山，人号其乡曰来苏，言自苏而来也。”由此可知，宣城是其八世祖以来占籍之地，中间其先人曾迁徙溧水，其父又迁回宣城，其父又因仕宦关系一度寓居德清，吴潜即出生此地，后又回到宣城。由于以上能相互佐证，因此现行的说法多认为吴潜的籍贯和实际占籍地是宣城。

吴潜死后埋骨何方，鲜有人提及。明徐勃曾就此事发出感慨：“一杯黄土傍精蓝，莫叹孤臣葬岭南。秋壑更无埋骨处，鬼车啼出木棉庵。”“精蓝”指代佛寺，循州仙塔下有古寺，吴潜曾寓居于此，故寺取名“正相寺”，塔亦名“正相塔”。诗中所指“精蓝”是否就是正相寺，有待考证。因吴潜死时，贾似道的权势正如日中天，且贾似道对吴潜又恨之入骨，吴潜后人此时应不具备扶柩还乡的客观条件，只能是就地安葬。

关于吴潜的最后埋骨之地有两种说法：

其一：吴潜复官之后，其灵柩由其后人，回葬德清县礼辰门（北门）外之张家山（今墓已无遗迹）。

其二：由于其子孙迁居福建，将其灵柩迁葬南安东田芹山湖尾山下。墓呈“也”字形，当地世称“也字墓”。迁葬时，还留有吴氏子孙护墓。因此，闽南吴姓把吴潜尊为始祖。

吴潜墓位于南安东田镇湖尾山坡谷。墓丘坐北向南，前面对仙洞山。墓区有三个平台，最上面的是墓冢。墓前无碑，只有一香炉，上有“吴”字。底下一级平台上有左右对称的两块石碑，正面书“吴府”，反面“宋状元宰相”。原墓文革时被毁，1985年，吴氏后人在原址上重修此墓。

吴潜祖籍宣城，吴氏家族多聚集在宣城休宁县城东南隅后街处的玉堂巷（今陪廓头县糖烟公司、土产公司至万秀巷一带）。巷北侧依次为坊表林立的东街、瞻云书院、县前街、休宁县衙等。

后吴潜之父吴柔胜在德清任官，嘉定年间在新市镇建吴家园，吴潜即生于此。淳祐十一年（1251年），主体建筑衷绣堂落成，宋理宗手书匾额。景定元年（1260年）吴潜被贬循州，吴家园衰微。现据德清地方史料显示，新市镇的状元坊、东岳祠、吴家园、吴丞相祠、三贤祠等古迹尚可辨认，状元桥依然完好。

新市三贤祠曾位于新市东南处果山头南面，明正德间，由学者陈霆发起而建，两任知县谢九仪、冯焕成为纪念南宋新市三位先贤（左丞相吴潜、右丞相游似、显谟阁学士刘光祖）而建。“三贤祠”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

《宋史·卷四百一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宁国县通志》

《吴兴备志》

《开庆四明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