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赵昀（1205年1月26日－1264年11月16日），初名赵与莒，后改名赵贵诚，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宋朝第十四位皇帝（1224年9月17日—1264年11月16日在位），南宋第五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赵德昭九世孙。

宋理宗赵昀，初名赵与莒（后改名赵贵诚），开禧元年正月癸亥日（1205年1月26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虹桥家中。赵与莒原来不是皇子，而只是宋宁宗赵扩的远房堂侄。他是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十世孙，但宋帝位一向并非由赵德昭这一脉后人继承，至赵与莒父亲赵希瓐这一代已与皇室血缘十分疏远。赵希瓐在世时并没有任何封爵，只当过山阴县当地的小官，生活与平民无异。

赵与莒七岁时，父赵希瓐逝世，生母全氏（慈宪夫人）带着他及弟赵与芮返回娘家，三母子在全氏在绍兴当保长的兄长（全保长）家寄居，一直到赵与莒十六岁。

赵扩因亲生子皆幼年夭，命宰相史弥远找寻品行端正的宗室继承沂王王位，而史弥远将此任务交了其幕僚余天锡。余天锡途经绍兴遇着大雨，在全保长家中避雨，于是认识了赵与莒兄弟。余天锡知他们为赵氏宗族，也觉得兄弟二人行为得体，认为是合适人选继承沂王，故向史弥远推荐。史弥远接两兄弟往临安亲自考量，也认为兄长赵与莒为继承沂王的合适人选，故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将赵与莒选入宫内，改名赵贵诚，继承沂王王位。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日（1224年9月17日），宁宗驾崩，史弥远联同杨皇后假传宁宗遗诏，废太子赵竑为济王，立赵贵诚为新帝，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

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赵昀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耻，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

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国灭亡。

端平元年（1234年）三月，理宗派人前往河南拜谒北宋皇陵，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不久，赵昀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不久，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南宋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宋蒙战争自此全面爆发。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理宗执政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马天骥、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是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姿色妖媚，初封婉容。

淳祐九年（1249年）九月，理宗封阎氏为妃并对她赏赐无数。阎贵妃想修建一座功德寺，理宗不惜动用国库，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为其修功德寺，闹得百姓不得安宁。这座功德寺前后花了三年才建成，耗费极大，修得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

就在这些人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暗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地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

宝祐五年（1257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

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阎贵妃则在景定元年（1260年）病死。惟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閤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赵昀病重时，曾下诏征求全国名医为自己治病，但无人应征。

景定五年十月丁卯日（1264年11月16日），赵昀病逝，在位四十年，享年六十岁。遗诏太子赵禥即皇帝位。

咸淳元年三月甲申日（1265年4月2日），葬于会稽府永穆陵。

咸淳二年十二月丙戌日（1267年1月24日），上谥号为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庙号理宗。

根据周密《齐东野语》的记载，朝臣最初曾拟定“景”、“淳”、“成”、“允”、“礼”五字为备选庙号，最后定位“礼宗”，但有人说“礼宗”与金哀宗拟的谥号相同，便更名为“理宗”。后世认为根据理宗崇尚理学的实际出发，如此谐音也是名实相符。

赵昀只有一个儿子赵维，但其在出生数月后就去世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生下儿子，只得立他的侄子赵禥为太子，是为宋度宗。

理宗在位时，权相史弥远共擅权二十五年，南宋日渐衰落。理宗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或“端平淳祐更化”，政治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史弥远死后，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一方面对史弥远曲加维护，另一方面对其党羽绝不宽贷，罢黜了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袁韶等人。

理宗纠正了宁宗朝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纵观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之际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一时之选，较孚人望。

史弥远专政，台谏成为权相的控制朝政的工具。史弥远死后，理宗宣布“收倒持旁落之权，聿更大化，择特立独行之士，亲擢紧官”，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最后一抹余晖。

宋光宗、宋宁宗之后，吏治大坏，及至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个候补官缺，即消耗国家财政，又影响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贿。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取消堂除陋规

堂除是权臣专政下的政治陋规，也为内降恩泽滥授美差留下了后门。理宗将堂除之阙还给吏部后，有效抑制了内降恩泽。

二、减少官吏权摄

所谓权摄就是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官员队伍因而膨胀。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那里官缺不再权摄。

三、控制取士人数

从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取士约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宝祐以后七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约六百人来，大约少取四分之一，也应是减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严格升迁制度

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理宗规定：在朝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在外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历州县官者不得入朝为郎官，已经在朝为郎官者必须补上这一任。

端平入洛失败后，蒙古南下侵宋，双方互有胜负，战争处于相持状态。理宗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强军事整顿，充实四川、京湖、两淮三大战场的边防，选拔并任用了孟珙、余玠、赵葵、杜杲、王坚、张珏、吕文德等抗蒙名将，使得淳祐年间对蒙战争取得明显起色。

淳祐二年（1242年），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这为后来的合州钓鱼城防御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理宗亲政后，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回应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楮币。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

理宗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

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

除淳祐四年（1244年）理宗为朱熹在考亭创办的书院御书“考亭书院”外，宝祐三年（1256年），理宗从蔡杭口中闻悉朱熹与蔡元定在云谷和西山点灯为号，对榻穷研理学的事迹后，大为感动，不仅御笔亲书“西山”巨字赐其孙蔡杭刻石于西山龙岩山上，还亲绘朱熹与蔡元定二贤对榻讲道神像。当年，敕赐“庐峰书院”匾，还创建书院规制：左立尊道堂，祀孔圣四配十哲像；右立思敬堂，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朱熹、吕祖谦和蔡杭之曾祖蔡发等像。

理宗还先后为游酢、黄干、叶味道等名儒敕建书院。

宋理宗是第一位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封建帝王。考虑到维护政权稳定的政治诉求,以及理宗登基之前的受教、临安大火以及皇太后去世这三件事的影响，促成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而宰相郑清之、大臣胡莹微、陈洵益三人在其中皆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此后《太上感应篇》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

此外，理宗朝还先后四次对海神妈祖赐号褒封，为历代宋帝之最，这源于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依靠海上贸易和水军训练等活动的祈福目的。

慈幼局于淳祐七年（1247年）创立于临安。

宝祐四年（1256年），在临安慈幼局运作成熟之后，理宗下诏要求天下各州建立慈幼局。慈幼局设立之后，至少在京城临安，已实现了理宗的愿望。

慈幼局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国家要对没有亲人养育的弃婴、孤儿给予救济，使他们避免死于非命，这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安排。“慈幼”最早可见于《周礼》。到宋代时对孤幼的救济呈现制度化、普遍化、专业化的特征，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据传赵昀出生前一天晚上，荣王梦见一个穿戴紫衣金帽之人来拜访。等醒来时，夜漏十刻没到，室中五彩灿烂，赤光照天，如日正中。赵昀出生三天后，家人听到屋外面有车马声，急忙赶出来看，什么也没看见。他小时候曾经白天睡觉，别人忽然看见他身上隐隐出现龙鳞。

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

绍定四年（1231年）三月春祭，史弥远与赵昀一起喝酒闲聊，试探地说：“臣闻近日劾臣者甚多，陛下不可偏信矣！”赵昀幽默地说：“朕知道，姑置。卿犹记先皇章圣帝时旧京闹蝗灾乎？幸得江南无虞，朕稍安。”章圣帝即宋真宗，当时河南一代蝗灾确实严重。

史弥远听理宗这么说，立刻就放心了。理宗提及蝗灾，可谓一语双关，安抚史弥远，暗示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蝗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赵昀终于脱离了史弥远的挟持而得以亲政。

赵昀晚年喜好女色，三宫六院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内侍董宋臣看到了，便在一次元宵佳节，董宋臣为赵昀找来临安名妓唐安安。而唐安安姿色艳美，能歌善舞。赵昀一见非常喜爱，便把她留在宫里，日夜宠幸。唐安安仗着赵昀的宠爱，过起了豪奢的生活。唐安安家中的用具上到妆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制成的；帐幔茵褥，也都是绫罗锦绣；珍奇宝玩，更是不计其数。除了唐安安之外，赵昀还经常召一些歌妓舞女进宫。

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赵昀：“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赵昀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告赵昀，赵昀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

据明嘉靖《建阳县志》载：南宋景定元年（1261年），建阳县唐石里（今黄坑镇）出现有十五穗头之奇稻。赵昀闻讯“大悦”，便诏改建阳县为嘉禾县。赵昀亲自为建阳诏改县名，可以看出他对建阳这个自古盛产稻米之乡的嘉许和期望。

元朝时，西藏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盗掘南宋皇陵，赵昀的尸体因为入殓时被水银浸泡，所以还未腐烂，盗墓者便将其尸体从陵墓中拖出，倒悬于陵前树林中以沥取水银。随后将赵昀头颅割下，并制作成饮器，送交北京大都元朝统治者，其躯干则被焚毁。这是赵昀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赵昀的头颅直到朱元璋攻占大都后，才在元大都的皇宫中被找到。明太祖得知此事，“叹息久之”，并对危素说道：宋朝南渡的君主没有犯下很大的罪过，跟元朝也不是世仇，元朝既然乘南宋弱小吞并了他们，又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残酷的行为！，之后派人找回赵昀的头颅，洪武二年（1369年）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次年，又将赵昀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宋史全文》：四十一年之间，日恒月升，谨终如始。

《宋史》：“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治效之不及庆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夹攻之策，及函守绪遗骨，俘宰臣天纲，归献庙社，亦可以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矣。顾乃贪地弃盟，入洛之师，事衅随起，兵连祸结，境土日蹙。郝经来使，似道讳言其纳币请和，蒙蔽抑塞，拘留不报，自速灭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虽然，宋嘉定以来，正邪贸乱，国是靡定，自帝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视前朝奸党之碑、伪学之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

马廷鸾：①远几仁祖，视民若保。②时和屡格，敌难坐消。

李东有：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坏于（史）嵩之，再坏于（丁）大全，三坏于（贾）似道也。相之坏国如此哉！

孙承恩：允矣贤德，俨然儒绅。表章正学，崇重关闽。虚名独存，实践未有。儒效不白，匪道之咎。

李贽：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

张溥：理宗少慕道学，尊崇濂闽，以义制欲，明训克闻，而倦勤志荡，佚豫 无节，不解之惑反甚多欲之主。

王夫之：①故理宗虽闇，早岁之设施，犹有可观者。②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

爱新觉罗·玄烨：天下之大，待理于一人断，宜读书明理，使万几洞察于中，可以当前立决，自然权不下移。若中无定见，不得不委任臣下，渐致乾纲解弛，太阿旁落，鲜有不败者，如宋理宗可以为鉴。

蔡东藩：宋廷非无贤将相，如杜范、吴潜、董槐等，皆相才也，孟珙、余玠、马光祖、向土璧、王坚等，皆将才也，若乘蒙古之有内乱，急起而修政治，整军实，勉图安攘，尚不为迟；乃嬖艳妃，暱腐竖，宠贵戚，引奸邪，即当承平之世，尚惧危亡，况强敌压境，触机立发，而可若是之颟顸乎？杜范殁矣，孟珙逝矣，内外已乏一贤将相；至谢方叔进而余玠蒙谗，丁大全用而董槐被逐，仅有二三材士以扶危局，反欲尽排去之，理宗之不知理国若此，几何而不沦胥也。然则淳宝之际，亡形已成，不过因蒙古大统，尚未遽集，故尚有合州之蹉跌，及蒙古君臣之沦谢耳。理宗之不为亡国主，幸哉！

刘子健：南宋虽然没有暴君，而从孝宗以下，多半昏庸。最大的例证是理宗。理宗是常常溺于酒色，并未改善当时的政局。

林天蔚：理宗非有能之君，浸淫于逸乐。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清之在位，颇引用正人，故端平间，贤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并见进用，时称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邹元初：但（赵）昀乃一庸才，嗜欲甚多，怠于政事，崇尚道学，虚谈经筵性命，只图偏安，无复国之大志，因之权移奸臣，朝政日非。

黄宪重：（端平更化）俨然中兴景象。

张金岭：宋理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历史地位十分特殊的儒君，在对儒学的崇倡方面，完全可以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并驾齐驱。自理宗朝，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历元、明、清迄于近代，统治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影响深远。

《宋史·卷四十一·本纪第四十一》

《宋史·卷四十二·本纪第四十二》

《宋史·卷四十三·本纪第四十三》

《宋史·卷四十四·本纪第四十四》

《宋史·卷四十五·本纪第四十五》

《宋史全文·卷三十一》

《宋史全文·卷三十二》

《宋史全文·卷三十三》

《宋史全文·卷三十四》

《宋史全文·卷三十五》

《宋史全文·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