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英文名：Inflation，简称“通胀”）一般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在宏观经济学中，通胀主要是指价格和工资的普遍上涨。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实际需求小于货币供给，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供远小于求）。

现代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之市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前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后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经济体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物价水平的移动。

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当市场上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出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导致购买力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该理论被总结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方程：MV=PT。

此时，流通中的纸币量比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货币量增加了一倍，这就是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主要是指价格和工资的普遍上涨。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无通货膨胀或极低度通货膨胀称之为稳定性物价。

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通常经济学家认可的概念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通俗的讲就是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通货膨胀。

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一国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一国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的直接原因是一国基础货币发行的增长率高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一国基础货币发行增长率高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率的原因包括货币政策与非货币政策两方面。

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现象，实体经济泡沫也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非货币政策、货币现象还是实体经济泡沫，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GDP增长方式造成GDP水分过高、无效经济总量过大有效供给严重不足造成货币效率降低。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国际上通行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规模的宏观经济指标。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价值创造、收入形成和最终使用。从价值创造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 从收入形成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等各项收入之和；从最终使用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之和。

当一个经济中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连续在一段时间内以物价水平等不同形式（包括显性和隐性）普遍上涨时，宏观经济学就称这个经济经历着通货膨胀。按照这一说明，如果仅有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这不是通货膨胀。只有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和劳务的价格持续上升才是通货膨胀。

定义中的物价上涨不是指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物价上升，也不是物价水平一时的上升，一般指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普遍的上升过程，或者是说货币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的下降过程。可见，通货膨胀不是指这种或那种商品及劳务的价格上涨，而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物价总水平或一般物价水平是指所有商品和劳务交易价格总额的加权平均数。这个加权平均数，就是价格指数。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价格指数一般有三种：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折算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是度量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反映居民购买的商品及服务项目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其按年度计算的变动率通常被用来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CPI及其分类指数还是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资产、负债、消费、收入等实际价值的重要参考依据。（主词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 简称 PPI），理论上应涵盖所有产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即包括农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及技术原因，许多国家编制和发布的 PPI 仅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工业生产企业产品出厂价格水平变动程度的相对数。（主词条：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GDP缩减指数又称GDP平减指数。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货物和服务的价值。GDP缩减指数反映的是货物和服务的总体价格变动幅度，主要用于分析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是最宏观、最综合的价格指数指标。GDP缩减指数是指未剔除价格变动的GDP与剔除价格变动的GDP之比，即现价GDP（或称为名义GDP）与不变价GDP（或称为实际GDP）之比。

公式为：GDP缩减指数＝现价GDP÷不变价GDP×100

主要作用：是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物价变动的总水平。由于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所有最终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因此，GDP缩减指数反映的是这些货物和服务的总体价格变动，是该国家（或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总指数，是最综合的价格指标。

示例：2019年现价GDP为990865亿元，按2015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GDP为891646亿元，那么可以计算GDP缩减指数为990865÷891646×100≈111.1，说明2015年到2019年间所有最终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了约11.1%。

测定一定时期通货膨胀（紧缩）程度有不同的方法，但应用最普遍的就是通过物价指数（CPI 或PPI），即以物价总水平上涨率（即物价指数减去基数 100% 的结果）作为通货膨胀率。

严格地说，CPI 或 PPI 并不等于通货膨胀率，因为 CPI、PPI 都只反映了它们调查对象的价格变化，而不能代表全社会所有商品的价格变化，但从这两个指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价格变动的大趋势：一般将 1%—3% 的年度 CPI 上涨率称为爬行的通货膨胀，将 3%—6% 的年度 CPI 上涨率称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超过10% 的物价上涨率应引起重视。

中国从1985年开始，统计全国的 CPI。从1985年至2019 年的数据来看，CPI 最高涨幅出现在1994年，年度涨幅为 24.1%。

现实生活中通常用哪些指标反映通货膨胀率。对于通货膨胀各界比较认可的定义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持续的上涨。一般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GDP平减指数等指标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严格地说，CPI并不等于通货膨胀率，因为CPI只反映了居民消费领域的价格变化，而不能代表全社会总的价格变化，但从CPI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价格变动的趋势。（主词条：通货膨胀率）

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减少，居民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 影响物价下跌，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反现象。在经济实践中，观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否由正转变为负，且物价是否全面持续下降，来判断某个时期的物价下跌是否是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和一般物价上涨的本质区别：一般物价上涨是指某个、某些商品因为供求失衡造成物价暂时、局部、可逆的上涨，不会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则是能够造成一国货币贬值的该国国内主要商品的物价普遍、持续、不可逆的上涨。

一般说，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上涨，但不能说凡是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作家三盅说：通货膨胀书写价格历史，供求关系描绘价格波段。（The decision of the price history is inflation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price curve is supply-demand relation.）

①纸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为限度，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就会上涨。

②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增加，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

③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

④政策性调整，理顺价格关系会引起上涨。

⑤商品流通不畅，市场管理不善，乱收费、乱罚款，也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

可见，以上只有在物价上涨是因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情况下，才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在经济相对萎缩时期，物价总水平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货币不断升值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社会总供给。

通货膨胀最直接的表现是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购买力降低。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生产下降，市场萎缩，企业利润率降低，生产投资减少，以及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现象。主要表现为物价低迷，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下跌。

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货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通货紧缩的成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形成买方市场及出口困难。

通货膨胀直接使纸币贬值，如果居民的收入没有变化，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过在一定时期内，适度的通货膨胀又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通货紧缩导致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生活有好处，但从长远看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居民的消费心理，导致恶性的价格竞争，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利。

治理通货膨胀最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要采取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等措施。治理通货紧缩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综合运用投资、消费、出口等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正确的消费政策，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二者都是由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不平衡造成的，亦即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与发行量不平衡造成的；二者都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秩序，因此都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抑制。

通货膨胀是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其成因也多种多样。不论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其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供应过多。用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与既定的商品和劳务量相对应，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

纸币是国家或地区强制发行并使用的，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数量，多余的部分继续在流通中流转，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政府通常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刺激经济增长（如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或平衡汇率（例如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等原因增发货币。通胀可能会造成社会财富转移到富人阶层，但一般情况下的通货膨胀都是国家为了有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采取措施无法避免的后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温和良性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即由于经济运行中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的供给而引发通货膨胀。

凯恩斯的解释，如果总需求上升到大于总供给的地步，过度的需求是能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

经济生活中最早和最经常出现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最早研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如对需求拉动型通胀进行细分，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投资需求膨胀为主的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另一类是以消费需求膨胀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两类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中，较常见的是前一种，即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在中国，财政赤字、信用膨胀、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常常会导致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出现。1979年至1980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即是由财政赤字而导致的需求拉上。所以，任何总需求增加的任何因素都可以是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

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货膨胀，即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造成成本向上移动的原因大致有：工资过度上涨；利润过度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工资推动通货膨胀是工资过度上涨所造成的成本增加而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工资是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工资上涨使得生产成本增长，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厂商愿意并且能够供给的数量减少，从而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工资的上升往往从个别部分开始，最后引起其他部分攀比。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工资率完全由劳动的供求均衡所决定，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劳动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往往可以使得工资过度增加，如果工资增加超过了劳动生产率

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是指厂商为谋求更大的利润导致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一样，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垄断和寡头厂商也可以通过提高产品的价格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可以减少生产数量而提高价格，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为此，厂商都试图成为垄断者。结果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

造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主要依赖于进口，那么，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就会造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其形成的过程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是一样的。

即由于一国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等国民经济结构失调而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由于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问题，因而结构失调型通货膨胀在中国也时有发生。

即在社会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供给相对不足而引起通货膨胀。“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发生的隐蔽型通货膨胀很大一部分原因即是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商品供给严重匮乏而致。

由于体制不完善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通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实际通货膨胀的实质，首先是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而总需求膨胀又会导致市场供求矛盾并引发物价水平上升；其次，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预期也会推高包括工资和正常利润在内的经济成本，从而导致物价水平上升。

预期对人们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具有惯性。即在持续通货膨胀情况下，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不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过于悲观）而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如名义工资、名义利息率等）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如实际工资、实际利息率等）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

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一般有两个途径：贸易途径和货币途径。

从国际贸易的传导过程来看，如果原料和能源出口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并导致原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就会抬高原料和能源进口国的生产成本。一个国家因国内对某些商品有需求而本国的供给不足，如果国外该商品的价格上涨了，通货膨胀会经商品流动渠道输入国内。这尤其明显地表现于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棉花、粮食、大豆和食用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上升方面。

通过资本流动渠道而输入的通货膨胀是指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由于国际间存在着利息率的差别，有些国家的利息率较低，有些国家的利息率较高，资本总是追逐较高的利息率，于是资本就会从利息率较低的国家流入利息率较高的国家，一旦资本流入利息率较高的国家后，会使得利息率较高的国家的资本过多，从而商品价格将会上升。

第二种情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投资机会有多有少，投资盈利率有高有低，而资本总是追逐较多的投资机会和较高的投资盈利率，于是资本就会从投资机会较少和投资盈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入投资机会较多和投资盈利率较高的国家，从而引起后者的资本输入较多，也会引起商品价格上升。

第三种情况：由于某些重要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而且其货币还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为了缓解本国经济衰退等情况，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这时该国的资本会涌入其他国家。这被称为有意输出通货膨胀的行为，是转嫁通货膨胀的行为，其他国家成了受害者。

第四种情况：国际收支顺差和国际收支逆差对通货膨胀国际传递都有影响，但二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国有连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必定增加，从而该国的流动性也会相应增加（即通常所说的外汇占款增加），这正是导致该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该国货币面临着升值压力，于是国外资本预期到该国货币有升值的现实性，会进一步输入该国，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也就会加速发生。如果一国有连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外汇储备必定减少，这将促进该国加紧引入外资，并且它们也有可能实行货币贬值，这些都是该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前兆。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某一次具体的通货膨胀，需要综合全面的分析。在实际中，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因各种原因同时推进的价格水平上涨，就是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在计算中，需要经济学家给出一个合理的、多种参数的模型来解释。比如假设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开始的，即过度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认为货币数量增加，在实现充分就业前后，所产生的效果不同。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之前，货币量增加可以带动有效需求增加。当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之后，增加货币量就产生了显著的通货膨胀效应。由于各种生产资源均无剩余，货币量增加引起有效需求增加，但就业量和产量就不再增加，增加的只是边际成本中各生产要素的报酬，即单位成本，此时的通货膨胀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

由于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充分就业是一种例外，非充分就业才是常态，因此，增加货币数量只会出现利多弊少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通过强制储蓄，扩大投资来实现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当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时，常常借助于财政透支解决收入来源。如果政府将膨胀性的收入用于实际投资，就会增加资本形成，而只要私人投资不降低或降低数额不小于政府新增数额，就能提高社会总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从20世纪60年代，通过货币扩张或通货膨胀政策来筹资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货币扩张中，正常发行的货币量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财政收入。从长期看，政府储蓄倾向高于私人部门平均的储蓄倾向。因此，通货膨胀时，政府占收入的比率增加，社会的储蓄率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促进论认为，通货膨胀是政府的一项政策，政府可以获得直接利益，获利大小完全取决于政府调控经济水平的高低。政府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通货膨胀的积极作用，并把它带来的经济利益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购买力下降，减少了人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削弱了人们的储蓄能力，造成本币贬值和储蓄的实际收益下降，使人们对储蓄和未来收益产生悲观预期，为避免将来物价上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人们的储蓄意愿降低，即期消费增加，致使人们的储蓄率下降。

首先，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和投资的风险较大，而相比之下，进行投机却有利可图。这说明，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长期生产资本向短期生产资本转化，短期生产资本向投机资本转化。其次，投资者是根据投资收益预期而从事投资的，在通货膨胀环境中，各行业价格上涨的速度有差异，市场价格机制遭到严重的破坏。

本国通货膨胀率长期高于他国，会产生两种影响：一是使本国产品相对于外国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不利于本国的出口，并刺激了进口的增加。二是使国内储蓄转移到国外，势必导致本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并使黄金和外汇外流，给本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价格飞涨，已经不能再反映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信用关系也会产生危机。这样就会危及社会经济制度的稳定，甚至令其崩溃。

通货膨胀持续一段时间后，在公众舆论压力下，政府可能采取全面价格管制，从而削弱了经济的活力。

中性论者认为，出现通货膨胀时，社会公众通过各种信息作出对未来的预期。根据这种预期，他们就会对物价上涨做出合理的行为调整。

这种行为调整将会使通货膨胀的各种影响均被相互抵消掉。因此，通货膨胀无正效应，也无负效应，其效应是中性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也是中性的。

第二阶段的菲利普斯曲线，即一条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支持中性论观点，此外，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R.E.Lucas)等则提出理性预期的概念，这比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菲利普斯曲线更强调了通货膨胀政策的无效性，是支持中性论的又一理论基础。

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为治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提供了便利。只要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就可以方便地提出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依据。

内容是：先制定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根据情况，设法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界限之内，这时不需要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这一界限，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政策，宁肯失业率高一些，也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反之，如果失业率超过了这一界限，那么政府就可以采取宽松政策，宁肯通货膨胀率高一些，也要把失业率压下来。

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通货膨胀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大，所以要抑制总需求，采取紧缩政策；二是，失业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总需求，采取宽松政策。但这已经无法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出现，也无法采取紧缩政策还是宽松政策了。这是因为，总需求过大与总需求不足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怎会同时出现呢，又怎能同时采用紧缩的政策和宽松的政策呢，这样人们就会感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失灵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又兴起了一个供给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供给学派当时被认为是带有保守倾向的经济学说的坚持者。他们主张在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条件下，把增加供给作为解决美国发生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滞胀”的基本政策。认为：只有增加供给，才能抑制要素成本上升的趋势；而只有减税，才能增加供给。

供给学派的上述主张，与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学说是完全不同的。在供给学派看来，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不能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如果这样，供给不足会加剧短缺，而短缺正是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滞胀”中的“滞”不会因紧缩需求而消失，而“滞胀”中的“胀”则会因供给不足而继续存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认识到最重要的对策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产业升级，走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新路。关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的建议，美国政府继续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依据；关于供给学派关于减税的主张，美国政府采纳了，并且以此作为鼓励和扶植技术创新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措施；关于货币学派主要稳定货币数量增长率的设计，同样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依据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突破终于使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又一次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获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这比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的说教更有说服力。

技术创新是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最佳对策。减轻税负、发展资本市场、推进产权激励制度、发挥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在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深化改革等等，也都被认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措施。

为了防止国际上的资本涌入本国，加强外汇管制是可供选择的对策之一。也就是说，在资本输入时要加高堤坝，防止资本通过流通渠道向本国转入。特别要防止无定向的国际资本（即通常所说的国际游资）进入本国，这时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筛选方式。

货币政策太松或太紧都不利于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稳健的货币政策通常是可行的，而且需要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这也实现了有保有压的目标，使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同时还可以避免实行紧缩政策或宽松政策等带来的副作用。

合理使用外汇储备，特别是在预期进口商品价格会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让企业多进口一些所需要的商品，作为超正常储备，是必要的。同时，要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收购国外资产，或与对方企业合作投资，合作经营，都有助于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症状。

适当地利用较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一方面可以适度减少流动性，以减轻流动性偏大的压力，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适度抑制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减少对国外的原材料和燃料进口量，减少对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和燃料的依赖度，迫使国内企业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利用率。即使国内对这些进口商品的需求有一定的刚性，但刚性需求并不是不可以伸缩的。

21世纪以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如此，90年代中期也如此）。进入21世纪以后，形势变了。除了继续有投资需求为主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外，还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有了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在中国是一种新型通货膨胀，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发生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

综合型的通货膨胀，就不能单纯采取应付需求拉动型的特别是应付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单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单纯提高基准利率，或单纯压缩信贷规模，都无法收到明显的效果。

应当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区别情况，分类解决。这意味着，要针对经济发达地区、中等发展程度地区、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适应各个地区的政策措施，也要针对产能短缺行业、产能大体平衡的行业、产能过剩行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适应各类行业的政策措施，这才是应付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有效对策。汲取国际上应付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经验，应当重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第一项政策措施是加强职工的技术培训，让更多的职工成为专业人才、技术专家、熟练技工，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保持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领先地位，也符合做到职工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的要求。

第二项政策措施是实行产权激励制度，让更多的职工成为产权分享、利润分享的人力资本投入者。这将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尤其是发挥专业人才、技术专家、熟练技工的积极作用。

1.在争取实现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以“增量调整”为主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是“增量调整”，二是“存量调整”。二者之中应当以“增量调整”为主。这是因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假定以“存量调整”为主，尽管见效快，但社会震荡也随之加大，结果反而不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相形之下，采取“增量调整”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调整速度会缓慢些，但社会震荡较小，地方政府的压力较轻，权衡起来，收效不一定小。

实行“增长调整”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使财政收入继续增长。这样，可以利用新增投资，利用社会购买力的上升，可以继续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让不适应市场的企业自行进行产业升级，自行引进新技术，改革旧生产方法和旧经营方式。

产业结构调整是需要持续进行的，而且是没有止境的。在政府采取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治理通货膨胀时，切不可放松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尤其是不能让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停顿下来。

2.对通货膨胀警戒线要心中有数，要了解通货膨胀警戒有“第一警戒线”和“第二警戒线”之分。

通货膨胀警戒线从来没有一个通用于各国的标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它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本国居民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的大小。

通货膨胀率的“第一警戒线”绝不是零通货膨胀率。只要经济增长较快，零通货膨胀率是做不到的。大体上可以假定为经济增长率的一半。当通货膨胀率在经济增长率一半以下时，政府要加以注意，但不必立即采取紧缩政策。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只需采取微调、预调的措施。

通货膨胀“第二警戒线”是在通货膨胀率越过了“第一警戒线”之后接近经济增长率时的一条警戒线，这时应当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但是，这仅限于应对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假定这时发生综合型的通货膨胀，那么单纯依靠紧缩政策是不够的，必须有其他措施相配合。

理论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

货币供给在程度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争议。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其具强力连结；相反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强调总体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货币供给仅只是总体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凯恩斯主义解释法的基本观念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此模型在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权衡（trade off）；故为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可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极佳的描述出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历，但不足以诠释其于1970年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升高与经济停滞结合。现今菲利普斯曲线用以关联薪资总额增长与一般性通货膨胀的关系而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各个经济学派对货币与通胀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经历了三次变化。

参考资料：

在预测通胀的方法上，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有所不同。

凯恩斯主义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建立失业和通胀之间的长期关系，来预测通胀。

新凯恩斯主义改进了菲利普斯曲线，用产出缺口替代了失业率，即产出缺口缩小，通常通胀会上升。新古典主义是通过货币的增速来判断通胀水平，即货币快速扩张，通常通胀会上升。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判断是一致的，即货币扩张会推升通胀。但是，在特殊时期，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者也会出现背离。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于货币与通胀的理解有两点差异值得注意。

首先，机制不同。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扩张会降低失业率，扩大总需求，而总供给短期不变，从而推升通胀。

其次，政策主张不同。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应对需求不足，阻止通缩。而新古典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少干预市场，过度的货币扩张只会带来通胀，政府应该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

综观上述理论，简而言之，理解货币与通胀的关系，要区分货币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信贷创造货币，那么信贷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也意味着货币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信贷分为政府信贷和私人部门信贷，因此，货币也有两种创造方式，一是外生货币创造（政府借贷创造的货币），二是内生货币创造（私人部门借贷创造的货币），

外生货币和内生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一般而言，政府借贷会更多地投向实体，因此外生货币更多地对应到国内或者国外的商品与服务交易，其过度扩张会推升实体通胀。而私人部门借贷可能更多地投向资产，因此内生货币更多地对应到国内或国外的资产交易，其过度扩展更多地推升资产价格，甚至带来资产泡沫，而对通胀的直接影响相对小一些。

供给面（Supply side）经济学说假定通货膨胀一定由资金供给过剩与资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对这两个因素而言，资金数量纯粹只是标的物。

于是，欧洲于中世纪的黑死病流行期间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可视为因资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可归因于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订定的金本位后所产生的资金供给过剩。供给学派假定，资金供给与需求同时提高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参考资料：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带来了滞胀，即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于是引发了凯恩斯革命之革命。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主张用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用市场机制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全新的说明，恢复了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盛行于整个经济学领域。弗里德曼则针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实践的负面效应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革命，即“货币主义的对抗革命”，试图以此取代凯恩斯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使之成为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主流。

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规模增长。此说主张以比较GDP平减指数与货币供给增长来作测量，并由中央银行设定利率来维持货币数量。此观点不同于奥地利学派者在于其着重于货币之数量而非实质。在货币主义架构下，货币的聚集是重点所在。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被总结在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方程里面。

著名的货币量公式：。

其中：M是货币的总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也就是通货膨胀的量度，T是总交换量也就是该经济体内的总产出

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方程是一个由左至右的方程，也就是说当货币总量增加并且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上升时，右边的两个参数的积会增加。如果P增长的百分比比T更多，物价水平就比产出上升得快，从而通货膨胀产生。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从研究和解释菲利普斯曲线不能解释的现象开始，这是因为菲利普斯曲线虽然产生在凯恩斯思想之后，但就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思想来说，却是凯恩斯经济学分析的灵魂：凯恩斯就是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通货膨胀政策，以解决失业问题。为此，弗里德曼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程度如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枢纽性概念，即自然失业率。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滞胀，弗里德曼是用理性预期说明的。当物价上涨时，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轮番加价，以至最终导致滞胀。“在预期膨胀率为每年20%时，长期工资合同会在每年提供一个工资标准，它相对于零膨胀工资会上升至恰好是每年的20%；长期贷款利率会负担比零膨胀率高20%的利息率，或者本金一年会提高20%，以此类推——等于将一切合同附上充分的指数。这样一来，自然失业率当然不会消失，而欲以此法解决失业，其结果必然是滞胀。

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看法，弗里德曼认为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美联储在操纵货币总量的目标方面犯了错误，因而把当时的衰退变成了萧条。基本思想是：影响就业的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假如，通货膨胀每年都递增20%左右，国家不进行干涉，20%的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和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并存。但如果通货膨胀的速度越不稳定，失业人口就越多。因此，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例如每年增加4%-5%，于是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即商品的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理论，在新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依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为robert j. gordon所说的“三角模型”的一部分：

需求拉动通胀（demand-pull inflation）——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胀（cost-push inflation）——今称“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

固有型通货膨胀（built-in inflation）—— 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关。工人希望持续提高薪资，其费用传递至产品成本与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固有型通货膨胀反应已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残留型通货膨胀，又称“惯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时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

三角模型中有两项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如低失业率刺激升高通货膨胀；以及转移其曲线，如通货膨胀升高或降低对失业率的影响。

在经济学上，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贬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后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前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无通货膨胀或极低度通货膨胀称之为稳定性物价。

在若干场合中，通货膨胀一词意为提高货币供给，此举有时会造成物价上涨。若干（奥地利学派）学者依旧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此种情况，而非物价上涨本身。因之，若干观察家将美国1920年代的情况称之为“通货膨胀”，即使当时的物价完全没有上涨。以下所述，除非特别指明，否则“通货膨胀”一词意指一般性的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之反义可为“通货再膨胀”，即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或紧缩的程度降低。也就是说，一般物价水平虽然下降，但幅度缩小。相关词为“通货膨胀率减缓”，即通货膨胀上升速率减缓，但不足以造成通货紧缩。

部分学者认为，中文“通货膨胀”一词字面上容易给人通货本身价值增加的联想，建议改称“物价膨胀”，但并未广获使用。

现代经济学家不同意以完全负面的“痛苦”一词来形容上述通货膨胀机转的负面冲击。实际上，经济学家中有许多认为公众对温和通货膨胀的成见是来自其相互影响：群众只记得在高通货膨胀时期相关的经济困难状况。以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较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可由对抗滞胀[stagflation]（可能由货币主义[monetarist]所刺激）来作部分中止。

在对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比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的一般衡量结果和人们普遍的感觉之间似乎经常有明显的差距。例如，与个体的感觉相比，一般衡量标准可能显示通货膨胀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有更大的增长。而这种差距如此之大和如此普遍，以至无法用货币幻觉和人类心理学加以解释。在一些国家，这一差距降低了对官方统计数字的信任，从而明显地影响公众谈论经济状况和必要政策的方式。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2021年12月6日发布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受需求强劲、薪资上涨、供应链瓶颈等诸多因素影响，美国高通胀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

对国家经济而言，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三个重要问题，而经济增长是大国最关心的，通货膨胀则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对利润率平均化的要求。换句话说：相同单位的资本要求得到相等的投资回报，即资本无差别化。然而现实中资本无差别化不可能存在，这往往受到资本进入行业或产业的难易程度影响。

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在现实生活中，创新的推动，市场需求的波动，劳工的议价等会使资本利润率产生差异，进而价格被扭曲。在高利息率时期，资金紧缺，各行业对利润率平均化要求不高，因而行业间利润率差就高，但是如果各行业的相对利润率被充分扭曲时，高利息率下同样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打破平衡往往是由成本，需求，创新这三者的易变性决定的。

通货膨胀是调节利润率分布不均的重要方式，也是调节投资分配不合理的自然手段；因为信息不对称，投资的主观化，汇率，投入，产出，需求等在经济环境中总存在适应性调整。

既然通货膨胀是利润率平均化的反应，那么通货膨胀越低，利润率平均化就越高；通货膨胀越高，利润率平均化就越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经常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各行业投资速度不一，利润率相差较大对，价格形成机制缺乏控制；像发达国家美国，一是制定较高的利率，减少盲目投资对各行业投资回报率的过分扭曲。二是市场机制发达，政府对价格影响传播快，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成本，利润目标灵活改变。

投资带来经济增长从表面上看来，经济增长带动通货膨胀；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政府制定较高的利息率政策，这使得投资要考虑更多的相关成本，同时消费也不太活跃，各行业投资利率也相对趋同化。而利息率一旦降低，投资者在作决策时选择空间大，因而可能会快速扰乱市场，使各行业利润率被扭曲更大，经济增长，通货也高。通常情况下，低利率下的通货膨胀高，有利于吸收更多人员就业，这是因为投资往往集中在原有行业或产品上；而高利息率下的经济增长则对人员就业增长难以判断，因为如果创新科技以少人化为目的，人员就业就不会提高（这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而创新科技不以少人化为目的（如第三产业）则会提高就业率。

汇率提升产生两方面效应：其一出口型企业能收到更多外汇，利润率降低，企业积累的资金更多。其二其它非出口行业或弱势行业的利润也减少，出口大于进口，汇率提高，国内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发生，汇率继续上升，同时外国对本国投资增加。由于汇率变化，使得国内各行业利润率比例发生明显偏差，出口行业由于能创造较多利润受到追捧，国内外投资资金被吸引，人才等资源也流向出口企业。

弱势行业即使在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由于投资减少，产出明显不足；在消费充足的情况下，价格上涨，由于政府管制，进口受到严格审批，因而通货膨胀提升更快，失业率却很低；此时政府放开进口限制，汇率与通货膨胀同时降低。这也适合进口大于出口的经济分析。

主词条：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时，失业率就会下降；通货膨胀速度放慢时，失业率就会上升。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

1958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报》11月号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把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同失业率相比较，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也就是说，高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低的失业率，低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总是伴随着高的失业率。菲利普斯是根据经验数据而得出上述结论的，而通货膨胀率通常用物价上涨率来表示，物价上涨又引起货币工资的升高，所以货币工资率的变化可以代表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用此长彼消、此进彼退的交替关系来表述。

1960年，萨缪尔森和索洛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5月号上发表了合著论文《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文中把菲利普斯提出的曲线称作菲利普斯曲线，从此菲利普斯曲线概念广为传播。在这时，萨缪尔森和索洛二人已对菲利普斯曲线稍做修正，以后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都把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交替的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一经出现就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政策管理者。究其原因，一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内容符合战后的实际；二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可以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进行简单的互换，达到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所向往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均衡和组合。人们似乎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经济了：当失业率超过某种警戒线时，就增加一点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太高时，就增加一点失业率。

然而，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换比例慢慢变化：要换取较小程度的失业率，需要比以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如果4%的失业率伴随着2%-3%的通货膨胀率，那么10年后，同样是4%的失业率却意味着5%-6%的通货膨胀率。而要恢复2%-3%的年物价上涨率，需要6%-7%的失业率。这就是“滞胀”，即生产停滞加通货膨胀。20世纪60年代，预期的通货膨胀未能推进预期的经济发展，从而未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危机发生了，因为从这时起在美国出现了“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和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都失灵了。

因为供给震荡与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活动的固定因素，当代整体经济使用“位移”过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的取舍平衡）来描述通货膨胀。

供给震荡意指1970年的油价震荡，而固有型的通货膨胀意指物价/薪资循环与通货膨胀预期，表示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容忍通货膨胀。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动通胀。

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潜在产出（有时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达到最高生产力的状况下经济体之GDP水准——为习惯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种输出标准对应于nairu——固有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或全职性的失业率。在如此架构下，固有型通货膨胀率为内因性地取决于经济体内的劳动量：

GDP超出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低于nairu）时。该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着供应者提高价格而加剧，且固有型通货膨胀会更恶化。进一步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着高通胀与高失业摆向滞胀。这种“加速型通货膨胀”曾见于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越战的开销（由小额加税扺消）在数年间将失业率压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高于nairu），而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著供应者企图降价，让市场消化超额数量，并低估固有型通货膨胀而减低；即阻止通货膨胀。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著低通胀与低失业摆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货膨胀曾见于19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抗通胀措施带来数年的高失业率，其中两年曾高达百分之十。

GDP相等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也等于nairu）时，只要没有供给震荡，通货膨胀率即不变。长期说来，大多数的新凯恩斯总体经济学者视菲利普斯曲线为垂直。也就是说，若通货膨胀率高到可以压过失业率的情况下，失业率为其前提，且等相于nairu。

然而，以该理论作为政策制订的标的存在缺陷。潜在产出（以及nairu）的数量通常为未知，且会随时间改变。另外，通货膨胀率的发生并不对称，上升的速度较下降为快；更糟的是还趋向随政策而变。例如说，在撒切尔首相主政时期，失业者发觉自己处于结构性失业，也就是无法在不列颠经济体内找到适才适所的就业机会，当时英国的高失业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潜力降低）。在一经济体避免跨越高通货膨胀的门坎时，结构性失业率的提高暗示着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业机会。

若假定nairu与潜在产出两者皆具独特性且迅速达成，则绝大多数的非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可理解为包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

当“供给面”固定时，通货膨胀取决于总体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给面也暗示著公私机构的开销定然相互冲突。故政府的赤字开支会对私营机构产生排挤效果，而对就业水准并无影响。也就是说，资金供给与金融政策为唯一可影响通货膨胀者。

假设：本国A与外国B之间进行贸易，外国B可以为单国、也可以为多国、也可以以货币范围区分贸易国（如欧元区）。

在汇率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外国B对本国A的汇率下降，本国A货币增值，出口型企业越强汇率越低。本国A的所有企业及行业对外国B的相对成本总体上升。由于汇率降低，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对外国出口的价格实际上升了，所以出口受到抑制，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开始下降，收益减少。

从外国B来看：本国A对外国B汇率的上升，外国B货币贬值，出口型企业越弱汇率上升得越高，外国B的所有企业及行业对本国A的相对成本总体下降。外国B弱势企业及行业收益率高于外国B的强势企业及行业收益率；外国B的企业及行业的总体利润率上升。由于汇率上升，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对外国的价格实际上下降了，所以增强了出口，出口型企业及行业利润率开始上升。

从前述可以看出，对本国A来说：由于成本上升产品生产过剩，本国A的总体利润率不能继续上升，有可能回落；利润总量可能继续上升。

这时有：一是本国A与外国B的企业及行业成本与汇率升降成反比；二是本国与外国企业及行业成本的差异化由专业化分工产生，汇率不是本质；三是企业生产力不提高，价格很难回落，况且企业通过创新淘汰旧产品使价格不易回落。通货膨胀存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即钱越来越贬值；利润平均化在对外贸易下是全球性的。

一国通货膨胀可以引起贸易多国的通货膨胀，贸易多国的通货膨胀可以引起全球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各国周期波动，各国生产总量也不断上升。物价上涨在各国的内容不一样，一国可能是工业价格指数，另一国可能是消费价格指数。

从上面AB两国模型中看到：汇率下降与利润率下降，汇率上升与利润率上升相互抵消，所以把同行业的利润率换算为单国货币表示时，利润平均化规律仍然存在，因而对汇率的投资与干涉或对外国资本的投资会影响本国各行业的竞争力。

从现代金融来看，A国对B国的持续投资如果在汇率自由状态化下，A国对B国汇率上升意味着B国的利润率会高于A国，这会增加B国产品出口到A国。同样A国对B国持续出口产品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通常表现为A国利润率普遍下降，B国利润率普遍上升，B国投资被刺激，这是因为之前A国利润率高于B国的结果。如果是短期汇率波动（如投机行为），则不会影响产品进出口，无论那一种情况都会提高通货膨胀率。

如果一国采取出口时大量进口或外资投资增长时大量出口，及保持汇率平衡，就可以转移失业，从而转移通货膨胀率并发展经济，这种代价是把失业与通货膨胀率转移到其它一些国家，但这种转移可能引起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上世纪90年代就通过大量出口，使出口略小于进口保持了快速增长，代价是上世纪末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21世纪经济增长放慢。

小国对大国的贸易将这种转移发挥的很充分，如韩国，新加坡上世纪的快速发展，同时保持失业率低与通货膨胀率低；由于小国人口基数与经济总量都小，将失业转移到大国后，大国人口基数与经济量都大，不会明显影响大国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如小国转移5%的失业率，可能只相当于大国增加0.5%的失业率。如果大国对小国转移，可能引起全球性经济危机，被转移国家可能同时失业率高，通货膨胀高，贫富差距被拉大。

证券投资均衡模型

设债券P，股票K，基金J，其他金融衍生产品Y；证券综合利率S

各金融产品比重为gp,gk,gj,gy ,分别代表P，K，J，Y占金融市场价值的比重。

T代表风险利率，又叫风险报酬率；Tp Tk Tj Ty 分别代表P，K，J，Y的风险报酬率

R代表收益率；Rp Rk Rj Ry 分别代表P，K，J，Y的平均收益率。

设银行利率为r；这里不讨论风险投资，这并不表示风险投资不重要，只是它的收益率不好确定，而且它并不影响讨论。

证券的综合利率为：

S=（Rp －Tp ）gp+（ Rk －Tk ）gk +（ Rj －Tj ）gj +（ Ry －Ty ）gy

由于证券中债券，股票，基金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基金主要依赖股票与债券，所以公式可改写为：

S=（Rp －Tp ）gp+（ Rk －Tk ）gk

证券综合利率S与银行利息率r的关系可以用来分析证券市场投资规模是否过量，因为r的利息率与流动性是决定资金安全与最低收益的唯一保证。风险利率T与银行利息率r成正比，而与债券，股票，基金的预期收益率Rp Rk Rj Ry 成反比。除此之外政府政策，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失业率等也会影响风险利率。

1.当r＞S时 ，证券价格普遍被高估，市场危险；当利率r低时市场泡沫非常大，市场随时有崩溃的可能；当利率较高时，市场失灵，市场风险高，投资者风险偏好强，利息率应被提高，通货膨胀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某些行业收益好，推动了投资的不平横，低利率相当于日本的泡沫经济。

2.当r＜S时 ，证券价格普遍被低估，利率r低时风险低，投资者风险偏好弱，资金过剩，通货膨胀可能高；利率高时，风险低，市场需要资金推动，利息应被降低以促进投资，通货膨胀低，较高利息率相当于美国本世纪对经济的调控。

风险利率是一个特定利率，由于认为因素的影响，风险利率有时被高估，有时被低估，也就是说证券综合利率低风险利率将升高得更（越）快，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的变化往往快于预期；正常情况下，利息率越低证券市场越答。中央银行的利率轻微变化调控资金流向，并不会导致资金流向银行；通常情况是在证券内部流动，如债券与股票的转换；这是因为利率变化往往成为市场转化的风向标，从上面可以看出收益率是决定投资形态的主要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水平的波动包括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具有周期变动的规律性。这也就是，在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着物价水平波动周期，或者说存在着通货膨胀周期和通货紧缩周期。

1.在低利率下，通货膨胀上升，投资增长，投资以复制性投资为主，创新投资回落，创新投资指生产力提高或发明新产品。失业率下降，如果创新投资少人化明显，失业率下降幅度小，反之失业率下降幅度大，通货膨胀上升引起工资上涨，工资上涨不如通货膨胀快，市场收缩产品生产减少，经济增长放慢，投资减少。行业间平均利润率差异达到最大化，并开始收缩。

2.通货膨胀达到最高，由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迫使利息率提高，复制性投资的成本上升，且投资减少；而创新投资的比重增加，投资总量减少，失业率提升，通货膨胀回落，产品生产继续减少。

3.利息率提到最高，复制性投资大幅度减少，创新投资占主体，投资总量降到最低，通货膨胀继续回落，达到最低值并反弹，失业率小幅上升或大幅上升，这是因为企业的资金成本达到最高，复制性投资达到最低，企业可能大量裁员，如果创新投资以少人化为目的则失业率迅速提升；相反则创新投资可以接收一部分劳动力。由于高利息率，创新投资也不会快速增长因而失业人员的增加大于就业人员的增加，失业率可能小幅上升。

4.利息率的下降产生了作用，经济增长，投资增加，创新投资成果产生的效果明显，复制性投资回升，产品增加，复制性投资可能超过创新性投资，行业利润率平均化小且开始拉大，市场需求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继续回升，从而进入新的周期。

稳定的小幅度通货膨胀的其中一个影响是难以重新谈判降价，特别是对薪资与合约而言更是如此。所以物价若缓步上涨，则相关的价格便较易于调整。

金融体系视通货膨胀之“潜在风险”为高于储蓄累积财富的基本投资诱因。

对低阶层者而言，通货膨胀通常会提高由经济活动之前的贴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通常导因于政府提高货币供给政策。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所能进行的影响是对停滞的资金课税。通货膨胀升高时，政府提高对停滞的资金的税负以刺激消费与借支，于提高了资金的流动速度，又增强了通货膨胀，形成恶性循环。在极端的情形下会形成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

国际贸易：若国内通货膨胀率较低，遭削减的贸易余额会破坏固定汇率。

鞋底成本：因为现金的价值在通货膨胀时会萎缩，在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因此会倾向持有较少的现金。此词表示真实的成本会更经常流向银行。（鞋底成本一词是句玩笑话，意指因走到银行而磨损鞋底所产生的成本。）

菜单成本：商号须更勤于改变产品价格。此词表示餐厅用于改印菜单所需的成本。

恶性通货膨胀：若通货膨胀升高的程度失去控制，会干扰到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害供给能力。

在一经济体中，会有若干部门编入通货膨胀指数，而若干部门没有，通货膨胀行为会自未编入的部门向编入的部门重新分配。在影响幅度小时，这属于一种政策性的选择，不对储蓄而对变现优先权与手头资金课税。若影响超出一定幅度时，则其效应歪曲，成为个人“对通货膨胀的投资”，也就是鼓励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

因为以上打击通货膨胀的理由都高于打击其预期行为与打击持有大量资金所需的小幅影响，大部分的中央银行顾及物价稳定性，都以可见但极低的通货膨胀为目标。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痛苦指数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等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总合。其公式为：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表示一般大众对相同升幅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感受到相同程度的不愉快。该指数被认为不仅能够显示当前经济状况，还能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作出预测。

概念提出

“痛苦指数”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末，曾在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任上担任总统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提出一种经济指数。由失业率和通胀率加总得来。数字越高，表示痛苦程度越高。较高的失业率和糟糕的通胀水平都将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2022年8月，美国痛苦指数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当前失业率为3.6%，通胀率为9.06%，从“痛苦指数”历史走势来看，12.66的“痛苦指数”创下2020年初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新高。

参考资料：

新凯恩斯主义的产出缺口模型，可以预测通胀。当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上升时，通胀会上升，反之则下降。产出缺口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基本一致，因为产出缺口缩小，也代表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所以失业率会下降。

从美国过去二十年通胀和产出缺口的关系来看，产出缺口与潜在产出之比缩小1%，通胀上升0.35%。在产出缺口为零时，通胀水平在2.7%。

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看，当产出缺口回正，经济有过热风险，往往意味着加息的开始；产出缺口变负值，经济有收缩的风险，将要降息（图表31）。2001年1季度，美国产出缺口与潜在产出之比从前值1.0%下降为-0.2%，美联储将有效联邦基金利率从6.4%下降为5.31%。2005年1季度，美国产出缺口与潜在产出之比从前值-0.2%上升为0.3%，美联储将有效联邦基金利率从2.16%上升为2.63%。

产出缺口模型的问题在于，假设供给是稳定的，有“steady state”，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需求。按照产出缺口模型的预测，美国2021年3季度的通胀应该是2.1%，但是低于实际的5.4%。因为疫情之后，劳动参与率下降，供给是不足的，供给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导致产出缺口难以估算（见图表）。2021年3季度，美国的劳动力人口为1.61亿人，低于疫情前的2019年4季度1.64亿人。但是，根据新凯恩斯主义估算的美国的潜在产出保持着线性增长，没有反映出劳动力供给的这种负面变化。这个情况下，使用产出缺口模型来预测通胀，会低估通胀。

货币和通胀之间的关系，需要区分货币的来源是外生货币还是内生货币。1929年前，以及1980年至2019年，美国的货币创造主要是内生货币创造，所以通胀水平较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也借贷创造了一些外生货币，但总体占比偏低）。而1930至1980年，美国外生货币创造占主导，通胀水平比较高。

货币扩张未有带动通胀上行：1929年前，美国货币扩张，但是没有带动通胀上行，主要原因是美国在这期间主要靠内生货币创造，而外生货币创造慢。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以平衡财政为主，所以赤字率很低。与财政相反，银行信贷不断扩张，信贷增量与GDP之比为正。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大萧条之前，是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银行管制宽松，促进了银行信贷的扩张，商业银行信贷与GDP之比在1929年达到最高48%。

从1871到1929年，美国广义货币从20亿美元增长到550亿美元，平均增速为6.1%，但是物价指数仅从10增长到14，平均通胀水平为0.6%。 而且时常发生通缩。简单统计，从1871年到1929年的59年间，有24年的CPI同比为负值（41%年份为负）。

货币与通胀水平同时增长：1930年到1980年，美国外生货币创造占主导。美国广义货币与通胀水平同时增长。从1930年到1980年，美国广义货币平均增速为6.9%，通胀平均值为3.2%。如果不包括1930-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1934-1980年广义货币平均增速为8.1%，通胀平均值为4.0%。相比于1929年前，美国的通胀水平显著上升。

其中：

1929-1945年，美国货币与通胀之间的正相关性较强。从1934年到1945年间，仅有两年发生通缩。这段时间，美国货币创造以外生货币为主。财政上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呈现“大政府”特征，财政保持着赤字状态，叠加二战期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带动通胀上行。

1945-1980年，广义货币与通胀之间的正相关性较强。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货币扩张，带来了通胀中枢的上行。如果将1945-1980年分成两个时间段，可以发现1945-1970年美国的广义货币平均增速为5.9%，通胀平均值为3.2%，而1971-1980年广义货币平均增速为9.9%，通胀平均值为7.4%。显然，这段时期货币的扩张与通胀上升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财政上呈现“大政府”特征。

货币增长通胀下行：1981至2019年，美国的货币创造主要是内生货币创造。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广义货币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减弱，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广义货币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通胀水平逐渐下行。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管制法》。1999年的《格拉姆-里奇-布莱利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结束了美国66年的金融分业经营历史，银行业回归混业经营。银行信贷在这期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之后美联储通过QE带来外生货币创造加速，但是整体占比仍然低于内生货币，对应的更多是资产价格上升。

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美国贸易进口增长迅速，也有导致美国通胀较低。从1980年到2008年，美国进口与GDP之比从10.3%上升到17.4%。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对美国出口增加，降低了美国的通胀水平。

美国广义货币保持增长，但是通胀水平下行。从1981至2019年，美国广义货币平均增速为6.0%，通胀平均值为2.8%。而且，通胀水平逐渐下行。如果将1981年至2019年分为四段，1981-1990，1991-2000，2001-2010，2011-2019，对应的通胀水平分别为4.5%，2.5%，2.4%，1.8%。

2020年疫情后财政主导美国外生货币增长，通胀水平上升。

2020年疫情之后，美国货币增长主要靠财政投放外生货币。通过对美国广义货币进行拆分，发现外生货币增长贡献超过了一半。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大幅增加，通过财政货币化，为财政提供融资，支持外生货币扩张。

美国外生货币增长的特点是向个人转移支付。2020年3月，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出台了CARES法案，总规模达2.2万亿美元。2021年3月，美国出台了疫情救助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规模达1.9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对个人经常性转移支付在2020年6月和2021年3月都有大幅增加。为了缓解疫情的影响，美国这两轮疫情纾困政策执行速度快，货币很快传导至居民部门，用于消费。相比于政府投资、公共服务等支出，对个人的转移支付支出速度更快，会加速货币向通胀的传导。从货币扩张到通胀上升，这一次的间隔大约是12个月。而在历史上，从货币到通胀的传导间隔大约是18-24个月。

2020年疫情之后，美国广义货币M2增长迅速，通胀水平上升。从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同比增速超过10%，至2021年10月，连续20个月货币增速超过10%。通胀水平从2021年3月开始明显上升，至2021年11月，CPI同比为6.9%，为过去四十年的最高值。

在20世纪60年代，巴西经历了一段被称为“黄金时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巴西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增加政府支出和进口，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4年至1970年间，巴西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0%以上。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对巴西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购买力下降、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稳定。最终，巴西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

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也经历了一段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在此期间，阿根廷政府实施了大量的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以支持军事政府的开支。这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1989年，阿根廷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3000%。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对阿根廷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导致购买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和企业破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调整汇率制度、削减政府支出和实施资本管制。

2023年1月3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2年德国通胀率达到创纪录的7.9%。而德国2021年的通胀率仅为3.1%。德国2022年的通胀水平为约70年来最高，上一次达到这一水平是在1951年，通胀水平为7.6%。2023年预计高通胀仍将拖累经济增长，欧洲央行也将在2023年年初继续加息应对高通胀。

1.外部环境：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供应链瓶颈问题加大了疫情之后欧洲经济恢复的压力。高价格令消费者购买力下降，薪资上涨速度难以赶上通胀上升的速度。高价格和不确定性也给企业生产造成压力，特别是在能源密集型行业。

2.价格因素：分析指出，能源和食品价格高涨是2022年德国通胀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2022年12月份，德国能源价格同比涨幅高达24.4%，食品价格也在一年之中上涨了20.7%。

3.货币贬值：欧元对美元贬值进一步加剧通胀攀升。2022年，欧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行，创下20年来欧元对美元首次跌破平价的纪录。有分析认为，欧元对美元贬值使欧洲的处境更加艰难，欧洲不得不为能源等以美元计价的原料和半成品支付更高价格，这将推升欧洲的原料成本。

欧元区的通胀率持续居高不下。欧元区2022年11月的通胀率为10.1%，较10月通胀率略有下降，依旧处于两位数水平，比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高出五倍。

自2022年夏天以来，欧洲央行一直持续大幅度加息。在连续四次加息后，欧洲央行已将关键利率水平提高250个基点。2023年1月消息，欧洲央行近期仍计划继续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宣布将进一步加息。但这还不足以使欧元区通胀率回落到2%的目标值，货币政策措施需要时间才能对价格产生全面影响。

利率的上升，抑制了需求，令欧洲经济增长受到拖累。欧盟委员会秋季经济预测报告显示，欧元区经济将在2022年四季度和2023年一季度萎缩，预计2023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仅为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