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因此，这条曲线就可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即失业率高表明经济处于萧条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表明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高，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图1中，横轴U值代表失业率，纵轴G值代表通货膨胀率，向右下方倾斜的PC即为菲利普斯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高（d）时通货膨胀率就低（b），当失业率低（c）时通货膨胀率就高（a）。

最初是说明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一条曲线。它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来的，故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因为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工资率的提高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即货币工资率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又成为当代经济学家用以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交替关系的曲线。

“失业－工资”曲线

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这是由当时在英国从事研究的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本人于1958年最早提出的。

其表现形式是：在以失业率为横轴、货币工资变化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上，由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具有负斜率的一条曲线。

它表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二者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上升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下降；当失业率下降时，货币工资变化率则上升。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失业率下降，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失业率上升，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于是，这条曲线表现为一条先由右下方向左上方移动，然后再由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的曲线环.

这条曲线环呈现为略向左上方倾斜、位势较低、且较为扁平的形状。“向左上方倾斜”，说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为反向变动关系；“位势较低”，说明货币工资变化率处于较低水平；“略”向左上方倾斜和“较为扁平”，说明货币工资变化率的变动幅度不大。

“失业－物价”曲线

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于1960年提出的。

萨缪尔森和索洛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化率。这一代替是通过一个假定实现的。这个假定是：产品价格的形成遵循“平均劳动成本固定加值法”，即每单位产品的价格是由平均劳动成本加上一个固定比例的其他成本和利润形成的。这就是说，物价的变动只与货币工资的变动有关。

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与上述第一种菲利普斯曲线相同，只不过纵轴改为物价上涨率。

这条曲线表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二者亦呈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失业率下降，物价上涨率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率下降。因此，这条曲线同样表现为图1中的曲线环。

“产出－物价”曲线

第三种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是后来许多经济学家所惯常使用的。

这种菲利普斯曲线以经济增长率代替了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代替是通过“奥肯定律”实现的。美国经济学家奥肯于1962年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出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研究中，经常不是直接采用经济增长率指标，而是采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或是采用“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求的缺口和物价上涨的压力。现实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由社会总需求所决定的产出增长情况，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则表明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所能提供的总供给的状况。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我们这里采用的是第一种含义。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是：在以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为横轴、物价上涨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上，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具有正斜率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向与第一、二种菲利普斯曲线正好相反。

这条曲线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正相关关系。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时，物价上涨率亦上升；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亦下降。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

这样，这条曲线表现为一条先由左下方向右上方移动，然后再由右上方向左下方移动的曲线环。这条曲线环呈现为略向右上方倾斜、位势较低、且较为扁平的形状。“向右上方倾斜”，说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为同向变动关系；“位势较低”，说明物价上涨率处于较低水平；“略”向右上方倾斜和“较为扁平”，说明物价上涨率的变动幅度不大。

总结

以上三种形状的菲利普斯曲线，反映了美国、英国等西方一些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的情况。它们分别表明了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反向对应关系、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反向对应关系、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同向对应关系。我们将这三种形状的菲利普斯曲线称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将它们分别表明的两个反向和一个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称为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如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通货膨胀是由工资成本推动所引起的，这就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理论。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把货币工资增长率同通货膨胀率联系了起来。

第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存在着交替的关系，它们是可能并存的，这是对凯恩斯观点的否定。

第三，当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u）时通货膨胀率为0。因此可以把自然失业率定义为通货膨胀为0时的失业率。

第四，由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因此可以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运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就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原始菲利普斯曲线关注于名义工资，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预期。首先，工资变化率决定于实际失业率，失业对工资增长具负面影响；其次，通货膨胀率等于工资变化率。即：

公式中，代表名义工资变化率，u代表失业率，代表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呈替代关系。二战前和50、60年代，这种关系在一些国家中相当稳定，并与经验观察高度吻合。

上面的理论无法解释对雇主和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重要的这样一个事实。工人们关心工资的购买力而不是货币工资本身，雇主也不关心名义工资而关心劳动的真实成本，这使人们对原始菲利普斯曲线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968年，货币学派的代表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对通胀的预期。对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义工资变化率必须用通货膨胀率来纠正。工资变化率部分地由预期通货膨胀率决定，部分地由实际失业率决定；通货膨胀率等于工资变化率减去生产率增长率。即：只有生产率的增长率才能使这条垂线移动。

这里的长期与短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看预期是否正确，通货膨胀预期是否能全部进入工资合同。不是，就是短期；是，就是长期。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现代菲利普斯曲线）：短期的现代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在长期，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从u*出发的一条垂直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替代关系。解释滞涨。

短期内，由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此消彼涨的交替关系，因此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说，是沿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选择，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控制在“临界点”以内的安全范围内。

但是，当菲利普斯曲线突破原有的惯性持续上升时，会使整个菲利普斯曲线偏出临界点以内的安全范围。这时除非临界点也往上提高外，否则就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范围了。

更进一步的看法（如美国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是，如果政府长期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使市场机制失去作用，那么菲利普斯曲线还有可能成为一条呈正相关的曲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干预都会失灵。

由于安全临界点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NN，这样在通货膨胀率提高的过程中，失业率也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完全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滞涨”局面，这是市场经济中最值得警惕的现象。

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成为垂直线，或变成正相关线，都表明菲利普斯曲线的恶化。

总供给曲线AS与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的关系

(1)P^-Pe^=f（U-U*），设f（U-U*）=-ε(U-U*)

(2)P^=P-P-1 Pe^=Pe-P-1，——P^-Pe^=P-Pe——P-Pe=-ε(U-U*)

(3) 奥肯定律：1960s美国的阿瑟·奥肯

a． 定义：经济周期中失业变动与产出变动的经验关系，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的重要联系。即失业率每高于自然率1%，实际GDP将低于潜在GDP2%。

b． 表达式：（Y-Yf）/Yf=-α(U-U*)，α=2

(4)联立求解：

P-Pe=-ε(U-U*) Y-Yf=（αYf/ε）*(P-Pe)——Y=Yf+λ（P-Pe）

（Y-Yf）/Yf=-α(U-U*)

(5)附加预期的总供给曲线：Y=Yf+λ（P-Pe）

λ=0，古典AS

λ=无穷，固定价格AS

λ有限正数，常规AS——总产出是“未预期到的价格水平变动”的函数——产生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的区别

（1）二者反映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对“价格水平变动是实物经济的实际产出、就业量由最初的偏离充分就业水平——通过工资—价格调整——回归充分就业水平”的过程的刻画。

（3） AS侧重于“价格—产出”之间的关系，PC侧重于“价格的变动率—产出（就业）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二者绝对水平的相依关系，后者是二者相对变化率的相依关系

（4） AS与PC都对应着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的观点所决定的不同表现形式

经济学到了20世纪才真正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涌现出来的经济学家，比过去几个世纪中出现的经济学家的总数还多得多。谁要想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不仅需要奉献他一生的精力，还必须具备某种非凡的特质。去看看一流经济学家们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他们的成功来自对社会现象超凡的洞察力，来自对经济学技巧炉火纯青的修炼，来自发现某个极具发展潜力的新领域并耐心地做艰苦的开创工作，来自勤奋，来自直觉，——当然，也来自机遇。

靠偶然的机遇造就出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故事。他就是出生于新西兰的A·威廉·菲利普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在二战之后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和主线，但这场争论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属于他。在他那个年代，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汹涌澎湃、奔腾向前，菲利普斯的经济学学术生涯本来就已经相当短暂，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仍然和这条大河离得很远。除了那条被人时时提起的菲利普斯曲线，他在经济学上似乎没有什么再可以留下的东西了。

A.威廉.菲利普斯1914年生于新西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他就因为生活所迫到澳大利亚的一个金矿里做工，晚上收工后，他在昏暗的灯光下自学电机工程。1937年他到了英国，在伦敦电力局找了一份工作，还参加了英国电机工程师协会。二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还在日本兵的战俘营里呆过一段艰难岁月。一直到战争结束后，32岁的菲利普斯脱下军装，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这时他才在课堂上接触到经济学，并深深为之吸引。其实，真正触发菲利普斯的灵感的，不如说是经济学里把国民收入视为循环流量和把经济系统视为水压机的想法(在萨缪尔森那本《经济学》里就有这样的内容)。菲利普斯据此设计了一种解释凯恩斯经济学的教学模型，他在有机玻璃的管子里装进彩色的水流，运用动力学的原理，使这些彩色的水流来流去，模拟国民收入流程。他自产自销，造了许多这样的模型卖给研究机构和大学。这个精巧的设计还帮助他谋到了一个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的职务。

后来，菲利普斯对稳定政策和经济动态系统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4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封闭经济中的稳定政策》，其中讨论的就是反应滞后对宏观稳定政策的影响。菲利普斯有着那种工程师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总觉得在做理论思辨之前要先搞计量分析，于是，他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在1958年，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1861-1957年英国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后来所说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菲利普斯利用近100年间的英国工资的统计资料，讨论了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斯发现：一、名义工资的变动率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二，即使当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处在最低的正常水平，失业率仍然为正(菲利普斯的统计大约为2%-3%)。

菲利普斯写作此文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了回击别人对他的博士论文的批评。当研究结果出来之后，他并没有进一步寻找理论上的解释。最早给菲利普斯曲线以理论解释的是他的同事理查德.利普西。利普西认为，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上过度需求的程度呈负相关的关系(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多，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低)，劳动力市场上过度需求的程度又和名义工资上升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所以，可以推出失业率和名义工资上升率也呈负相关的关系。利普西严格地从微观的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解释菲利普斯曲线，从这一点来说，也许他在宣传菲利普斯曲线的众多学者中是最较真的。

但真正使菲利普斯曲线一夜之间扬名的，还要算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这个名称就是萨缪尔森和索洛在这次讨论中给起的。这两位经济学家用美国的数据换掉英国的数据，并用物价上涨率代替名义工资增长率，得出了短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有了菲利普斯曲线，新古典综合派就可以方便地开出宏观经济政策的药方：要想降低失业率，不妨提高通货膨胀率，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难免在失业上作出牺牲。(但实际上，凯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往往是把充分就业目标置于降低通货膨胀率目标之前。)有了这两位大师的推重，菲利普斯曲线从此就被绣上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旗帜，写进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宪章。

正是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中处在重要位置，但相比之下它又最缺乏理论支撑，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对手们就要首先不遗余力地攻击菲利普斯曲线。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弥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讲演辞，讲的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

他认为：一，理性的工人将根据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决定其劳动力的供给。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去讨论失业率和名义工资变动率的关系纯粹是一种误导。

二，菲利普斯曲线所宣扬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才存在。由于短期内了解一般价格水平的信息成本太高，所以工人会有暂时的“货币幻觉”，错把名义工资的提高误认为是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而雇主会沾沾自喜于他所生产的那种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工人雇佣量，孰不知这时候整个价格水平都在上升。长期内，工人和雇主都会调整预期，使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这时，斜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不再存在，有的只是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意味着失业率完全不受通货膨胀政策影响，弗里德曼称之为“自然失业率”。

三，弗里德曼断言，用通货膨胀换取就业增加的凯恩斯式需求政策，犹如扬汤止沸，每一次都只能暂时有效，下一轮再想增加就业，除非用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攻击，多少还客气了一些，因为他还是承认，斜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至少在短期内是存在的。在他之后的一些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主张“理性预期”的卢卡斯等人干脆认为，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垂直的，换言之，凯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已经被公众预期到了，这种老一套的把戏观众早就知道底细了，再往下演骗得了谁呢？致力于开创公共选择学派的J.M.布坎南则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背后，是所谓的民主过程中，大众欲望膨胀对政治势力扩张的纵容，以及政治势力扩张对大众欲望膨胀的哄骗。演到后面，喜剧会变成闹剧，甚至悲剧。事实已经证明，在60和7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失业率不降反升，菲利普斯曲线从斜率为负变成了斜率为正！

看看辩论席上这些大出风头的辩手们：以萨缪尔森和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界独领风骚。弗里德曼在70年代频频出击，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挑战新古典综合派，并扎下了货币主义的大营。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被认为是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在整个现代经济学王国里独树一帜，而且从者如云。这几位清一色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1970年获奖，索洛1987年获奖，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卢卡斯1995年获奖，布坎南1986年获奖。象这样几位顶尖高手凑在一起，一场“世纪大战”肯定是少不了的。这阵势很象武侠小说中的华山论剑。——参加讨论的各方人物越来越多，围绕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菲利普斯本人却悄不出声地退席了。

这个来自南半球一个偏僻小国的农家子弟，心理上多多少少总和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国理论家们有点儿格格不入。他早年在昆士兰金矿的工棚里自学来的那点电机工程知识，可能比他后来在伦敦的学堂里受到的经济学教育深刻得多。从50年代起，菲利普斯的主要兴趣就放在所谓的“最优控制理论”方面，人们公认，他是把最优控制和控制工程的技术最早引入经济计量分析的学者之一。从某种角度来看，菲利普斯还在做着那个彩色水流的梦想。作为一个工程师，他的特点是精于构造而疏于思辨，他喜欢把经济社会当作一个可以拿来操作的系统，并且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操作得更得心应手。但拿这种思路去做经济学，肯定是一条险径和歧途。哈耶克反复提醒经济学家们警惕的，就是这种工程师式的幻想，用他的话说，跑进这条路子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一个废物，就是一个特定的危险人物”。(和菲利普斯一样，哈耶克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只不过当他离开的时候，菲利普斯还没进校。)果然，从60年代起，经济学家对菲利普斯关心的那些问题就渐渐失去了兴趣。

1967年，菲利普斯离开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澳洲。他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他打算研究中国经济。经过他积极的努力，在这所大学里还成立了一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事实上，菲利普斯对中国的兴趣早在30年代就萌发了，他在爪哇当战俘时还曾经学过中文。后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老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在迟暮之年作出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业转折。也许是如兰开斯特所说，这表明他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去解决他提出的估计动态控制所需的关系这一问题，但也许，老经济学家已经提前预感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隆隆雷声？也许，答案只有菲利普斯教授自己知道。遗憾的是，仅隔数年，他就在故国新西兰离开了人间，留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留下了他晚年的黯淡和临终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