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1150年5月26日－1223年2月21日），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南宋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出生于瑞安，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适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年）五月初九（5月26日）出生在温州瑞安县城南门望江桥一带，叶氏祖籍处州（今浙江丽水）龙泉县，在叶适的曾祖叶公济时方徙居瑞安。

叶适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其父叶光祖，字显之，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以教书为业。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杜氏生于瑞安，勤劳贤慧，善于教子，她对童年时代的叶适影响很大。

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一岁的叶适师从名儒陈傅良，据他自己的回忆，叶适此后受教于陈傅良达四十年之久。后又在永嘉楠溪从刘愈学习，并与当时名流戴溪、王楠、陈武、刘凤、刘朔等结识交游、问学。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时浙南水灾频发，叶家遭灾。少年叶适无定居，飘泊于瑞安。

隆兴二年（1164年），叶适学诗及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

乾道元年（1165年），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年）。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乾道五年（1169年），叶适于金华拜访薛季宣，向其问学，此后书信往来频繁。

从十九岁开始，一直到二十八岁的十年间，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因家贫无以为养，于乾道九年（1173年）奉母命赴临安（今杭州）谋生，就学于太学。

淳熙元年（1174年），叶适上书签书枢密院事叶衡，在《上西府院书》中，他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适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与“罚”。诚，是指发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但他的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以后，叶适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

淳熙二年（1175年），叶适赴武义明招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其后又结识了周必大。

淳熙三年（1176年） ，叶适教诸生于乐清。

淳熙四年（1177年），叶适娶永嘉人高子莫之女为妻。同年，得周必大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

淳熙五年（1178年）春，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叶适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同年，授文林郎、平江府（今苏州）观察推官。闰六月二十三日，母杜氏病逝，丁母忧家居。

淳熙六年（1179年）秋七月，陈亮应徐谊邀请，由永康到永嘉，与叶适、陈傅良等诸子相聚论学。

滓熙八年（1181年），叶适守制已满，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到鄂州（今属湖北）赴任。同年秋，获少师史浩荐，孝宗命其赴都堂审察。叶适具状申省并致书宰相赵雄，力辞不就。

淳熙十年（1182年），叶适以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出任平江府。吴、越等地之士慕名前往问学者甚多。在苏州葑门讲学授徒，培养了滕朗、周南、厉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学者，并游览许多名胜古迹，写下《虎丘》、《齐云楼》、《灵岩》、《葑门》等诗篇。

淳熙十二年（1185年），叶适被召自苏州入都（临安）。以宰相王淮、参知政事龚茂良荐，改京官，授太学正，改太学博士。他撰写奏稿共四十余篇，以应召对。

淳熙十四年（1187年），叶适上殿轮对，进《上殿札子》，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适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适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同年，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上书丞相周必大，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郑伯英、吕祖俭、徐谊、杨简、戴溪等三十四人。这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叶适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

淳熙十五年（1188年），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适上《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宋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叶适作为太常博士，对仪礼颇预讨论。五月，叶适任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适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后自求外调，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六月离永嘉赴任，陈亮送至瓯江边，作词《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到任后，朝廷又命叶适兼提举淮西铁冶司。

主词条：绍熙内禅

绍熙三年（1192年），叶适由蕲州入都，任尚书左选郎。

当时宋光宗许久不朝宋孝宗，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叶适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光宗不从。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在孤寂中病逝，光宗竟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发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适等人，通过外戚韩侂胄请宋高宗皇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叶适因功迁为国子司业。

主词条：庆元党禁

宋宁宗即位后，赵汝愚为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叶适劝赵汝愚满足韩侂胄求节钺之望，赵汝愚不从。叶适于是力求补外，以太府卿出为总领淮东军马钱粮。九月，应召赴临安，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十月到职。闰十月，宁宗御批除叶适宫观职，于是离开临安。

此后，韩、赵的斗争不断激化，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等人，使其贬死于衡阳。叶适也受到牵连。韩侂胄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

庆元三年（1197年），叶适为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后罢职，主管冲佑观，差知衢州，叶适推辞，由镇江归永嘉。十二月，朝廷立《伪学逆党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适在其中。

庆元五年（1199年）夏，叶适得异疾。

庆元六年（1200年），叶适在永嘉。四月，岳父高子莫病逝于永嘉，叶适因病不能执丧。

嘉泰元年（1201年），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带病赴任。

嘉泰二年（1202年），弛伪学、伪党禁。叶适改知泉州（属福建）。

嘉泰三年（1203年），叶适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此言为宁宗所称许。授权兵部侍郎，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皆为郡守。十一月十一日，其父叶光祖病逝，叶适回永嘉守制。

嘉泰四年（1204年），叶适在永嘉编定《外稿》凡六卷。

主词条：开禧北伐

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加平章军国事，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即将北伐金朝。

开禧二年（1206年），叶适守制期满，召至临安，对北伐提出异议，韩侂胄不听。上书宁宗，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改授叶适为权工部侍郎。韩侂胄部署北伐大军已定。改任叶适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叶适力辞兼职，不肯草诏。

五月，下诏北伐。叶适建议防江，韩侂胄又不听。

同年，四路北伐大军皆败，只有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连战皆捷，但也无法转变败局。叶适乞节制江北，朝廷在六月以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兼节制江北诸州。

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大将仆散揆率主力长驱直入，至长江边，与叶适对峙。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年底，金兵大部退出两淮，留一军驻濠州（今安徽凤阳附近）。

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朝廷进叶适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并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坞，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当时朝廷与金议和，叶适认为不必。

开禧三年（1207年）十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及杨皇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之前谄事韩侂胄的许及之及御史中丞雷孝友弹劾叶适，罪名是“附韩侂胄用兵”，叶适因此被夺职奉祠，回到永嘉。

嘉定元年（1208年），叶适定居水心，杜门家居，悉心讲学十六年，著《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人柯大春等。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薛师石、曹豳，以及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南宋学者刘宰记述叶适讲学情况，称“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盖其师友相从，亦徘徊而不忍去”。

嘉定四年（1211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其后奉祠凡十三年。十二月，夫人高氏病逝，终年五十二岁。

嘉定五年（1212年），叶适再提守淮之议。

嘉定八年（1215年），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

嘉定十年（1217年），除华文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嘉定十一年（1218年），转中大夫。奉祠居家，著述讲学。

嘉定十三年（1219年），请求致仕，未获准许。

嘉定十三年（1220年），《习学记言序目》大致成书。

嘉定十四年（1221年），转大中大夫，除宝谟阁直学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辞，未准。

嘉定十五年（1222年），转通议大夫。仍奉祠居家，著述讲学。

嘉定十六年（1223年），除敷文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乞致仕，除宝文阁学士，转正议大夫。正月二十日（2月21日），叶适于永嘉辞世，终年七十四岁，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一作忠定）。

主词条：永嘉学派、水心学派

叶适在宋代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

一、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适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适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适写《习学纪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纪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纪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

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

三、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所谓的朱学、吕学、陆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年），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叶适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陆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与朱、陆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陆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纪言》），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在诗文创作上，叶适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叶适一生重教兴学，以培养人为己任。少年时期，他边读书边讲学。中年时期，在求学之间，从政之暇均设塾授徒。叶适罢职还乡后，尝寓居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培养出陈耆卿、吴子良、丁希亮等许多名士，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后入在台州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纪念。

叶适于“开禧北伐”之前，即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他还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这些举措均有利于巩固边防。

朱熹：①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下而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②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

吕祖谦：①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相已相见，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②正则且得有啖饭处，去岁相聚，觉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雁山，必须过存之也。

陈亮：①叶正则俊明颖悟，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于亮甚厚，其于亮所厚如兄与天民极倦倦，殆未可以科举士人论。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与敌，但未知于伯恭如何耳。②正则学误，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③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

刘宰：①水心叶先生之文，如涧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杨先生（简）之字，如节制兵，整而不乱。是志也，水心经年方脱稿，慈湖见即落笔，则肯父所以得此，于二先生必有道矣。②近时叶水心之博，杨慈湖之淳，宜为学者所仰。而水心之学既未免误学者于有，慈湖之论又未免谤学者于无同书。

陈振孙：（《习学记言》）大抵务为新奇，无所蹈袭，其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

刘克庄：予少时读龙泉（指叶适）所作《陈仲石志》，高雅如《檀弓》、《谷梁》，条鬯如荀卿。

刘埙：忆昔尝与云畲赵史君（赵必）论水心文字，止取其铭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后村翁推尊极至，念不可泯，因录于此，识者更共评如何。然不读志，亦不知铭之妙。

黄溍：叶正则推郑景望、周恭叔以达于程氏，若与吕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

脱脱：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方侂胄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黎谅：其忠君爱国之诚，蔼然溢于言意之表。

王直：南渡以来，作者犹众，叶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学，浩乎沛然，盖无所不窥，而才气之卓越，又足以发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于当时，而见之功业，不但为文而已也。观其议论谋猷本于民，（阙）物则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于求贤审官、训兵理财，一切施诸政事之间，可以（阙）国体、济时艰……先生正直刚明，严于善恶之辩如此，今去已远，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

王夫之：故孝宗立，奋志有为，而四顾以求人，远邪佞，隆恩礼，慎选而笃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下此，则叶适、辛弃疾之以才自命，有虚愿而无定情，愈不足言矣。

黄宗羲：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暇梯级……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矣。

全祖望：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闲，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

钱基博：志意慷慨，与陈傅良切究当世之故，雅以经济自负，而张皇永嘉之学……然陈傅良精密于事为，未得其要领，犹为偏而不全；未及适之发愤于弱势，探源于纪纲之为有本有末，得其大体……藻思英发，其为诗文，原本唐人。文则偶必错奇，得韩柳之意，不如欧苏之条达疏畅，一往不返；诗亦疏不害妍，则李杜之遗，不如黄陈之生犷拗蹇，披猖失谐；似欲力复古调，不逐时贤后尘。

表格参考资料：

叶适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纪言》。

其中《水心文集》29卷，由门人赵汝谠编次刊行，用编年法。集中所作札、状、奏议、记、序、诗、铭并杂著，成篇章者凡人百余篇。其文“本之圣哲而参之史”，所论鸿博精当，可谓大成；《水心别集》16卷，凡《进卷》9卷，《廷对》1卷，《外稿》5卷，《后总》1卷，多为论治之方。其论针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制、人事等方面积弊，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主张和治理措施。二书有《永嘉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

又有《习学纪言》50卷，其中经14卷、诸子7卷、史25卷、文4卷。是书辑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条例成编，是叶适评论历代学术著作的专著。有《四库全书》本与敬乡楼丛书本。

1961年，中华书局将《水心文集》《水心别集》合编并加校点，题名《叶适集》，分三册出版。

叶适墓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海坛山南麓慈山，其墓早年被盗，出土有青瓷墓志一方（藏于温州博物馆）。1952年曾重修，1966年被毁。今墓为1981年在原址东30米外重修。面积104平方米，坐北朝南。墓前有上下两层平台。墓丘呈圆形，直径2.80米，四周用方形块石砌筑而成。墓前立青石墓碑一通，正面篆书阴刻“宋叶文定公之墓”七字，高1.4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叶文定公祠，位于今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金锁匙巷19号，为纪念叶适而建。原在松台山麓。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建今址，光绪八年（1882年）重建。民居式平方两进三间，坐南朝北，砖木结构。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卷五十五·水心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