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枢（1131～1205），中国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袁枢，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明嘉靖《建宁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1171年）除太学录，出为严州教授。撰《通鉴纪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迁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淳熙九年（1182年）迁军器少监（同上书），出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入为大理少卿，因事贬秩。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知常德府。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知江陵府，寻罢，自是闲居十载。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袁枢学识渊博，与当时学者朱熹、吕祖谦、杨万里有往来。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任国史院编修期间，负责修《宋史》之列传部份。北宋章惇的子孙请托袁枢对章惇的传记多加文饰。袁氏驳斥，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

在严州任职期间，“乃自出新意，辑抄《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就《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他的历史巨著《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书中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

宋人杨万里曾评价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读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 之以叹且泣也”，更作《通鉴本末序》。朱熹看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批评：“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章学诚称赞：“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具详，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未见。”袁枢以后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历史者，所在多有。如：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到了明清时际，纪事本末体大为流行，如冯琦、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与《金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以及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袁枢晚年喜读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记事本末体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同司马迁的纪传体，司马光的编年体同为史学上的三大巨作。列为历史上的三大体裁，与司马迁，司马光并驾齐驱。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极大的帮助。独立成篇。

全书42卷，约200万字，上至战国，下至五代，总括了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自成一体，总记239事！按年代顺序编录，个事自立标题。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敦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敦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于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袁枢编成此书后，800多年来，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称许。

袁枢史才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国史编修官分修国史传时，浦城章惇曾以同乡的情谊，命家人送阅自传，请为润饰，被袁枢严词拒绝，并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天下公议。”当时宰相赵雄总管史事，感叹说：“无负古良史矣”。

乾道七年(1171年)为礼部试官，任太学录，他忠直地表奏治国三论：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幸荣利。孝宗命袁枢任大宗正主簿，并召他入殿面谈。袁枢知道孝宗常以诸葛亮论两汉盛衰一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语为训。他便以这句话为中心，作深入阐述发挥。历述自汉武帝至唐文宗偏听奸妄，招致祸乱的史实，敬告孝宗提高警惕。调任太府丞时，又直言孝宗有宠任武士，厌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参与军国大事。孝宗感悟，对他说：“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

袁枢在朝任职不畏权贵。任大理寺少卿时，有通州民高氏因产业一案，交大理院审理，殿中侍御史冷时光受贿包庇，袁枢公然揭发。同列官员都怕他招祸，而袁枢不加顾虑，大胆陈奏，孝宗根据奏本，立即罢免冷时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弹劾御史事例，自袁枢开始的说法。宋史评之为“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

袁枢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长江沿岸。如遇水灾，人民就要流离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观”。袁枢审察地势后，决意移民，于是亲赴楚观规划，建筑民房，迁民安居，深为人民称颂。

袁枢66岁时，因朱熹被劾为伪学，受到株连也被罢官，自此闲居10年，致力著作，到开禧元年(1205年)去世，享年75岁。著有《易传解义》、《童子问》及《辨异》等。宋史评为“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

袁枢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创了 “纪事本末体”先河，拓展了写史体例，对后世影响极深。

在政治上，力主抗抗金，反对南宋政权的苟且偷安，关心民间疾苦。

袁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人。幼力学，尝以《修身为弓赋》试国子监，周必大、刘珙皆期以远器。试礼部，词赋第一人，调温州判官，教授兴化军。

乾道七年，为礼部试官，就除太学录，轮对三疏，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枢方与学省同僚共论之，上虽容纳而色不怡。枢退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与哙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枢即求外补，出为严州教授。

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

他日，上问袁枢何官，茂良以实对，上曰：“可与寺监簿。”于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对，即因史书以言曰：“臣窃闻陛下尝读《通鉴》，屡有训词，见诸葛亮论两汉所以兴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万世。”遂历陈往事，自汉武而下至唐文宗偏听奸佞，致于祸乱。且曰：“固有诈伪而似诚实，憸佞而似忠鲠者，苟陛下日与图事于帷幄中，进退天下士，臣恐必为朝廷累。”上顾谓曰：“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枢谢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迁太府丞。时士大夫颇有为党与者。枢奏曰：“人主有偏党之心，则臣下有朋党之患。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有厌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虽总权纲，专听览，而或壅蔽聪明，潜移威福。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上方锐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枢奏：“古之谋人国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复金仇，臣愿蓄威养锐，勿示其形。”复陈用宰执、台谏之术。

时议者欲制宗室应举锁试之额，限添差岳祠，减臣僚荐举，定文武任子，严特奏之等，展郊禋之岁，缓科举之期，枢谓：“此皆近来从窄之论，人君惟天是则，不可行也。”遂抗疏劝上推广大以存国体。

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枢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时相赵雄总史事，见之叹曰：“无愧古良史。”

权工部郎官，累迁兼吏部郎官。两淮旱，命廉视真、杨、庐、和四郡。归陈两淮形势，谓：“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徒知备江，不知保淮，置重兵于江南，委空城于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专为退保，金使过而指议，淮人闻而叹嗟。谁为陛下建此策也？”

迁军器少监，除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赴阙奏事。枢之使淮入对也，尝言：“朋党相附则大臣之权重，言路壅塞则人主之势孤。”时宰不悦。至是又言：“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朋党之旧尚在，台谏之官未正纪纲，言路将复荆榛矣。”

除吏部员外郎，迁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产业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纳厚赂曲庇之，枢直其事以闻，人为危之。上怒，立罢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手诏权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因论大理狱案请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贬两秩，寝前旨。光宗受禅，叙复元官，提举太平兴国宫、知常德府。

宁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濒大江，岁坏为巨浸，民无所托。楚故城楚观在焉，为室庐，徙民居之，以备不虞。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寻为台臣劾罢，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三奉祠，力上请制，比之疏傅、陶令。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闲居十载，作《易传解义》及《辩异》、《童子问》等书藏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