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129年－182年），即何子，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兖州）人。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儒学大师。何休为人质朴多智，精研六经，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口讷，不善讲说，门徒有问者，则用书面作答。诏拜郎中，因不合于自己的志愿，以病辞去。太傅陈蕃召请他参与政事。党锢事起，陈蕃被杀害，何休也遭禁锢。他闭门不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又注《孝经》、《论语》等。另作《春秋汉议》13卷，以春秋大义，驳正汉朝政事600多条，“妙得公羊本意”。党禁解除，被召为司徒掾属，拜议郎，再迁谏议大夫。

何休（129年～182年），字邵公，东汉任城樊人。父何豹，曾任九卿之中的少府，何休依据汉代官员子弟可荫任为中低层官吏的制度开始任官。

何休废官居家期间，“罩思不规门”，撰写《春秋公羊解诂》，这部著作一直流传至今，完整地保留于《十三经注疏》之中。

何休是汉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后最大的《公羊》学者。东汉一代，古文学兴盛起来，学习《左氏春秋》成了热点。《公羊》学面临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治《公羊》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而不重义理，偏重谶纬之学等，“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反者，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这些“俗儒”研习《公羊》，“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东汉末年，“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的呼声甚嚣尘上，何休感叹不已：“余窃悲之久矣！”因此，决心继承汉初以来《公羊》学的事业，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诂》，“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绳墨焉”(《公羊解诂咱叙)。《公羊解诂》作为两汉《公羊》学之集大成著作，博采众家精华。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说明他远袭汉初第一代经师的学说。

他还钻研过《春秋》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何注，多本于《春秋繁露》”(陈澧《东塾读书记》)。此外，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学说。何休在总汇前辈《公羊》学基础上，进一步“自设条例”(孔广森《公羊通义》)。

所谓“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畅通；从而提出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条例”大约有三类：

一是承袭先师的条例；

二是串解畅通经文之后提出的条例；

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

通过这些“条例”，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公羊》学昔日盛况的努力。

何休又是继董仲舒之后借解诂《公羊传》发挥政治思想的人。他在《公羊解诂》自序中，强调“治世之要务”，力图挽救东汉末年衰败的政局。通过《解诂》，揭露桓、灵之际君权旁落的景况，斥责宦官专政的腐败与暴虐，主张选贤与能及轻摇薄赋，反对豪强兼并土地与搜刮民财等等。

何休长于天文历算，与老师羊弼，根据公羊学博士李育的学说，驳难《左传》和《谷梁传》。作《公羊墨守》14卷，申说公羊家的春秋说，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左氏膏肓》10卷，指出《左氏春秋》问题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治；《谷梁废疾》3卷，指出《谷梁春秋》也有问题,如人得了瘫痪废疾,难于复起。

人们称这三部书为“三阙”，言其理论幽微,难于通晓,如三座宫阙高不可攀，以后郑玄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相驳难。京师称郑玄为“经神”，称何休为“学海”，十分推重。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何休在该书《序》里说:“往者略依胡母生(西汉经师)《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下,何休提倡井田;对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说，也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思想。

在《文谥例》里，何休阐述了“三科九旨”。新周，故宋，王鲁，是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从三科九旨推演，又有许多义旨。表明《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义旨，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

何休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今文经学家，他治学的态度严谨、认真。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诂》，与那些引章断句的博士文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严整缜密，系统性强。他所注经书，虽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崩溃，但影响却颇大，以至成为今文经学方面的领袖人物。

今文经学是有其思想渊源和历史渊源的。

汉朝立国以后，自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创立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后，所有的今文经学都朝着这个方面发展，也都阴阳五行化了。当时的发展方向表现在两个方面：繁琐与迷信。

所谓繁琐，指今文经学家抓不住要领，去支离蔓衍地解说经文，一部经的经说，解释起来，动辄数十万言甚至多至百余万字，并名之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把浮辞繁多、蔓衍无际当作学问，并津津乐道。

所谓迷信，指孔子不谈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来的儒家著作中不占主导地位，儒学中还很少神秘主义的东西，而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附会经义，蔓加解释，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后，今文经学家便增加了迷信成份，另外选择了一个谈神说怪的孔子，把妖言妄语说成是孔子所谓书中固有的，称为“纬书”或“秘经”，总称“谶纬”，并将此看作“内学”，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就载有求雨的办法。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而且是官学，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许慎、贾逵等人，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班固的学生马融注《孝经》、《论语》、《周易》、《三礼》、《尚书》，贾逵本人注《左传》，使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马融的徒众在当时达千余人，象郑玄、卢植等，都是他的学生，因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

当时的郑玄，就是古文经学的大师。何休与郑玄恰好同时。当时，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二人如同二水分流，各不相让，各有千秋，各扬所长。何休的今文经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何休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

何休作为一个大学问家，他精研古今诸经，前后花费了整整17年的功夫，以巨大的忍耐力和自信心写成了《春秋公羊解诂》。在写作这部著作时，他废除了繁琐和迷信为特点的章句之儒的俗学，仿古代《春秋》五十凡例，为公羊《春秋》制定了凡例。

他在《文谥例》中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依据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继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春秋》学者，而且，他又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和以何休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的派别之争，似一种隐微的折光，今文经学反映出了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出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斗争的结果，古文经学推倒了今文经学，表现了不同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当时在这一点上，何休是个失败者。但从后世长远影响来看，何休是成功的，董仲舒、何休的经学又被冠以董何之学，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即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哲学、文化的主流，尤其影响了近代思想乃至政治。

何休的著作，除了《春秋公羊解诂》外，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及《谷梁废疾》，以《左氏》及《谷梁》2传，影响到后世。原作已佚，有清人王谟的辑本。

何休另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等。三书均佚，清人王谟的《汉魏遗书钞》辑有各一卷。所谓“墨守”，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就像墨子守城一样。所谓“膏盲”、“废疾”，则喻《左氏传》和《谷梁传》之疾不可为也。对此，郑玄曾与他有过辩难。何休还注训过《孝经》、《论语》等，对汉代史事亦颇有研究，“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后汉书·儒林列传》)。

自汉朝以来，九州合一、四海一统。汉廷轻徭薄赋、剪除藩国、王霸杂用、权归中央。政治局势趋于平静，则思想控制应运而生。春秋诸子百家，各执一词，诸侯林立、择适而从，故思想多元、百家争鸣，然其于国家，亦有淆乱民心、扇竟异端之效。故汉至武帝，已臻郅治，必然消除众说，定于一尊。董仲舒因时择世，倡言一统，其登上历史舞台，乃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汉武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之学，非仅为通经致用，更有立身士林，厕于庙堂，贵显身价、光耀本族之功效。故门派森严、家法林立，各执己见，以为奇货。时人谚语曰：“黄金满盈，不如遗子一经。”则此状真实写照。沿及东汉，昔日经生博士，颇有历辈为官，盘根朝野，数世公台，享有盛名者。故儒生亦以朝局为己任，纠弊刺邪，讽谏不法。何休受辟陈蕃，得罪党祸，锢弊之际，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乃所谓有感而发也。

汉家定儒术独尊，董仲舒所倡实乃《春秋公羊传》一支，之后绵延不绝、瓜蔓相寻，遂留变为今文经学派。其授受线索、清晰可循，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亦承继此风，一脉相传。董、何二人，皆我国经学史巨擘，其说流被后世、影响极广。二者虽悬隔两代、相差百年，但所发明、所阐述，既有因循，又有发覆，欲明经学，便须精研详查，知二人之同异。

二者所同

发扬今文，所重公羊

经学之成经学，在于数代儒生前仆后继，发扬阐述。而五经肇始，传授各异，门派之鳖源此而生。董仲舒即春秋学之初传者。《史记》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毋生，於赵自董仲舒。”其所传，即春秋公羊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孙弘白衣而起，治学以至公卿，尚不及董仲舒精熟。而董仲舒兴灭继绝，休学著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春秋公羊学由此而生。

何休精研六经，尤好公羊，“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公羊墨守》者，谓公羊传如墨翟之善守，结构严整、固若金汤，外来攻击难以撼动。而左传犹病入膏肓，难以医治，榖梁如废疾已久，不可再用。其推崇公羊，可见一斑。其著作散佚已久，《四库全书总目》仅存《春秋公羊解诂》，何休毕生治学心血，尽在此书。

其自序云：“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故遂隐括使就绳墨”彼时今文经学濒于式微，古文经学臻于极盛。马融、郑玄、许慎等人相继而起，大有取而代之、重整纲维之意。何休独立支撑，完成此著，今文经学不至土崩瓦解，何休与今文之功可谓大矣。其与董仲舒，首尾呼应、前后相照。观其二人，自可见今文经学由无到有、自盛而衰之发展轨迹。

倡言一统，维护汉廷

《春秋公羊传》开篇则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据定公有王无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大一统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公羊春秋，开宗明义，后世学人，奉为圭臬。董仲舒元光对策，三策知名，其所悉心筹划、克尽全功者，唯在汉家正朔，不可撼动，故此于大一统，仲舒视之为万世基石，坚不可摧，是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皆出于一统之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何休生当末世，朝政凌迟，外企阉宦，交替专权。正人君子不得列于朝堂，佞幸小人悉数窃据高位。故其借古讽今，冀复君臣之道以清明；借经言事，企书心中愤懑于笔端。是以其注公羊，极言君王之权，痛斥不臣僭妄。其注“文公即位”云：“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通经致用，不为腐儒

汉世崇儒，在于利禄，高官显爵，通经得作。人挟一经，以为重宝，修习揣摩，视之秘术。故门派林立、不相往来，久而久之，流弊愈炽。致使舞文弄墨、极尽刻碎之能事，穿凿附会，曲解经传之本意。孔子曾云：“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者，即上述之类，而君子大儒，心怀家国，放眼天下，通经致用，不泥章句。《论语》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治春秋大儒，习经在于能用，非埋首书斋，皓首穷经也。

董仲舒身当朝职，以为学通春秋，自当致用，史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而其所为，更开汉朝以春秋断狱之例。以今人眼光，此事不免虚妄，然取法阴阳，施之当世，彼时看来，自有可取之处。

何休受祸党锢，不得位列朝班，但其思想，须臾未离当世。其注“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谓“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徐彦疏云“孔子之道，既与尧、舜雅合，故得与尧、舜相对为首末，然则指孔子言不亦也。尧、舜之时，预知有己而制道术，预知有己而为君子而慕之，已亦预制《春秋》授刘帝，是孔子亦爱慕尧、舜之知君子而效之。”注“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更直书“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足见其身在江湖，心忧天下。

汉承正朔，三统归一

统者，汉儒以为施政之秩序，天明之所归也。三统者，黑、白、赤，分别以象天、地、人。乃上古三代夏、商、周所承。董仲舒释之为：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庸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何休释之为：“‘三年，春，王二月。’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於是可得而观之。”[15]又，“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徐彦疏“《书传略说》云：“周以至动，殷以萌，夏以牙”，注云“谓三王之正也。至动，冬日至物始动也。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生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为正。是故三统三王，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是也。”

徐彦疏解三统之说，认为周而复始，循环轮替。如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实则三统之别，在于得天命不同，天时、地利、人和之别。三者互为关切，各有通联。所异唯在时历、服色、舆马、仪仗，故何休言“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三者决非轮替可知。要之，董、何皆以商夏相代、汤武革命，非诸侯兵乱、弑主篡位。而为天命有异，时运归之。绝不可与乱臣贼子同日而语。如此则知受于天、受于人根本之别在于斯。二人眼中：汉家天下，运数有自，兴隆旺盛，不减上古。则重建正朔，三统归一，自然之理。倘三统互为轮替，绝无关联，言汉家承袭一统即可，又何来通三统之说？三统说肇建，根本目的为宣扬汉德大道，融合三世，上古圣王，难以匹敌。此通三统之真谛矣。

二者所异

综述

二者所异，根本为关注点、出发点不同。董仲舒致毕生之力，在于明晰天人关系，洞达天命所归。故其构建天人感应、天道相应学说。由之推演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通明三统等重要思想。以今日学科论，其所涉足，多为哲学层面。何休耗一世之功，在于古为今用，故推衍春秋，有“张三世”、“三科九旨”之说。以今日学科论，其所关注，偏重于政治、社会学。下详分析：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所谓天人之道，重在天与人之对应关系，认为人有作为，则天有感应。《易》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斯之谓也。故其举例曰：

“桀纣皆圣王之后，骄溢妄行，侈宫室，广苑囿，穷五采之变，极饬材之工，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夺民财食，高雕文刻镂之观，尽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饰，穷白黑之变，深刑妄杀以陵下，听郑卫之音，充倾宫之志，灵虎兕文采之兽，以希见之意，赏佞赐谗，以糟为邱，以酒为池，孤贫不养，杀圣贤而剖其心，生燔人，闻其臭，剔孕妇，见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诛求无已，天下空虚，群臣畏恐，莫敢尽忠，纣愈自贤，周发兵，不期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共诛纣，大亡天下，春秋以为戒，曰蒲社灾。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霣霜不杀草，李梅实，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画晦，彗星见于东方，孛于大辰，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

董仲舒以为，灾异之兴，乃天怒，天怒必有人怨，天子有失德之处，朝政有不明之象。故其天人之“人”，首重天子。天子上承天命，下掌民情。其治天下之法统原出于天。故“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指明天命不变，则天子之统绪不可变。然《书》云：“天命无亲，惟德是辅。”若天子无道，天以灾异示警，倘其怙恶不悛、我行我素，天命改弦，人世更张。故可明其所谓“道”，非指天子之统，而指天命之统。天子之统建诸天命有归，此道万古恒常，虽三代更替，无非“革命”而已，决非道变。所谓神道设教，盖指此类。故其云：

“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大一统说：

其大一统之说，亦本于天道观。汉初重视黄老，崇尚无为，以老子《道德经》为思想本源。《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一元之始，万象之新。《春秋繁露》言：“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其思想本源，于此恐有借鉴之处。

又言：“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谓王者施政，以自身论，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以天道论，天以一为嚆矢，万物由此而生，故君王当秉承天意，符合天理，自始而起。始正则本正，本正则不离天道。天道不移，天子不废，天子不废，汉廷永存。而其借春秋言君王应行之大道曰：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

君王若能及此，为法天行道，天数在斯。由是上追三世，远溯万古。返璞归真，重回直道。道家者言：天地初判之时，惟道独存。浑然如一，未加剖判。故上古郅治，以一统为合乎天数之理。

借道兴孔，乃学说有异，门派不同。不妨其汇流百川，以为己用。其思想体系之中坚，在于“天”之构建。而天人感应、大一统等顺理成章、演绎而出。随时政不同，各取所需。然其学说所重，在于哲学，可了然无疑义也。

三科九旨

三科九旨，为何休诠释《公羊传》之根本法则。徐彦疏：“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其三科者，所关注点各有不同。一科三旨，在于正时历，据正朔。以今文家言，孔子身居鲁国，见乱臣贼子而作春秋。鲁国，西周姬姓之后，受封公爵，承周之朔。故孔子据鲁、新周。宋为微子封国，乃殷之后。汤武革命，殷商已为故迹，故有“故宋”之说。而何休之世，图谶大行，纬书倍出。今文经学家据之而言，引《春秋纬·演孔图》，放言孔子之母，受孕黑龙，孔子其人，黑帝之后。时运不济，不得为王，隐居著书，微言大义。其言辞足以为后世法，其德行足以为百代师。故汉儒视之，犹如天子。比之以文王，号之以“素封”。孔子“素王”之说，兴起于此。何休秉承旧例，发扬学说，故一科第三旨谓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狂妄之说，却见一科正朔之意。

二科三旨，在于明伦理，知大义。其言本出《公羊传》之《隐公元年》，董仲舒已有发明，云：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董仲舒之说，尚止于断代考实，微言大义，所言失之简略，难见三者究系何别。及至何休注之，旁征博引，细稽详核，更易知之。其云：

“所见者，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於所见之世，恩巳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於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於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於惠、隐之际。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

古儒谓春秋大义，在于一字褒贬，故无法则，难以明晰。何休言及人伦、礼法、书法、制度，博观约取，厚积勃发。详分三者之别，流布后世，为公羊家不易之例。

三科九旨，在于夷夏防、名分具。原文见于《成公十五年》，何休注曰：

“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士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适见於可殊之时，故独殊吴。”

今文学家既以孔子为素王，则王者之制，必不可少。孔子生而居鲁，鲁乃孔子之根本。外土皆为诸侯封地，除宋为殷后，其爵为公，余者皆难同日而语。楚地僻远，殊离中土，楚子僭越，自立为王。吴地险阻，异域殊方，亦不为中原大国所认同。故何休之言，以孔子为受命于天，谓天下君王皆需师法孔子，立道率教。言行寻孔子之道者，则为诸夏所纳，索隐行怪者，则为中原不齿。如此作为则名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总此三科九旨，即为何休中心思想，其实孔子为万世之表率，不独道德，亦且政治。董仲舒所言，重思辨、重体系，重推演，何休所倡，重道德、重名教、重现实。董之于汉武帝，为寻求一统，破除异己之理论根据。何休之于《公羊》，为因文立意，借题发挥之现实关怀。故董仲舒所言阴阳五行、三统并存，诸般学说，学理重于施政。何休所言大一统、三科九旨，知今多于论古。以今人看来，前者颇似哲学学者，后者更类政治学家。推本溯源，在于二者旨趣大异，立身不同故尔。

《后汉书卷七十九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