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以论证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宋明理学又称之为新儒学，盛行时代为北宋初至清初。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宋明理学形成于北宋中期，但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此后，北宋初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浪潮，为开创初期，其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復、石介等人；到北宋中期，相继出现了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邵雍等，各自建立了哲学思想体系，理学已成为强大的理论思潮，是为形成时期。

北宋末南宋初，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程门立雪”，从河南“二程”学成，载道归闽。杨时、罗从彦、李侗等大儒薪火相传，开创道南学派，出现了早期闽中理学。

宋明理学的发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是程朱和陆王。朱熹通过道南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出现了“程朱理学”。此外，他还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的哲学，通过对《四书》的注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其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四书学”的形成，完成了儒学原典重《五经》向重《四书》的转变。在朱熹的同时，出现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陆九渊以心为本体，认为“理”就在我心中，只要省察内心，就可以认识“理”。这一思想经过元代、明代前期的发展，到了明代中期出现了“心学运动”，其代表人物为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是从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扬弃陆九渊的思想而来的，所以称之为“陆王心学”。

宋明理学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发展理路，首先是“气学”，用“气学”面对佛、道虚无主义本体论和人生观的挑战，建立了一个实体性的哲学。但仅仅讲“气”还不够，还要了解作为实体的宇宙运行的普遍规律，于是出现了理学。为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就总体的文化流变而言，宋明理学不仅是儒学对佛教挑战的回应，也是对魏晋玄学挑战的一种回应和消化，承担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职能。他是对先秦儒学的复兴，故被称之为“后孔子主义”。

宋明理学“以儒为宗”，融合诸子百家之说，吸收外来文化，开创中国文化发展新方向，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成为南宋以来800多年中华民族自我更新、自成一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遗产，而且对东亚、东南亚，乃至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过程。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前贤大儒在评价宋明理学时经常说理学是“儒表佛里”、“阳儒阴释”，因为尽管宋明理学所说的是儒家思想，所使用的是儒家术语，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所借以建构思想理论体系的，是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公元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至南宋张栻、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

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认为“心”与“理”合一，不可分离。认为“良知”乃人察知善恶的本能，世人因受各种物欲蒙蔽而隐没良知，故须下“致”的功夫，以摆脱私欲，回复原有的善良本性。王阳明不满于程朱外在穷理与明心中之知的割裂, 融禅宗之心性为良知本体, 借明心见性为致知之功, 将本体与功夫收摄于良知之中。这一致思理路明显是借鉴禅宗而来。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明末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亦称“道学”。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理学。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学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法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

宋代的理学家们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传，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简，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先秦孟子从“四 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灾异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些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的阴阳灾异和神学 化的论证则更显得粗浅，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借鉴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将儒学心性论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与其对于佛教心性本体论的吸取有着密切的关系。佛学影响儒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宋儒之学,虽然也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但它所依据的哲学基础,已经不是‘天人合一’,而是‘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自佛学。另一方面，理学家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的道器观，孔子的“仁”学，《孟子》与《中庸》对于“性”与“天”的问题的探讨。理学家们吸收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等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儒家的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人伦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 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综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指归于对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或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司马光温公学派

苏轼的蜀学等派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

胡安国、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以“性”为核心概念”）

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儒学面临挑战；南北朝；佛教徒提出佛为正，三教归佛。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地位受到挑战。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语录》卷二十九）。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周敦颐：宋明理学之鼻祖，为宋明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二程老师，其对朱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周敦颐著作《太极图说》被视为理学之大纲。

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朱熹为集理学之大成者，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以吾心之知去认识事物之理的“主宾之辨”。在吸取佛教临济宗“宾主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内外结合，以己知彼，通过格物以致其知。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但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其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在认识论上，他提出 “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恢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达到“致良知”）

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 颜元称：以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其门生王源对理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更为露骨，他说“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 余英时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

消极：理学被曲解之后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

积极：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