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约1105年-约1155年或1106年-1162年），字仁仲，号五峰，人称五峰先生，崇安（今福建崇安）人。胡安国之季子。湖湘学派创立者。

胡宏的父亲胡安国是北宋末期的著名经学家，在理学中也有很大的名气。胡宏是胡安国的少子，很小就跟随其父接受理学思想，后来又师事二程弟子杨时和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宋史·儒林五》）。后来，由于其父早年同秦桧有较好的私交，秦当国之初，曾致书胡宏之兄胡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胡宏不愿与秦桧为伍，回信严辞谢绝了秦桧。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胡宏说：“政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在回书中，他表明了自己已立志专做学问，不求功名利禄。胡宏说：“稽请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名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时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

至于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事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五峰集》卷2，《与秦桧书》）表现了他不阿奉权势，不随波逐流，决心不去作官，只愿做一个有道德，有大节的，有助于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秦桧死后，胡宏又一次被召，他仍托病不出，以后竟终身不仕。

黄百家在《五峰学案》的按语中说：“文定（胡安国）以游广之荐，误交秦桧，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窃所痛心，故显与秦桧绝。……先生初以荫补承务郎，避桧不出，至桧死，被召以疾卒，……其志昭然千古着见焉。”其大节大义真如他自己所说：“身虽死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

胡宏一生矢志于道，以振兴道学为己任，他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他自幼从其父研习儒学，又在扬时和侯师圣那里学习了二程理学，后来曾悠游南山（衡山）之下20余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知言序》），其成就卓著，终于成为南宋初期对振兴理学起了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

生活于内忧外患时代的理学家胡宏，并不是一个只知闭门读书，不问天下之事的人，恰好相反，他之所以做学问、求大道，不仅是为了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大节的人，同时还本着有道德足以替时，有事业足以拨乱的理想和抱负，力图将其所学用于匡时救世。身虽在野，心系社稷安危，不忘抗金复仇，收回故土，他反对苛敛无已，关心人民疾苦。

对于如何抗金复仇，如何安邦治国，胡宏自有一套系统的思考。他在《上光尧皇帝书》中，详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这封万言书中，一开头就说：“臣闻二帝三王，心周无穷，志利虑天下而己不与焉，故能求贤如不及，当是时，公卿大夫体君心，孜孜尽下，以进贤为先务。是时，上无乏才，而山林无遗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欢而无纤芥，形迹存乎其间。”其意是要求宋高宗效法二帝王王之为政，第一要出于公心，志利天下，第二要广求贤才，使不被埋没于村野，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辅助人君成其功业。

接着，他不无针对性地说：“这后世衰微，心不及远，志不周扬，据天下势利而有轻疑士大夫之心，于是始有道世不返，宁贫贱而轻世肆志者；于是始有奔走名利之途，纳交于权势之门以侥幸高贵者。”这里所指的“后世”，显然主要是指当世，在当时的南宋王朝，上至皇帝，下至各级文武官吏，多是文情武嬉的势利之徒。他指出：当时那些“奔走于名利之途，纳交于权势之门”以侥幸谋取富贵者比比皆是。与胡宏同时代的岳飞，在当时也很有感慨地说：若要天下太平，除非”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二人都是爱国志士，自然具有共同思想。

胡宏的万言书，主要是向皇帝“陈王道之本，明仁义之方”，要求来高宗施行仁政，并具体提出了如何抗击金人和治国安邦的五条建议。

首先，要求兴兵北伐。鉴于靖康之难，徽钦二帝为金人所虏，已历时九年，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他说：“陛下大仇未报，叛臣未诛，封疆日蹙，危机交至，义之不可已也。”因此，他要求“加兵北伐，震之以武，”使金人知惧，迎接徽、钦二帝回国，使父子兄弟得以团聚，决不应该“以天子之尊，北面事仇”。他指出：尽地管朝廷竭尽委曲忍辱事仇，而“金人谋我之心乌有限制？土我上，人我人，然后彼得安枕而卧也”。因此，要求孝宗皇帝“立复仇之心，行讨乱之政，积精积神而化之，与民更始”。

第二，整饬三纲，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纲”为“中国之道”，治国之本，“三纲立，边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认为，若能“定名分，正三纲”，行仁政，施恩万姓，就可使“四海归命”，收复中原，指日可待。

为此，他要求慎选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贤；夺冒滥之职，以屈高士”。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实功罪，诛赏必行。任官称职者，使久于其位；过恶已张者，编之于民。”他说：“夫国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亿兆之心也。”对于那些贪戾失职的“生民之蠢贼”，若能“汰而黜之，则得民心”。他规诫人君：“仁覆天下，则众得所愿而戴之；后不体元，为政不仁，无以保天下，则民择仁厚而归之。”

第三，鉴于宋室南渡之后，国家尚处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建议人主要关心人民，要有“爱民之心”。胡宏指出，当时官府对老百姓“诛之若禽兽，取之若渔猎，发求无度，科敛无已，胁之以势，却之以威”，使得他们“惨毒切于饥肤。冻馁迫于忧虑”。因此，要求减轻人民负担。他说：“财者，天地有时，四民致功者也，取财于四地则无穷，取财于四民则有尽。”反对朝廷对人民“种敛无已”的政策。胡宏强调说：“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国者，务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强者，务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诛剥之政，纵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莱多荒，万民离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国之心腹，强调爱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损伤，这种重民思想，是胡宏对儒家民本思相的光大和高度发挥。在万言书中，他用了大量的笔墨揭露了南宋政权的害民之政，认为只有认真对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视民如伤”，实行减轻赋敛，惩贪养廉，鼓励发展生产。只要使“仁得加于百姓，邦本安，而讨逆复仇之兵可振矣。”把对人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兴社稷和实现复仇统一的根本保让。不难看出，胡宏的建议虽然是从维护封建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但其同情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赞杨的。

第四，建议孝宗皇帝重视和精选人才。他说：“夫欲成王业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谓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业素定于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举而措之，先后有序，纲施纪布，望道期功如臂运指，莫不从心。”他认为，首先要选好辅相，“辅相者，百官之精，选才之所自进，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当，“守令非其人，则政繁赋重。民力殚竭，而盗贼起于困穷矣；将帅非其人，则仇敌外纵，衅孽内生，而技枝伤心之祸萌矣。……诚得贤士举而任之，使尽其积，则天下之善，何所不进”。他认为，选好人才的关键在于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恶刚直，则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龌龊而忌英果，则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对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选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确建议，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治国者亦有借鉴作用。

第五，他在上书中，还要求裁减冗兵，大兴屯田，罢度碟，没收天下僧尼道士之产业等开源节流的正确建议。

此外，胡宏还提出了用积极进取之策，加强边防力量以扼制金人南侵并徐图进取的正确意见。对于杨么的起义军，他建议实行招抚之策。胡宏说：“杨夭（幺）为寇，起于重敛，吏侵民急耳！”他指出，那些参加起义的人“本为农亩渔樵之人，其情不与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与他寇异。”主张用宽厚之策进行招抚，实行分化瓦解。这样的建议，说明胡宏在当时不愧是卓识远见的学者。

胡宏的理学思想虽然基本上是对二程学说的继承，其所探讨的主要范畴仍不出道、理、心、性等内容，然而他对这些范畴的运用和发挥却表现了许多独到之处。

（一）性本体论

二程哲学以“理”为宇宙本体，胡宏的哲学理论则是以“性”为本体为其主要特色。

胡宏论性，不仅指人性而言，他说：“天命之谓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又说：“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知言》卷4，《一气》）他认为性即是天命，为天下之大本，万理皆出于性。因此，这个“性”不仅仅指人性而言。

在性与心的关系问题上，胡宏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认为性是心的本体和本原，心是性的表现和作用。二者的联系表现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他说：“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从性中萌发出来的，没有性之体，就不会产生性之用。他又说：“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为了更明确地说明性体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来比喻心性之关系，他说：“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知言》卷3）这就是说，性的本体地位譬如水，性与心、情等的关系则是水与流的关系。如果说水是性，那么，心、情、欲等意志活动就像水之向下，水之有澜、有波一样，都是由水这一本体决定的。由此可见，在性与心的关系上，胡宏主张性体心用，即主张以性为本体，把心看做是本体的属性和作用。不过，胡宏还说：“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其性者也。”

这似乎是以心为本体的说法，但仔细看来，这句话是紧接于“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之后，而后面又说：“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宋元学案》卷44，《五峰学案》）不难看出，这是用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程序来说明性的本体性和本原性。其意思非常明显，心之所以能知天地，宰万物，是因为能尽心，即可知性知天，这并不是说“心”是天地万物之本体。在“天”与“性”的关系上，则可从“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这一断语中得到解释。这就是说，认为性就是天命，他把天命和性看做是同一意义的范畴。

在性与理的关系上，胡宏基本上沿袭了二程的说法，程颐说：“理，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住，尽性则知天命矣。”（《遗书》卷21下）胡宏也说：“性，天命也”；“夫理，天命也”（《知言》卷4）。其不同于二程的是，胡宏不以理为本体，而以性为本体。在他看来，“理”主要指“物之理”（即事物的规律性），如他说：“物之生死，理也；理者，万物之贞也刀（《知言》卷1），静观万物之理，得吾心之恍也”（同上），又说：“物不同理，生死不同状，必穷理然后能一贯也。知生然后能知死也。”（同上卷4）其次是指义理之理，他说：“为天下者，必本于义理。理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义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义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后纲纪可正，义精然后权衡可平。纲纪正，权衡平，则万事治，百姓眼，四海同”。又说：“以理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难。理义本诸身，威力假诸人。”这里所说的“天下之大本”是指治理天下的“大本”，而不是作为本体的大本。在胡宏那里，作为本体的大本是性，而不是“理”。

在“性”与“物”的关系上，胡宏认为性是本体和本原，物是由性派生的。他说：“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鬼神之奥也”，这就肯定了“性”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和变化的根据。他还用“形上”“形下”的说法来说明性与物之关系，胡宏说：“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五峰集》卷5）这样，他就颠倒了“性”与“物”的关系，不但把形而上的性从事物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性”是“物”的本原和主宰者，“物”是性派生的被主宰者。因此，他断言：“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气之流行，性为之主”（《知言》卷3，《事物》）。虽然承认了非气无形，但仍以“性为气之本”，“气之流行，性为之主”（同上）。这就是说，不仅物是性所派生，就连作为构成万物的质料——气，也是性的派生物。以上这些说法虽然吸取了张载气本体论中的一些思想，但又把气降低到被派生的地位，使之变为第二性的东西。由此可见，胡宏既不同意张载的气本体论，也不赞成二程的理本体论，而是独树一帜，提出了他的性本体论。

在一些地方，胡宏和二程一样，也讲到了“道”和“太极”的范畴，如他说：“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又说：“中者道之体，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同上卷2， 《往来》）这样看来，又似乎是以道为本体的本体论。然而，这里的“道”，明显是指人道而言，如“仁义”这个范畴在儒家学说中是一个广泛的道德范畴，“中和”也是一个伦理范畴。儒家把“仁义中正”看做是修身处事的最高准则，他们认为，人的修养如能达到“中正仁义”的境界，就可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胡宏也说了“中和变化，各正性命”的话。因此，胡宏在此处所讲的“道”就是圣人之道，即伦理道德之道，是修身处世的最高准则。不过他又说：“天者，道之总名也”（《知言》卷5，《汉文》），在这里，“天”比“道”的层次更高，因为天是“道之总名”，这就是说，作为伦理道德的“道”，是从属于“天”的。胡宏还说：“形形之谓物，不形形之谓道，物据于数而有终，道通于化而无尽。”（《知言》卷3，《纷华》）这样“道”确指本体而言。然而，联系到他所说的“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来看，他是把“性”和“道”这两个范畴作为同等意义来使用的。

胡宏还讲到了“太极”这一范畴，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也，谓太极也。阴阳刚柔，显极之机，至善以微，……天成象而地成形，万古不变。’仁行其中，万物育而大业生矣。”（同上）这个说法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基本上一致，“太极”是作为本体意义来运用的，但是，在胡宏那里，“太极”和“道”或“性”都是同等程度的范畴。

总之，胡宏理学中的“天”（或天命）、“性”、“道”（或太极）都是本体范畴，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加以使用，来说明他的本体论思想。然而比较起来，还是对“性”的本体意义阐述得最为充分。

（二）人性无善恶论

胡宏在人性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其他理学家不同，他反对以善恶论性。他说：“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认为性是奥妙而难于言状的，仅仅以善恶言性，是不可尽其意的。因此，他不同意用“性善”或“性恶”讲人性问题。为此，他以委婉的口气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他说：“某闻之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者，叹美之辞，不与恶对也”（同上），他不便直接与孟子性善论对抗，而是借“先君子”之口，以“叹美之辞不与恶对”，修正了孟子性善说的本意，表示他并不是和孟子唱反调。

既然不以善恶言性，其根据何在？胡宏说：“几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这是说，凡人有情，有才、有欲，圣人也有，这些东西不是圣与凡的区别所在。胡宏认为区别圣与凡的标准，在于对情欲等活动是否适度。他说：“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的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这是说，善恶非人性所固有，而是由于对情欲等的意念和要求是否合理来决定。在胡宏看来，世儒以善恶言性，不过是远离实际的迂阔之谈。

“中节”一词，出自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说，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发生，有两种情况：未发之前谓之中，无所谓善恶之分；既发之后，应该合于中和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乖戾，这就是“中节”，就是中和。胡宏说：“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动，心妙性情之德，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同上）胡宏不以善恶言性，是因为以善恶言性同他的“中者性之道”的人性论相抵触，所以他又说：“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朱熹：《知言疑义》，转引自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八章），在胡宏看来，人性本为中道，无善恶可言，这就是他的基本观点。

胡宏又说：“好恶，性也”（《知言》卷1）。他认为，好恶之情，君子小人皆有，其区别在于：“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好恶本身无善恶可言，关键是看好恶的内容如何，好之以道是善，好之以己则为不善。他说：“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合乎天理的好恶谓“天理”，不合乎天理的好恶则是“人欲”，因此，“好恶，性也”的说法同“性无善恶”论不相矛盾。胡宏所讲的好恶，包括人的生理要求和精神追求。他说：“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同上）这同告子的“食色，性也”是同一意思。无论“好恶以己”，还是“好恶以道”，都是人的本性（主要指人的生理要求）所需。需求合理，就是天理，否则就是人欲。

综上所述，胡宏的人性论已经偏离了正宗理学的性善论。不过，他对“性无善恶论”的论证是不够周密的，比如：“君子好恶以道，小人好恶以己”是由什么决定的？对此没作说明。又如，在情欲上，“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这又是什么原因，他也没作解答，这一点恰好被朱熹抓了辫子，机敏的朱熹把“发而中节”用来作为性善论的根据。况且，胡宏的人性论，仍然离开了人的社会性来讲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质问题。这些都是他在理论思维上的缺陷。

（三）“缘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论

理学家一般都讲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论也有独到之处。

首先，他提出了“缘事物而知”的命题。胡宏说：“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致”（《知言》卷4，《大学》）。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说：“夫人生非生而知之，则其知皆缘事物而知。……是以节事取物，不厌不弃，必身亲格之，以致其知焉。”（《五峰集》卷3，《复斋记》）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缘事物而知。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过客观事物的接触和了解得来的。接触和了解客观事物必须用耳目等感觉器官。他说：“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图形具而不能见，耳形具而不能闻，则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四首》）“耳目通则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只有通过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别事物的真相，这就肯定了感性经验在致知过程中的基本作用。

与上述观点相应，在名实问题上，胡宏肯定有实而后有名，他说：“有实而后有名者也。实如是，故名如是。实如是，名不如是则名实乱矣。名实乱于上，则下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汉文》）这是他在认识论上实事求是和务实精神的表现。从这个思想出发，胡宏反对知识分子“专守方册，日谈仁义”的虚华之见”。他说：“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不可不戒。”（《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这种重视实功实事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胡宏不仅强调了感性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认为，致知不能仅仅“安于耳目形器”。他说：“夫事变万端，而物之感人无穷，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五峰集》卷3，《复斋记》）“惟安于耳目形器，不知觉之过也。”（《知言》卷2，《往来》）这段论述虽然没有说明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知可精”的高度，但也肯定了感情认识之局限性，认识到必须“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当然，所谓立志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认识事物之前，必须坚持一个认识事物的指导思想，没有涉及到如何由“表”到“内”，由“粗”到“精”认识过程和方法。不过，他毕竟还是认为不可以把认识停留于感性经验。

在胡宏的认识论中，还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规律办事的思想。他说：“失事有缓急，势有轻重，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循道而行，则危可安，乱可治；悖道而行，则危遂倾，乱遂亡。”（《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胡宏虽讲“天命”，但不主张安于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又说：“道无不可行之时，时无不可处之事”（《知言》卷1，《修身》）。有人问：“人可胜天乎！”胡宏说：一人而天则胜，人而不天，则天不胜”（《知言》卷3，《纷华》）。这就是说：人如果依赖于天，则天必胜人，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则天不胜人。其关键在于是否“循道而行”即是否按规律办事。因此，他又说：“人之道，奉天理者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国国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则否矣。”（《知言》卷5，《汉文》）此处所讲的“天理”或“道”，主要是指规律而言，认为如果按规律办事则泰，违反规律则否。胡宏又指出：“道可述，不可作”。这是说：作为客观规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它，但不可以制作和改变它，这就肯定了事物之规律的客观性。

胡宏的认识论虽然不系统、不完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也有错误，但其基本观点是唯物的，这在理学阵营中，也表现了他不同于别人的可贵之处。

北宋“五子”或“六先生”所开创的宋代理学曾经显扬于时，但是自程颐去世之后，其声势便日渐下降，虽有门弟子杨时等数人继承师说，但他们基本上只能谨守师传，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经过“靖康之乱”的冲击，理学便走入低潮。在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不少的理学传人虽然孜孜于其道，但并未出现冒尖人物。胡宏的学术生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在当时，与胡宏同时从事理学活动的还有李侗和罗从彦等人，但他们的成就都不及胡宏显著，正因为如此，

全祖望：“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这个评论无疑是公允的。

张栻：“《知言》一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龟也”（张栻《知言序》）

真德秀 ：“孟子以知诐淫邪遁为知言，胡子之书以是名者，所以辨异端之言与吾圣人异也。杨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书于诸子百家之邪说，辞而辟之，极其评焉。盖以继孟子也。”

钱穆：南渡以来，湖湘之学称盛，而胡宏仁仲归然为之宗师，学者称为五峰先生。

张立文：胡宏道性本体学是一个开放的生命化的实践，这个生命化的实践是穷理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