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又是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体系的科学。

政治哲学就其内容而言十分古老。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学说都含有政治哲学的意义。但就其概念而言，则迟至20世纪上半叶才逐渐流行于学术界，并具有学科与方法论的双重特征。

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偶尔也有政治哲学之说，但只是传统学科分化的沿袭，如同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史学称为历史哲学、伦理学称为道德哲学一样。

20世纪初，政治学界开始萌生科学主义思潮，20年代的新政治科学运动率先提出政治学科学化主张，倡导引进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建立起类似自然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稍后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则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了政治科学的概念，用以表示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定量研究、经验实证、价值中立、描述和分析等的政治学方法与理论，把长期沿用的演绎推理、逻辑验证、从纯理论角度讨论政治本质和目的、具有浓厚道德与价值色彩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统称为政治哲学。

这时，政治哲学才获得了概念的意义。简单来说，它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其目的不是单纯的沉思，也不只是表述，而是提供建议。

研究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和政治理论的概念体系的学科。20世纪政治科学兴起后，学者就把传统上用思辨方法，从纯理论角度探讨政治的本质、目的和发展规律，具有浓厚道德色彩与价值色彩的政治研究称为政治哲学。其内容：

一是对政治的一般理论的研究，探讨政治的起源、本质、规律、规范、目的和手段；

二是对政治理论、学说、思想、观念本身的研究，具有“元理论”或“超理论”的特征，主要分析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命题的根据等。

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其他一切哲学形式都受制于政治哲学，所以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在当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家最高的行动指南，所以，由马克思哲学演变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哲学。

政治哲学即便在今天也并不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学科名称，在德国哲学家们依然还愿意按照德国学术传统使用“法和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这样的名称，尽管政治哲学这一名称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政治哲学在英语学术界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然而即使在那里，不少人依然宁愿将政治哲学归在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之下。在一些著作和大学课程里面，政治哲学也与社会哲学放在一起讨论。这些现象在给确切地理解政治哲学的界定带来困难的同时，却也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对象提供了指针。法和权利、国家、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都是政治哲学的关注对象，而道德哲学则是奠定政治哲学的基础的一个部分。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

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政治哲学应当被理解为关于政治的哲学研究，就如法哲学乃是关于法和权利的哲学研究，国家哲学乃是关于国家的哲学研究一样。秉承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理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处理本学科的论题，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

但是，这个定义本身就包含了许多需要澄清的概念，比如真理、真正的知识、政治和政治事务和完善的政治制度。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思想家对这些概念通常具有不同的、大相径庭的乃至正相冲突的理解和诠释。这些歧见不仅牵涉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而且也关涉方法和视野的殊致。这些概念以及理解和诠释的异趣在下文都会得到讨论，这里首先从关于政治的诠释着手分析。

在现代学术领域，韦伯的政治定义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分析什么是政治时，韦伯直接从国家来着手，“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

在韦伯看来，国家的特点在于它所拥有的特殊的手段，这就是使用暴力。“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也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的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

我们看到，韦伯这个定义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印迹，后者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这种镇压既包括政治统治，亦包括经济压迫。然而，韦伯的定义比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更具一般性，并不仅仅将权力局限于镇压和压迫的功用。

不过，垄断暴力虽然是国家的典型标志，但却不是一般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体现为权力分配，但是权力却是有其指向的。人们如果考察对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指向，那么就会发现政治原本具有逾越国家权力界限以外的功能，或者换言之，政治不仅先于国家，而且其功能要比国家的作用更为广泛和深入。

达尔在分析现代政治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称之为政治的每项事物，拉斯韦尔也称之为政治，但拉斯韦尔认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韦伯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韦尔就认为一个商行或一个工会，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

达尔这里所说的控制、影响力和权威的人类关系都可以归在一般的权力及其作用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就是人类群体之中的权力运作。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就是，政治权力的一般的和最终的目的是用来分配嘉益，而所谓社会嘉益就是从权利、财富、地位一直到环境、教育等等所有人类社会之中为人所必需、追求和尊敬的东西。

以分配这些社会嘉益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始终是在一定的群体之中，依照一定的原则，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实现的。这些原则、制度和其他体制性的规定，都有某些规范和价值观念为其根据，而所谓根据或者是解释那些原则和制度之所以如此和必要的理由，或者是说明改变那些原则和制度或者建立新的原则和制度的理由。这些解释的理由直接关涉个人、社会及其各种组织形式而表明对它们的根本的态度。

分析和检视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念，并且诠证它们的正当性，而且以此为核心研究和评价政治的原则和制度，提出并诠证新的规范和观念以及新的原则和制度，就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对象。达尔认为，“政治哲学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曾特别关注关于价值、规范和标准的信念。” 不过，现代勃兴的实证主义并不认为政治哲学应当承担这样的任务，而将注意的中心放到政治哲学的语言分析上面。

政治哲学如果不以政治的规范和价值的观念为自己的中心关切，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就是以这些观念性的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为契机的。

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就是为一套适当的制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保卫民主的自由权和平等，而这样一种基础首先是观念性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诺齐克的态度与罗尔斯是一致的，他说，“道德哲学为政治提供基础和界限。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约束，也限制着人们通过一种国家机器可以做的事情，或者为建立这样一种机器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诺齐克对政治哲学采取一种狭义的理解，即它所关切的是国家是否必要以及何种国家才是必要的问题。“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一个先于有关国家应如何组织之问题的问题，是任何国家是否应当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无政府呢？由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如何可靠的话——不啻是对政治哲学的整个主题的釜底抽薪，故而在开始讨论政治哲学时，首先考虑它的主要对手无政府主义者是恰当的。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并非无吸引力的人们，将认为政治哲学也有可能在此终结。”

政治哲学虽然不以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的实证研究为中心关切，即不以政治是如何的为自身的中心关切，但在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学术必然要涉及、引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讨论这些问题。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它的中心关切是政治应当如何，不过，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学科并不脱离社会-历史的背景来讨论“应当”问题，而始终将现实的社会-历史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必然要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讨论，我们这里可以做出一个总结：

政治是人类在一定社会团体内为分配社会嘉益而发生的各种行为和所产生的各种制度；这里所谓的社会团体一般具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度、一定的领土。政治的范围无论就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维度来考虑，还是就其空间维度来考虑，都要大于国家的模式。然而，无论如何，国家是人类政治的最为集中、典型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有时也直捷地将政治哲学的对象归结为国家。

我们可以给出自己的政治哲学的定义。政治行为以及原则和制度需要一定的观念作为指导，这些观念可以有各种来源。于是，政治哲学研究上述政治行为所遵循和遵守的原则和制度，这些原则和制度所从出的规范和价值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以及由这些原则和制度构成的基本结构；研究各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就此提出的各种判断和观点；政治哲学同时还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

在这里，人们还就什么是社会、个人、国家或权力机构发生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涉及事实，而且也涉及人们为自己的理解所建立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就属于规范问题，因而也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

中国政治学界一般是在政治学分支学科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的。认为政治哲学是研究社会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又是研究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体系的科学,是政治学与哲学这两大学科体系的中间层次和中介环节。从哲学角度理解，它是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它是政治理论在哲学高度上的抽象和概括。作为方法论，政治哲学有别于行为主义倡导的政治科学。它一方面从大量的事实现象中概括出一般的原则、原理，寻找政治的一般发展规律；一方面从一定的原理、原则出发，演绎推理，描绘政治的发展趋势，力图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

西方学者囿于哲学流派的分野及在政治学研究对象与方法上的理解不一，赋予政治哲学不同的含义：

美国学者G.H.萨拜因赞同实用主义的看法，认为政治哲学内涵有三种要素：事实、因果关系、价值。政治哲学要对政治现象的事实作出分析和判断，抽象地考察这类事实现象已有的和可能的影响；研究事物之间一种状态引发另一种状态的可能性关系；从某种信念出发，根据一定的标准判断是非好坏并作出选择。

L.斯特劳斯坚持“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

H.埃克斯坦通过政治哲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比较，认为政治哲学至少在主题、范围、论证标准三方面与众不同：就主题而言，政治哲学既涉及到方法，也涉及到目的，即不仅涉及到事实问题,还涉及到标准问题,涉及到抽象的道德原理或当前的实际活动问题；就范围而言，政治哲学主要以系统结构为其特征，这种综合的政治理论结构包括概念、范畴、方法和体系；就论证标准而言，政治哲学强调连贯性和因果关系。

尽管中西方学者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或表述不一，但对其基本精神和内涵的认识有相似之处,即: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一般理论，是关于政治一般理论的理论。

所谓政治的一般理论，即从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把握政治及其关系的实质，探寻政治的起源、本质、关系、功能、过程、规律、规范、目的、手段等；

所谓政治的一般理论的理论，即埃克斯坦所谓的“超理论”。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政治理论、学说、思想、观念自身，如政治学基本概念、范畴的确立，政治理论科学体系的建构，政治分析原则与方法的选择，政治逻辑的普遍本质和内在联系的规定，政治价值评判及其标准的设置等。这两大方面的内容勾勒出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即重在价值研究、目的研究、规律研究、原则研究、规范研究、方法研究和理论研究。

政治哲学在中国没有成熟的形态,也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这与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以及思维特性有关。就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的主要特点有：

①礼仁结合的本体论。“礼”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是国家和社会的规范、秩序、制度的概括与抽象。“仁”是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即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也意味着社会最高层次的理想境界。礼仁结合，互为目的手段，互为因果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框架。

②天人合一的神权政治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巧妙地将人、社会，自然糅合在一起，含有一种自然法则的精神，既回答了权力的本质问题,为封建等级制提供理论依据,又是一种治国之道或统治之本。“天”是自然，是上帝，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奉天法古、顺天因人成为统治者信守的原则。

③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从西周“敬德保民”的朦胧意识发展到盛唐时期成熟的民本主义，从反面认识了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水,亦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成为统治者调整政治关系，变换统治手法的主要依据，尽管从根本上说这是与统治阶级利益相矛盾的。

④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观。以“家”为模式解释“国”，又以“国”的原则规范“家”，家国不分，孝忠一体，君臣、父子关系在“齐家治国”中得到统一。以道德标准取代政治标准,以伦理规范取代政治规范,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评价和政治统治原则。

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演变大致经过下列阶段:

①古典时期。柏拉图从人的本性出发,根据一般的社会哲学原则构想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推导出人与国家的关系，设计一种由哲学王统治的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对100多个城邦国家分析归类,创建了政治学最初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以实现人类最高的善作为最优政体的标准。他们共同奠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哲学是世俗的、自然的，充溢着理想色彩。

②神学时期。在中世纪，君权神授、上帝创造国家是政治哲学论证的唯一主题。托马斯·阿奎那以其系统、精密的神学政治观，成为中世纪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教权大于皇权,上帝的意志是国家法律的唯一源泉。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沦为神学的奴隶。

③理性时期，自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作为确立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思想准备，N.马基雅维利、J.博丹、J.洛克、T.霍布斯、孟德斯鸠、J.-J.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提出并讨论了许多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理论，如自然法则、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平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分权与制衡、权利与义务、善与恶等。稍后的I.康德和G.W.F.黑格尔以其严谨的哲学体系论证了国家的起源、自由与法律、国家的真理、政体形成、国家与人等。黑格尔还以哲学家的深邃思维感触到国家背后某种法定性动因。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遗产，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最为辉煌的时期。

④颓废时期。19世纪资本主义统治确立，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一批资产阶级学者抛弃了人类理性，由批判性、建设性走向保守和颓废。J.边沁的功利主义、J.S.密尔的自由主义、H.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F.W.尼采的“超人”哲学及其“权力意志论”等，越来越背离科学精神。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与资产阶级一同走向颓废是这一时期政治哲学的特征。

19世纪中叶，在资本统治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及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趋于成熟的前提下，K.马克思同F.恩格斯一道，重新审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政治生活，使传统的政治哲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使之转化为科学政治观形态，开创了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

①从根本上否定了确立在神的启示、人类理性、绝对理念、永恒正义基础上的政治观，从社会生产力状况、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并从其中找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

②尊重社会系统诸因素、条件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从历史的总体联系中提示和把握政治及其历史进程内在的规律性，反对自我封闭在纯思维的范围内。

③主张把政治哲学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为革命制定正确的策略，对应采取的策略细节的正确性进行有效的判断，从而创立了科学的政治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界风靡一时的科学化思潮使实证研究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尤其是“价值中立”口号的出现，人们惊呼政治哲学已经不复存在或正在消失。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以来没有权威的政治哲学著作问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离不开政治哲学。这些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涌现的存在主义、实证主义、保守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以及法学派、伦理学派、社会学派和分析学派等都属于政治哲学的流派或都涉及到政治哲学的领域，包括行为主义政治学本身，当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时也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因此，政治哲学并未消失，只是在行为科学冲击之下，发展较为缓慢，且影响甚微，或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60年代后，随着J.B.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又出现生机。这不仅因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同样未能提供解救社会的良方，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民主、平等、自由的实际要求及理论要求更为强烈和迫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的政治学体系离不开一整套概念、范畴，离不开价值与事实的科学分析和评价，人类政治生活的日渐复杂，需要应用的专业技能，更需要说明的理论和知识，政治哲学不仅需要存在，而且十分重要。但西方政治学界因其利益原则、政治视角和理论基础的限制，加之政治哲学分化严重，各学派隶属关系不一，明显带有所属学科的特征，一时难以形成相对集中的主题，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