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汉语词语，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概念，在这个条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身意志而行动，并对自身的行为负责。

意指由宪法或根本法所保障的一种权利或自由权，能够确保人民免于遭受某一专制政权的奴役、监禁或控制，或是确保人民能获得解放。

自律意义下的自由。康德在此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

“自由”的精辟解释是没有外在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据阿克顿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的统计，思想家对“自由”的定义有200多种。所以，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说“自由是一个变色龙似的语”。自由广义的来说是动植物在自然规律范围内一切不受约束的行为。

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第4条（节选）, 1789年

简略来说，这四大自由便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

20世纪下半时期，以赛亚·伯林开始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觉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很多人为了抵制自由观念，把自由的观念绝对化，认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否认自由的存在与意义。他们提出“自由王国”的哲学定义，指的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而事实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对的自由。自由本来就以不侵害别人的自由的为前提，是限制的和有条件的。但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自由观念的无意义，相反，在限制之外，存在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恰恰是需要保护的。

而专制主义者，反对的就是个人的自由和这些的自由天地。因为个人的自由必然会瓦解到专制者行使的专制统治。所以，在专制国家，自由往往是不被广泛认可，其意涵也是受到刻意扭曲的。

20世纪下半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开始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negative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liberty）。

消极自由（negativeliberty）即没有受到别人干涉或没有受到人为的束缚。根据此一定义，x享有做y的自由，当没有人干涉x做y此一行为。比如说，当没有人阻止x发表他的言论，他就是享有言论的自由。但是，倘若x是因为欠缺某些能力或受到大自然的定律的束缚而不能做y，那么，x不能说是没有做y的自由。比方说，我们不能随意在空中飞翔，但，这并不涵蕴我们没有在空中飞翔的自由，因为我们只是欠缺有关的能力而非受到人为的束缚。

对于积极自由（positiveliberty），伯林提出过这样的说明：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来自于个人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命及决定是取决于我自己，而非外在的任何一种力量。我盼望只是成为自己而非受别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工具。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对象；我希望我是由自己的理性及自觉的目的所推动，而不是被由外来的原因所影响。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人物，而不希望变成甚么都不是；成为一个行动者—去做决定，而不是被决定。…我希望自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能动的存在，对于我所作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够通过提出我的想法及目的对这些选择作出说明。

根据上述的说明，积极自由的重点在于“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当我能够做自己的主人的时候，我就不是别人的一件工具，我就不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这时候，我的行为是由我自己的理性及自觉的目的所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大自然或其他人所决定和驱使。换言之，倘若我们能够做到作自己的主人，我们就是自由的了。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 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

在古拉丁语中，“自由”（Liberta）一词的含义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自由”与“解放”同义。英语中的 Liberty 即源自拉丁文，出现于14世纪。而 Freedom 则在12世纪之前就已形成，同样包含着不受任何羁束地自然生活和获得解放等意思。在西方，最初意义上的自由，主要是指自主、自立、摆脱强制，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独立。

在心理学上，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就是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这种决定当然是有条件的，是受到自己本身的能力、掌握的信息、外界环境的制约等限制。但是人的意识可以自己按照各种条件的约束，自主的选择如何行为。如果这种选择是发自内心的选择，就可以说是自由了。如果是受到了外界的强制和干涉，就是不自由了。这就是佛法所说的：“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这个自由的准确称呼是自由意识，这是人的基本权利。自由意识下，无论自由意识会带来什么后果，人都会自愿承担，这就是人的如意选择和尊严。无论基于什么目地，对自由意识的干涉都是违反人的本性的邪恶行为。

从社会学说，自由是不要侵害别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对于与他人无关的事情，是人自己的事情，那么人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事情，就必须服从不侵害的原则。否则，这个行为必然受到反击，至少是思想上的厌恶和不满。没有侵害他人的行为就是善行，就是自由的行为，而侵害他人的行为就是恶行，就是不自由的行为。正常的社会是鼓励善行，惩罚恶行的，并通过赏罚归正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相互侵害的发生，保护人们行善的自由。

从法律讲，自由就是不违法。然而实际上更复杂，因为法律有善法和恶法之分，善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为的。而恶法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规定只有按照其规定的行为才是允许的。因此，在实行善法的地方，社会学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是基本一致的。而实行恶法的地方，法律是限制自由的行恶的工具了。

从政治方面看，自由是人们有权选择自己赞同的执政者，也有权不选择自己不赞同的执政者。就像《道德经》说的，执政者是要“以百姓心为心”，完全按照百姓的意愿管理国家。如果执政者不能做的时候，百姓有权更换，选择能够真正“以百姓心为心”的领导者。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与强暴。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保护人们的政治自由，尊重人们的自由意识，维护人们行善的自由，并制止侵害他人的恶行。

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不“自由”，因为人无法逃避选择的宿命。人是社会的动物，因而人无可逃避地会去选择了解，选择去爱周围的人，这是生而为人的天性。但是，每个人生来又都是不同的，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况且，人的心灵比树叶上的脉络更复杂，阴暗，所以，这就注定人和人之间永远无法去真正的理解，我就是我，我注定不能用我的思维去理解别人。如果两个人真的硬要了解对方，因为爱或是别的原因，那么当我越是努力去理解，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的距离只有越来越遥远。因为越是了解，就越能明白我们之间的距离，心的距离，思维的距离，心的形状是多么的不同，爱会淡去，了解的欲望将会变成疏离的渴望，因而人注定是孤独的。我们渴望一个大同的世界，可是如果世界真的只有了一个思想，那又将是一个怎样可怕又阴冷的世界，就像EVA里人类补完计划所展示的那样。从1789年至今，全人类都在为自由，为了选择的自由而奋斗，在那样的时代，拥有了自由的人高呼“every man will be a king”。可是现代，我们却发现我们从不自由到自由，从孤独无助到无助孤独，从一个怪圈进到又一个怪圈，哪里才是出路，或者我们根本无法逃避我们生而为人的宿命？我不要自由，谁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