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为西汉学者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发挥《春秋》经学之旨，阐述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政治道德观。

在西汉中期，董仲舒的学说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露》等数十篇。《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蕃”与“繁”古字相通。《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年一公元前104年）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

《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

董仲舒在书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董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概括而言，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董仲舒的历史观。

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董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个新王朝重新享有天命。

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董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中》本，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点校本收入到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裏面

秦政成功的经验为汉政所继承，秦政失败的教训为汉政所吸取。汉初对外和亲避战，对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建立中央、地方，设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相对宽松，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藏起来的典籍得以再现，大批隐退于民间的学者得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局面。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齐人。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与齐国大一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齐威王、宣王时期，国力强大，“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荀列传》）当时游学齐国的孟子，就认为齐国有希望统一中国。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齐国已据有二，“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因为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传》）齐国统治者励精图治，怀有统一天下的强烈愿望，广招学士，优厚待遇，使之讲习议论，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稷下学士，盛极一时，各家虽异说，但对全国统一，形成共识。孟子主仁政而王，认为“以齐王，由反手也。”（《公孙丑上》）《黄帝四经》说：“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经·成法》），“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说：“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适不往，不可谓帝王。”王者以道莅天下，执一无为，“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道德》）《管子》对统一大势，描绘了种种蓝图。如《霸言》中对霸业和王业的设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于天下……书同名，车同轨”的大一统思想。《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构想（《儒效》），以及向齐闵王相田文献策，“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强国》）。

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是通过实行统一历法来标志的。《汉书·王吉传》载王阳上疏中说春秋大一统政治含义很明确，“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大一统在这里，成了天经地义的古今常道。它不仅表现在“改正朔”的历法一统天下，而且包括各个方面。颜师古对此作注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师古之注，本于董仲舒。董仲舒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本传）“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也。”所以，“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数之始，物之极，“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为什么贵乎元而言之呢？“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这里的“一”，“元”和“天者万物之祖”的“天”。

天下变，道也不变与不变故易常

人们常认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是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话是在回答汉武帝策问：“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认为，“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三代圣王，因循继统，从容中道，王道条贵，故不言其所损益，因此说“天不变，道也不变”。三代之后，情况不同，夏桀殷纣，逆天暴物，殷之继夏，周之继殷，是继乱世而治，天命改变了，王道也要改变。他对上述两种不同情况的结论：“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变道也不变，圣王继乱世，则“扫除其迹而悉去之”，今汉继秦后，“如朽木粪墙”，必解而更张之，必变而更化之。

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并征引“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汉武帝“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见本传）“更化”是董仲舒独特的思想，不变之道只有通过更化“变”取得。《黄帝四经》说：“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措刑不当。”（《姓争》）人事是变化不定的，在处理其事务时，擅自改变一贯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无收获，刑罚也会不当，因此要不变故易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