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男，西汉燕（今属河北）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王刘舜太傅。武帝时，与董仲舒辩论，不为所屈。治《诗》兼治《易》，西汉“韩诗学”的创始人，其诗语与齐、鲁大不相同，他推测《诗》之意，杂引《春秋》或古事，与经义不相比附，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皆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燕、赵言《诗》皆本于韩婴。赵子、淮南贲生即其高徒。赵子传蔡谊，三传形成韩诗的王学，食子学和长孙学，学徒甚多。后人认为他的《诗》学不如《易》学精深，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韩《易》两好之，更从受之。

韩婴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其思想直接承袭荀子，但又尊信孟子，以“法先王”代替“法后王”，以“人性善”代替“人性恶”。使儒家内部斗争最激烈的两派观点达到统一。他吸收周秦观点，并加以改造和更新，认为“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统治者必须节制欲望，“轻徭薄赋”，“使民以时”，避免战争；以“谦德”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即“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国家，近足以守其身”。为了维护大一统，他主张忠高于一切，孝从属于忠，若忠孝必舍其一，则宁做忠臣，不为孝子。臣下对君主要“以道覆君而化之”，“以德调君而辅之”。对君主进谏要讲究方式，他认为比干“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伍子胥“以谏非君而恶之”，是“下忠”。因而反对廉洁直方，不赞成传统儒家崇敬的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等人的廉洁气节，而赞成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从而使臣民不为名不为利，能上能下，不悯不怨。不耻污君，不辞小官，百依百顺的顺民。

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贵民”的思想。认为“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统治者要“以百姓为天”，要想治理天下，必须“养民”。统治阶级必须不淫佚侈靡，应节俭，“用不靡时，养不害生”，以达到“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为此，必须“教民”。以为“愚民百万，不为有民”。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众，提出“国之命在礼”的主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不成，王公由之所以-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复礼，继承和发扬荀子“礼起于欲”，“养人之欲，给入之求”的主张，提出“因情从欲”的观点，认为“人的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芳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否定孔子“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主张对百姓“教御以礼义”，认为“百礼洽则百意遂，百意遂则阴阳调，阴阳调则寒暑均，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清则风雨时。风雨时则群生宁，如是雨天道得矣”。

韩婴的思想主张为广泛传播儒家思想，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了思想准备。《汉书·艺文志》《易》类有《韩氏》二篇；《诗》类有《韩故》36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南宋以后，仅存《韩诗外传》。清赵怀玉辑《韩诗内传》佚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

魏文侯问狐卷子：“父亲贤明，子女就可以依赖吗？”狐卷子回答说：“不可以。”“儿子贤明，父母就可以依赖吗？”“不可以。”“兄长贤明，弟妹就可以依赖吗？”“不可以。”“弟弟贤明，兄长就可以依赖吗？” 不可以。”“臣子贤明，君主就可以依赖吗？”“不可以。”魏文侯立刻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责问：“我问您五个问题，你都说不可以依赖，这是为什么？”狐卷子回答说：“父亲贤明，没有能超过尧的，而他的儿子丹朱傲慢荒淫，后被流放；儿子贤明，没有超过舜的，而舜的瞎眼父亲与小儿子象合谋杀害舜，后被拘禁；兄长贤明，没有能超过舜的，而他的弟弟象被放逐；弟弟贤明，没有能超过周公（周旦）的，而他的兄长管叔因搞叛乱被杀；臣子贤明，没有能超过商汤和周武王的，而其主夏桀和商纣因荒淫残暴，遭到讨伐。所以老是想依赖他人，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恃仗他人也是不会长久的。（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你想使国家得到治理，应该从自身做起。别人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