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金融家、慈善家、诗词楹联家，“江苏五才子”之首。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时，张謇在侨居地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区常乐镇）敦裕堂内出生，排行第四，其生母即为金氏夫人。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命他随三个兄长入私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并为其取名吴起元。至10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12岁时，父亲张彭年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镇宋效祁先生教授孩子。14岁时，因宋效祁病故，父亲命他背着书箱前往西亭，从宋效祁的从子宋琳读书。

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准备考秀才，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冷籍”。按照当地的科举习俗，冷籍需要多付出报考费。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老师宋琳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驹。张驹同意张謇冒充他的孙子，以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把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并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发审局，参与案件审理，邀请张謇担任其幕僚同往。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窘境，张謇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光绪二年（1876年）夏，由于发审局人事复杂，张謇苦不能为，于是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成为吴长庆的淮军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

光绪十年（1884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孙云锦出任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张謇转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录取为“第二名”，时称“南元”。但是从1885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中间，张謇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职，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先后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光绪帝争取若干实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以主战著称，曾单独上书参劾李鸿章。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但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3月，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慨然应允；同年夏，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10月，列名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筹建纱厂，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是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不久翁同龢却被慈禧罢官。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同龢的遭遇，使张謇目睹了官场的险恶；7月21日，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光绪二十五年（1899）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刘坤一、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张謇是暗中牵线人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詧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4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他对明治维新的效果赞叹有加。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同年，为了解决木船驳运江中轮船货物效率低的难题，张謇决定在天生港筹建码头，为此咨呈两江总督周馥，申请自开商埠。后来张謇出面募集资金，在天生港建了两座名为“通源”“通靖”的码头，并对附近江滩施以抛石护滩，抵挡江潮，由此开启近代南通港建设的历史。同年，大生纱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此外，张謇还在这一年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汤寿潜、郑孝胥等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

宣统元年（1909年）10月14日，张謇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宣统二年（1910年）1月，请愿团抵京，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发起第二次请愿发动，再次被驳回。10月，发起第三次请愿发动。同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南通市区开始用电灯照明。

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起草了退位诏书；随后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民国二年（1913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创办南通城乡邮政和电话业务。同年，张謇派郁芑生和秦亮夫去英国考察相关企业，电厂是考察的重点。张謇从西方纺织企业的现状，看到大生纱厂的不足，特别是动力供给上的落后，决计以电力替代蒸汽动力。

民国3年（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的生产。

民国5年（1916年），张謇建立第一所民办气象台。

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民国8年（1919年），张謇将上海人姚祥堂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东台用电的困难。同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同时，南通电厂（后改为天生港电厂）开始启动设备的采购。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

民国10年（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同年，天生港电厂动工兴建。

民国11年（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同年，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有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民国15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张謇一生创办了100多家企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甲午战争后，张謇弃政从商，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其“实业救国”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张謇认为经济才是根本。

第二，张謇是一位坚决的重工主义者。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第三，张謇呼吁“棉铁主义”，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棉铁主义”的产业政策是既可以解决对外贸易逆差问题，又切合时宜的工业化路线。西方第一次工业化是从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开始的；后来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张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照抄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

第四，张謇善于利用多年从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力争官方支持，发展民间资本。例如，张謇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对于他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元年（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但是，他跟洋务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贯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并且以他为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

当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他并未忽视发展商业。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将培养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顺着这个思路，走上了状元办厂兴学的道路。

张謇“振兴实业”是为了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他兴办实业，也是为了“养民”。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张謇在大生纱厂赚得丰厚利润之后，踌躇满志，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又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多万元。张謇的实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为了“养民”，在苏北沿海各县，张謇还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资本估计达到1600多万元，围地413万多亩，已垦地98万亩，年产棉11.6万余担。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大约3300多万元。大生系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

另外，晚年的张謇由主张依靠本国资金兴办实业，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或中外合资设厂，转变为主张对外实行“开放主义”。张謇作为立宪派首领，辛亥革命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是，他对在这个革命政权下发展实业，毫无兴趣和信心。袁世凯窃权后，他出任袁世凯政权的农商总长，他认为这是自己“振兴实业”的抱负可以顺利实现的时机了，急忙草拟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想趁机“大展鸿图”。但袁并不予支持，张謇便转而向帝国主义伸手求援，提出了“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来“利用外资”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主张实行全面的“开放主义”，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集团共同出资，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张謇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还是力图争取比较合理的条件的。

宣统二年（1910年），由张謇、瑞征等人发启，由冀、鄂、苏、皖、赣等五省协款40万元，但实际只筹到20万元，在景德镇成立江西瓷业公司。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并为立宪开展了大量活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向朝廷递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不啻是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和张謇对中国的区域（含城市）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宣统三年（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宣统元年（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宣统元年（1909年）9月，张謇筹办成立了江苏咨议局，此后，各地咨议局陆续成立。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咨议局力争立法权力，于宣统二年（1910年）连续三次在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号召的请愿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内阁”名单和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哗然，抗议浪潮高涨。张謇赴京直谏摄政王载沣，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建议：与美国开展国民外交、治理淮水、保护农工商业、加强咨议局作用等。

辛亥革命后，张謇迅速地转向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宣统三年（1911年）11月6日，他致电奉命进攻武昌的袁世凯，劝他尊重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现实，赶紧前往北京，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

民国元年（1912年）1月6日，张謇与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在南京会晤。1月10日，他打电报给袁世凯，解释设立临时政府是为了稳定南方形势而不得已为之。他还暗示让段祺瑞等向清廷请愿逼宫。这一建议，正合袁的心意，他的确也是这样行动的。同年，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张謇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

民国9年（1920年），张謇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张謇一生创办了40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扬州大学前身）创办，翌年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专设师范教育机关的开端。同年，创办通海农学堂，1906年附设为通州师范学校农科，1919年改称私立南通农科大学（今扬州大学前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

宣统元年（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江苏省南通中学前身），并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宣统二年（1910年），基于在创办江西瓷业公司的过程中产生的“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实业所到即教育所到”等认识，在张謇等有识之士奔走疾呼下，经清廷农工商部批准立案，直隶、湖北、江苏、安徽等地方政府支持下，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陶瓷专业学校——中国陶业学堂（今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

民国元年（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改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同年还创办了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今南通大学医学院、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前身）以及创办了南通纺织染传习所（今南通大学、东华大学、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民国6年（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

民国9年（1920年），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前身）成立，张謇是主要创建人之一。此外他还陆续创办了南通图书馆（今南通市图书馆前身）、南通盲哑学校（今南通特殊教育中心前身）、南通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等。

张謇对书法教育特别重视和用心，在其所创办的很多学校中都开设书法课，依据学校的等级、层次、专业不同，对学生习书提出不同的要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成立通州师范学校后，非常重视师范生的书法教育。在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他把国文作为师范生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通州师范学校学课章程》中规定，四学年中每年都开设国文课，第一学年每周6课时，后三学年每周3课时，所占学时比例较大。而“习真、行、草三种书法”作为国文一科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每学年都开课学习，并在第三、四学年增加学习“教授习字之顺序方法”，不但要求学生学习掌握真、行、草三种书体，而且还要求学生掌握书法教学的技巧方法。张謇逝世前数月还在《为师范甘肃毕业学生演说》中，从执笔、用笔、结体乃至书法与修养的关系等方面为师范生做了详细的讲解，将其对书法的体悟理解教给学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謇为了给社会培养秘书人才创办了国文专修科，附设在通州中学。学生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到省、道局实习。在《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中他将“奏议、笺牍、记叙、真行草书、历史、地理、掌故为必修科”，把真、行、草三体书法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学习。同年，张謇为了推行女子职业教育，在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课程设置以刺绣为主，同时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也开设了书法课程，并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如陈衡恪等都曾为女工传习所学员授过课。而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在通用课程中也设有书法课，张謇还亲自“批阅学生的书法习作，并对书法成绩优异者给以具体指点”。可见其对书法教育的重视。

张謇在初等教育中也非常强调书法教育。在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呈学部文》中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提出了较多反对意见，如学制年限和课程设置等，其中对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偏少表示很大不满。他认为在初等教育中读经时间过长，而对中国文字学习时间过少，建议在初等教育中增加学习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学习时间。

张謇在对学生的书法教育中，并不仅将书法作为一门技艺来看待，而是注重书法与人品、修养之间的关系，以书法促进人品、修养的提高。其次他强调修养学识对书法的影响。

在张謇对书法教育的推动促进下，如王个簃、丁吉甫、陈曙亭等一批书法篆刻人才脱颖而出。

张謇在书法上刻苦用功，至老而不衰。他早年因为一心功名，通过院体、阁帖而进入书法门径，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也奠定了他书法的欧、褚笔意和法度。而他金榜题名而成为状元之后，先是步其恩师翁同龢浑厚凝重的书风，而后师法黄庭坚，临终前一两年还在临帖怀素，潜心苦研。

张謇书法是欧、褚、颜的底子，据他自己临书之记载，年轻时临褚遂良的《枯树赋》《圣教序》 和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争座位帖》。四十一岁临 《瘗鹤铭》，四十五岁临《曹娥碑》，张謇中年以后，特别爱重黄庭坚。晚年还在临怀素、孙过庭。从张謇一生书风的演变情况来看，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22-40岁）书风追求平稳，端庄正直，笔兼欧、褚，且带有柳意，代表作有《四时读书乐》等；中期（41-65岁）刻意求变，深得山谷之神韵，结体潇洒矫健，笔意坚韧劲拔，代表作有《墨竹赋》等；后期（65-72岁）融会诸家而用笔自出匠心，厚朴沉着，书卷味浓郁，形成了“张书”之气象，代表作有《东奥山庄记》《望稼楼联》等。

书法理论家孙洵在《民国书法史》一书中把张謇列为“以行书闻名”的重要书法家，他在研究了张謇的信札之后这样说：“张氏精擅书法，学颜而掺以欧阳率更。立意沉醉，外柔内刚；字体馨远，举止安和。有隋唐楷行嬗变的风采。”孙询认为张謇“晚年随意所书，奇逸劲爽，自由营造。”

张謇于1903年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是一家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印刷出版机构，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印书局对书法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翰墨林印书局兼营书画交易与装裱等，促进了当地书画界的交流；同时张謇利用印书局编印了很多习字帖供学生临摹学习，并将他自己写的部分字帖印刷发行，如《狼山观音岩造像记》《千龄观记》《顾生母墓志》等，扩大了书法的传播范围与途径，为南通文人学子学习书法、书法交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为地方书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另一方面，张謇强烈的文化意识及改良社会的使命感，使他始终以极高的要求和规范来促进翰墨林的发展，对高端艺术人才的使用也极为重视。在张謇邀请至翰墨林工作的人才中，如诸宗元、李苦李、金泽荣等人在书法篆刻上都有较高的造诣，这些文人的加入，使翰墨林成为文人雅士书画交流的场所和平台。

由此可见，张謇创办翰墨林印书局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近代出版业上，在促进近代书法的交流与传承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苑，开启中国文博事业之先河。张謇建博物苑的目的，一方面是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将博物苑作为学校教育的扩展延伸，使之变成传播科学、普及知识的场所；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金石书画等的集中保护和交流。为了扩充馆藏量，张謇在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物，多次发布启事。1908年发布《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1915年又发布《为博物苑征求本省金石拓本》。可见在馆藏文物的征集中，张謇非常注重对书法真迹、碑帖拓本的收集整理。为了做好典范作用，张謇将自己的收藏悉数捐到博物苑，据1914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中，书画类登录101件，其中张謇本人捐赠的就有71件。在给其子张孝若的信中曾叮嘱其将三希堂帖等转交博物苑。在博物苑藏品鉴定考订的过程中，张謇邀请了在通的书家学者如陈师曾、诸宗元、宣子野、尤金镛和金泽荣等参加工作。

南通博物苑的创立，收集保护了众多的书画珍品，同时也使得以前的私藏能够面向公众开放，使普通民众得以目睹为数甚多的书法碑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书法修养，促进了南通整体书法水准的提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席子佩发起，计划仿照企业制度建立一个联合公司保全旧书业的利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席子佩离开另组图书公司。此时实权转入曾少卿等人手中，延请张謇（时兼任江苏教育会长）任董事长，张謇与马相伯就是在此时成立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巩护我国教育权、驱策文明之进步、杜绝外人之觊觎、消弭后来之祸患”为宗旨。可以看出，张謇并没有完全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思维来考虑发展，而是兼顾了社会责任和文化信仰。

民国元年（1912年），张謇创办了中国早期公共图书馆之一——南通图书馆（今南通市图书馆前身）。 张謇邀请南通师范学校培养的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早期建筑师孙支厦设计图书馆。他在著述中记载：“民国元年，里少年尽毁诸神祠。謇于是谋诸兄谋耆老，……因岳庙为图书馆。”“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两廊办事室十间，道故斋上下六间，燕息亭三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等十三间，共六十七间，计用银万二千元。书橱二百架，计用银一千二百六十元，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謇赠者八万卷强，职员六人：馆长一，馆务主任一，编辑及保管二，庶务一，收发一，规定每年馆用一千六百元，增购图书二千元，校对、装订等费用四百元，共四千元。其预筹而未设者：儿童阅览室，妇女阅览室，并置巡回书库。”图书馆开创时，藏书、馆舍规模已不算小，以后又进行了扩建。最主要的一次在1918年，张謇之子张孝若访美归来，叙述了国外图书馆得到重视的情况，张謇“乃拓地馆西为楼，亦十有六，筑复道以迎，庋书之架椟，凡三百三十。先后凡用银二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元。岁用之银二千四百元或强。”创办南通图书馆，是张謇对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张謇创办了南通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星报》。《星报》主要就是反映立宪运动和地方自治的情况，在表达南通新派封建士绅观点的同时宣泄新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不满和官场陈腐的愤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时局剧变，《星报》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终刊。但以《星报》为开端，张氏家族相继创办了《通报》（1912年）、《新通报》（1914年）、《南通新报》（1918年）、《南通报》（1919年），开一代报业的先河。

除了《星报》，作为南通的第一份对开大报，创刊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通海新报》的报头“通海新报”四字楷书竖排也为张謇所题。作为近代地方性民营报业的缩影，这些张謇创办、支持的报刊起到了启迪民智、维护民权和锻造国家意识的重要作用。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张謇为最大股东，连同史量才、赵凤昌、应德闳、陈景韩四人以12万元银价，从席子佩手中购得了《申报》的产权。史量才任经理，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不仅如此，在经营理念方面史量才也受到了包括张謇在内的民族资本家们实业救国的深刻影响。张謇的提携使得史量才迅速进入了实业资本家的圈子，通过加入立宪派兴办实业，参与政事的活动，史量才彻底成为了一个具有市场头脑的经营人才。由于张謇、史量才这批股东超前的发展眼光和敏捷的商业思维，《申报》在短期内飞速发展。1912年《申报》仅仅发行7000份，到1917年一下飙升至2万份，1925年就突破了10万份， 1932年达到了空前的15万份。

张謇是近代中国以科学方法规划治水的先驱。 1911年，他便自费组建了30多人的测绘队，开始测绘淮河水系。他先后担任过导淮督办、全国水利总裁（水利部长），留下了大量的以导淮为主的设想、规划、方案等文字，以及测绘图纸等档案。

《通海新报》（1926年8月25日）：张啬公先生道高望重，举世钦崇，其尽瘁地方自治事业，维护东南安宁，嘉惠通邑人士及苏省各县者，实足令人铭感无已。

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江苏省省长陈陶遗联名电文：硕学巍名，文孚特望。甲午而后，力图自强，孜孜以提倡实业、教育为职志，在籍创办各工厂、公司暨各专门学校，逐年推广，成绩昭然。厥后办理地方自治及各公共事业，尤能尽心规画，卓著劳勋。综其生平事迹，实足上裨国家，下益社会；东南耆旧，无与伦比。

民国政府《大总统令国务院摄行》：前农商总长张謇，耆年硕德，体国忠诚，位望崇隆，邦人所重。民国肇造、于建设因革诸大端多所赞助。嗣后总筦农商及督办水利、导淮、商埠各事宜筹画经营，效绩昭著。比年引退，尤复振兴实业，造福邦家。

近现代思想家胡适：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1984年7月7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昌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挽联与哀诗·挽张謇老前辈》：成败由天，毁誉由人，一生经济文章，都从实地做起；细行不矜，大德不渝，盖世功名事业，那堪浊浪淘来。

当代学者章开沅：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又在创造新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是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改变的契机。历史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经济学家熊映梧：“实业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謇，积极主张发展工商业，以富民强国。张謇是中国的“重工主义”者。

人民网：张謇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大器晚成，前半生勤奋读书求取功名，终于在四十一岁时一举获得状元头衔，却不满于自己当官无助于救国，毅然放弃仕途，从头再来，投身于实业和教育。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硕果累累，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以自己的实践亲自见证了一个爱国者的满腔热情，成为历史上众人皆知的“状元实业家”。他的伟大事业为后人景仰，他的光辉成就将彪炳史册。

2011年9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百年回顾与展望》序言中指出，张謇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实业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为发展民族工业付出了艰辛努力，他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为人称道。

2012年10月9日上午，江泽民同志及夫人王冶坪同志在京亲切接见了专程赴京汇报的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虞丽娟、校长潘迎捷等一行。当谈到学校创始人张謇最早提出“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的主张时，江泽民指出，张謇先生很有战略眼光。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当提到张謇时，称他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2020年11月12日下午，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顾延卿是如皋顾家埭人，和张謇是同科秀才，结成了知已朋友。在张謇遭到张驹软禁时，他很是愤慨，认为“张謇借籍应试，本属无奈，怎能让小人贪财借题发挥断送英才呢？”顾延卿从家中凑足银两，到县里四处奔走，疏通了学官，在县衙上下打点，官员们都知道张驹告状底细，又受了顾延卿的疏通，都同情张謇，默许张謇逃出学宫，知县也不予追究。张謇逃离如皋直奔顾家埭，顾延卿派人在路上接他。两人相见感慨万分，张謇当场写了一付对联。“半世仇人张世德，一生知己顾延卿”。此联知者甚众，以后在顾延卿的帮助下，张謇入了通州藉，中了举人，最后中了状元。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光绪十八年（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张謇家祖籍江苏常熟，元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张謇的祖先从常熟土竹山渡江迁移到通州金沙场（今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定居在后来叫“三姓街”的地方（今三姓街村），世代业农。到了清乾隆年间，原住在石港镇的张謇高祖张元臣（字西园）携子张文奎等迁到金沙东五里庙河南瞿家园。

嘉庆元年（1796年），张文奎去世，其三子张朝彦的两个哥哥都已离家，张朝彦与母亲在一起生活。在张朝彦16岁那年，其母亲暴病身亡。张朝彦因被骗入赌场而输光了家产，流落到金沙镇，被在金沙场开瓷器店兼卖杂货的吴圣揆招赘为婿，张朝彦生子张彭年。嘉庆中叶，张朝彦携妻儿家小迁往西亭镇。同时，吴圣揆夫妇迁到海门常乐经商兼务农。道光年间，张彭年娶东台金氏为二房。不久以后，张彭年奉父张朝彦之命离开西亭，侨寓海门，在常乐镇长住下来，以孝奉母家，照顾外祖母殷氏。

张彭年（1818年—1894年10月15日），字润之。

金氏，东台栟茶（今南通市如东县栟茶镇）人，张彭年于道光年间娶的二房。

张誉，原名长源，张彭年长房葛氏所生。

张謩，原名长庆，又名吴庆华，金氏所生。

张詧（1851年—1939年），原名长春，又名吴首梅，金氏所生。字叔俨，号退庵、退翁，人称张三先生。

张警，张彭年长房葛氏所生，早年夭折。

徐端，乳名牡丹，张謇正妻，比张謇小三岁。两人于同治九年（1870年）订亲。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二十一完婚。

陈氏，光绪十年（1884年）春节后，徐端为张謇纳妾陈氏。光绪十九年（1893年）陈氏病卒。

管氏，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徐端为张謇纳妾管氏，1915年出家大悲庵。

吴道愔，南通如东双甸北吴家庄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徐端为张謇纳妾吴氏，生子张孝若，母以子贵，在徐氏去世后被张謇扶为正室。

梁曼容，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徐端为张謇纳妾梁氏，1909年，两人分手。

张謇与周家禄、朱铭盘、顾锡爵、范当世被合称为“江苏五才子”。

沙元炳，与张謇是同榜进士，又是莫逆之交。清末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与实业。1917年后，沙元炳多次应张謇之请，为沈寿治病。

孙儆，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金沙张载之宅相识并相交比他年长13岁的张謇先生。受张謇影响，他率先在通州金沙办起新式学堂（今南通市通州区金沙小学、通州实验小学、金沙中学、通州高级中学等），1912年当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副议长。

张淑，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母徐端，出生仅90天即死于小儿惊风。

张娴，张謇三兄张詧之女，张謇养女，四岁时不幸病卒。　

张孝若（1898年—1935年），本名张怡祖，字孝若，以字行，又字潜庐，张謇的独子，与张学良等人并称“民国四公子”。民国24年（1935年），在上海遇害。娶妻陈开成（父陈惟彦）。

张佑祖，字孝则，张謇养子。

张襄祖，字孝及，张謇养子。

陈开成（1895—1947），字石云，出身于安徽石埭官宦名门世家。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启明女中。1915年11月与张孝若结婚。她思想进步，支持革命，让女儿参加抗日活动，解放战争期间，又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和营救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余学慈，张孝若侧室，余觉侄女，余觉沈寿夫妇的养女。

李复初，张孝若妾，原上海名妓，张孝若遇刺时一并被伤，第二年2月3日因伤重死于南通医院。

吴端华，吴道愔侄女，张佑祖之妻。

张融武，张謇长孙，民国37年（1948年）底，融武知道大生企业在香港有空关住房，便携家人去了香港。二十世纪世纪六七十年代受聘于香港电台，讲解历史故事，后为香港大学校长所赏识，聘为香港大学国文和国语教授，1984年在香港病逝。

张绪武（1928年3月—），张謇次孙，张孝若次子，也是是张謇孙辈六姊弟中最小的一个。全国政协原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常务副主席。

张范武，张孝若与余学慈之子，1943年7月和张绪武等人在外祖父余觉的苏州石湖上方山下“渔庄”附近划船游玩时意外溺亡。

张惠武，张佑祖长子。

张炎武，张佑祖次子，新中国成立后在南通任教，退休后仍在南通博物苑工作。

张非武（1916年11月18日—2016年9月9日），字继岚，张謇长孙女，1937年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同年9月回到南通城里，会同亲友数人，自发组织起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把小妹聪武也带去演宣传话剧。随后随军北上，坚持抗日救国。1940年，57军一名长官，掉转枪口企图打内战，残害进步青年。她以去西安受训为名，离开部队到了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丈夫及朋友在美国办企业公司。

张柔武（1919年5月8日—），张謇二孙女，曾任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高级讲师、致公党南通市工委主委、南通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江苏省委副主委等职务。

张粲武，张謇三孙女。

张聪武（1922年—1938年），又名岑。四孙女。有文艺才华，在女师初中求学时，参加演出《雷雨》等剧。七七事变后，参与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原东北军）政训处（驻通）义勇宣传队的抗日宣传活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民国27年（1938年）3月，日军侵占南通后，张聪武去如皋小马桥参加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分配在战地服务团做宣传工作。是年中秋节夜，日军突袭小马桥，不幸被日军杀害。建国后，骨灰移葬南通市烈士陵园。

孟广珍，张绪武夫人。

姚剑，张炎武夫人。

张光武，作家，张詧之孙子、张謇侄孙。

张慎跃，张绪武之子。

张慎欣，1964年9月生，张绪武之子，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联华影艺发展公司董事长、中国爱国工程学会张謇基金会负责人，从事着实业工作。

张霅，张炎武之女。

王湛，张霅之夫，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张謇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

张謇墓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啬园内，墓地是他生前选定的，当时他还为墓门预作过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 会须身伴五山灵。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于濠南别业，同年11月1日安置于此。随葬品很简单，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1930年4月，墓前增立张謇身着西服大衣、手持文卷的青铜立像。张謇墓园一直由张氏家人管理。1956年，张謇墓园交由国家管理，1958年5月由张氏家属提议改名为“南郊公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年8月24日，张謇墓及铜像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1983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张謇墓。1985年8月8日，复立张謇铜像，并改称“啬园”。

张謇纪念馆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状元街东首，是一所江南园林式建筑。占地面积为33亩，园内建筑古朴凝重、曲径深幽，具有小桥流水的诗意。园内珍藏的上千件珍贵图片和事物，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张謇先生艰苦创业、实业救国的一生。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共接待社会各界群众30多万人次，1988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命名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江泽民同志为张謇纪念馆题名。

2013年7月2日，南通市文广新局，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市文博协会、市集邮协会等在南通博物苑内，举办“纪念张謇诞辰160周年特展”开幕式暨“张謇个性化邮票”首发活动，共同缅怀张謇。7月2日上午，张謇嫡孙女张柔武、嫡孙张绪武等张家后人，南通博物苑、大生纱厂、更俗剧院、图书馆、伶工学社、沈寿艺术馆等张謇生前创办的企事业代表，南通农院、纺院、高等师范学校、通师一附、二附等张謇创办学校的学生代表，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代表等来自社会各界200多人，齐聚在濠南别业张謇铜像前，向铜像献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束，表达缅怀之情。

2013年7月18日，由南通大学、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南通市委、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南通江海文化研究会主办，南通博物苑承办的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系列活动——沈启鹏捐赠“风物聿新”画作展开幕式暨《时代新象》首发仪式，在南通博物苑开幕。7月22日—23日，围绕“弘扬张謇精神，实现强国梦想”举行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4篇。23日，15位论文作者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从张謇精神、张謇的经济、政治、教育思想与活动等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展示了学界最新的张謇研究成果。

2016年3月24日，中国首艘万米级载人深渊器专用科考母船“张謇”号，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举行下水仪式。“张謇”号总长97米，型宽17.8米，设计排水量4800吨，巡航速度12节；配备1台11000米载人潜水器，1台11000米无人潜水器，3台11000米着陆器。同时，配备干性、湿性通用实验室、重磁实验室、资料处理室、网络信息中心等，并安装全海深多波束系统、浅地层剖面仪等声学设备，以及A型吊架、伸缩折臂吊、深海绞车等科考设备。

2012年11月6日，张謇职教思想陈列馆暨南通纺院文博馆在江苏南通开馆。

2021年1月6日，张謇企业家学院在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正式揭牌。

（影视形象参考资料：；概述图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