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原名启瑞，字芝泉，号正道居士，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华民国时期皖系军阀首领。

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1865年3月6日）午时，段祺瑞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太平集（今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太平村）祖居。同治九年（1870年），段祺瑞随务农的父亲段从文迁居合肥西乡城西桥大陶岗，后来人们多称他为“段合肥”。

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段祺瑞随段佩在宿迁军中读书，直至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段佩去世，他护送祖父的灵柩归葬合肥西乡小蜀山与将军岭之间的何家巷，回到了家乡。

光绪七年（1881年），段祺瑞怀揣仅有的一块银元，徒步数十日，来到山东威海投奔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在军营中任哨官。第二年（1882年），段从文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却在回家的途中被盗贼所害，盘缠被掳掠一空。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他只好函请本县缉盗，将之明正典刑。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范氏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父母双亡，弟妹年幼，给段祺瑞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恰在此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创立北洋武备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的消息传来，段祺瑞立刻报名应试。在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其时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段祺瑞二十一岁。在武备学堂中，段祺瑞学习颇为刻苦，“以力学不倦见称于当时”，每次考试的成绩名列前茅，得到李鸿章的赞赏，与王士珍等“齐名于时”。据冯国璋的四子冯家迈回忆说，段祺瑞在当时还与同学冯国璋、王士珍成为结义兄弟（冯国璋居长，王士珍居次，段祺瑞最小）。

光绪十三年（1887年），段祺瑞从武备学堂毕业，被派往旅顺监修炮台。当时旅顺港有海岸炮台十二座，陆地炮台九座，共安装大炮七八十尊。段祺瑞发挥专业特长，为炮台建设倾注了心血。

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李鸿章确定了选派北洋武备学堂学生赴德国学习军事的人选。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绩加之李鸿章合肥同乡的身份，获准与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滕毓藻赴德。

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段祺瑞等抵达德国，以官费进入柏林军校，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知识。留学期间，他广交各界朋友，观察德国先进的军事制度甚或政治制度，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次年（1890年）春，清政府特使洪春代表光绪帝前往德国埃森探望留学生。段祺瑞与同学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获得弗里茨·克虏伯的赞赏。

经过一年紧张艰苦的学习，段祺瑞和他的同学们通过了考核。在他人学毕归国时，段祺瑞被派到克虏伯兵工厂实习，据说这是李鸿章的特批。在克虏伯炮厂的半年时间里，通过观摩学习，段祺瑞进一步熟悉了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加深了对德国军事工业及军事现状的了解。

（“段祺瑞在德国留学时期”图册来源）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段祺瑞学成回国，奉派为北洋军械局委员。第二年（1891年），调到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沉滞在这一岗位上长达五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威海卫之战中，作为军事教官的段祺瑞深受抗敌官兵的爱国热情影响，“督率学生协守炮台”，与试图夺取炮台的日军展开激战。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段祺瑞被袁世凯调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担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随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仍统带炮队，并总办随营学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在山东观赏段祺瑞、王士珍、段祺瑞等所属武卫右军举行的秋操的德国胶州总督称他们为“北洋三杰”。这一称号被沿袭下来，得到世人的认可。又有人称三人为袁世凯麾下的“龙、虎、狗”。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段祺瑞由袁世凯保奏，“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任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年底，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段祺瑞又随袁世凯到保定。次年（1902年）6月，担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不久升为补用道员。他带兵到广宗县，镇压景廷宾起义。因镇压起义“有功”，被赏戴花翎，加勇号。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清廷成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 在袁世凯的保荐下，段祺瑞成为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并加副都统衔，成为袁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光绪三十年（1904年）兼署常备军第三镇翼长，次年（1905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又担任河间秋操（河间会操）北军总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调署第三镇统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月，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充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此后他又任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官差。因此，北洋军官多半成了他的门生、故吏。

袁世凯被罢官后，段祺瑞于宣统元年（1909年）12月被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1910年）12月调任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浦。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起用袁世凯，同时召段祺瑞入京，任命他为第二军军统，令其前往湖北镇压革命。段祺瑞先到彰德见袁世凯，请示机宜，然后入京请训，转赴湖北前线。袁世凯于11月到北京组阁后，派他署任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驻孝感。12月，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召开，他以军事实力支持袁世凯，对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和会上，南方代表坚持以清帝退位作为让袁世凯做总统的交换条件，这正是袁世凯所梦寐以求的；但当时清室皇族对“让位”问题迟疑不决，少壮亲贵尤坚决反对。于是段祺瑞受袁世凯指使，于民国元年（1912年）初率北洋将领四十六人两次致电清廷，“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请利害”。在各方压力下，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3月10日，成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

民国二年（1913年），段祺瑞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遣将，镇压孙中山等发动的“二次革命”。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调集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军队数万人，镇压白朗起义，为袁世凯的独裁统一效劳。

由于段祺瑞总揽军权，受到袁世凯的猜忌。民国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凯创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把陆军部的权力收归自己直接掌握。因此段祺瑞大为不满，遂把部务交给其心腹徐树铮（陆军次长），不再到部办事，而袁世凯也有心把他打入“冷宫”。次年（1915年）5月，他又称病辞职。在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中，段祺瑞有自己的想法，采取了消极态度。

民国五年（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和护国军兴起的形势下，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不得不把段祺瑞请出来，帮助他收拾局面。段祺瑞接受袁世凯的请求，于23日出任参谋总长，4月又接替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他一面与护国军打交道；一面迫使袁世凯交出实权，恢复国务院，组织责任内阁。

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随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当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成立，提出所谓经济“援华”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它看准了段祺瑞政府正是一个可以“援助”的对象，而段祺瑞也决心依靠日本的“援助”，树党营私。12月24日，他与寺内正毅派来的代表西原龟三密谈，商讨所谓“中日亲善”问题。

主词条：府院之争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系、皖系两个派别。段祺瑞成为皖系的首领。 这时，他大权在手，又俨然以北洋派正统首领自居，对非北洋派出身的总统黎元洪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不久，他们之间就各以不同的国际势力为背景，争夺权力，演成了“（总统）府、（国务）院之争”。 后经徐世昌调解，他们的矛盾一度和缓，但到民国六年（1917年）春，“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又成了双方的主要争执。段祺瑞希望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实力支持， 坚决主张对德宣战；而依靠国会支持的黎元洪以美国为奥援，表示反 对。4月，段祺瑞召集依附于己的督军来北京，组成“督军团”，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当国会讨论“参战”案时，他唆使军警和雇用流氓，打着“公民团”旗号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希图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遭到国会和大部分阁员的抵制，造成僵局。

段祺瑞不甘罢休，暗中指使徐树铮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鼓动复辟派张勋，用武力驱逐黎元洪并解散国会。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

主词条：张勋复辟

段祺瑞被罢免后，愤然离京至天津，发表通电，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煽动“督军团”倒黎。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独立”，奉、鲁、闽、豫、浙、直隶各省军阀相继响应，以武力威胁黎元洪。张勋遂以调解黎、段冲突为 名，带兵进京，请清帝复辟。段祺瑞见自己倒黎的目的已达到，即借助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威，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于民国六年（1917年）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打垮了张勋后，他于14日进入北京，重掌政权。黎元洪被迫去职，段祺瑞迎直系首领冯国璋（原为副总统）为总统，自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并于8月14日对德国宣战。

段祺瑞竭力主张“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借债。从民国五年（1916年）底起，他派亲日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这些卖国借款表面上是用作“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则几乎都用于进行内战、组织“安福俱乐部”和编练所谓“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

对于段祺瑞在张勋复辟中的个人动机，大部分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他不过是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然后借“共和”之名，清除张勋，东山再起。他的胜利不过是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对民主共和并无实质性的助益。

段祺瑞打败张勋以后，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命，蛮横地拒绝恢复 《临时约法》和国会，而采纳研究系梁启超的“改造国会”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企图另组新国会，以排斥旧国会中反对他的国民党议员。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民国六年（1917年）7月间率海军军舰两艘南下，联合滇、桂等省实力派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对抗。段祺瑞立即决定对南方用兵，于8月初派其党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代替了与护法政府有联系的湘督谭延闿。谭延闿指使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于9月18日护法“独立”，以示反抗。段祺瑞当即任命王汝贤、范国璋为北军湘南军正副司令，率军南下作战，自10月6日开始，相继攻占衡山、宝庆。段祺瑞指望由湖南进攻两广，由四川进攻云贵，想在三、五个月内平定西南，以达成其“武力统一”的目标。

皖系军阀的行动，引起直系的不满。在英美的怂恿下，冯国璋对向南方用兵的决策，采取了表面敷衍，实际掣肘的办法。王汝贤、范国璋受冯国璋指使，突然于10月14日从前方来电请求停战议和，并自动退守岳阳。傅良佐闻讯后，弃长沙而逃。同时，入川的皖系北洋军吴光新部也溃败。段祺瑞对于这些情况的发生十分气愤，但又无可奈何，被迫于11月16 日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这时日本政府见段内阁倒台，即派人见冯国璋，表示对中国内阁变动的“关怀”，同时仍认段祺瑞“为政局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而段祺瑞在辞职后，鼓动“督军团”主战，向冯国璋施加压力。冯国璋在内外逼迫下，只得于12月18日又任命段为“参战督办”。民国七年（1918年）2月，徐树铮又到奉天，引奉系首领张作霖带兵入关相助。在“督军团”的要挟下，冯国璋除被迫下令对南方继续作战外，又于3月23日请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4月，段祺瑞亲往武汉等地，催促北洋军对南方发动攻势，并暗中拉拢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进行分化。但不料前方主将吴佩孚于占领衡阳后，和参加“护法”的南方军阀秘密妥协，从8月初接连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反而痛斥段祺瑞政府的亲日卖国政策， 使其“武力统一”的计划成为泡影。

主词条：直皖战争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的地位，敢于出头反对段祺瑞，是由于这时国内外出现了不利于段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正是段祺瑞一系列倒行逆施所促成的。与对南方用兵的同时，段祺瑞与日本加紧了勾结。他依靠日本的顾问和装备，编练自己的嫡系队伍“参战军”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又派靳云鹏和徐树铮，于同年5月间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日本可以在中国境内驻兵，并可指挥中国军队。另外，段祺瑞又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利用借款收买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制造皖系把持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8月20日，“安福国会”正式开张。9月4日，徐世昌被推为总统，供其利用。段祺瑞的亲日卖国政策，在国际上引起英美的嫉视；在国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消息一经传出，留日学生与国内学生纷纷成立救亡团体，采取行动；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当权人物，也都纷纷通电责问。全国上下的反段气氛，把本已存在的直皖矛盾，进一步推向尖锐化。这时，冯国璋虽已任满下台，但直系势力仍在。曹锟、吴佩孚继冯国璋成为直系领袖。段祺瑞为缓和直、皖矛盾，于10月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但是，他只是退居幕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北京政府。

民国八年（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段祺瑞政府成了众矢之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受到北京学生的惩罚。段祺瑞公然袒护三人，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并主张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时欧洲战事已经结束，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把“参战军”改称边防军，用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把“参战督办”改称边防督办，在“国防”的幌子下，继续使用借款，扩充皖系实力，仍然准备内战。

欧战结束后，英美等国有了更多的力量干涉中国的政局。在英美的支持下，曹锟、吴佩孚利用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绪，积极部署反段事宜。民国九年（1920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带兵北撤，并联合张作霖，提出解散“安福俱乐部”、罢免徐树铮等条件，向皖系挑战。徐世昌于7月2日被迫下令免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职。段祺瑞对此大发雷霆，立刻以边防军为主组成“定国军”，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参谋总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胁迫徐世昌于7月9日又下令免曹锟、吴佩孚之职。于是，直皖战争于14日打响，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碑店和杨村。奉军从东线助直攻皖，不过四天，战局即急转直下，皖军一败涂地。曲同丰被俘，徐树铮、段芝贵都丧师逃走。段祺瑞只得通电辞边防督办，“安福俱乐部”也被解散。除浙江督军卢永祥外，皖系军阀全部垮台。从此，直、奉两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

段祺瑞失败后，于民国十年（1921年）移居天津日租界，窥测动向，等待时机。随着直、奉矛盾的发生，他暗中勾结张作霖，并联络坚持反对直系军阀的孙中山，图谋再起。

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的国民军回师北京，推翻了直系统治。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组织政府，段祺瑞和张作霖也加以附和。这时，孙中山已改组了国民党，结成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他北上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段祺瑞反对孙中山的主张，一面和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会晤，密谋成立政府； 一面与盘踞在江苏、湖北等省的直系残存势力拉关系，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还企图依靠日本的支持，重新集结皖系势力。在冯玉祥、张作霖妥协和直系残存势力的拥戴下，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于11月24日在京就职，组成了临时政府。“临时执政”名义上“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实际上，是奉系军阀和国民军两大势力暂时妥协的产物，因此，段祺瑞只能周旋于两大势力之间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段祺瑞致信孙中山”图册来源）

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外崇国信”，表示尊重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截然相反。他又独断地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和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性质完全不同。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召开了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善后会议”，遭到全国人民的抨击与抵制。孙中山怀着对段祺瑞此举的极大愤慨病逝于北京。

段祺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极为仇视，诬为“赤化之祸”， 鼓吹用孔孟的“道德仁义”，来对抗共产主义思想。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国民军已靠拢到革命方面来，并趁郭松龄举兵反对张作霖的时机，占领了天津。奉系和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以及于武汉再起的吴佩孚，在日、英等国的撮合下，连成一气，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向国民军展开进攻。日本等八国为阻止国民军在天津布防，帮助奉鲁军阀，炮轰大沽口，又发出蛮横通牒。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唆使卫队开枪射击，打死47人死亡，打伤二百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事后执政府反诬爱国群众是“暴徒”，通缉群众领袖，引发各地舆论的谴责。在此情况下，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民军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解散了屠杀学生的段祺瑞卫队。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国民军放弃天津，退守北京。段祺瑞及其党羽又图谋作奉军内应。但他的阴谋被鹿钟麟所觉察，鹿钟麟鹿遂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到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他又回执政府，通电复职，并向逼近北京的张作霖、吴佩孚告哀。但吴佩孚宿怨未消，随即命令京畿驻军监视他，并逮捕其党羽。段祺瑞企图联奉拒吴，张作霖也没理他。于是，他自知难以再有施展，延至20日，只能逃往天津，从此做租界寓公，自号正道居士。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段祺瑞拒绝与日本人往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在南京国民政府“迎段南下”的邀请下，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移居上海。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段祺瑞忽患胃溃疡症，胃部出血，经医治暂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段祺瑞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但他未就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下旬，李思浩自华北返上海，述及长城内外沦陷混乱情况愈益严重，段祺瑞听后感伤良久。11月1日，他胃溃疡病复发，胃部大出血，被急往宏恩医院延治，但抢救无效，血出不止，于11月2日晚8时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实岁71）。在弥留之际，段祺瑞留下亲笔遗嘱，内讲“八勿”，阐述复兴之道。其中说：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去世当晚，他的家属考虑到段祺瑞已属下野之人，故仅计划在本宅设治丧处，由家属、旧友办理其事。但这条讣讯在11月2日晚就传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刻乘夜车出发，于3日晨由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陪同，往段宅吊唁。同日，蒋介石派上海市长吴铁城代表行政院前往祭拜，并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发唁电。国民政府各要员如孔祥熙、蒋作宾、张群、何应钦、陈绍宽、吴鼎昌、王世杰、张嘉璈、俞飞鹏、吴忠信、陈树人、刘瑞恒及翁文灏等一同发唁电追悼。上海市政界人士、社会名流等均前往吊唁，敬献花圈。日本外相特派日使馆参事兼驻沪总领事若杉到段宅吊唁。由于段祺瑞信佛，灵堂便以佛教仪式布置。5日上午，遗体入棺。下午2时举行大殓、吴铁城（代表行政院长蒋介石）、褚民谊（代表国民党中执委汪精卫）、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孔令侃（代其父孔祥熙）、张群、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杨虎等，以及段氏旧属、亲友共二百余人参加仪式。当日，国民政府发表通令，表彰段祺瑞在民国初年“两造共和”的功勋，宣布予以国葬。

12月3日，“段前临时执政国葬典礼筹备委员会”成立，由叶楚伧、张群、贺耀祖、吴忠信、杨杰、陈调元、魏宗瀚、秦德纯、李思浩、吴光新、姚琮等为委员。6日，段祺瑞公祭大会在上海霞飞路段宅举行。林森、蒋介石发来祭文，并由吴铁城、陶履谦代表党政各机关参加追悼会，陆续前往致祭的国民政府官员还有于右任、孙科、孔祥熙、陈调元、吴忠信、张群、吴鼎昌、张嘉璈、姚琮、何遂及张学良、程潜、宋哲元等派来的代表。公祭大会上，日本大使川越茂、总领事若杉等与祭，僧人太虚法师也出现在公祭现场。由圆瑛法师、叶恭绰等倡议，全国各大寺院唪经一天，以志哀思。7日，段祺瑞灵榇在隆重的出殡仪式中随火车北上，9日运抵北京，暂厝于西山卧佛寺后殿。后辗转移葬北京万安公墓，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

民国六年（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以中国权利为抵押品，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段祺瑞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

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抵押给日本，但是抵押只是形式上的，而西原借款给中国的条件离苛刻很远。

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因沙俄扶植脱离中国，当时的中国根本无力与沙俄对抗，然而段祺瑞瞅准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无暇顾及外蒙，派徐树铮一举收复外蒙，举国人民欢欣鼓舞。外蒙的回归，不仅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更保证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在这一点上，作为当时的政府首脑，段祺瑞值得称颂。

蒋介石给段祺瑞的唁电称：“老夫子令德考终，薄海永悼。”

林森的挽额为：“元老徽猷。”

冯玉祥的挽联为：“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吴佩孚的唁电为：“追念师门恩义，感涕难忘，遥望海天，悲痛何已。”随后，他又送挽联：“慧本教统归真：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褚辅成的挽联为：“一身系天下安危，犹忆鲸海兴波，正泮国南迁，顿敛敌纵弭隐患；百里感国土日蹙，每念马厂振旅，又胡氛北炽，削平大难丧元勋。”

梁启超：“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颜惠庆：“冯大总统和段总理同属北洋系，似乎可以同舟共济，造福国家，人们对此期望殷切，但是二人政治观点殊异，由朋友变为对手，时生龈语，情势渐坏。对于如何统一南北，冯大总统赞同和平调解，而段总理主张武力征服。”

南京国民政府在给段祺瑞的国葬令里评价：“执政国葬命令。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兹闻在沪阖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特予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平生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

贾恩绂在《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墓志铭》中说：“清季中日之役，国威新挫，朝野岌岌图强，特诏前总统项城袁公，创练新建陆军于天津小站，精整票姚，为诸省冠，实为袁开基之始。究其著速效者，袁公盖得三人焉：曰正定王公（王士珍）、合肥段公（段祺瑞）、河间冯公（冯国璋），世号‘北洋三杰’者也。三人者，雄才并驾，壁垒崭新。”

薛学海（薛观澜）：“民国肇兴，袁之属下，堪称干城之选者，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世称王龙段虎冯狗。何故王氏之犹龙？因其运筹帷幄，袁氏辄以军事咨询之，不啻事实上之参谋总长；段乃风骨魁奇，司理军政，久任陆军总长，民二且晋国务总理；冯国璋善于机械变诈，且好货，袁固识人，对冯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汉阳、正在春风得意之际，袁乃将冯召回，以段代之，段即领衔通电，主张共和政体，而旋乾转坤之功，悉由段氏发动，冯反寂寥无闻，足征袁氏对段倚畀之殷。”

贾逸君：“段氏为一武人，民国以来，屡执政柄，惟刚愎执拗，政绩殊寡。然能不顾厉害，言行一致，常保操守，亦有足多者。”

1951年9月28日，全国政协委员、北洋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生活窘困，所遗住宅，法院已判归政府没收，生活难以为继，要政府给以特别照顾等情况。毛泽东接信后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并对来信作了几处批注：在来信谈到“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处，批注：“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在来信谈到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革命之举”处，批注：“有三一八惨案。”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一句中“晚年抗日南下”处，批注：“只此节可取。”在来信谈到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处，批：“此或可商。”

徐一士：“李鸿章为段之乡前辈，以声望之隆，当晚清同、光、宣之际，一言‘合肥’，皆知所指为李氏也。自入民国，段氏乃继之而起，专‘合肥’之称，后先若相辉映。”

黄征：“段祺瑞在我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军事院校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单宝：“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赞成共和，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形势发展的进程，不能笼而统之称他是袁世凯篡夺政权的‘帮凶’。”

丁贤俊：“袁世凯称帝中段祺瑞的共和观只不过是既不要皇帝又反对革命党，但他能冲破20年与袁世凯结下的长僚关系和亲密私交，弃官冒死维护共和，毅然反对洪宪帝制，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莫建来在《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的作用》中总结道：“段祺瑞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上的推动作用应予肯定，但是军私有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辞其咎。”

李开弟认为：“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只不过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工具。袁世凯称帝中，段祺瑞与袁世凯的不合作，关键是争夺个人权力，决非有“共和”的思想基础，他不过是一个，一贯谋取私利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分子。”

章伯锋在1988年出版的《皖系军阀与日本》中认为：“皖系军阀的统治，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皖系军阀能够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其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主要依赖新交通系所经手的对日借款。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被段祺瑞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

段祺瑞的四十四世祖是中唐名臣段秀实。段祺瑞祖籍在湖北省英山县南河镇瓦前寻村，当地现今还建有段氏宗祠。到他的第十二世祖段宪伦时，从英山迁居到安徽寿州。再到曾祖父段友杰时，又迁至六安县太平集迤北三里。后来，段友杰获赠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其妻杨氏则被赠为一品夫人。

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一作“珮”），字韫山，清末淮军将领，以功累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其妻赵氏、曾氏，均封一品夫人。

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务农为生；母亲范氏。他们养育有三子一女：长子段祺瑞，次子段启辅，三子段启勋，女儿段启英。光绪八年（1882年），段从文被盗贼所害，年仅三十九岁。范氏也在同一年去世。段从文后赠光禄大夫、振威将军，范氏则获赠一品夫人。

段祺瑞随祖父段佩在安徽宿迁军营时，家住宿迁老城区东大街南端财神阁外（今老南菜市西首附近）的相面先生（一说是举人）吴懋伟，见段祺瑞相貌不凡，遂向段佩说合，与段家订下婚约。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十一岁的段祺瑞与十八岁的吴懋伟之女吴氏结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吴氏病故，时年33岁（虚岁）。吴氏的弟弟吴光新后来成为皖系的重要人物。

段祺瑞前后有过二妻五妾。在吴氏去世后，袁世凯将其自己表哥的女儿（义女）张佩衡许配给了段祺瑞，段家后辈称其张太夫人。段祺瑞去世后，张佩蘅迁居上海愚园路近江苏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蒋介石派人每月送去生活费5000元，直至其终享天年。

段祺瑞的长子是段宏业（字骏良。母吴氏。1888年1月30日生。后与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并称“民国四大公子”。他只喜欢围棋和胡闹，不喜政治），长女是段宏淑（又名式萱，嫁给了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孙子李国源），次女段宏彬（与留美青年张直宏结婚），三女段宏巽（负责段公馆的家事），四女段宏筠，五女段宏英，六女段宏荃，七女段宏谟，八女段宏范。他最小的孙女段慧敏，1938年出生，退休前在天津化学试剂一厂工作。

此外，段祺瑞二弟段祺辅的长子段宏刚自幼随段祺瑞长大。

段祺瑞信佛吃素。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曾与吴清源对弈，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

段祺瑞下野后经济状况较惨淡，1928年蒋介石得知段祺瑞生活确实有些周转不灵，随即“送上2万元，在此后三四年间，又送过数万元，生活问题遂得到解决”，段祺瑞1933年到上海后，国民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生活费，虽不富裕，但维持生活足矣。

作为一国军政首脑，给段祺瑞送礼的人自然会排成长队，但他从来不收礼。江苏督军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一件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珍贵。段祺瑞的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一早，段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张作霖给段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

当时，达官贵人三妻六妾很时髦，段祺瑞也没有例外，讨了几房姨太太。他的第四位姨太太，貌美如花，知书达礼，段祺瑞很喜欢。但她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忍痛割爱，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段祺瑞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1936年11月5日，大殓，林森、居正、于右任、吴忠信、张治中等国府要员亲临吊唁，当天国民政府明令以国葬说。本来蒋介石拨款20万元在黄山购置墓地，北京也成立了由原北洋政府官僚李思浩负责的段祺瑞治丧筹备组。但其长子段宏业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其父葬于黄山，并将20万元巨款花掉了，而将段祺瑞的灵柩运回北平。后经宋哲元的协助，筹款2000元，暂停放在西山卧佛寺新搭建房屋内。这期间，段家派人也探寻风水宝地，以修建坟茔。不料“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修建坟茔之事被迫搁置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西郊卧佛寺为风景游览区，段祺瑞的灵榇未便长久置放该处，遂移厝北郊清河镇。

直到1963年（一说1964年），段祺瑞的生前好友、老部下章士钊出面，协助段家，将段祺瑞的灵柩移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段祺瑞与夫人张佩衡的合葬墓位于香山万安公墓西部水字区，汉白玉石墓碑上是章士钊先生题写碑文：段公芝泉、母张佩衡之墓，男宏业、宏范及诸孙敬立。这是一座很普通的坟茔，墓碑不大，墓地窄小，四周也没有护栏。

天津段祺瑞旧居建于1920年，占地面积近三千平方米，位于的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今鞍山道38号），该建筑为特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和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段祺瑞旧居现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位于仓南胡同。此宅原为清代康熙皇帝第二十二子允祜府。北洋政府时期，该府被段祺瑞所得。宅院占地22642平方米，段居此时，对原府进行改建。日军占领北京时此宅为日本情报机关占据，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国防部所属机关占用，解放后成为单位宿舍。现存面积已大大缩小，四周在20世纪70年代末盖了许多六层宿舍楼。